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当代中国的挑战及其历史由来

第二节 新中国面对的第一个边界问题

　　中国与缅甸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关系，两国不仅是友好邻邦，双方边民还有民族亲情关系。缅甸是最早承认新中国（1949年12月16日）并最早与之建交（1950年6月8日）的亚洲国家之一，中缅两国还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共同倡导者。中缅友好睦邻关系的发展，为和平解决两国边界悬案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黄果园边界冲突事件

　　中缅边界问题的交涉是由缅甸方面首先提出来的。1950年，当中国云南省解放之际，蒋军残部九千多人在李弥率领下逃窜至缅甸境内，盘踞于掸邦地区，声称要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反攻大陆。蒋军残匪在中缅边境无恶不作。缅甸政府无力清剿，深为边境安全担忧。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追击蒋军残部，也进入缅甸北部边境地区。这种局势使得缅甸政府颇感为难。50年代初，中国地图仍沿用解放前的，它将北缅甸部分地区包括伊洛瓦底江在内划入中国境内。缅甸政府对此大惑不解。由于上述原因，缅甸政府决定采取主动措施，首先向中国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要求。1954年6月29日，周恩来总理访问缅甸时，吴努总理首先提到了中缅边界问题，表示希望早日解决。周恩来认为中国对边界问题无所准备，边界问题的谈判时机尚不成熟。这次访问后，中缅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双方表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中缅关系的原则，两国总理同意保持中缅之间的亲密接触，继续加强友好合作。同年冬吴努总理访华，双方发表联合公报表示有必要根据友好精神在适当时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这是中缅两国首次公开表示要求解决两国间的边界悬案。此后，周总理指示外交部和中央有关单位、云南省及中国驻缅甸使馆将中缅边界问题的调研工作摆在重要地位，并先后派人赴中缅边境实地考察。为早日解决边界问题作准备。1955年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针对美国利用蒋介石残余武装分子破坏中缅关系、诬蔑中国颠覆邻国政权的谣言，指出中国尊重缅甸主权，信任缅甸政府能够解决这一问题。

　　1955年11月，黄果园边界冲突事件爆发。当时，中缅边防部队在南段边界1941年线以西的黄果园发生了武装摩擦。缅甸亲美的《民族报》发表头版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正向缅北侵犯。这震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中国政府。中国开始检讨与修改建国之初的边界政策。与此同时，国际上因为波匈事件出现了反共逆流。美蒋集团竭力借黄果园事件挑拨中缅关系。以《民族报》为代表的部分缅甸舆论，附和反华论调，宣扬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是一个口号，诬蔑中国无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乘边界未定，派兵500人占领了缅甸七至十万平方英里的领土。中缅边境的严竣形势及其影响，使中国政府认识到中缅边界问题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黄果园事件后，中国政府正式开始与缅甸政府交涉两国间的边界问题。1956年开始，中缅两国领导人通过不断的公文往来和友好互访，磋商边界问题，使双方的观点逐步接近或一致起来，从而为正式谈判铺平道路。

　　二、中缅高层互访，增信释疑

　　1956年10月一11月，周恩来邀请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主席吴努访华。11月9日，双方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表明，中缅领导人在友好与谅解的气筑中讨论了中缅边界问题。双方达成谅解，从1956年11月底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地区，缅甸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的三个地方。同时周恩来通过吴努向缅甸政府提出了一份备忘录。这就是中国政府对解决中缅边界问题的原则性建议。缅甸政府答应予以考虑。1956年12月中旬，周恩来第三次访问缅甸期间，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吴巴瑞、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主席吴努等人举行多次会谈。周再次表示，中国军队已主动撤出1952年因追剿蒋军李弥残部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地区，中国已提出了解决边界问题的具体设想，希望缅甸国会1957年2月复会时加以讨论。中缅双方领导人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精神，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就边界交涉取得了巨大进展。1956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仰光机场答记者问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双方的观点基本接近，我们是根据历史上的文件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这次访问主要不是为了解决边界问题而是友好访问，以促进边界问题的解决。”

