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二节 新疆问题的缘起及其国际背景

　　新疆位于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独特地缘政治环境，中西方文化交汇和民族宗教风云汇集，使之自古以来就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在近代史上，沙皇俄国与大英帝国对中亚的争夺，构成了西方殖民列强对我国新疆地区的直接或间接的威胁。近代新疆问题的缘起，就是与俄英帝国主义对中国西北边疆的侵略紧密相连的。

　　一、新疆自古民族风云多变幻

　　在古代历史上，曾有许多部落、民族在新疆聚居。汉代对新疆的民族情况就开始有了明确的记载，当时主要有塞、月氏（音：肉支）、乌孙、羌、匈奴和汉人。匈奴人主要是在公元前176年前后进入新疆的。汉人是较早进入新疆地区的民族之一。公元前101年，汉朝军队开始在轮台、渠犁等地屯田，后来扩大到全疆各地，各屯田点成为汉人进入新疆后最初的分布区域；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立以后，或为官、或从军、或经商，进入新疆的汉人连续不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民族大融合时期，各民族迁徙往来频繁，又有许多古代民族进入新疆，如柔然、高车、哒、吐谷浑等。隋（581年一618年）唐（618年—907年）时期，突厥、吐蕃等古代民族对新疆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突厥是公元六世纪到八世纪活跃于中国西北和北方草原的古代游牧民族。公元552年突厥首领土门打败柔然，以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为中心建立政权，尔后分裂为东西两部，为争夺汗权，争斗不休。八世纪中叶，东、西突厥汗国相继灭亡，其后裔融人了其他民族之中。吐蕃是藏族的祖先，六世纪末兴起于青藏高原，占领青海后，开始与唐朝争夺西域。755年，中原地区爆发“安史之乱”，大批驻守西域的唐军调往内地，吐蕃乘机占领南疆及北疆部分地区。840年，大批回鹘人进入新疆。塔里木盆地周围地区受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统治，当地的居民和西迁后的回鹘互相融合，这就为后来维吾尔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124年，辽朝（916年一1125年）皇族耶律大石率众西迁，征服新疆地区，建立西辽政权，一批契丹人由此进入新疆。13世纪初，成吉思汗率军进入新疆后，把他征服的地方分封给其子孙。回鹘人进一步同化、融合了部分契丹人、蒙古人。18世纪60年代以后，清朝政府为进一步加强新疆边防，从东北陆续抽调满、锡伯、索伦（达斡尔）等族官兵驻防新疆，他们成为新疆少数民族中的新成员。以后，又有俄罗斯、塔塔尔等民族移居新疆。至19世纪末，新疆已有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回、柯尔克孜、满、锡伯、塔吉克、达斡尔、乌孜别克、塔塔尔、俄罗斯共13个民族，以维吾尔族为主体，形成了新的多民族聚居分布格局。

　　作为古代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前主要通道和枢纽，新疆还是一个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早在伊斯兰教传人前，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就相继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新疆，与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宗教一起在各地流传。伊斯兰教传人后，新疆不仅继续维持了多种宗教并存的局面，而且又有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传入。

