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一节 西藏问题的由来

　　西藏从13世纪的元朝起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近代西藏问题的产生，是与晚清中国的衰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走向半殖民地的开端。此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开始侵入中国。中国政府与人民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同西方列强分裂中国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英国被印度取而代之，成为达赖“流亡政府”的所在地。但是，利用所谓的“人权与宗教问题”对中国的西藏政策指手划脚之最者，非美国莫属也。与此同时，达赖集团久居国外，熟谙西方“人权外交”，与国外反华势力沆瀣一气。因此，西藏问题与新疆问题的暴力恐怖性相比，具有了较多的“非暴力”和人权的色彩，在国际上很有迷惑性。

　　在第一章中我们讲到，19世纪70年代起我国出现了全面的边疆危机。

　　日本与俄国在我国东部边疆，沙俄与英国在我国西部边疆发动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侵吞蚕食我国边疆领土。与日本和沙俄的领土野心有所不同，大英帝国对我国边疆领土更多地是为了确立其势力范围和商业利益。这时，英国势力已侵入拉达克、尼泊尔、不丹和锡金，形成了对我国西藏的包围之势。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浪潮中，英国加紧了对西藏的侵略，企图在西藏建立其优势，企图使西藏成为中国和英属印度的所谓“缓冲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称帝心切，无意御外，中国的边疆危机再度兴起。英国在西藏、帝俄在蒙古乘中原内乱之机，策划了所谓的“宗土权”“独立”、“自治”活动。成立所谓的“西藏国”与“蒙古国”。

　　一、英俄殖民者对西藏的争夺

　　在近代对中亚细亚及我国西部边疆的扩张中，英国与沙皇俄国长期以来就进行着明争暗斗，西藏也在英俄的争夺阴谋之中。英帝国主义派人入藏侦察情况的行动，早在19世纪就开始了。其目的是为了打通印藏之间的商道。19世纪70年代后，英国在工业发展方面开始落后于美国和德国，逐渐失去其在世界工业中的优势。于是英国资本家高喊要打开未开发地区的广大市场，他们特别指望在中国内地寻找新的出路。1824-1826年、1852年，英国先后发动了两次侵缅战争。1862年，英国将缅甸全部并入印度。在英法争夺中南半岛的竞争中，英国展开了争夺印支半岛、窥视中国西南边省的斗争。英国急于要开辟一条从上缅甸通往中国云南境内的道路。1875年的马嘉理事件就是英人由缅人滇造成的。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被杀一事，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规定中国政府要为人藏的英国人提供保护。

　　西藏人民对外国人人藏是坚决反对的。1888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侵藏战争藏族人民虽英勇奋战，无奈清廷推行妥协外交。1890年3月17日，中国与英国签署了《中印会议藏印条款》，清政府被迫承认“锡金由英国一国保护哲理”。1893年12月，双方又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开放亚东为商埠。自此英国人开始在西藏取得一系列特权，并为英人进一步干涉藏务和侵略西藏提供了方便。锡金从前是西藏的藩属，落人英国保护后，英国从此打开了侵藏的大门。此后，英国企图谋求与西藏地方直接交涉。1899年到1901年三年间，印度总督寇松曾多次给十二世达赖写信，要求英藏直接谈判，缔结划界条约，但均遭到达赖的拒绝。英国于是发动第二次侵藏战争。1904年9月7日（清光绪37年7月280），《拉萨条约》在布达拉宫签订。该条约第九款规定：西藏的一切事宜，无论何外国皆不准干涉；无论何外国皆不准派员或派代理人入藏境。这些内容表明了英国殖民者企图独占西藏的阴谋。《拉萨条约》大大损害了清政府对西藏事务的主权，严重干涉了中国的内政，也显示了英帝国主义独吞西藏的野心。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对西藏的影响力大为增强。

