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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患难与共
1.外交部的造反派
“出了什么事，这么紧急？”陈毅问。
“我也不清楚。莫非北国边境发生战事？”刘少奇答。
这是1966年4月的一个中午，陈毅同刘少奇在昆明“震庄别墅”的花园里散步。他们刚刚结束了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的友好访问，上午便乘飞机回到昆明，不料一下飞机，中央就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出了什么重大的事，这么紧迫？他们在登机前谈论着，猜测着。
一个是国家主席、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个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他们都对将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怎能不令人担忧、惊奇？当他们行色匆匆至杭州城时，方知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政治风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此发端了。
从此，陈毅随同我们整个党、整个国家被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动乱、大劫难；从此我们新中国的大地上乌云蔽日、万马齐喑。所幸的是，当我们追随这位元帅外交家的步履走完他人生最后的旅途时，我们看到它虽艰难，却绝不晦暗。
随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夺权”、“造反”的风暴冲击，陈毅的处境一天比一天险恶。开始，他还能以外交部长的身份接见少数的外宾，还能以中央领导的名义向“红卫兵”讲话，可是渐渐地，随着奸佞的诬陷、挑唆、操纵、逼迫，陈毅一步步被剥夺了领导外交工作的权力。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发生了造反派在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荒唐行为：
驻非洲某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上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众怒；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妇女解放”；钻进穆斯林的帐篷宣传无神论，被人呵斥驱逐；
还有的造反派，接见外宾时根本不懂礼仪，鸠占鹊巢洋相出尽，而正规的大使却被迫在一旁端茶送水。客人恼道：为何对我如此怠慢？
2.“二月逆流”后陈毅靠边站
目睹社会动乱，陈毅抚胸疾呼：“多少年艰辛努力，因此一举，付之东流！此举余毒，二十年不净啊！”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他要爆发。
1967年2月13日，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老帅率先在怀仁堂向“四人帮”开了火。陈毅“大放厥词”：“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十一个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陈毅拍案而起，大声说：“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我不愿当这个干净！”
这是陈毅毅然决然地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他沿着这条路走到底，至死也没有，丝后悔。这次由老帅们发起的攻击最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此后，陈毅的名字从报纸上逐渐消失了。不再让他接见外宾，也不再让他批阅外交文件，允许他做的惟一的事，就是“接受批判”、“低头认罪”。
本来，陈毅是不至于失去这一切的。他自己也深知：只要我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他是党员，是人民之子，这个时刻，他怎能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一个深孚众望的元帅、外长，虽然从此就要被迫离开自己战斗的阵地，但他为自己选择的命运，决不是悲剧。
重要的外交文件看不到了，每天他便在两本“参考资料”上花去长长的时间，仔细阅读每一则电讯、每一条消息、每一段外电评论。越南南方战场上的“波莱古大捷”，令他抚掌称快；美国总统约翰逊迫于国内反战呼声高涨而引退，使他怡然失笑；而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又使他蹙额惊叹沉思……是的，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元帅离开自己的阵地，没有任何打击能使陈毅与自己终生奉献的事业分离！