　　新疆与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由来已久，历代中央政府都对新疆加强了治理。西汉之初，西域各地处在匈奴统治之下。公元前138年，为击退匈奴对汉朝边境地区的劫掠，汉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1年，汉军大败驻牧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匈奴军队，汉朝在此先后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公元前101年，西汉王朝在天山南部的轮台、渠犁等地驻兵数百人进行屯田，并设“使者校尉”地方官员统领之，后“使者校尉”改称“护鄯善以西使者”。公元前60年（汉宣帝神爵二年），设置“西域都护府”。当时，匈奴统治层内部发生动乱，驻守西域的匈奴日逐王贤掸“率其众数万骑”自愿归服汉朝，西汉王朝萎任郑吉为“西域都护”，驻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治理西域全境，西域各地的首领和主要官吏均接受西汉赐予的印绶。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西汉开始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新疆成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东汉（公元25年一公元220年）政府在西域先设“西域都护”，后置“西域长史”，继续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640年，唐军击败随突厥反唐的高昌氏王朝（501年—640年），于该地置西州，同年在高昌设安西都护府，这是唐朝在西域建立的第一个高级军政管理机构。五代宋辽金时期，因中原地区诸朝争夺统治权而无暇顾及西域，西域出现了几个地方政权并列的局面。其中主要有高昌、喀喇汗和于阗等地方政权，但它们同中原诸王朝都保持着密切关系。高昌与喀喇汗王朝都是公元840年漠北回鹘汗国覆灭后，由西迁西域的回鹘人汇同其他操突厥语诸族建立的地方政权，前者以吐鲁番地区为中心，后者控制包括天山南部、中亚和河西等广大地区。

　　元朝时期成吉思汗完成了对天山南北的政治统一。蒙古汗最初设立“达鲁花赤”（蒙古官名，意为镇守官）、“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等军政管理机构，对西域进行军政管辖。元朝建立后，在发展西域各地社会经济的同时，在吐鲁番地区设立提刑按察司。1406年，明朝设立了哈密卫，任用哈密当地的世族首领为各级官吏统辖当地军政事宜，维持中西商贸通道之安全，并对西域其他地区实施羁縻控制。1757年，清朝平定长期割据西北的准噶尔政权。两年后，清朝平定伊斯兰教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叛乱，巩固了对西域各地的军政统辖。在管理制度方面以1762年设立的伊犁将军，统一行使对天山南北各地的军政管辖。清朝政府依据因地制宜、因俗施治的原则，对天山北部孜回族居住区实行郡县制管理；在伊犁地区和天山南部各地维吾尔族中维持当地的伯克制，但是伯克（突厥语音译，地方官吏称号）的任免权归于中央，并严格实行政教分离；对蒙古族和哈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则实行扎萨克（蒙古语音译，意为支配者）制，即册封王、贝子、公等世袭爵位。清朝政府在官员的任用方面还采取了以满族为主、各族官员并用的政策。清朝统治时期，清朝政府加强了对西域的管辖，新疆的社会经济得到了稳步的发展。

　　综上所述，自汉朝于公元前60年在新疆设西域都护府之后，中国历代中央政府都对新疆进行军政管辖。由于历代统治时强时弱，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辖也时强时弱。新疆各族人民积极维护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和巩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开始觊觎中国，新疆受到沙俄与英国等列强的侵略。

　　二、近代以来俄国与英国争夺中亚与新疆

　　早在17世纪上半叶，沙俄就派遣“外交使节”对中国西北边疆进行渗透和颠覆。18世纪20年代，沙俄武装入侵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泊地区。近代以来，沙俄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占领了我国西北的大片领土。尤其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垄断组织出现，资本主义发展极不平衡，由于他们之间的力最对比发生变化，彼此矛盾日益尖锐，所谓联合侵华的合作政策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为了摆脱经济危机，争夺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加紧了对中国边疆的侵略。沙俄并不满足于侵占我国西疆的部分领土，妄图侵吞整个新疆，进而南下与英国争夺南亚地区。英国则以印度为基地，意欲侵占西藏，插足新疆阻止沙俄南下，双方展开了争夺新疆的斗争。