　　清廷见《拉萨条约》草约后，认为“有损中国主权”，反对英国与西藏直接谈判，要求由清廷与英国立约，代替拉萨草约。1904年底，清廷派唐绍仪为驻英公使赴印交涉。唐绍仪要求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重订拉萨条约第九款。这个谈判延宕很久，直到006年才订立《续订藏印条约》。在这个条约中，英国作出了某些让步，承允“不占并藏境，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承认只有中国独享在西藏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或别项权利，但需保留英国各商埠架设电线通到印度境内的权益。清政府也作出了妥协，承认“拉萨条约”作为附约，西藏对英赔款由清廷代偿。总的来说，清廷通过这个条约，阻止了英藏直接订约，坚持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但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英国加紧侵略西藏的同时，沙皇俄国也把魔爪伸向西藏。就地理位置而言，西藏靠近中亚，北连新疆、蒙古，南邻英属印度。英国认为占领西藏既可以抵制沙俄在中亚的扩张，又可以打开通往四川的通道，进一步控制长江流域。而沙俄认为控制西藏既是它控制中亚的一个组成部分，又便于囊括中国西北的广大地区，以实现其扩张领土的野心。俄国对已经成为英国势力范围的南亚次大陆也垂涎欲滴，妄图插手其间。与英国对华的武装入侵不同，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早期大多依靠探险家和俄国境内的宗教领袖。1900年，通藏语的俄国布里亚恃蒙古人宗教领袖德东智携有一达赖致沙皇的亲笔信，秘密转道俄国，表达达赖喇嘛的亲俄之意。

　　二、西藏的地位与“宗主权”问题

　　众所周知，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在近代西方殖民者侵略西藏的过程中，英国罔顾西藏属于中国的历史地位，在理论上制造了所谓的“宗主权”问题，认为西藏历史上就是一个事实上独立的国家，与中国满清皇帝只有松散的“宗主权”关系。1903年英属印度总督寇松认为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乃是一种宪法上的虚构，在拉萨的两个驻藏大臣只不过是中国驻西藏的大使。因此，有必要对所谓的“宗主权”问题予以分析。

　　1904年英国第二次侵略西藏之时，英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及其国内发生的革命，使英国对俄畏忌大为减弱，而德国的威胁则日益严重。因此，许多英国官员主张英俄修好，而不宜为西藏问题与俄国结下仇怨。自此以后，英俄两国开始互相让步，协调两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1906年6月，英俄开始了谈判，1907年7月31日，两国就波斯、阿富汗和西藏达成了一项协定。英国承认波斯北部为俄国势力范围，俄国承认波斯南部为英国势力范围，波斯中部为两国中立地带；阿富汗为英国势力范围，俄国放弃自己与阿富汗的直接外交关系，关于西藏，英俄协定规定：两国共同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俄国承认英国在西藏具有特殊利益；两国保证尊重西藏领土完整，不干涉其内政；两国约定除通过中国政府外，不与西藏直接交涉，不派代表驻拉萨；两国不为本国或其国民在西藏谋取铁路、道路、电报、及矿山的让与权，或其他权利；西藏的税收，不论为实物或现金，均不得抵押或让与英俄两国或其国民。

　　《英俄协定》关于西藏的规定，与1906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有许多相似之处。这表明，英国在两藏问题上对中国的让步，主要是对沙俄的让步。它还表明，英俄两国为了协调关系，共同反德，在西藏的争夺出现了暂停，而逐步走向狼狈为奸的合作道路。同时，这个条约是英俄两帝国主义者剥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而代之以所谓的“宗主权”的罪恶历史见证。凭此英国得以束缚帝俄的手脚，使其不能直接插手西藏事务，而英国则依据已取得的权利，不受此“条约”的约束。这样，就更使英帝国主义者放手勾引达赖，展开更加阴险恶毒的侵略活动。

