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四节 东欧国家对西藏问题转变立场

　　在整个冷战时代，与我国同处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东欧国家在西藏问题上基本上采取支持中国政府的立场。我国建国之初，同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在中国外交中占居首要地位。中苏签订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都有相当大的开展。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与苏东集团相互配合与支持。朝鲜战争中，苏联支持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行动，谴责联合国通过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是“可耻的提案”。1954年中苏在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时，协调行动，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作出了贡献。对中国争取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苏联一贯给予坚决支持。同时对苏联提出的一系列国际和平倡议，中国也及时予以响应。中国与苏东集团的这种密切合作也体现在西藏问题上。

　　在五十年代，苏联一直支持我国政府关于西藏的政策。“直到1960年8月中苏关系破裂之前，莫斯科的公开观点是和北京共鸣的”。莫斯科的观点，在1959年西藏分裂集团出逃印度、呼吁联合国干涉问题上明确表现出来。

　　1959年3月，拉萨武装叛乱失败后，分裂主义分子出走印度。他们立即致电联合国，呼吁国际干涉。西方国家企图插手西藏问题。1959年夏秋之间，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对所谓“西藏问题”进行了调查，并写了调查报告，诬蔑中国犯下了“有意全部或部分消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种族、一个宗教集团的严重罪行”，胡说“尽管西藏”的法律地位不明确，“但无论是从事实上，还是法律上而言，西藏完全是一个主权国家，不受中国统治”。并呼吁联合国讨论西藏问题。在1959年9～10月间的第14届联合国大会上，爱尔兰和马来亚等小国受美国的控制，提出讨论西藏问题，认为“西藏的古难主要涉及的是人权”，并发言攻击中国政府。

　　对于美国操纵联合国的表决机器，利用“西藏问题”整中国，我国政府以及知名人士提出了批评和谴责。1959年12月21日，政协全国委员会和政协北京市委员会联合举行有一万人参加的大会，班禅大师、帕巴拉·格烈朗杰、阿沛·阿旺晋美等在会上作了关于西藏工作的报告，一致谴责美国强迫联合国讨论所谓“西藏问题”。

　　1959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仍未得到恢复。面对美国操纵的无理指控，苏联代表西里·库什涅特索夫当即给予反驳。认为这个指责是毫无可信的，它企图“利用联合国以达到加剧冷战局势的目的”，并指出事实上根本不存在“西藏问题”，提出这一问题纯属杜撰，目的是要恶化国际形势和联大的气氛。

　　苏联代表的观点得到了联合国大会与会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代表强有力支持，纷纷指出这个问题“完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内部事务”，在联合国讨论这个问题完全是“对中国粗暴、无理的干涉”。

　　六七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西藏流亡集团也曾想利用中苏交恶，谋求支持。但苏联也没有公开表示支持西藏流亡集团的分裂活动。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逐渐改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谊加强。在西藏问题上，苏东国家也表现出尊重中国政府的观点。这一点可以从塔斯社的一篇报导中看出。1987年美国会参议院通过所谓“西藏问题”的决议后，塔斯社作了如下报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说，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及西藏的一切事情均属中国的内政，不许任何人干涉”，“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今天驳斥了美国国会中一批攻击中国和中国中央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的政策的教唆者的反华活动。……美国国会议员恶毒攻击了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采取的民族政策，硬说达赖喇嘛的‘五点计划’是为解决西藏问题、解救西藏人民的苦难而采取的历史性步骤……”从这些报导中的提法和用语我们可以看出，塔斯社的报导与我国立场是相同的。

　　苏东剧变以后，共产党政权易手，反对派上台。剧变后的苏东国家对达赖的态度明显趋热，表现在：

　　1.剧变后的苏东国家元首、社会名流纷纷接见达赖喇嘛，而且规模相当高。如达赖访捷是应捷克总统哈韦尔的邀请。捷克总统办公厅代表诺伊曼等官方人士亲自到机场迎接。访捷期间，达赖还到哈韦尔总统的别墅作客并和总统一起全天坐禅。捷克官方对达赖的访问非常关心，为他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安排他参加《西藏》摄影展览。首都布拉格市市长雅·科让及副市长们也亲自接见了达赖。捷“公民论坛”组织领导人皮特哈尔特与达赖会晤时，“把达赖喇嘛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比捷克斯洛伐克具有更多经验的国家代表来欢迎”。达赖还与哈韦尔总统发表了联合呼吁书。捷克邀请达赖并给予这样的接待，是干涉中国内政、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1990年4月，达赖抵达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活动。虽然匈牙利官方一再宣称达赖是应匈两个佛教组织之邀访匈的，但实际上，达赖被安排在接待政府首脑的政府招待所居住，达赖及其随从人员外出时乘坐的都是豪华奔驰车。4月27日下午，匈牙利民主论坛主席、当时即将担任新政府总理的约热夫与达赖会晤近1个半小时。1991年10月，达赖访问立陶宛时，与立陶宛总理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一起举行了记者招待会。随后访问保加利亚时，索非亚市长卡拉卡恰诺夫亲自到机场迎接。保加利亚总统热烈夫也会见了达赖，达赖还在保通社新闻大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由上可见，剧变后的苏东国家对达赖以及西藏问题的关注已开始热乎起来。