　　1864年，新疆回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占领了新疆的大片土地，但是不幸的是这些武装起义一开始就被反动的封建主窃取了领导权。同时，浩罕汗国派遣军事头目阿古柏带兵侵入新疆，控制了南疆以及部分北疆地区，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对新疆人民进行十分残暴的统治。阿古柏建立政权以后，本来就对新疆怀有觊觎之心的英国与俄国都趁虚而入，拉拢阿古柏，把他作为自已侵占新疆和遏止对方的工具。沙俄试图进一步夺取新疆，以便逐步实现自己建立世界大帝鼠的野心，英国也想把新疆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借以遏止沙俄势力继续向南发展，巩固自己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并进而同沙俄争夺中亚地所以双方都向新疆地区伸出了魔掌。而阿古柏也有意借英、俄两国的力量来稳定和巩固自己的统治。于是英国于1868年授意英国人罗伯特·肖乔装成商人到新疆进行活动，获得阿古柏的优待。1870年，英国派以道格拉斯·福西特为首的第一个代表团访问喀什葛尔。这引起了俄国的极大关注。1873年，英国又派出了一个由三百人组成的特派使团。英国同阿古柏进行勾结的渠道有两条，一是利用印度与南疆在地理上的接近，二是利用土耳其的宗教关系。当时，土耳其苏丹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各族人民具有相当大的宗教影响和政治影响。1873年，阿古柏在其占领的土地上升起土耳其国旗，承认土耳其为上国，并且请赐封号。土耳其赐予阿古柏以艾米尔称号。与此同时，英国还提供给阿古柏大量的武器弹药，竭力把它培植为亲英政权。这样一来，阿古柏的伪政权逐渐成为英国控制下的傀儡，从而使英国在同沙俄的争夺当中，获得了捷足先登的优势。

　　所有的这一切都引起了俄国的不安，俄国不甘落后。1866年，俄国与阿古柏签订了一项协议，彼此同意不干涉对方的行动。1871年，沙俄为了阻遏亲英的阿古柏势力在新疆北部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领土，出兵侵占了伊犁。俄军强占伊犁后，虚伪地照会清政府说俄军只是代为收复，以后一旦清政府力所能及，立即归还。但是当清政府派伊犁将军荣全前往收复时，沙俄却拒绝交付，并以此为要挟提出种种无理的领土和通商要求。面对新疆的严重危机，清政府内部发生了悔防和塞防之争，李鸿章提出放弃新疆，加强海军力量，左宗棠力主收复新疆。最后，清政府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出兵收复新疆。经过充分准备，1876年左率军出关，在新疆人民大力支持下，1877年击溃阿古柏的主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的新疆领土，彻底粉碎了英国与俄国企图利用阿古柏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并为收回伊犁的交涉创造了条件。1878年10月，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谈判索还伊犁问题。不料，昏聩无能的崇厚屈服于沙俄的压力，于1879年10月擅自同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这样的卖国条约传至国内之后，上下舆论哗然，一致谴责崇厚的卖国行径。清政府决定惩办崇厚，并对该条约不予承认，这引起了俄国极大的不满，中俄关系立即紧张起来。当时英国不愿看到俄国在华势力的增强，中国拒绝签署条约是符合英国利益的，但是它同时也担心中国与俄国之间若爆发战争会影响它对华的贸易，更害怕俄国胜利后，进一步扩大其在华的势力，所以英国对清政府施加压力，力主中俄和解。清政府另派公使曾纪泽继续谈判改订条约。曾纪泽与俄国反复周旋，再加上当时俄国的国内外形势都很不利，也急于解决伊犁问题。于是经过几番周折，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署了解决伊犁问题的《改定条约》，一般通称《圣彼得堡条钓》。中国通过这个条约，收回了俄国在《里瓦几亚条约》中夺取的一些权益。尽管这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与《里瓦几亚条约》相比，仍然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在中国外交史上是少有的。《圣彼得堡条约》签定以后，沙俄又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伊犁界约》（1881年），《喀什葛尔界约》（1884年）等条约，吞并我国领土7万多平方公里。沙俄强占我国领土引起了新疆人民的强烈反抗。

