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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外长的第一副手
1.新中国首任驻苏大使
为了讨论和确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以后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全会结束后，王稼祥参加了筹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
对于王稼祥的工作，毛泽东对他说：
“稼祥同志，新中国建后，有两项工作任你挑，好吗？一是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一是驻苏大使，看你选择哪一行？”
王稼祥沉吟片刻说：“主席请允许我考虑一下。”
回到家中，王稼祥对妻子朱仲丽说：“我想还是选择驻苏大使，从事外交工作，因为我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又通俄文，有利条件较多，我又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接触过不少苏联领导人。此外在中央根据地时，我又是苏维埃的外交人民委员，所以应该说搞外交是我的本行。对于宣传工作虽然我有点经验，但比较起来，可能更适合作外交。”
第二天王稼祥就向毛泽东作了答复。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6日，全国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中苏两国分别任命首任大使的消息，宣布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第一任大使。
同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领导人名单中，王稼祥又是外交部第一副外长，直接受外长周恩来的领导。
实际上早在西柏坡会议时毛泽东打过招呼以后，王稼祥就在为执行这一新的任务作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了，到正式任命时，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只差正式上任了。
10月20日，王稼祥登上了国际列车，开始了自己此生第五次，也是最为辉煌的苏联之行。周恩来与林伯渠、郭沫若、沈钧儒，都亲自去车站送行。
10月21日，《人民日报》除在一版头条报道了“我国首任大使王稼祥离京赴苏”的消息外，还专门发表了社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
社论说：“我们完全信任王大使，相信他能很好地完成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给他的巩固和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使命，相信他能最充分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
列车离祖国越来越远了，王稼祥虽是故地重游，心情却是十分激动。他深知这次出使任务的重大。当时的苏联，是我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友好邻邦，苏联对我国的态度以及中苏关系对我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自己能够担任首任驻苏大使这一职务，不仅是因为自己具有丰富的政治活动和国际交往的经验以及声望，更重要的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自己的信任。王稼祥早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干好。
2.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绐斯大林祝寿
王稼祥上任不久，中苏两国政府通过双方的大使馆商定，毛泽东将利用祝贺斯大林70诞辰的机会，访问苏联，并就两国关系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这不仅是中苏两国领袖的首次会见，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王稼祥为此作了紧张的准备和周密的安排。
12月16日中午，莫斯科车站的大钟正打12下时，毛泽东一行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了，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在乐曲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身穿皮大衣的毛泽东稳步走出车厢，除斯大林以外的苏联重要领导人立即依次上前与毛泽东握手以示欢迎，王稼祥在一旁为他们向毛主席作了介绍。在简短而隆重的欢迎仪式后，主席一行乘车离开车站，前往斯大林的战时别墅下榻。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会见了毛泽东。
6时整，厅门大开，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站成一排迎接毛主席。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他从来不到门口迎接客人，而这次为了向中国领袖表示尊重和礼遇而破例作了这样的安排。
两个时代的巨人不经介绍就互相迎上前去，两双扭转乾坤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斯大林望着毛泽东，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祝愿你健康！你们取得了伟大胜利，祝贺你们前进！”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没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正式会谈开始了，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但从一开始王稼祥就感觉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主席道：“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70寿辰，二是到处看看。”