　　2.苏东国家新闻界出现同情达赖甚至反华的文章。达赖1990年2月2日抵达布拉格，2月3日捷各党派中央报纸均在头版刊登达赖抵捷的消息、抵捷后的活动及图片。捷克奥洛莫乌茨城电视台广播了该城主教的谈话，称“达赖喇嘛是为自己国家的权利和自由而斗争的战士”。捷克《自由言论报》介绍达赖的情况时用了“1956年，中国军队占领西藏，……1959年，西藏人反对中国的起义遭镇压”等字眼。捷克《青年阵线报》上发表的文章则把和平解放西藏说成是“中国强迫西藏承认了它的主权”，把中国政府1959年平定拉萨骚乱说成“1959年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遭到血腥镇压，使西藏的悲剧最后达到顶峰”，称“西藏是一个十分独特的国家，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宗教、语言、社会关系、建筑风格和历史，它是强者的牺牲品”。

　　3.苏东国家官方听任达赖散布反共反华、鼓吹独立的言论，非官方则出现明显支持达赖搞“独立”的倾向。达赖在苏东国家访问时，多次发表言论攻击中国政府，鼓吹“西藏独立”，苏东国家官方对此则听之任之，而且还安排达赖到大学演讲，与各界群众见面，为达赖举行记者招待会，客观上为达赖散布其言论创造了机会。达赖到达捷克斯洛伐克时，在机场的400名欢迎人群中，有的拿着“给西藏以自由”的标语牌，有的打着“雪山狮子旗”，还有个别人呼喊“达赖万岁”的口号。达赖访问保加利亚时，保加利亚反对派一民主力量联盟机关报《民主报》称达赖是“西藏流亡政府首脑”，是“被中国占领的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这些行动和言论表明，在苏东国家非官方人士中支持西藏独立的倾向已开始明显出现。

　　在访问捷克时除哈韦尔总统、布拉格市长等人高规格接见达赖外，捷克官方还为达赖访捷举行记者招待会，给他提供宣传的讲坛。在这次1990年2月2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捷克反共人士与达赖一唱一和，颇似一场反共反华的合唱。几位捷克记者宣传捷克“和平演变”、“争取自由”的胜利，鼓吹“作为自由的捷克”要“帮助西藏走向自由”。达赖则说他是来了解捷克，学习捷克的，他还说他为捷克采取“非暴力”取得“自由”而庆幸。同时达赖还将其“非暴力”主张与“西藏独立”联系起攻击中国：

　　不用暴力并不意味着听从别人的命令。反对暴力有各种方式。采用暴力一时取胜，但长期来会遭致毁灭。我的祖国被占领40年，我们已流亡31年。31年来，我们一直遵循不使·用暴力的主张，这完全不是放弃自己的权力和希望，我们一直在为自由而进行斗争。最近在东欧，除罗马尼亚外，皆通过和平途径取得胜利。和平力量在占上风。

　　一位捷克记者问达赖1987年提出的“关于西藏和平的五点和平计划”，其中提到的“西藏自治”与目前西藏实行的自治区有何区别。达赖回答说：

　　目前的自治无任何意义，完全受中国人的控制。西藏被分成五个部分，有四部分被划入中国省份之中。

　　总之，达赖不放过任何机会宣场他的主张，攻击中国政府。

　　在访捷时，捷克朝野人士极力吹捧达赖。布拉格市长雅·科让会见达赖时奉承说：“您已经成为全世界非暴力解决所有冲突的象征，您是所有人的榜样。”在达赖同捷克各界群众会见时，捷克藏学家高马士首先发言，不同凡响：

　　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和西藏流亡政府首脑在我国的首次访问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位独特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已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活动30年。他的目的不仅要实现西藏的自由，而且要在全世界实现自由与和平。因此，他在美国、苏联、蒙古和不久前在民主德国都受到友好接待。他还致力于把西藏变成和平区，停止用武力迁移使本民族独立存在受到威胁的居民，以及尊重西藏人民的合法权利。

　　为什么剧变后的苏东国家会对达赖如此热心呢？这主要是因为：1.苏东国家政权易手，新上台的政党及领导人普遍反共、反社会主义，对仍是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有着天然的反感。而达赖此时叫嚣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论则很合他们的口味。他们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没有民主、自由。因此鼓励西藏摆脱共产党的统治，摆脱社会主义。如捷克总统哈韦尔给达赖的一封信中表示希望“西藏终将汇合到同一条和平争取自由的道路上来”；2.这些国家并不了解西藏的实情，而被达赖以及西方散布的片面言论所迷惑，认为西藏无人权、无自由，因而对西藏人民和达赖寄以深刻的同情；3.这些国家政局变化后，更倾向于与西方站在同样的立场上，而西方反共反华的立场是没有改变过的。

　　苏东共产党纷纷垮台后，中国自然而然成为西方和平演变的主要对象。西方今后会更加紧对中国的演变，而利用民族问题为突破点是西方惯用的伎俩。在苏东，西方正是利用支持民族独立运动达到了其使苏东实现政治自由化的目的。因此，虽然世界各国官方都无一例外地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却不能避免西方今后更多地利用西藏问题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总之，苏东剧变后，在西藏问题上我国面临更多的挑战。

　　苏东发生了巨变，苏联甚至国家解体，对西藏问题的影响也有有利的一面。即：苏联以及东欧大多数国家和我国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它们先出了问题，能给我们提供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使得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民族问题，并在工作中更加慎重稳进，防微杜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