　　1884年11月5日，根据左宗棠的多次建议，清政府于新疆建省，任命刘锦堂为巡抚。并取“故土新归”之意，改称西域为“新疆”。新疆建省，是清朝政府对历朝各代治理新疆的一次重大改革。自此，由巡抚统管全疆各项军政事务。这对于防御沙俄侵略，加强西北建设，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新疆军政中心由伊犁移至迪化（今乌鲁木齐）。至1909年，新疆省下辖4道，道以下共隶有6府、10厅、3州、21个县或分县，新疆行政建置与内地完全一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第二年，革命党人在伊犁策动起义成功，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宣告了请朝在伊犁地区政治统治的结束。民国政府建立后，不断强化新疆防务。然而，历史的惯性又将沙俄侵略中国新疆的遗产转移到了斯大林的头上。

　　三、斯大林对新疆的政策

　　1911年辛亥革命后，新疆开始了反动军阀统治时期。二三十年代，反动军阀杨增新、金树仁和盛世才相继统治新疆。他们内外勾结，骑墙于蒋介石和斯大林之间，维持其反动军阀政权。

　　十月革命以后，中俄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是，1924年斯大林上台后，随着他在苏共中央权力的稳固，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和大民族主义逐渐膨胀。在苏共中头内部，他剪除异己，有190多位中央委员被整肃；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埋下了后来苏联解体的祸根。斯大林在对华关系中，玩弄“双重外交”，以邻为壑，与日本军国主义签订密约，企图在中国的新疆和外蒙古地区制造所谓“缓冲区”或“缓冲国”，借以维护苏联在远东的安全。特别是在1941年—1944年期间，随着新疆军阀盛世才转向国民党，莫斯科在新疆问题上大作文章。在意识形态上利用“三区革命”，鼓动分裂新疆。历史证明，斯大林在新疆问题的做法，违反了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外交路线。

　　第一，盛世才问题。早在1937年以前，苏联就利用地理交通之便和历史上的交往传统加强了和新疆地区的往来，建立了更加密切的关系，苏联逐步恢复了沙俄时代新疆最主要贸易伙伴的地位，新疆也成为当时中苏经济联系的惟一途径。苏联还向当对盛世才控制下的新疆地区提供长期贷款，派遣专家，并为新疆地区制定了经济发展计划，兴建了一些工业设施与公路。苏联打算充分利用新疆地区的资源为自己的经济以及军事建设服务，通过全力支持盛世才政权来扩大自己在新疆的影响。而当时新疆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基础都比较薄弱，盛世才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以“反帝亲苏”取悦于苏联，在新疆实行与国民政府完全对立的反帝、联苏联共的政策。这样，到1936年，盛苏之间的合作关系全面展开，盛苏同盟关系最终确立。抗战初期，新疆成为苏联援华的重要渠道。苏联与盛世才的密切合作关系早就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蒋介石曾极力对二者的关系加以阻止。但是迫于抗战的形势，蒋介石担心在新疆问题上对苏联施加压力非但得不到苏联的援助还会造成苏联和日本加强接近的危险。而且，当时苏联援华的物资的路径主要是通过新疆，出于利害关系，蒋介石暂时将新疆问题搁置一边，但是新疆问题迟早要引发国民政府和苏联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所以，随着二战的深入，苏德战争的爆发，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引起盛世才反共面目的暴露，这场围绕新疆的冲突不可避免的到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苏联为了适应备战的需要，减少了对新疆的各种援助，这使盛世才感到依靠苏联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越来越不可靠，苏联在他的眼中逐渐失去了利用的价值，再加上苏联对新疆军事经济的控制超出了盛世才容忍的限度，他对苏联大大减少了兴趣。盛苏合作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严重的动摇，盛世才首鼠两端，开始寻找新的目标，最终他选择了蒋介石中央政府。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盛世才利用苏联在战场上的失利，进行新的政治投机，转向为反苏反共的道路，积极投靠蒋介石，同英美建立关系。蒋介石这时也开始放开手脚与盛世才展开合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完全取代了苏联成为给予中国援助的主要国家。苏联因此在国民政府对外战略中的地位急剧下降。蒋介石消除了对日抗战国际援助的后顾之忧。盛世才的转向，使他和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而和国民政府的关系顿时改善，并与蒋介石在1942年底完成勾结。此后蒋盛合谋，在新疆掀起了一场反苏反共的浪潮。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大肆逮捕在新疆的中共党员。10月5日，盛世才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向新任苏联驻迪化总领事普士庚提出，要求苏联的技术和军事人员3个月内撤离新疆，但遭到了苏方的拒绝。苏联对蒋盛的行为十分不满，但是迫于对德作战的紧张形势，美英势力的干涉以及蒋盛的强硬态度，苏联作出让步，撤出新疆。虽然苏联退出了新疆，但是在新疆的巨大权益顷刻化为乌有，自然于心不甘。所以，苏联在撤退之际即进行报复，破坏蒋盛在新疆统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苏联大幅度的缩减与新疆的贸易额，迅速撤除在新疆的全部经济项目，并且其残余的设备向蒋盛索要高价。这些做法使长期依赖于苏联的新疆经济陷入混乱，给蒋盛对新疆的统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与此同时，莫斯科在新疆利用民族问题，制造新疆政局动荡。新疆社会内部开始酝酿着一场大的革命。这就是后来“三区革命”的起源。苏联大力支持三区革命，甚至不惜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武装冲突这跟盛世才的转向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不无关系。