　　1907年的《英俄协定》所提出的“宗主权”问题，是妄图否定中国在西藏的完全主权，为英俄进一步侵略西藏制造舆论准备，是英俄共同深入侵略西藏的重要步骤。事实证明，英俄在条约签订之后，两国抵没有放弃侵略西藏，也没有放弃互相争夺，这在阴谋控制达赖的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1907年11月，达赖根据清政府的命令，经山西五台山前往北京。1908年6月，沙皇尼古拉二世特派大臣到五台山“看望”达赖，除带来很多礼物外，还有沙皇给达赖的亲笔信。沙皇在信中说，沙皇本人对佛教非常信赖，俄国首都最近建立了一所喇嘛寺，里面住了很多喇嘛，经常念经，等等。与此同时，英驻华公使朱尔典也积极与达赖接触。10月20日，达赖会晤朱尔典于雍和宫。朱尔典竭力向达赖表示，“英政府亦极望与西藏建立友好关系”。不久，英印总督特派代表携带哲孟雄王子的信件来京谒见达赖。英国的用意已经相当明显，即企图把达赖从沙俄的影响下争取过来，借以实现其单独分割中国西藏的阴谋。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对中国西藏的争夺中，英国与俄国扮演了主要角色。英俄对西藏的争夺，是与这两国对整个亚洲特别是中亚的势力范围划分相一致的。从整个过程来看，英国逐步确立了对西藏控制的优势。英国对西藏的阴谋中，手段十分狡猾，企图以所谓的“宗主权”代替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所谓的“宗主权”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开拓殖民地时期对某些被保护国主张的特权。英国将其套人中国对西藏的关系文件中，并在英俄协定中予以规定，这表明英国企图在国际关系中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关于西藏地位的争论，是所谓的“西藏问题”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所谓的“宗主权”也为后来许多西方“藏学家”利用西藏问题，否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提供了论争的“历史与理论依据”。

　　三、“西藏独立”的由来

　　西藏问题自产生后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折腾，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除了帝国主义侵华阴谋外，还在于原来西藏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着一股搞“藏独”的分裂势力。晚清以前，西藏上层常有内部的权力斗争，其残酷和血腥决不次于热振事件，但从没有反对中央政府主权管辖的事件卷入。英国侵入西藏之初，西藏上层也没有什么“亲英派”之说。只是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开始藏政改革之时，英帝才改变侵略手法，在西藏上层分子中增植起一个亲英集团来。而这个亲帝国主义的集团自产生之日起，就以“西藏独立”为己任，以争取达赖信任，篡夺西藏统治权为最高目标。1914年，在西姆拉会议上，亲帝势力首次提出了“大西藏国”的蓝图。

　　本来，以达赖为首的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对英国的侵略十分反对，仇视英国。1904年英军侵人拉萨时，十三世达赖逃入内地避乱，并试图依靠沙俄抗英。但西沙俄在且俄战争中惨败，国势不振，又因俄英订立1907年反德同盟条约，所以沙皇未敢按达赖要求派兵护其归藏。正当达赖急于回藏之机，清政府在西藏大力推行“新政”，西藏摄政及众僧俗官员力催达赖返藏，主持藏务。但是达赖不敢贸然前行，要视英国人眼色而定。此时英国改变了策略，表示只要达赖不反英，就不阻止他返回拉萨。1908年10月20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北京雍和宫会见达赖，双方达成妥协，达赖决定返藏。1909年11月，达赖抵达拉萨。但是，此时清政府改革藏政的政策，遭到达赖及西藏上层的强烈反对。驻藏大臣联豫的新政措施和赵尔丰改土归流，从根本上触动了西藏农奴主和宗教统治者的既得利益，引起西藏僧俗官员的极大不满，藏局出现危机。清廷乃决定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并派钟颖率二千川军入藏。达赖恐惧万分，竟然致电英俄公使，指责赵尔丰、联豫的新政旨在消灭宗教，请求各国公使向清廷提出抗议。