3.周恩来说：“你们要斗陈毅，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陈毅还欣慰地看到，执掌外交政策的大权始终没落到野心家手里，因为有我们的总理在！总理精心操持，力排干扰，弥补漏洞，尽力维护了党的外交路线的正确执行。然而，总理的担子太沉了，他要掌管国民经济的大局，要竭力保护老干部不受迫害，还要应付造反派、“四人帮”的明枪暗箭——他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呀。每次见到总理，陈毅都注意到，一向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的他竟也明显有了疲倦、憔悴的神色。陈毅忍不住喉头一阵发紧：“总理，你也要多保重身体。不只是为自己，是为整个党，整个国家！”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在那些浩劫的岁月里，总理、陈毅的情谊又经历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陈毅再次感受到总理“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品格，他知道总理是顶梁柱，任何时候，一定要保住总理。而对于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总理深谙他嫉恶如仇、敢想敢做的性格，所以当风刀霜剑严相逼时，总理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盾，保护陈毅。造反派每回批斗陈毅，总理都要亲自参加，并常指示：“陈毅不要讲话！”，以免给造反派落下把柄。偶尔总理太忙，实在无法出席大会，也要委托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出席，并派自己的秘书、卫士长从头到尾参加会议，以防万一。
还真有那么一次差点“万一”。1967年夏，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煽动下，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了揪陈大军。7月15日下午，按原计划由外交部开小会。总理有外事活动，便让秘书、卫士长陪同陈毅前往参加。不料，陈毅等前脚进门，揪陈大军便后脚赶到。他们放了陈毅轿车车胎的气，以绝后路，又冲进外交部大楼满楼搜索，狂吼：“交出陈毅！”情势十分危急，最后陈毅等躲进了二层保密室的盥洗室，才算躲过此劫。
造反派越来越嚣张了，简直无法无天——总理曾为了叫他们拿下一条“打倒陈毅”的标语，而在烈日下站了一个小时，方才将他们镇住。这次，总理为保陈毅，只好让他住进人民大会堂暂避风头。后来，当造反派要冲进人民大会堂揪斗陈毅时，周总理挺身拦住，用少有的激愤决绝的口气说：“你们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4.病榻连着国际舞台
周恩来曾说：“文化大革命打垮了我。”其实“文化大革命”也打垮陈毅外长等老一辈老革命家。
陈毅靠边站后，并没有沉沦。特别是在他发现癌症病魔之后。
陈毅对生命是无限留恋的。当他拄着拐杖，一个人徐吟：“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时；当他高举酒杯，为林彪集团的覆灭庆贺时；当他与朱总、聂帅等几位老战友白首相聚开怀大笑时，他深深感觉到斗争生活的美好。然而，当死亡清晰地摆在他面前时，他不绝望亦不颓废。想当年，他曾不止一次面临死亡的威胁。那次在梅岭身陷重重包围时，他还写下了“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诗句，气魄何等壮哉！这一次，当他得知去日无多时，他所牵挂和关注的，仍旧是中国和世界的命运。
过去这四年里，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美国频频失败退却；另一方面，苏联步步紧逼扩张。与此同时，第三世界中小国家的力量崛起，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好中国外交的舵？
“越南战争打下去，美国要走死路，这是规律。”陈毅在1963年就做过这样的预言。但是五年后，白宫的政治家们才认识到这一点。旷日持久的战争使美国泥足深陷，昔日的“金元帝国”面临着一场真正的、深刻的危机。从失败的迷乱中清醒时，白宫的政治家们才认识到：二战后美国的两次大败（先在朝鲜、后在越南）都和中国有关，这并非偶然。
美国还伤心地发现，当它在亚洲战场举步维艰时，苏联已乘机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1968年的一个清晨苏联终于把坦克开进了布拉格。紧接着，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又响起苏军入侵的枪声。我边防部队奋起自卫反击，苏军被迫退于国界线后，但此时，他们已沿着长长的国境线，在中国的北边陈兵百万。
这时的陈毅，离群索居，忍辱负重，在外交事务中已经没有发言权了，但他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忱却丝毫未减，他依旧在思考，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所提供和隐示的新的可能，新的前景。不久之后，在毛泽东提议召开的“老帅座谈会”上，年近古稀的陈毅才思敏捷，披肝沥胆，在一些极为敏感的战略问题上直陈己见。
