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二节 民族因素与苏联的崩溃

　　1991年圣诞节，在莫斯科寒冷的冬夜里，执政七年的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告辞职。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七十年的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缓缓地落下，被原沙皇俄国时代的三色俄国国旗取而代之。这是一个改变世界历史航程的时刻：它标志着苏联的解体，一个超级大国在地球上的消失。

　　曾几何时，苏联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雁，是国际上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然而，近几年来，苏联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内民族沙文主义与分立主义达到空前程度。1990年初，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5月，叶利钦在俄罗斯发表主权宣言。一年之内，摩尔多瓦、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14个加盟共和国先后发表独立宣言或主权宣言。甚至一些加盟共和国内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也发表独立宣言，要求特殊的地位。一时间，苏联群雄割据，各自为政。联盟中央政府指挥不灵了。1991年“8.19”事件后，各共和国的独立浪潮更加汹涌澎湃。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签署明斯克协议，宣布成立“斯拉夫独立联合体”。12月21日，苏联12个加盟共和国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2月25日，便出现了本节开头一幕：戈尔巴乔夫总统被迫辞职。就这样，在短短的几个月里，苏联以一泻千里之势土崩瓦解了。

　　在这个多民族的大帝国的崩溃因素中，民族危机占有突出的地位。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近70年来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曾取得辉煌成绩。但是近年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以至形成全面的民族危机，导致国家的解体。其中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教训是非常沉重的。以人为鉴，意义重大。

　　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渊源

　　前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境内有一百多个民族，主导民族是俄罗斯，占全苏人口的一半。全苏领土二千多万平方公里，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苏联是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俄罗斯帝国又是在沙皇俄国东征西讨、兼并130多个非俄罗斯民族、近百个国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5世纪末期，莫斯科大公吞并了周围各小公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当时的版图只有苏联版图的百分之一。1547年，伊凡四世自己加冕，由“大公”改称“沙皇”，妄图建立斯拉夫帝国。从此，沙皇开始了疯狂的对外殖民史。在16至19世纪的三百多年里，沙俄以残酷的武力与卑鄙的手段兼并了大大小小的民族与国家。逐渐由一个内陆小国发展成为地跨欧亚两洲、领土达二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帝国。

　　沙皇政府对其疆域内的被征服民族推行野蛮的统治。几个世纪以来，他们推行大俄罗斯主义。俄罗斯人享有特权，其他少数民族被视为异族，权力被剥夺，资源被掠走。俄罗斯的语言、宗教、文化与风习被强迫推行于非俄罗斯民族中。俄罗斯官员操纵了其他民族地区的政权。沙皇政府的民族压迫与殖民统治使帝国内俄罗斯人与异族人的矛盾成为各种民族矛盾的主线。

　　但是，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很突出。沙皇政府为了维护中央集权，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对各民族的领土加以改变，宗教文化加以限制，从而煽动起各民族间的仇视。再加上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使得各民族间的积怨甚深。

　　沙俄帝国在欧洲资本帝国主义国家中，社会经济发展最为落后。疆域里各民族地区间虽然建立了统一市场，但是有较为明显的宗主国与殖民地性质。各民族间的经济交换具有不平等性。全国70%的收入来自发达的俄罗斯人。而中亚、远东诸民族地区主要是原料产地。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诸种民族问题，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失。自然而然，会给苏联在解决民族问题时以各种各样的历史遗留因素，而且是难以解决的因素。例如今天举世瞻目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的民族冲突，就是沙俄时代遗留至今而一直未决的民族纠纷。

　　民族理论方面存在失误

　　1.宪法规定的联邦制，实际推行的中央集权制。列宁创建苏维埃政权之初，根据实际需要，主张以联邦制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联邦制是把俄罗斯各民族联合起来的可靠步骤，并否认了斯大林让其他民族国家加入俄罗斯联邦的“自治化”方案。

　　1924年苏联第一部宪法规定，“联盟是各平等民族的自愿联合”，“每个加盟共和国独立行使国家主权”。

　　然而，在实际推行过程中，联盟中央将大部分军事、外交、财政等权力纳入中央政府，留给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有限。斯大林执政时期，他独断专行，中央集权达到了顶峰。联邦制不仅没有付诸实施，在实践中予以补充完善，相反被苏联领导人置之九霄云外。可以说，近年来，前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和主权，正是对长期以来联盟中央违背宪法过分集权的逆反。