　　1910年2月12日，川军入藏。同日，达赖率亲信逃往印度，请求英国保护，助其抵抗中国。达赖流亡印度后，英国处处笼络。英印总督明托、英国驻哲孟雄行政官员贝尔多次会晤达赖，秘商对策。并由英方预备馆舍，供应一切，“未及两年，达赖与藏员尽为所愚，而倾向维殷矣”。贝尔也说：“达赖及其大臣今忽倾向于素来仇视之人，此为前所未有，数年前万万不能望此也。”1910年3月14日，达赖前往加尔各答，会见英属印度总督明托，表达了他本人对英印当局“至深的感激”和“至切的依存”，并希望英方击退中国势力，让西藏得以“友邦的资格与中国直接谈判”。达赖落入英人之手，促成了英国侵略西藏策略的转变。

　　英国之所以改变过去对西藏的武装侵略，转而拉拢达赖，就其主要原因有：一是英印政府认为自己在西藏的主要利益是边界问题和商业利益，两者都不是通过武力能得以长期解决的。二是自1888年第一次印藏战争以来，达赖对英国的武装入侵从不屈服。因此采取怀柔政策更有利于维持和发展英国在西藏的势力与利益。英国改变策略，笼络西藏上层统治者，是由其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政策的两面性决定的。而在西藏上层，为什么有部分人甘心受人拉拢，干起分裂国家的勾当呢？这与晚清中央政府在英国几次侵藏战争中执行妥协政策出卖藏人利益有关，也与清廷强制推行藏政改革紧密联系。

　　1911年秋，正当藏局动荡之时，内地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原地区时局的混乱，英国殖民者感到分裂西藏的时机已到，立即唆使西藏上层策动反汉驱满的暴动，以实现西藏脱离中国的阴谋，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以达赖的名义向全藏官民喇嘛颁布了一个被称为“西藏独立宣言”的通告：

　　内地各省人民，刻已推翻君王，建立新国。嗣是以戍，凡汉递致西藏之公文政令，概勿遵从，身着兰色服者，即新国派来之官吏，尔等不得供应，惟乌拉仍当照旧供给。汉兵既不能保护我藏民，其将以何方法巩固一己之地位。苟其地居有汉人，固当驱除净尽，即其地未居汉人，亦必严为防守，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是为至要。

　　关于这个通告的性质，许多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通告仅仅是一个驱逐汉人的文告，而并不是一个宣布西藏独立的文告。这种观点以中国学者为主。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通告不仅是一个驱汉声明，而且是一个宣布独立的宣言书。这两种观点都不太符合历史实际。首先从通告文本来看，通告目的在于“总期西藏全境汉人绝迹”，因为汉人“恣为强夺，蹂躏主权”。这的确是一个驱汉声明。但西藏上层的分裂分子驱汉目的何在呢？显然不是为了与内地的共和政权发生关系，这为后来的历史证明。而是为了实现民族分裂，恢复其“主权”，尽管文中没有“独立”字样。其次，从西藏噶厦政府自1911年到1959年，乃至现在的“西藏流亡集团”几十年的历史来看，原西藏地方当局的亲帝派一直在谋求分裂祖国的“独立”活动。他们自己也认为1912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西藏独立”。因此，我们认为，由十三世达赖颁布的这个驱汉文告，并非是一个所谓的“独立宣言”，但它是有一定分裂倾向或独立倾向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认清“西藏独立”问题的历史真相，才能够对今日之“西藏流亡集团”闹“独立”的源流有较为清醒的认识。达赖喇嘛于12月16日返回拉萨，在惩办上层亲汉势力的同时，对那些反汉有功人员大加嘉奖擢升。藏军总司令达桑占东由平民晋升为札萨，摄政策墨林诺门汗因领导反汉得力，受封为呼图克图。在对外政策上，达赖及西藏上层确立了联英政策。由此看来，由于祖国内地的动荡，地处边疆的西藏给帝国主义列强可乘之机，西藏产生了离心倾向。在辛亥革命后，达赖喇嘛确立了首先“以英为友”的依附英国的对外政策。西藏地方自五世达赖之后，在历世达赖中，十三世达赖是掌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最有力的统冶者。为了维持和巩固其政教各权，他在政治上运用两面政策，骑墙于祖国与英国殖民势力之间。于是在他的周围形成了所谓的两种势力：亲汉派与亲英派，这实际上就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爱国势力与分裂势力的分野。亲英派形成于清末民初。自辛亥革命之始，在西藏上层统治集闭内部，形成了一股亲帝国主义的分裂势力，与主张“内向”的亲汉势力对立。这两股势力的明争喑斗，是与它们争夺内部统治权的斗争互为表里的。总体上讲，亲英的分裂集团在这个时期逐步加强了“藏独”分裂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初期，亲英分裂势力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加紧了向美国的靠拢，试图以美国为活动中心，开展其“藏独”的国际努力。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上层分裂集团的分裂活动并没有结束，只是囿于中央政府的压力，转入地下，其公开的活动有所收敛。1959年3月10日的武装叛乱，是近代以来西藏上层分裂集团“藏独”活动的总爆发。亡印后的“西藏流亡政府”与历史上的西藏分裂势力是一脉相承的。