当他听了关于美国情况的介绍后，他运用老外交家敏锐的判断力和元帅的战略眼光深入分析了局势，他说：“自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我向中央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冰冻状况，在边境地区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不能无所作为。”
这段话如果放在今天讲，似乎平淡无奇。可是在1969年极左狂热的年代，没有战略的眼光，没有无私的胸怀，没有气吞山河的胆量，恐怕连想都不敢想！
几位外交部的同志不免为陈毅担心——几年“文化大革命”以来，造反派黑白颠倒，诬蔑陈毅“与帝王将相打得火热”、“与资产阶级头目握手言欢”。现在如果由他提出与美国对话，岂不是打好辫子往人家手里送吗？有一位忍不住提醒陈毅：“陈总，难道你还希望1967年二月事件重演吗？”
陈毅沉思片刻，庄重地说：“我坚持我的看法。必须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打开中美关系。这个观点一定要报给毛主席！”为了党的利益，他早已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了。
同年1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奉尼克松之命，向中国驻波兰大使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的建议。周总理报告后，毛主席立即批准恢复华沙谈判。而此时，陈毅已被“疏散”到石家庄的工厂里参加劳动了。
“这个世界在变，中国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即使是提着小凳去车间参加“天天读”时，陈毅心里也这样乐观地想。是的，世界真的在变。当美苏争霸争得不亦乐乎时，第三世界也成为一支不可低估的宏大队伍。70年代初，它们彼此同情，互相支援，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在联合国内伸张正义的斗争。
陈毅任外长期间，不少朋友劝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陈毅说：“我们不进联合国。美国人掌握了联合国多数表决机器，否定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当然要斗争。”眼看联合国成为几个大国的政治交易所，越来越多的国家容忍不下去了。围绕着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他们在联合国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从1950年第5届联大到1960年第15届联大，美国始终采用“暂不讨论”的手段阻挠讨论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到了1961年，美国又耍新招，改用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必须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通过的手法，又维持了十年。1971年时，美国连三分之一的票数也难以保住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季节要变了。
但谁能料到胜利竟来得这样快呢？
1971年10月25日，从纽约第26届联大上传来了惊人的信息：大会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了！当时会场全乱了，许多人离开了座位，西方代表在交头接耳，非洲国家代表在过道上跺脚狂欢，有人互相拥抱，有人振臂高呼——这是一个何等振奋人心的胜利，何等值得纪念的时刻啊！
陈毅从电视里看到了这一幕，虽然他已病入膏肓，癌症全面扩散的迹象已出现，可他止不住想笑，想大声说话，想对酒当歌。鲜艳的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一百三十一面国旗中迎风飘展，这要感谢谁？要感谢那班“穷朋友”、“小朋友”、“黑朋友”，是他们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雅加达的豪雨、非洲的烈日、阿尔及尔海滨的彻夜会谈……这一切都没有白白经历；总理的辛劳、千百人的努力，这一切都得到了胜利的报偿。陈毅怎能不喜慰？怎能不感慨？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此时此刻，陈毅衰弱疲乏的躯体里，依旧包藏着一颗炽热忠诚的心，他一闭上眼睛，铁马冰河便悠悠人梦……
5.外交辉煌时刻，总理与外长永别
1971年11月11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大讲坛上，作了第一次发言。联大归来后，乔冠华便打电话到医院，说下午三点要来看望陈毅。这个消息使重病的陈毅激动起来，他要亲耳听听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大的情形，他要亲身感受一下中国人扬眉吐气登上联大讲坛的心情，他简直无法使自己安静下来。
下午3时，乔冠华走进病房，陈毅以少有的激情和宏亮的声音说了一句：“伟大的胜利！”乔冠华紧握着陈毅的手，眼里泪光闪动，眼前的陈毅多么苍白，瘦弱！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向陈毅报告一切好消息！他介绍了联大盛况后又接着说：“在联合国遇到的国外老朋友都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他们都十分想念您，知道您是因为身体而不是其他原因，暂时离开外交工作。好几位非洲国家的外长，都请您病愈后再去访问……”