　　第二，三区革命。1944年秋，新疆的伊犁、塔城和阿山三个专区爆发了各族人民反抗军阀盛世才和国民党统治的武装斗争，一度建立了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1944年8月初，艾克拜尔与法提赫等人在新疆巩哈（现为尼勒克县）起义，打响了三区革命的第一炮。在这场直接打击蒋盛新疆统治基础的斗争中，苏联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全面支持起义，除了提供武器和设备外，还出动陆军与空军多次配合起义者作战。在伊犁战斗中，苏联直接派兵参战，帮助起义者击败守军，控制了伊犁全境。三区起义的胜利在很多方面是由苏联全面的支持决定的。为了报复国民政府，苏联甚至支持起义领导者中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当时新建立的分裂政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无论是在军事领域还是在国家建设等问题上都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就像它当初支持盛世才一样。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新疆省政权，苏联企图代之以由新疆民族代表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1945年9月上旬，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国民党的乌苏、精河守军被歼，乌鲁木齐唾手可得。此时，苏联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国民党军队。应南京国民政府所请，斯大林全力主导三区与新疆当局讲和，促成了这次震动中外的“伊宁事件”的和平解决。

　　苏联对待三区革命的政策逆转，是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分不开的。1945年2月，苏联、美国、英国在雅尔塔举行了会议，秘密讨论了苏联对日作战的条件等问题。美英希望苏联放弃《苏日中立条约》尽快加人对日作战，而苏联却以此提出条件，要维持外蒙古独立的现状。在美苏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同意苏联的要求，作为交换条件，苏联保证中国对新疆的领土以及行政主权，并对新疆的三区革命不再予以任何支援。1945年8月，《中苏同盟条约》签定，苏联在条约附件中表明不干涉中国内政。此后，苏联对待三区革命的政策出现逆转，由全力支持其争取民族解放运动变为在维护国民政府对新疆的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取消独立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进而促成其与中央政府的谈判。