　　四、晚清藏政改革及其教训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在民族宗教地区进行任何改革均须因地制宜，切务操之过急，否则遗患无穷。近代西藏问题的缘起，与晚清中央政府在西藏的急躁改革有关。经过1900年义和团之变及八国联军的侵略后，清廷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对内忧外患，晚清政府不得不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著名的改革措施当属在内地的“君主立宪”的“新政”和在边疆地区的“改土归流”，以挽救其封建统治。对于西藏危局，清政府中一些开明之士力主整顿，推行改革，防止帝国主义继续侵犯西藏，巩固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这样自1906年开始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为止的五年时间里，清政府大力整顿藏务。其中以张荫棠查办藏事及赵尔丰改土归流影响最为深远。

　　1906年4月，张荫棠入藏，经过调査，向清朝中央参奏揭发驻藏大臣有泰在西藏人民抗英斗争中坐误时机、对西藏人民抗英斗争采取釜底抽薪、任其战、任其取的投降政策。清政府于1906年11月29日发布了革职、査办有泰等十余名腐败渎职满汉官员的命令。1907年2月，张荫棠向清朝政府提出了“治藏大纲二十四款”，这是一个使西藏近代化的改革纲领。此外，他还颁发了《训俗浅言》和《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把汉族历代统治阶级的封建伦理道德搬到西藏来，作为建设西藏，改革藏俗的指南，译成藏文散发西藏各地。张荫棠为了改变西藏经济文化落后面貌，还提出了招募、训练藏兵、发展西藏农工商业、开发矿源、便利交通、发展教育卫生等一系列具体措施。张荫棠的治藏行动曾引起了继任驻藏大臣联豫的嫉恨和朝廷中一部分满族贵族的猜忌。联豫向朝廷弹劾张荫棠。清廷谕：“风闻张荫棠有令喇嘛尽数还俗，改换洋装之事”，“藏番迷信宗教，如果操之太急，深恐激成事变”。因此，清政府也认为张荫棠的言行过于偏激而不合西藏时宜，遂于1907年5月调他前往印度西姆拉，与英国代表会谈“所有亚东关升埠各事宜”。6月，张荫棠将两藏一切军政事务移交给赴任的驻藏大臣联豫后，离开了西藏。

　　张荫棠被调离西藏后，联豫继续在西藏施行“新政”。1909年西藏的“新政纲领”颁布，这些“新政”引起了西藏各阶层和憎俗人民的强烈反对。西藏人民采取停止和封锁联豫等入驻藏官吏的生活供应的办法，进行反抗。在西藏人民的坚决反对下，联豫在西藏的“新政”措施随之而中止。