乔冠华又说：“姬鹏飞和我，天天盼着您重回外交部呢！再过几天，黑格就要带着先遣组到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在打开中美关系问题上，总理常批评我们思想太保守，要是您在，许多问题就能办得更好些。”
乔冠华一气说了一大通，陈毅不由欣慰地笑了，而后他又轻轻摇了摇头，指着身上接连的输液管、氧气管、引流管说：“你看，我已经管道化了。”这句笑话差点使乔冠华掉下泪来，他再次握紧了陈毅枯瘦的手陈总，“大家都说，这个胜利中有您的一份心血！”是的，没有人会忘记陈毅付出的心血。当陈毅病重的消息传开后，总理、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乎每日都前来探望。一些外国朋友来华访问，总是想方设法提出这个要求：“请允许我们去探望一下陈元帅吧。”于是，陈毅的病房里，总是弥漫着一种凝重而不失温馨的气息；陈毅的心，总是跟这个世界贴得很近很近。
1972年新年临近的时候，陈毅生命中最后的阶段到来了。
1月2日深夜，陈毅开始神志不清。他嘴里不停说着含混不清的四川话，只有专注细听，才能断断续续听懂一些句子：“红军……毛主席……路线斗争，坚持原则……中共中央”陈毅只字未提自己和家庭。
4日，陈毅体温略微下降，神志恢复清醒。他认出守在床边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妻子看到他嘴唇无声地蠕动着，便贴近他唇边，终于听清了：“……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妻子儿女惟一的遗言。
6日下午，经医生抢救，陈毅又一次恢复了自动呼吸，神志略微清醒，生命细若游丝。医院的老院长吴桓兴来到他床边，轻声问：“陈总，你想听点什么吗？”
陈毅吃力地睁开眼，点了点头，只说了三个字：“……贝多芬。”
也不知老院长通过什么方法弄来了一台旧唱机和一叠唱片。不大的病房里，《第五交响乐》那震憾人心的音乐响起了。陈毅微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倾听着，他用自己的全部心灵，感受着乐曲表现的伟大力量。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能把生命活上几千次该有多美啊！”生命是美丽的，纵然有凶险迫近，可它依旧百折不挠愈摧愈坚。渐渐地，音乐变得强劲，终于迎来辉煌光明的最后的乐章……
1972年1月6日深夜11点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哭声骤然四起。
1月6日的夜，朔风凛冽，大地冰封。当贝多芬的音乐回荡在陈毅的病房里时，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灯光明亮，一场重要谈话正在进行。坐在周总理对面的，是黑格。他是为尼克松总统2月访华作先遣准备的，此刻他正与周总理进行第二轮会谈。
总理望着黑格，雍雅沉静的目光中透出严正：“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在公报中使用Viability这样的字眼呢？”黑格闻言，一时语塞。
原来，在上一轮会谈中，总理发现黑格提出的公报草案中有这样的字句：美国政府关心中国人民的生存能力。“生存能力”一Viability！总理被它所包含的轻侮意味激怒了。为了准确，他让专家们查遍各类词汇辞典，后得确认：Viabiliy的词义是“生存能力”，尤指“胎儿或婴儿的生存能力”。显然，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这个字眼。
所以，总理毫不客气地说：“你们美国人的观点有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
黑格脸微红，解释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周总理寸步不让：“无论如何，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来中国访问，但你们不能使用这样的词，否则将是对中国尊严的侮辱！”
黑格最后表示，将考虑和接受周总理的意见，换掉这个词。紧张的会谈结束了，已过深夜十二点。周总理一走出东大厅，便急切地问等候在此的秘书：“陈总情况怎么样了？”
秘书低下头去，声音哽咽：“刚来的电话，陈总在11点55分……停止了呼吸……”
周总理没有再说话，当他一步步有点机械地走出大门时，发现夜色是这样的黑，这样的浓。
周总理驱车直往医院。
周总理一级一级走进地下通道，陈毅的遗体已移至这里。
陈毅静静地躺在风口，身上只盖着一层白布床单。
周总理清癯的面容上，凝聚着难以言表的悲痛。他恭恭敬敬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礼毕径直走到陈毅床边，伸手掀起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摸了摸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流淌。他又重新为陈毅拉平床单，动作轻缓、小心，床单盖好后，又往里掖了掖，仿佛生怕陈毅受凉似的。