“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斯大林追问道。
王稼祥知道，早在7月份的时候自己同刘少奇一道来苏联的时候，就已经同苏方商定，等毛主席到苏联后双方签订一个条约。而今天斯大林却绕着弯子不愿主动提出来，难道他是害怕日后会有人说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吗？
“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既要好吃，又要好看。”毛主席突然说道。
很显然，苏联人不懂得中国人的幽默，一时间全都目瞪口呆，尤其是贝利亚竟然失声笑了起来。
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
双方就这样打着哑谜，十几天过去了，依然没有什么进展，主席的心情也越来越急躁了。一次他向前来摸底的苏联官员骂道：“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也不办，我是来干什么的？”大家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还是被人称为“智囊”、“摇羽毛扇的人”的王稼祥足智多谋。他提出以主席答记者问的方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问苏联的目的。
1950年1月2日，在《答记者问》中，主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
窗户纸一捅破，问题迎刃而解。中苏双方立即就条约签订问题进行商谈。毛主席指示，由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到莫斯科参加该项工作。
在中苏两国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中，王稼祥为沟通双方意图并促进两国进一步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重大的事必须提及。
1949年12月20日，是斯大林的七十诞辰，苏方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祝寿大会。毛泽东应邀参加了大会，王稼祥也陪同出席了大会。
会场设在沙皇时代建的莫斯科大剧院内。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上，毛泽东作为他最尊贵的客人，紧挨着斯大林。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这个最尊贵的客人，今天的心情显然与这里热烈的气氛有点不协调，王稼祥看到，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主席说话，坐在斯大林身旁的拉科西也不时想逗主席说点什么。但无论他们两人表现得多么殷勤，主席的脸上甚至未露出一丝笑容，他一直就是这样皱着眉，沉默寡言。
等到主席祝词时，他没有上台，而是把祝词稿交给了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费德林，让他代读。尽管如此，祝词中还是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
3.王大使主持盛宴，斯大林破例出席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王稼祥立即与老战友一道投入了会谈工作之中，王稼祥不但直接参加了会谈，还和使馆的许多同志承担了会谈中的大量事务和资料的准备与翻译工作等，所以常常一天要进行几次重要活动。王稼祥不但从头至尾参加，还要在事前作出安排，事后做好善后，每天老忙得不可开交。
中苏条约的文本初稿，最初是苏方按周恩来的基本思想写的。周总理看后，说：“不对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立即把王稼祥和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王稼祥得到文本草案后，立即首先与毛主席、周总理认真讨论研究，又发动使馆一切有关同志对条约的稿本进行逐字逐句的斟酌推敲和反复修改。他对妻子说：“条约的每字每句都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从现在到将来的长远利益。文字不长却一字千钧。”他不仅对中文本字字负责，对俄文本同样也仔细的审校，有时为了一个字怎样更明晰准确，到深夜还来回渡步思考。朱仲丽说：“那时候他每晚至多睡五六个小时。”
2月14日上午，王稼祥对签字仪式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至细节，作了最后的检査，连签字用的中国文房四宝，都一一安排妥帖。当天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字仪式，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王稼祥等，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柯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双方的外长，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当时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站在最中间。由于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要矮，在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了，或许还要高点。