　　在张荫棠查办藏事的同时，赵尔丰也在川、康两省大力推行“改土归流”。7月，因赵尔丰“征剿有功”，奉旨升任川滇边务大臣兼驻藏办事大臣。从1905年到1911年清亡的六年间，赵尔丰采取军事政治的强迫措施，废除了大小土司及其他地方势力，均改派流官治理。明令各族僧俗百性，一体接受汉地流官统治，不许再听命于本地土司和上层僧俗头人。赵尔丰为了取缔喇嘛制度，还为各寺院强行规定了喇嘛人数，对寺院的土地亦如同其他田产一样，一律征收赋税，同时废除了寺院向藏民摊派各种负担和干预地方行政的权力。除此之外，他还在生产、交通、教育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创办官立义务学校，采取汉化教育手段，强迫五六岁的藏族儿童入学读书，使用汉语汉文教学，强迫藏族子弟学习“官话”（汉语）、历史、地理、唱歌等各种学科，并要改从汉名，改变原有的宗教信仰、婚丧、服饰等风俗习惯。赵尔丰实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加强了中央与西藏、川康地区的联系，冲击了这些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削弱和打击了僧侣、农奴主的统治权势，促进了当地生产的发展和与祖国内地经济文化的交流。

　　张荫棠本人是一位颇具民族意识的有识之士，他受到西方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和变法维新思想的影响，他提出的改革措施如能实现，对西藏人民是有利的。赵尔丰在藏东改土归流也是这样。但是他们的政策从总体上讲操之过急，必然引起西藏上下僧民的不满。张荫棠一再强调“收四政权”，实际上就是夺取达赖的权力完全归驻藏大臣掌握。赵尔丰改土归流，实际上就是同化藏人。这些新政措施因为有违西藏的实际，与西藏各阶层人民意愿相反，所以得不到噶厦的实行。同时，清政府整顿藏务，也加剧了清廷与西藏上层矛盾，使十三世达赖逐步投入帝国主义怀抱，给帝国主义拉笼西藏上层，培植亲帝势力以可乘之机。

　　1908年11月，当达赖返藏之时，赵尔丰正在西康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同时清政府拟选川军精兵二千人藏。赵尔丰因“改土归流”有功，被任命为驻藏大臣。赵尔丰入藏，无疑宣布西藏本土也将实行改土归流。这两项措施立即遭到达赖反对。他向北京的各国公使呼吁“撤退川军”，希：望英法日俄“干涉中国”“为之声扱”而清廷置之不理，川军继续进藏，结果，达赖再次出逃。但不是出逃内地而是逃亡印度——他过去的敌人。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达赖执行了亲英的政策。尤其在辛亥革命全国动荡时期，达赖的这一错误政策给英帝国侵略西藏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五、外蒙“自治”与蒙藏协定

　　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领土外蒙古跟西藏一样，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目标。面对外患日迫的边疆危机，清廷像在西藏推行“新政”一样，也在外蒙古实施“新政”措施，鼓励移民屯边，并增派外蒙驻军。怀有侵蒙野心的沙俄对此阴谋抵制。1911年7月5日，俄驻华公使公然抗议清政府在外蒙古的“新政”措施，要求停止。不久，八百余名骑步兵到达库伦。沙俄还向清廷施压，允许外蒙古“自治”。1911年11月12日，俄国公使提出条款，要求中国停止向外蒙古驻兵、移殖，并不干涉“外蒙之内政”。沙俄与日本先后通过三次密约，划分了两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1907年第一次密约，日本承认俄国在外蒙古的特殊利益。1910年第二次密约，双方明言“巩固及增进1907年7月30日所签密约之性质”。沙俄为了巩固其侵蒙地位，还与英、美、日三国勾结，取得三国对俄国在满蒙问题上的谅解。1912年5月14日，俄国驻华公使向国内报告说，美国公使表示不阻挠俄国在满蒙采取军事行动。1912年7月8日，俄日第三次签订密约，划分了两国在内蒙的势力范围。9月，英俄两国外交大臣就蒙藏问题举行会谈，双方达成谅解。