他知道：黎明时分，他的老战友的遗体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在这个宁静而寒冷的冬夜，陈毅走完了他壮丽人生的最后旅程，他永远离去了。再也不能去莱蒙湖畔的讲坛上作伸张正义的发言，再也不能去肯尼亚雪山下与黑人朋友共度独立的节日……他真的就这样去了。
然而，他的心不会就这样离去，他不是说过吗？——“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一个过程。这一代未完成的使命，交给下一代去做。”现在，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还延续，他一生希望追求的理想也在一步步变为现实。他阖上眼帘安然离去的那一刻，正是周总理堂堂正正地迫使美国人收回那个侮辱性字眼Viability的时候，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偶合，这是贝多芬《命运》乐章里最动人的一个音符。
周总理一步一步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夜已经很深了，黎明也越来越近了。
外面冰雪满天，繁星满天。
一个低沉深情的声音响起：“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那是周总理在吟诵陈毅元帅生平最得意的诗。“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周总理重复着这一句。
§§第二章 周恩来与张闻天
“出了什么事，这么紧急？”陈毅问。
“我也不清楚。莫非北国边境发生战事？”刘少奇答。
这是1966年4月的一个中午，陈毅同刘少奇在昆明“震庄别墅”的花园里散步。他们刚刚结束了对巴基斯坦、阿富汗、缅甸三国的友好访问，上午便乘飞机回到昆明，不料一下飞机，中央就发来急电：速至杭州开会。出了什么重大的事，这么紧迫？他们在登机前谈论着，猜测着。
一个是国家主席、党中央第一副主席，一个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政治局委员，然而他们都对将要发生的事一无所知，这怎能不令人担忧、惊奇？当他们行色匆匆至杭州城时，方知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什么样的政治风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此发端了。
从此，陈毅随同我们整个党、整个国家被卷入了一场空前的大动乱、大劫难；从此我们新中国的大地上乌云蔽日、万马齐喑。所幸的是，当我们追随这位元帅外交家的步履走完他人生最后的旅途时，我们看到它虽艰难，却绝不晦暗。
随着“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和“夺权”、“造反”的风暴冲击，陈毅的处境一天比一天险恶。开始，他还能以外交部长的身份接见少数的外宾，还能以中央领导的名义向“红卫兵”讲话，可是渐渐地，随着奸佞的诬陷、挑唆、操纵、逼迫，陈毅一步步被剥夺了领导外交工作的权力。更令他痛心疾首的是，发生了造反派在外交史上闻所未闻的荒唐行为：
驻非洲某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上向行人硬塞红宝书，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众怒；
驻某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妇女解放”；钻进穆斯林的帐篷宣传无神论，被人呵斥驱逐；
还有的造反派，接见外宾时根本不懂礼仪，鸠占鹊巢洋相出尽，而正规的大使却被迫在一旁端茶送水。客人恼道：为何对我如此怠慢？
2.“二月逆流”后陈毅靠边站
目睹社会动乱，陈毅抚胸疾呼：“多少年艰辛努力，因此一举，付之东流！此举余毒，二十年不净啊！”他再也不能沉默了，他要爆发。
1967年2月13日，陈毅、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老帅率先在怀仁堂向“四人帮”开了火。陈毅“大放厥词”：“这样一个伟大的党，只有毛主席、林彪、周总理、康生、陈伯达、江青是干净的，承蒙宽大，加上我们五个副总理——就只有这十一个人是干净的？如果只有十一个干净的，我不愿当这个干净的！”陈毅拍案而起，大声说：“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我不愿当这个干净！”
这是陈毅毅然决然地为自己选择的道路，他沿着这条路走到底，至死也没有，丝后悔。这次由老帅们发起的攻击最后被诬蔑为“二月逆流”。此后，陈毅的名字从报纸上逐渐消失了。不再让他接见外宾，也不再让他批阅外交文件，允许他做的惟一的事，就是“接受批判”、“低头认罪”。
本来，陈毅是不至于失去这一切的。他自己也深知：只要我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然而，他是党员，是人民之子，这个时刻，他怎能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一个深孚众望的元帅、外长，虽然从此就要被迫离开自己战斗的阵地，但他为自己选择的命运，决不是悲剧。
重要的外交文件看不到了，每天他便在两本“参考资料”上花去长长的时间，仔细阅读每一则电讯、每一条消息、每一段外电评论。越南南方战场上的“波莱古大捷”，令他抚掌称快；美国总统约翰逊迫于国内反战呼声高涨而引退，使他怡然失笑；而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又使他蹙额惊叹沉思……是的，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元帅离开自己的阵地，没有任何打击能使陈毅与自己终生奉献的事业分离！