　　2.认为社会主义时期民族问题消失的观点是错误的。长期以来，苏联民族理论以斯大林的观点为指南，认为剥削阶级一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一旦建立，民族之间就会建立兄弟般的合作，民族关系中就不会存在问题。斯大林说，民族纠纷的基本组织者即剥削阶级已被消灭，培植民族互不信任和燃烧民族主义狂热的剥削制度已被消灭，社会主义民族间的兄弟合作就会建立起来。民族问题是历史的产物，在各国都长期存在着。这种认为一建立社会主义，民族问题就自然消失的观点，在理论上夸大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实践中就会忽视民族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导致报喜不报忧，粉饰太平，积累矛盾。

　　3.苏联民族理论，将阶级与民族两个概念混为一谈，错误地将民族问题纳入阶级斗争的范畴。斯大林的民族理论认为，民族分为资产阶级民族与社会主义民族，民族问题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这种理论忽视了民族发展的历史规律，将民族问题与阶级斗争混淆起来。将这种理论运用于实际中去，必然导致忽视少数民族要求的后果，导致以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式解决民族纠纷的后果。

　　4.在宣扬苏联国民意识下，忽视了各民族的自我意识。在社会发展与民族融合的阶段问题上，前苏联领导人都患有自吹自播的“左派幼稚病”。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鼓吹，苏联进入了共产主义阶段，苏联各民族达到了完全的一致，苏共党已解决了资本主义世界极其尖锐复杂的问题，即民族关系问题，苏联已形成了一个不同民族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他们有共同的祖国，社会主义苏联；共同的阶级结构；共同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共同的世界观马列主义；共同的目标共产主义；和共同的心理特征。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有鉴于苏联社会发展与民族工作的实际情况，认为苏联尚没有达到共产主义阶段，而是处于“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前苏联领导人的上述观点都认为苏联民族问题早已解决，民族的差别已消失殆尽，全苏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苏联人民。苏联的这种宣传，实质上是在宣扬作为苏联人的国民意识或国家意识。于俄罗斯人，这种宣传可能不伤其民族感情。但对少数民族而言，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宗教及风俗习惯。有不同于俄罗斯人的民族特点和民族意识，那种认为苏联民族关系问题已解决、苏联已形成一个有着共同世界观、共同心理特点、共同目标的各民族共同体的观点是难以接受的。因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少数民族的自我意识及其民族特点，在实际中也容易刺伤他们的民族自尊心。

　　民族理论的失误，必然导致在民族工作中出现差错，使既有的民族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并演变成为民族危机。

　　民族工作中出现大俄罗斯主义，忽视少数民族利益

　　俄罗斯联邦在全苏联中，领土面积占三分之二，人口占一半，是经济文化发达地区。我们承认，在苏联几十年发展过程中，俄罗斯人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大俄罗斯主义现象十分严重。

　　斯大林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大俄罗斯主义者，虽然他是格鲁吉亚人。他认为，俄罗斯是加入苏联所有民族中最突出的民族，是各民族的领导力量。

　　在民族工作中，俄罗斯人被派往全国各地领导工作。他们自然而然流露出先进民族的自豪感。但这种作法恰恰剥夺了少数民族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利，最容易挫伤民族感情，导致民族矛盾激化。例如在民族干部队伍配置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撤换了过去的一大批民族干部，使领导力量的民族比例失衡。从而引起民族地区不满。1986年12月，戈氏解除哈萨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哈萨克人库纳耶夫的职务，以俄罗斯人科尔宾代之。结果引发了阿拉木图事件，揭开了苏联民族动乱的第一页。

　　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大俄罗主义现象的存在及其引发矛盾的积累，促使了民族危机的爆发。在全苏各地出现的民族骚乱中，各种矛盾都指向了俄罗斯人，要“俄罗斯人滚回去”。这种呼声不正是大俄罗斯主义严重的反映吗？

　　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有各种各样，干部领导权的配置是其中最为敏感者之一。其他方面如语言文字的使用、经济资源的利用、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也存在着大俄罗斯主义现象。

　　阶级斗争扩大化，肃反影响至深至远

　　苏联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诞生冲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它一成立就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多次颠覆与干涉，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阶级斗争显得特别尖锐复杂。但与此同时，出现了肃反扩大化的现象。那时，在苏共中央有上百的中央委员和军队高级将领成为斯大林肃反的对象。