突然，斯大林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道：“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误了不少事，否则的话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订贸易协定的。”说完，让师哲把原话翻译给毛泽东听。
“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毛泽东气愤地嘟哝了一句。
“他说什么。”斯大林敏感地问师哲。
“是个人之间的私话。”师哲机敏的答道。
事实上，当时是苏方没有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遭斯大林斥责，所以就说中方未准备好，以此搪塞，逃避责任。而斯大林竟信以为真。这件事发生在庄严的签字仪式上，多少丢了俄国人的脸。
签字仪式结束后，王稼祥的特别使命又开始了。还在进行条约谈判的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吩咐王稼祥，要在签字仪式结束后，以中国驻苏大使及夫人的名义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
这次宴会是有特殊意义和作用的。早在宴前二天，王大使就亲自拿着请帖去见莫洛托夫，他非常郑重地说：“我请您转达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我们大使馆将为庆祝毛泽东同志的访苏圆满成功，举行答谢酒会，特别邀请斯大林同志亲自出席这次酒会，这是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相信斯大林同志一定会接受我们的邀请，光临我们的酒会的。”
按照惯例，斯大林从不轻易参加外交宴会，但是考虑到中苏两国的特别关系及其深远影响，王稼祥才通过莫洛托夫去邀请斯大林。王稼祥的真诚显然打动了这位以冷酷坚强著称的苏联老资格外交家，他微笑地接过了请帖，表示负责转达中国同志的邀请。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又亲自向斯大林发出了邀请：“再过几个钟头，也就是今天傍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同志能莅临，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回答道：“我从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经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毛泽东再次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
“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斯大林答道。
这次宴会，共邀请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五百多名客人。其中有苏联主要领导，社会主义国家驻苏大使，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和记者。
14日晚8时半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亲自站在宴会厅的厅口迎接来宾，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整就在宴会将要开始的时刻，斯大林来了。
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客人们都惊呆了，接着便是如雷般的掌声和欢呼“斯大林万岁。”直到毛泽东陪伴斯大林落座后才停了下来。
两位领袖被安排在大厅里由隔板和玻璃门隔开的里间小厅里，然而外厅里的人纷纷想往里挤，想一睹两个巨人的风采，连一些外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想往里面挤。眼看隔板和玻璃门就要被挤破了，周总理见况索性让服务人员撤去了隔板和玻璃门，让所有的人都能一饱眼福。
席间，宾主不断举杯互相祝贺，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所有这一切无不凝聚着王大使的心血，他也为能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而由衷地感到高兴。
4.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大使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苏联期间，双方曾有过不协调的地方。
苏联外交部曾经邀请王大使夫妇去观看一出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王稼祥听说这是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戏，为了慎重起见，他只派了自己的妻子和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去看了这出戏。
原来这出名为《红罂粟花》的芭蕾剧的内容竟是：在中国的上海滩，一个穿着中国式大红上衣和宽腿绿裤的据说是妓女的中国姑娘，先一个人捧着一束罂粟花出来跳了一阵，然后一艘俄国船停在了黄浦江畔，一个年轻的俄国海员下船来到码头上，经几番接触后爱上了那个中国妓女。临走时，中国妓女送给了海员罂粟花，海员就把马列主义思想传授给了这个妓女。于是，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了。
看完戏后，朱仲丽立即把情况反映给了王稼祥，一向比较稳健沉静的王大使，没等妻子说完就大发雷霆：“岂有此理，苏联人也太荒谬了。中国革命怎么能是哪个人的恩赐呢？把我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归之于苏联海员的作用，甚至以妓女为媒介。这完全是对中国革命的歪曲。”
他立即就以中国大使馆的名义，通过苏联外交部对此剧提出了抗议。
在中苏会谈期间，苏联方面竟然又给毛主席、周总理送来了《红罂粟花》的戏票。王大使立即将这部戏的内容报告了主席，主席得知情况后只派了陈伯达看了这次演出。谁知道陈伯达在剧终时竟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知道后，批评陈伯达道：“就你一个人懂艺术，还鼓掌捧场呢？”说得陈伯达满面通红。