3.周恩来说：“你们要斗陈毅，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陈毅还欣慰地看到，执掌外交政策的大权始终没落到野心家手里，因为有我们的总理在！总理精心操持，力排干扰，弥补漏洞，尽力维护了党的外交路线的正确执行。然而，总理的担子太沉了，他要掌管国民经济的大局，要竭力保护老干部不受迫害，还要应付造反派、“四人帮”的明枪暗箭——他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呀。每次见到总理，陈毅都注意到，一向精力充沛、神采奕奕的他竟也明显有了疲倦、憔悴的神色。陈毅忍不住喉头一阵发紧：“总理，你也要多保重身体。不只是为自己，是为整个党，整个国家！”两位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在那些浩劫的岁月里，总理、陈毅的情谊又经历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陈毅再次感受到总理“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品格，他知道总理是顶梁柱，任何时候，一定要保住总理。而对于这位患难与共的战友，总理深谙他嫉恶如仇、敢想敢做的性格，所以当风刀霜剑严相逼时，总理不惜以自己的身体为盾，保护陈毅。造反派每回批斗陈毅，总理都要亲自参加，并常指示：“陈毅不要讲话！”，以免给造反派落下把柄。偶尔总理太忙，实在无法出席大会，也要委托政治局常委李富春出席，并派自己的秘书、卫士长从头到尾参加会议，以防万一。
还真有那么一次差点“万一”。1967年夏，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煽动下，北京外语学院造反派组成了揪陈大军。7月15日下午，按原计划由外交部开小会。总理有外事活动，便让秘书、卫士长陪同陈毅前往参加。不料，陈毅等前脚进门，揪陈大军便后脚赶到。他们放了陈毅轿车车胎的气，以绝后路，又冲进外交部大楼满楼搜索，狂吼：“交出陈毅！”情势十分危急，最后陈毅等躲进了二层保密室的盥洗室，才算躲过此劫。
造反派越来越嚣张了，简直无法无天——总理曾为了叫他们拿下一条“打倒陈毅”的标语，而在烈日下站了一个小时，方才将他们镇住。这次，总理为保陈毅，只好让他住进人民大会堂暂避风头。后来，当造反派要冲进人民大会堂揪斗陈毅时，周总理挺身拦住，用少有的激愤决绝的口气说：“你们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
4.病榻连着国际舞台
周恩来曾说：“文化大革命打垮了我。”其实“文化大革命”也打垮陈毅外长等老一辈老革命家。
陈毅靠边站后，并没有沉沦。特别是在他发现癌症病魔之后。
陈毅对生命是无限留恋的。当他拄着拐杖，一个人徐吟：“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时；当他高举酒杯，为林彪集团的覆灭庆贺时；当他与朱总、聂帅等几位老战友白首相聚开怀大笑时，他深深感觉到斗争生活的美好。然而，当死亡清晰地摆在他面前时，他不绝望亦不颓废。想当年，他曾不止一次面临死亡的威胁。那次在梅岭身陷重重包围时，他还写下了“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诗句，气魄何等壮哉！这一次，当他得知去日无多时，他所牵挂和关注的，仍旧是中国和世界的命运。
过去这四年里，国际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方面，美国频频失败退却；另一方面，苏联步步紧逼扩张。与此同时，第三世界中小国家的力量崛起，中国的影响也日益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把好中国外交的舵？
“越南战争打下去，美国要走死路，这是规律。”陈毅在1963年就做过这样的预言。但是五年后，白宫的政治家们才认识到这一点。旷日持久的战争使美国泥足深陷，昔日的“金元帝国”面临着一场真正的、深刻的危机。从失败的迷乱中清醒时，白宫的政治家们才认识到：二战后美国的两次大败（先在朝鲜、后在越南）都和中国有关，这并非偶然。
美国还伤心地发现，当它在亚洲战场举步维艰时，苏联已乘机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扩张。1968年的一个清晨苏联终于把坦克开进了布拉格。紧接着，1969年3月，在中苏边境的珍宝岛，又响起苏军入侵的枪声。我边防部队奋起自卫反击，苏军被迫退于国界线后，但此时，他们已沿着长长的国境线，在中国的北边陈兵百万。
这时的陈毅，离群索居，忍辱负重，在外交事务中已经没有发言权了，但他对党的忠诚、对事业的热忱却丝毫未减，他依旧在思考，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所提供和隐示的新的可能，新的前景。不久之后，在毛泽东提议召开的“老帅座谈会”上，年近古稀的陈毅才思敏捷，披肝沥胆，在一些极为敏感的战略问题上直陈己见。
当他听了关于美国情况的介绍后，他运用老外交家敏锐的判断力和元帅的战略眼光深入分析了局势，他说：“自从尼克松总统上台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我向中央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冰冻状况，在边境地区局势紧张的情况下，中国的外交不能无所作为。”