　　沙俄在外蒙古制造“自治”，干涉中国推行新政的侵略行径，受到清政府的抵制。但是袁世凯上台后，为了取得沙俄的承认，不敢与俄冲突，试图谈判与之达成妥协。1913年5月，中俄达成外蒙古协定6条。俄国承认外蒙古为中国领土完全之一部分；中国不更动外蒙历来所有之地方自治制度。但是，北京参议院拒绝批准这一协定。中俄双方改以外交声明文件公布：俄国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及外蒙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中国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在外蒙不派官员不驻军队，不办殖民。俄国也承担类似的责任。在俄国的精心策划下，1914年9月到1915年6月，在恰克图举行中俄蒙三方会议，于1915年6月7日，签订《中俄蒙协约》。北京政府在协约中再次承认了“外蒙自治政府”。

　　沙俄在外蒙古鼓吹的“自治”实质上是一种分裂中国、制造外蒙古“独立”的阴谋。沙皇政府在国际交往中称保证外蒙“自治”，在外蒙王公中则一直在培植亲俄势力，支持他们反对清廷中央政府，谋求“独立”地位。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发生，沙俄认为机不可失，11月30日，即唆使外蒙王公僧侣阶层宣告“独立”。在沙俄培植下，外蒙古当局于1912年11月3日与沙俄签订《俄蒙协约》，规定：“俄国政府扶助蒙古保守现已成立之自治秩序”，编练国民军，阻止华人移殖蒙古。在沙皇政府的扶助下，蒙古部分上层王公走上了分裂袓国的道路。

　　辛亥革命时期，蒙古与西藏的形势极为相似，都是帝国主义国家制造分裂活动，以所谓“自治”、“独立”的名义，在封建王公贵族中培养驱汉反华的分裂集团。英国在西藏、俄国在外蒙古，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所用的手法伎俩何其类同。在西藏与蒙古上层统治集团中被帝国主义培养起来的分裂势力，因蒙藏同宗，双方上层亦多往来。辛亥革命后，蒙藏上层也走到一起，共同密谋反对中央政府的活动。十三世达赖返回西藏后，委派其宗教顾问蒙古人德尔智赴库伦与外蒙古上层密商，同谋脱离中国。1913年1月，西藏与外蒙签订了《蒙藏协定》，主要内容为：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立，自成两国。因两国信任同一宗教，而欲增进古来互相亲爱之关系……两国会同协定如下：

　　1.西藏国主达赖喇嘛赞同并承认蒙古为独立国家，其黄教首领哲布尊丹巴为蒙古国主；

　　2.蒙古回主哲布尊丹巴喇嘛赞同并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家，达赖喇嘛为西藏国主；

　　3.两国当于协商之后，设法促进佛教信仰；

　　4.蒙藏两国从今以后，凡有外患内忧，双方皆当永远互相赞助。

　　《蒙藏协定》表明，西藏上层与蒙古王公企图通过蒙藏合作，“与中国分立”，自成独立国家。

　　六、西姆拉会议与“西藏独立国”的缘起

　　西藏上层分裂分子深知，只有寻求强国援助才能实现“与中国分立”的目标，仅靠外蒙古是力难胜任的。西藏上层分裂集团最后还是投入了英帝国主义的怀抱。在英国的外交压力下，袁世凯为了求得英国的外交承认，决定改剿为抚，希望以羁縻手段笼络西藏统治者，谋求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的直接谈判，和平解决问题。1912年10月28日，北京政府明令恢复达赖名号。中藏直接会谈出现可能，但是英国极力反对，并以英藏直接会谈及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相要胁，逼迫北京政府参加中英藏三方会谈。这就是西姆拉会议的背景。英国之所以努力谋求三方会谈，在于英国试图担当中藏纠纷的调停人，以使双方都有求于英国；此外英国试图抬高西藏的地位，增强其在西藏的影响，降低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以保存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换取西藏的“自治”或某种程度的“独立”。