　　1957年3月，周恩来与来访的吴努交换信件，双方同意在边界问题获得最终解决的同时，签订一个体现友好合作精神的互不侵犯条约，互相保证不参加针对另一方的军事集团。

　　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友好互访与信件往来，中缅两国政府已在边界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的立场，为正式边界谈判奠定了成功的基础。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全会上汇报了中缅边界交涉的情况。他指出：“1956年12月访问缅甸时，与缅甸领导人讨论了中缅边界问题进一步澄清了彼此的观点，我们相信，中缅边界问题已经更加接近解决了。”至此，中缅边界问题的解决似乎会立即到来。但是直至1960年，中缅边界交涉才有重大进展，其间有二三年拖延。其中主要原因在于缅甸政府的不断更换，尤其是1958年的政治危机。1958年至1959年，缅甸国内政局动荡，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分裂，吴努无法控制全国局势，将政权交给奈温将军为首的政府。军政府虽然宣传对外执行和平中立政策，但为了应付国内危局，中缅边界问题被暂时搁置起来。

　　三、中国关于中缅边界的解决方案

　　除制定上述一般性的边疆战略与边界政策外，周恩来对中缅边界三段悬案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体现了新中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及对国际条约、国际性惯例的尊重，还表现了中国外交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精神。

　　第一，关于阿佤山区的一段。虽然中英两国政府在1894与1897年两个中缅条约中曾经有明文规定，但因条约有关条文前后矛盾，边界长期没有划定。1934年初，英国侵占了班洪、班老两个部落；1941年又趁中国抗战的困英国逼迫中国签订了一条对中国不利的边界线。中国人民对此十分不满。对于这种情况，如何对待人民的不满情绪所反映的爱国热情与国民党的旧条约之矛盾呢？周恩来指出：“在边界问题上，根据正式条约划定边界，应该根据一般国际惯例予以尊重；但并不排除两个友好国家的政府通过和平商谈，求得对双方公平合理的解决。”这就是说，对旧政府甚至是已经被中国推翻了的国民党反动政府跟外国签订的正式边界条约，中国应该首先予以承认与尊重，如果要修改，必须通过双方友好协商，再行修改。周恩来认为不承认过去的边界条约是十分危险的，不按国际法及国际惯例办事违背了我国外交方针，有损中国泱泱大国的国际形象。他说，如果过去涉及边界的条约我们都不承认，就会使四邻与世界惶惶不安了，也违背了我国的具体外交政策。为促进这段边界的公平合理解决，为解决问题创造了良好气氛。周恩来向缅甸政府表示，中国准备将1952年因追剿国民党残余部队而进入1941年线以西的中国军队撤出此线以西的地区。并要求在边界问题取得最后协议，树立界桩以前，缅甸军队不得进驻中国军队所撤出的地区，但缅政府工作人员可进入该地区。

　　第二，关于猛卯三角地区。对于这一段被英国“永租”的中国领土。周恩来认为由缅甸继续对中国的一块领土保持“永租”关系，与中缅两国平等友好关系不相称。他表示中国愿意同缅甸政府商讨废除缅甸对猛卯三角地区的“永租”关系的具体步骤。

　　第三，关于尖高山以北一段。这一段边界旧中国始终没有划分过。英国在此不断制造纠纷，企图以既成事实扩大其殖民地区。其中最严重的是在片马事件中占去了属于中国的片马、岗房、古浪三处村寨。周恩来根据我国对历史事实与实际情况调査的结果，向缅甸政府建议，从伊索拉希山口往南到尖高山的一段，除片马、岗房、古浪应该归还中国之外，原则上可以按怒江、瑞丽江、太平江为一方，与恩梅开江为另一方的分水岭为另一方划定边界。这里的习惯边界线基本就是“麦克马洪线”东边一段，这里的分水岭就是高黎贡山及其支脉姊妹山、狼牙山。同时要求在中国军队撤出1941年线以西的同一时期内，缅甸政府也将军队撤出片马、岗房、古浪。在这一段最后划界以前，缅甸政府可在三处保留行政管理，而中国军队在最后划定之前，不进驻此一地区。有必要指出，尖高山以北一段中缅边界的划定对中印东段边界很有影响。周恩来将“麦克马洪线”称为传统习惯性，是为了不让印度抓住中国的把柄，以免中国中印边界交涉中陷于被动。在50年代末，周恩来特别注意到中缅北段边界与中印东段边界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主张以传统习惯线划界，是为了否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周恩来指出：虽然这条传统习惯线与麦克马洪线基本一致，但“麦克马洪线”是中国政府没有正式承认的边界，因此，我们也不能在正式文件上承认这条线。我们这样提就不至于联系到中印边界问题，反之，如果我们提到“麦克马洪线”，那就会被认为正式承认这条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