这个小插曲也从侧面反映了王稼祥是一个十分有原则的人，在他任大使期间，他是处处维护党和国家的尊严的。
王稼祥任大使期间，把自己的待遇定得很低，据说只相当于一个苏联司机的收入，不仅如此，他还把妻子的工资给取消了，夫妻两人的花费全从他一人的工资中开支。王大使一直注意俭朴，连他盖的被子都是原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丢下的旧被子。到1950年离任时，他竟积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夫妻俩商量买点什么回国好时，王稼祥说道：
“国内解放不久，中央领导同志用的车都是国民党丢下的旧车，我想把这笔钱再加上一点，买辆新车送给中央。”回国时他们竟然带回了一辆苏联的大型“吉姆”牌卧车，交给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1950年夏天，王稼祥由于身体不好，去捷克疗养了一段时间，同年秋天回国，即未返任，由张闻天接任驻苏大使职务。
王稼祥肩负重任去，两袖清风回，结束了自己的大使生涯。
为了讨论和确定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以后党的各项基本政策，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在西柏坡召开。全会结束后，王稼祥参加了筹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
对于王稼祥的工作，毛泽东对他说：
“稼祥同志，新中国建后，有两项工作任你挑，好吗？一是党中央的宣传部长，一是驻苏大使，看你选择哪一行？”
王稼祥沉吟片刻说：“主席请允许我考虑一下。”
回到家中，王稼祥对妻子朱仲丽说：“我想还是选择驻苏大使，从事外交工作，因为我对苏联的情况比较熟悉，又通俄文，有利条件较多，我又在共产国际工作过，接触过不少苏联领导人。此外在中央根据地时，我又是苏维埃的外交人民委员，所以应该说搞外交是我的本行。对于宣传工作虽然我有点经验，但比较起来，可能更适合作外交。”
第二天王稼祥就向毛泽东作了答复。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6日，全国各大报，都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中苏两国分别任命首任大使的消息，宣布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王稼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第一任大使。
同时，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领导人名单中，王稼祥又是外交部第一副外长，直接受外长周恩来的领导。
实际上早在西柏坡会议时毛泽东打过招呼以后，王稼祥就在为执行这一新的任务作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了，到正式任命时，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只差正式上任了。
10月20日，王稼祥登上了国际列车，开始了自己此生第五次，也是最为辉煌的苏联之行。周恩来与林伯渠、郭沫若、沈钧儒，都亲自去车站送行。
10月21日，《人民日报》除在一版头条报道了“我国首任大使王稼祥离京赴苏”的消息外，还专门发表了社论——《把中国人民的友情带到苏联去——欢送王稼祥大使离京赴苏》。
社论说：“我们完全信任王大使，相信他能很好地完成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给他的巩固和发展中苏友好关系的光荣使命，相信他能最充分地代表中国人民的意志。”
列车离祖国越来越远了，王稼祥虽是故地重游，心情却是十分激动。他深知这次出使任务的重大。当时的苏联，是我国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友好邻邦，苏联对我国的态度以及中苏关系对我国将产生巨大的影响。自己能够担任首任驻苏大使这一职务，不仅是因为自己具有丰富的政治活动和国际交往的经验以及声望，更重要的是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对自己的信任。王稼祥早已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干好。
2.陪同毛泽东、周恩来绐斯大林祝寿
王稼祥上任不久，中苏两国政府通过双方的大使馆商定，毛泽东将利用祝贺斯大林70诞辰的机会，访问苏联，并就两国关系中的若干重大问题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这不仅是中苏两国领袖的首次会见，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王稼祥为此作了紧张的准备和周密的安排。
12月16日中午，莫斯科车站的大钟正打12下时，毛泽东一行乘坐的专列徐徐进站了，这是苏方精心安排的。在乐曲声和群众的欢呼声中，身穿皮大衣的毛泽东稳步走出车厢，除斯大林以外的苏联重要领导人立即依次上前与毛泽东握手以示欢迎，王稼祥在一旁为他们向毛主席作了介绍。在简短而隆重的欢迎仪式后，主席一行乘车离开车站，前往斯大林的战时别墅下榻。
当天下午6时，斯大林在他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的小会客厅里会见了毛泽东。
6时整，厅门大开，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站成一排迎接毛主席。这对于斯大林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为他从来不到门口迎接客人，而这次为了向中国领袖表示尊重和礼遇而破例作了这样的安排。
两个时代的巨人不经介绍就互相迎上前去，两双扭转乾坤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斯大林望着毛泽东，端详了一阵说：“你很年轻，红光满面，容光焕发，很了不起！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祝愿你健康！你们取得了伟大胜利，祝贺你们前进！”毛泽东回答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没等主席讲完，斯大林立即插话：“胜利者是不受审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正式会谈开始了，双方的谈话海阔天空，但从一开始王稼祥就感觉到，斯大林在揣摩毛主席此行的意图和愿望。谈话历时两个多小时，苏方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