　　中英藏会议于1913年10月13日在印度西姆拉召开。如果说1913年1月的《蒙藏协定》是西藏上层搞藏蒙勾结，秘密从事“西藏独立”活动，西姆拉会议则是英国人教唆并勾结西藏上层投靠英国，抛出“大西藏独立国”蓝图的秘密会议。这次会议各方代表为：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英国代表英印政府外务大臣麦克马洪，西藏噶厦派出了伦青夏札。西姆拉会议从1913年10月]3日开议到1914年7月日因中国拒绝签字而破裂，逶迤八月。其主要议程可分为三方公开交涉与英藏秘密谈判两层。前者主要集中在西藏的政治地位与内外藏划界问题，后者表现为英藏双方背着中国中央代表秘密议订新英藏通商章程和印藏边界即史称之“麦克马洪线”。

　　中、英、藏三方开议，西藏代表首先提出草案，归纳为：

　　1.西藏独立；

　　2.西藏疆域包括青海、里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

　　3.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

　　4.中国不得派员驻藏；

　　5.中蒙各处庙宇向认达赖为教主，均应由达赖主持。

　　英国代表也提出草案六条，与西藏代表所提草案基本相同。实际上柏尔与夏札早已秘密协商好了。赤裸裸地暴露了英帝国主义及西藏某些上层亲英分子的“藏独”图谋。西藏代表的草案直接提出了“西藏独立”和“大西藏国”的疆域。它不仅包括西藏全境，而且包括新疆、四川、云南、甘肃部分藏区；它企图剥夺中央政府在西藏的外交权，要求中央政府不得过问印藏通商章程，而由英藏直接修改。

　　1914年3月11日，麦克马洪以“调停人”身分提出调停约稿11点，还在2月17日提出将西藏划分为内、外藏两部分，其目的仍是以外藏自治之名，行“西藏独立”之实。英国学者兰姆在分析麦克马洪划分内外藏目的时指出：“由于蒙藏条约及中俄蒙条约的产生与内外蒙的划分，英国害怕俄国利用蒙古渗入西藏，麦克马洪下定决心用广阔的中国领土把蒙藏隔离开来。因此，麦克马洪抄袭俄国划分内外蒙的故伎，企图分裂西藏，使外藏象外蒙一样自治，而成为中国与英属印度的一个缓冲地，同时在中国甘肃之外增加一层在外藏与俄国影响下的外蒙之间的缓冲。”此时，中国北洋政府正忙于镇压孙中山南方倒袁的“二次革命”，对英国所提调停约稿一让再让，竟产生了4月27日中国代表陈贻范草签条约这一非法的事情。这是迫于英国威胁的产物，中国代表后奉命拒绝正式签字。7月3日，在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下，英藏双方在该条约上签了字，是为非法的《西姆拉条约》。陈贻范即日正式声明：“凡英国和西藏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文件，中国政府概不能承认，”7月3日和6日，中日驻英公使刘玉麟奉命两次照会英国政府作了中国不承认《西姆拉条约》的同样声明。此后中国历届政府都坚持这个立场。因此所谓《西姆拉条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它只是记录了英国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西藏的历史罪状。

　　然而，流亡到印度的西藏分裂集团一直坚持西姆拉会议上西藏代表的观点。西姆拉会议的另一项秘密“成果”就是“麦克马洪线”的出笼。当时的中方代表并不知道英藏间的秘密交易，因此它跟西姆拉条约一样是非法的。而这笔交易却把约九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了印度。英帝国主义者靠欺骗手法占去的这块领土相当于三个比利时与九个黎巴嫩。而英国殖民者的不光彩行为在战后却成为印度在迄今的印中边界谈判中的所谓证据。

　　总而言之，西藏问题是两股反华分裂势力汇集一起的结果。它既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产物，又是西藏上层亲帝派分裂祖国的阴谋。近代史上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只是方式方法有所变化，内容和目的是无所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