这段话如果放在今天讲，似乎平淡无奇。可是在1969年极左狂热的年代，没有战略的眼光，没有无私的胸怀，没有气吞山河的胆量，恐怕连想都不敢想！
几位外交部的同志不免为陈毅担心——几年“文化大革命”以来，造反派黑白颠倒，诬蔑陈毅“与帝王将相打得火热”、“与资产阶级头目握手言欢”。现在如果由他提出与美国对话，岂不是打好辫子往人家手里送吗？有一位忍不住提醒陈毅：“陈总，难道你还希望1967年二月事件重演吗？”
陈毅沉思片刻，庄重地说：“我坚持我的看法。必须尽早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打开中美关系。这个观点一定要报给毛主席！”为了党的利益，他早已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了。
同年12月，美国驻波兰大使奉尼克松之命，向中国驻波兰大使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的建议。周总理报告后，毛主席立即批准恢复华沙谈判。而此时，陈毅已被“疏散”到石家庄的工厂里参加劳动了。
“这个世界在变，中国的位置会发生变化。”即使是提着小凳去车间参加“天天读”时，陈毅心里也这样乐观地想。是的，世界真的在变。当美苏争霸争得不亦乐乎时，第三世界也成为一支不可低估的宏大队伍。70年代初，它们彼此同情，互相支援，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在联合国内伸张正义的斗争。
陈毅任外长期间，不少朋友劝中国争取加入联合国，陈毅说：“我们不进联合国。美国人掌握了联合国多数表决机器，否定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当然要斗争。”眼看联合国成为几个大国的政治交易所，越来越多的国家容忍不下去了。围绕着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他们在联合国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斗争。
从1950年第5届联大到1960年第15届联大，美国始终采用“暂不讨论”的手段阻挠讨论恢复中国席位的提案。到了1961年，美国又耍新招，改用所谓“重要问题”提案必须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通过的手法，又维持了十年。1971年时，美国连三分之一的票数也难以保住了，“流水落花春去也”，季节要变了。
但谁能料到胜利竟来得这样快呢？
1971年10月25日，从纽约第26届联大上传来了惊人的信息：大会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了！当时会场全乱了，许多人离开了座位，西方代表在交头接耳，非洲国家代表在过道上跺脚狂欢，有人互相拥抱，有人振臂高呼——这是一个何等振奋人心的胜利，何等值得纪念的时刻啊！
陈毅从电视里看到了这一幕，虽然他已病入膏肓，癌症全面扩散的迹象已出现，可他止不住想笑，想大声说话，想对酒当歌。鲜艳的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一百三十一面国旗中迎风飘展，这要感谢谁？要感谢那班“穷朋友”、“小朋友”、“黑朋友”，是他们把中国抬进联合国的。雅加达的豪雨、非洲的烈日、阿尔及尔海滨的彻夜会谈……这一切都没有白白经历；总理的辛劳、千百人的努力，这一切都得到了胜利的报偿。陈毅怎能不喜慰？怎能不感慨？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此时此刻，陈毅衰弱疲乏的躯体里，依旧包藏着一颗炽热忠诚的心，他一闭上眼睛，铁马冰河便悠悠人梦……
5.外交辉煌时刻，总理与外长永别
1971年11月11日，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大讲坛上，作了第一次发言。联大归来后，乔冠华便打电话到医院，说下午三点要来看望陈毅。这个消息使重病的陈毅激动起来，他要亲耳听听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席联大的情形，他要亲身感受一下中国人扬眉吐气登上联大讲坛的心情，他简直无法使自己安静下来。
下午3时，乔冠华走进病房，陈毅以少有的激情和宏亮的声音说了一句：“伟大的胜利！”乔冠华紧握着陈毅的手，眼里泪光闪动，眼前的陈毅多么苍白，瘦弱！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向陈毅报告一切好消息！他介绍了联大盛况后又接着说：“在联合国遇到的国外老朋友都让我转达对您的问候。他们都十分想念您，知道您是因为身体而不是其他原因，暂时离开外交工作。好几位非洲国家的外长，都请您病愈后再去访问……”
乔冠华又说：“姬鹏飞和我，天天盼着您重回外交部呢！再过几天，黑格就要带着先遣组到北京，为尼克松总统访华打前站。在打开中美关系问题上，总理常批评我们思想太保守，要是您在，许多问题就能办得更好些。”
乔冠华一气说了一大通，陈毅不由欣慰地笑了，而后他又轻轻摇了摇头，指着身上接连的输液管、氧气管、引流管说：“你看，我已经管道化了。”这句笑话差点使乔冠华掉下泪来，他再次握紧了陈毅枯瘦的手陈总，“大家都说，这个胜利中有您的一份心血！”是的，没有人会忘记陈毅付出的心血。当陈毅病重的消息传开后，总理、叶剑英、聂荣臻等几乎每日都前来探望。一些外国朋友来华访问，总是想方设法提出这个要求：“请允许我们去探望一下陈元帅吧。”于是，陈毅的病房里，总是弥漫着一种凝重而不失温馨的气息；陈毅的心，总是跟这个世界贴得很近很近。
1972年新年临近的时候，陈毅生命中最后的阶段到来了。