斯大林再三问毛泽东：“你来一趟是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这次应该做些什么？你有些什么想法或愿望？”
毛主席道：“这次来，一是为祝贺你的70寿辰，二是到处看看。”
“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斯大林追问道。
王稼祥知道，早在7月份的时候自己同刘少奇一道来苏联的时候，就已经同苏方商定，等毛主席到苏联后双方签订一个条约。而今天斯大林却绕着弯子不愿主动提出来，难道他是害怕日后会有人说他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吗？
“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既要好吃，又要好看。”毛主席突然说道。
很显然，苏联人不懂得中国人的幽默，一时间全都目瞪口呆，尤其是贝利亚竟然失声笑了起来。
由于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没有猜透对方的心理和意图，因而发生了某种误解。从此两位伟人都沿着各自的方向思考自己的事情。
双方就这样打着哑谜，十几天过去了，依然没有什么进展，主席的心情也越来越急躁了。一次他向前来摸底的苏联官员骂道：“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也不办，我是来干什么的？”大家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还是被人称为“智囊”、“摇羽毛扇的人”的王稼祥足智多谋。他提出以主席答记者问的方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问苏联的目的。
1950年1月2日，在《答记者问》中，主席说：“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要的时间，在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
窗户纸一捅破，问题迎刃而解。中苏双方立即就条约签订问题进行商谈。毛主席指示，由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到莫斯科参加该项工作。
在中苏两国这一历史性的事件中，王稼祥为沟通双方意图并促进两国进一步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重大的事必须提及。
1949年12月20日，是斯大林的七十诞辰，苏方为此举行了隆重的祝寿大会。毛泽东应邀参加了大会，王稼祥也陪同出席了大会。
会场设在沙皇时代建的莫斯科大剧院内。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上，毛泽东作为他最尊贵的客人，紧挨着斯大林。
由于前面提到的原因，这个最尊贵的客人，今天的心情显然与这里热烈的气氛有点不协调，王稼祥看到，大会进行过程中，斯大林一再侧过脸来同主席说话，坐在斯大林身旁的拉科西也不时想逗主席说点什么。但无论他们两人表现得多么殷勤，主席的脸上甚至未露出一丝笑容，他一直就是这样皱着眉，沉默寡言。
等到主席祝词时，他没有上台，而是把祝词稿交给了俄罗斯著名的汉学家费德林，让他代读。尽管如此，祝词中还是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
3.王大使主持盛宴，斯大林破例出席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王稼祥立即与老战友一道投入了会谈工作之中，王稼祥不但直接参加了会谈，还和使馆的许多同志承担了会谈中的大量事务和资料的准备与翻译工作等，所以常常一天要进行几次重要活动。王稼祥不但从头至尾参加，还要在事前作出安排，事后做好善后，每天老忙得不可开交。
中苏条约的文本初稿，最初是苏方按周恩来的基本思想写的。周总理看后，说：“不对不对，我说得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立即把王稼祥和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王稼祥得到文本草案后，立即首先与毛主席、周总理认真讨论研究，又发动使馆一切有关同志对条约的稿本进行逐字逐句的斟酌推敲和反复修改。他对妻子说：“条约的每字每句都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从现在到将来的长远利益。文字不长却一字千钧。”他不仅对中文本字字负责，对俄文本同样也仔细的审校，有时为了一个字怎样更明晰准确，到深夜还来回渡步思考。朱仲丽说：“那时候他每晚至多睡五六个小时。”
2月14日上午，王稼祥对签字仪式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至细节，作了最后的检査，连签字用的中国文房四宝，都一一安排妥帖。当天下午，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签字仪式，正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中国方面出席的有毛泽东、周恩来、陈伯达、王稼祥等，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马林柯夫、米高扬、赫鲁晓夫等。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双方的外长，周恩来和维辛斯基。
当时的毛泽东和斯大林站在最中间。由于斯大林的身材比毛泽东要矮，在给他们拍照时，斯大林总要往前移动一两步。这样在照片上，他就不会显得比毛泽东矮了，或许还要高点。
突然，斯大林对担任翻译的师哲说道：“你们的工作没有做好，误了不少事，否则的话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订贸易协定的。”说完，让师哲把原话翻译给毛泽东听。