　　第三，苏联强占我国领土唐努乌粱海。斯大林在蒋盛反目的同时，另一个报复中国的外交行动；就是强占中国领土唐努鸟梁海。唐努乌梁海地区原属我国的蒙古地区，本来应当将之归于外蒙古问题之列。因为其与斯大林对新疆的阴谋紧密相连，所以在此叙述。唐努乌梁海位于我国西北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自唐朝以来就一直处在中国的有效控制之下。清代将这整个政区划分为5旗46佐领。唐努乌梁海地区北靠萨彦岭，南依唐努鄂拉山，为一狭长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资源能源十分丰富。因此，沙俄帝国早就对此地觊觎已久，并称之为“移民之天国”。1864年，沙俄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勘分西北界约记》，强占了唐努乌梁海西北部的大片领土。1914年，沙俄军队开进唐努乌梁海，用武力非法占据了中部的27个佐领，东部的9个佐领为当时宣布独立的喀尔喀封建主所占领。在沙俄入侵的过程当中，中国政府和人民也为反对沙俄的入侵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曾一度收复中部以及东部的36个佐领，但不久由于苏联红军与蒙古人民革命军的攻击，不得不被迫撤退。东部9个佐领地今属于蒙古人民共和国，中部苏俄占27个佐领，于1924年宣布成立“乌梁海共和国”，1926年改“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苏联政权建立之后，还不断推行扩张政策，想把这一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在30—40年代的抗战紧张时期，苏联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暂时维持唐努乌梁海地区形式上的独立，不使中苏关系因这一问题而复杂化和尖锐化。1942年以后，蒋介石与盛世才勾结，在新疆掀起反共反苏高潮，强迫苏联结束在新疆的势力范围。这对苏联刺激很大。1943年后苏德战场的形势日益变得对苏联有利，而中国抗战形势仍十分困难。苏联乘中国之危，实现了吞并唐努乌梁海的计划。1944年，苏联断然将唐努乌梁海地区并入其版图。这是斯大林政府对蒋介石将其势力驱逐出新疆的报复，也是苏联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个严重事件。

　　四、对三区革命的反思

　　1944年的新疆三区革命，具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民主革命性质。三区内部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和伊斯哈克别克等为首的革命派，与以艾力汗·吐烈为首的“东突”分裂势力进行了坚决不懈的斗争。这是三区革命摒弃独立、与中央政府成功谈判，并最终融入中国人民革命的关键因素。这样，封建上层人士企图借助人民起义分裂新疆的阴谋破产了，三区革命重新回到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上来，并与中国共产党携手，为争取新疆的和平解放而继续奋斗。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首的革命派掌握了三区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以后，自觉将反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作为三区革命运动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苜要任务。三区革命运领时转折；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斗争同祖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结合起来，将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同反对分裂、维护祖国边疆统一的斗争结合起来，标志着新疆各族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终于摆脱了“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误导和束缚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在中国的边疆民族地区任何革命与起义行动背后，都存在外国干涉背景。新疆“三区革命”背后，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分裂因素的影响。斯大林在利用“双泛”制衡蒋介石的“双重外交”方面十分谨慎。因为“双泛”对苏联的中亚各民族共和国同样存在威胁。在意识形态上，斯大林将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视为联共（布）与苏共的最高职责。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推进肚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苏联又将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放在第一位，执行务实政策。也就是说，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的时候，就发动或支持他国的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而发动他国的革命始终是围绕保卫苏联国家利益的。苏联对三区革命策略的转变，就是其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相平衡的产物。苏联不愿意新疆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因为这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是被十月革命以来新疆所发生的多次伊斯兰起义所证明了的。今天苏联已经解体，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均成为独立国家。但作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分裂主义依然存在，依然威胁着中亚国家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今天的“东突”，就是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发展的极端恐怖主义。重温斯大林对新疆政策的历史，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但是，新疆分裂主义的隐患，并未因斯大林暂时停止援助而完全消除。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国内全面内战爆发以后，美国支持国民党势力，苏联开始重新审视其新疆政策，逐步恢复加强对三区革命的支持，重新向三区派驻顾问团，并公开宣称支持新疆解放。在三区内部，分裂势力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舞台，他们的主张仍然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然而此时，维护统一已经是大势所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苏联对三区的政策又有所调整，公开宣称决不同情现在的大突厥主义者脱离中国的运动，表示新疆已经是而且应该纳入中国的版图。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苏联对三区革命的反复政策是完全基于本国利益出发的，给三区内部伺机闹独立的势力以发展的机会，为新疆的稳定留下了严重的隐患。60年代初，同样在苏联的支持下，新疆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边民外逃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