1月2日深夜，陈毅开始神志不清。他嘴里不停说着含混不清的四川话，只有专注细听，才能断断续续听懂一些句子：“红军……毛主席……路线斗争，坚持原则……中共中央”陈毅只字未提自己和家庭。
4日，陈毅体温略微下降，神志恢复清醒。他认出守在床边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妻子看到他嘴唇无声地蠕动着，便贴近他唇边，终于听清了：“……一直向前……战胜敌人……”这是陈毅留给妻子儿女惟一的遗言。
6日下午，经医生抢救，陈毅又一次恢复了自动呼吸，神志略微清醒，生命细若游丝。医院的老院长吴桓兴来到他床边，轻声问：“陈总，你想听点什么吗？”
陈毅吃力地睁开眼，点了点头，只说了三个字：“……贝多芬。”
也不知老院长通过什么方法弄来了一台旧唱机和一叠唱片。不大的病房里，《第五交响乐》那震憾人心的音乐响起了。陈毅微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倾听着，他用自己的全部心灵，感受着乐曲表现的伟大力量。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他不能使我完全屈服……啊！能把生命活上几千次该有多美啊！”生命是美丽的，纵然有凶险迫近，可它依旧百折不挠愈摧愈坚。渐渐地，音乐变得强劲，终于迎来辉煌光明的最后的乐章……
1972年1月6日深夜11点55分，陈毅永远停止了呼吸和心跳。
哭声骤然四起。
1月6日的夜，朔风凛冽，大地冰封。当贝多芬的音乐回荡在陈毅的病房里时，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里灯光明亮，一场重要谈话正在进行。坐在周总理对面的，是黑格。他是为尼克松总统2月访华作先遣准备的，此刻他正与周总理进行第二轮会谈。
总理望着黑格，雍雅沉静的目光中透出严正：“我不懂，你们为什么要在公报中使用Viability这样的字眼呢？”黑格闻言，一时语塞。
原来，在上一轮会谈中，总理发现黑格提出的公报草案中有这样的字句：美国政府关心中国人民的生存能力。“生存能力”一Viability！总理被它所包含的轻侮意味激怒了。为了准确，他让专家们查遍各类词汇辞典，后得确认：Viabiliy的词义是“生存能力”，尤指“胎儿或婴儿的生存能力”。显然，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这个字眼。
所以，总理毫不客气地说：“你们美国人的观点有问题。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生存能力，要你们美国政府来关心呢？美国人在世界上就是习惯充当保护人。我要直率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观念的反映。”
黑格脸微红，解释道：“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周总理寸步不让：“无论如何，我们欢迎尼克松总统来中国访问，但你们不能使用这样的词，否则将是对中国尊严的侮辱！”
黑格最后表示，将考虑和接受周总理的意见，换掉这个词。紧张的会谈结束了，已过深夜十二点。周总理一走出东大厅，便急切地问等候在此的秘书：“陈总情况怎么样了？”
秘书低下头去，声音哽咽：“刚来的电话，陈总在11点55分……停止了呼吸……”
周总理没有再说话，当他一步步有点机械地走出大门时，发现夜色是这样的黑，这样的浓。
周总理驱车直往医院。
周总理一级一级走进地下通道，陈毅的遗体已移至这里。
陈毅静静地躺在风口，身上只盖着一层白布床单。
周总理清癯的面容上，凝聚着难以言表的悲痛。他恭恭敬敬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礼毕径直走到陈毅床边，伸手掀起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摸了摸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流淌。他又重新为陈毅拉平床单，动作轻缓、小心，床单盖好后，又往里掖了掖，仿佛生怕陈毅受凉似的。
他知道：黎明时分，他的老战友的遗体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在这个宁静而寒冷的冬夜，陈毅走完了他壮丽人生的最后旅程，他永远离去了。再也不能去莱蒙湖畔的讲坛上作伸张正义的发言，再也不能去肯尼亚雪山下与黑人朋友共度独立的节日……他真的就这样去了。
然而，他的心不会就这样离去，他不是说过吗？——“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一个过程。这一代未完成的使命，交给下一代去做。”现在，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还延续，他一生希望追求的理想也在一步步变为现实。他阖上眼帘安然离去的那一刻，正是周总理堂堂正正地迫使美国人收回那个侮辱性字眼Viability的时候，这是多么意味深长的偶合，这是贝多芬《命运》乐章里最动人的一个音符。
周总理一步一步走出了医院的大门，夜已经很深了，黎明也越来越近了。
外面冰雪满天，繁星满天。
一个低沉深情的声音响起：“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那是周总理在吟诵陈毅元帅生平最得意的诗。“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周总理重复着这一句。
§§第二章 周恩来与张闻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