“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毛泽东气愤地嘟哝了一句。
“他说什么。”斯大林敏感地问师哲。
“是个人之间的私话。”师哲机敏的答道。
事实上，当时是苏方没有准备好，苏方有关人员深恐遭斯大林斥责，所以就说中方未准备好，以此搪塞，逃避责任。而斯大林竟信以为真。这件事发生在庄严的签字仪式上，多少丢了俄国人的脸。
签字仪式结束后，王稼祥的特别使命又开始了。还在进行条约谈判的时候，毛主席和周总理就吩咐王稼祥，要在签字仪式结束后，以中国驻苏大使及夫人的名义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
这次宴会是有特殊意义和作用的。早在宴前二天，王大使就亲自拿着请帖去见莫洛托夫，他非常郑重地说：“我请您转达尊敬的斯大林同志，我们大使馆将为庆祝毛泽东同志的访苏圆满成功，举行答谢酒会，特别邀请斯大林同志亲自出席这次酒会，这是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相信斯大林同志一定会接受我们的邀请，光临我们的酒会的。”
按照惯例，斯大林从不轻易参加外交宴会，但是考虑到中苏两国的特别关系及其深远影响，王稼祥才通过莫洛托夫去邀请斯大林。王稼祥的真诚显然打动了这位以冷酷坚强著称的苏联老资格外交家，他微笑地接过了请帖，表示负责转达中国同志的邀请。
在签字仪式上，毛泽东又亲自向斯大林发出了邀请：“再过几个钟头，也就是今天傍晚，我们要举行答谢宴会，也是告别宴会，希望你，斯大林同志能莅临，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回答道：“我从来没有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对你的邀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已经讨论了，决定破例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允许我答应你们的邀请，出席你们举行的宴会。”
毛泽东再次说：“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
“不会的，既然来了，就要参加到底。”斯大林答道。
这次宴会，共邀请了包括斯大林在内的五百多名客人。其中有苏联主要领导，社会主义国家驻苏大使，以及一些知名人士和记者。
14日晚8时半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夫妇亲自站在宴会厅的厅口迎接来宾，客人们谁也不知道斯大林将出席酒会，9时整就在宴会将要开始的时刻，斯大林来了。
不仅外宾，就是苏联的许多高级干部也都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斯大林。客人们都惊呆了，接着便是如雷般的掌声和欢呼“斯大林万岁。”直到毛泽东陪伴斯大林落座后才停了下来。
两位领袖被安排在大厅里由隔板和玻璃门隔开的里间小厅里，然而外厅里的人纷纷想往里挤，想一睹两个巨人的风采，连一些外国驻苏使节也坐不住了想往里面挤。眼看隔板和玻璃门就要被挤破了，周总理见况索性让服务人员撤去了隔板和玻璃门，让所有的人都能一饱眼福。
席间，宾主不断举杯互相祝贺，宴会持续至午夜，尽欢而散。
所有这一切无不凝聚着王大使的心血，他也为能完成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而由衷地感到高兴。
4.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大使
在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苏联期间，双方曾有过不协调的地方。
苏联外交部曾经邀请王大使夫妇去观看一出芭蕾舞剧《红罂粟花》。王稼祥听说这是一部以中国革命为题材的戏，为了慎重起见，他只派了自己的妻子和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去看了这出戏。
原来这出名为《红罂粟花》的芭蕾剧的内容竟是：在中国的上海滩，一个穿着中国式大红上衣和宽腿绿裤的据说是妓女的中国姑娘，先一个人捧着一束罂粟花出来跳了一阵，然后一艘俄国船停在了黄浦江畔，一个年轻的俄国海员下船来到码头上，经几番接触后爱上了那个中国妓女。临走时，中国妓女送给了海员罂粟花，海员就把马列主义思想传授给了这个妓女。于是，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了。
看完戏后，朱仲丽立即把情况反映给了王稼祥，一向比较稳健沉静的王大使，没等妻子说完就大发雷霆：“岂有此理，苏联人也太荒谬了。中国革命怎么能是哪个人的恩赐呢？把我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归之于苏联海员的作用，甚至以妓女为媒介。这完全是对中国革命的歪曲。”
他立即就以中国大使馆的名义，通过苏联外交部对此剧提出了抗议。
在中苏会谈期间，苏联方面竟然又给毛主席、周总理送来了《红罂粟花》的戏票。王大使立即将这部戏的内容报告了主席，主席得知情况后只派了陈伯达看了这次演出。谁知道陈伯达在剧终时竟站起来热烈鼓掌。毛主席知道后，批评陈伯达道：“就你一个人懂艺术，还鼓掌捧场呢？”说得陈伯达满面通红。
这个小插曲也从侧面反映了王稼祥是一个十分有原则的人，在他任大使期间，他是处处维护党和国家的尊严的。
王稼祥任大使期间，把自己的待遇定得很低，据说只相当于一个苏联司机的收入，不仅如此，他还把妻子的工资给取消了，夫妻两人的花费全从他一人的工资中开支。王大使一直注意俭朴，连他盖的被子都是原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丢下的旧被子。到1950年离任时，他竟积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夫妻俩商量买点什么回国好时，王稼祥说道：
“国内解放不久，中央领导同志用的车都是国民党丢下的旧车，我想把这笔钱再加上一点，买辆新车送给中央。”回国时他们竟然带回了一辆苏联的大型“吉姆”牌卧车，交给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1950年夏天，王稼祥由于身体不好，去捷克疗养了一段时间，同年秋天回国，即未返任，由张闻天接任驻苏大使职务。
王稼祥肩负重任去，两袖清风回，结束了自己的大使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