　　在苏联民族问题上，也存在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卫国战争期间，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有极少数叛国分子企图鼓吹民族主义，乘机脱离苏联。对此，斯大林采取了严厉措施，将这些民族分裂分子和阶级敌人从肉体上消灭。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斯大林为了防止再次暴发民族分裂活动，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了取消政策，将11个少数民族（日耳曼人、希腊人、库尔德人、车臣人、印古什人、朝鲜人、克里米亚鞑靼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卡拉卡耶夫人、巴尔卡尔人、卡尔梅克人）流放到中亚地区或西伯利亚。1940年苏联吞并波罗的海三国后，斯大林将这三国的几万人流放到中亚。

　　这种民族取消政策虽然一时能够平息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达到稳定时局的效果。但长期里势必留下难以弥合的后遗症，并从反面刺激这些受害民族的民族情绪，给分裂主义提供成长的土壤。

　　肃反扩大化的后遗症，在近几年的民族动乱中有明显的反映。波罗的海三国不断升级的独立浪潮，就源于它们对1941年几万同胞被流放到中亚的纪念活动。由于人口大批流放到中亚地区，引起了本地居民与外来居民人口比例的急剧变化，民族习惯、宗教信仰一时失调，异族之间的冲突由此产生。现在费尔干纳地区麦斯赫特土尔其人与乌兹别克人的流血冲突，也是当年肃反扩大化的直接产物。

　　经济发展不平衡，民族地区相对落后

　　苏联经济体制是单一的计划经济，中央政府指挥全国经济运行。它依据经济专业化分工理论，将工业制造业集中于俄罗斯联邦，原料产地则分布在其他民族地区。这样长期分工的后果没有给民族地区带来实际的利益和经济发展，而只是给这些地区带来资源的流失和工业污染。这些民族地区多为资源丰富的原料产地。这里的居民生活与俄罗斯相比，明显要落后一些。这是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在苏联国内的表现。这种表现却使得民族不发达地区的不满情绪增长。

　　经济的停滞与落后，也是一些加盟共和国要求独立的直接原因。波罗的海三国原是北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入苏联以前与瑞典、芬兰等国处于同等发达水平。而加入苏联后的四十多年里，其经济发展缓慢，居民生活下降。这三国认为，直接原因在于联盟中央将他们大部分利润上缴中央财政，用于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发展。这样的“大出血”，势必限制了三国自身的发展后劲。因此波罗的海三国最先打出独立的旗帜，要求摆脱全苏中央计划经济，重新回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去。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性在国家之间的表现说明，要证明哪种制度优越，要保持国家的统一，最根本的还是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对民族分裂主义丧失警惕，对西方和平演变缺乏抵制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大力鼓吹民主化、公开性，要求以全球价值观代替社会主义价值观。他的改革发展到取消党的领导，修改宪法，改变国名与国家性质。他的政治改革造就了一大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反对派。许多民族分裂主义组织就是在支持改革的名义下，成为政治反对派的。它们也是在戈氏的支持下，成长起来而夺取共产党领导权的。

　　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后，一直存有离心倾向。这三国的政治反对派“人民阵线”、“争取改革运动”等组织正是打着支持改革的幌子，利用民主化与公开性推行民族分裂主义。这些组织首先与共产党展开议会斗争，1990年初夺取了议席多数，掌握共和国最高权力。然后利用人民公决投票的方式，宣布独立。由于苏共中央放弃了党的执政地位，对民族分裂主义丧失警惕，一些主张分裂主义的政治反对派敢于向苏联共产党挑战，甚至提出分裂联盟的主张。这一切的后果，可能是戈尔巴乔夫始料不及的。

　　在苏联民族危机中，西方的和平演变起了一定的催化剂作用。苏联在国际舞台上为了谋求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在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如国内人权问题、民族问题，总要与西方讨价还价，进行妥协。对于美国干涉其内政之举不敢给予积极的抵制。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之时，戈尔巴乔夫曾打算派兵平息事态。布什总统立即声明反对。布什致函戈尔巴乔夫，公开支持波罗的海人民“争取自决的愿望”。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后，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布什政府考虑与立陶宛建交。1991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声称只承认1933年时的苏联边界。这实质上是公开煽动苏联国内的一些民族主义者起来闹事。正是因为有了国际上的某些支持和鼓动，苏联的民族分裂势力凭借外部的压力，有恃无恐，越闹越欢。此外，西方还利用各种反苏侨民中心进入苏联境内，鼓动民族主义；还开设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诸神语言的电台节目，煽动这些民族的反苏反共情绪。这种政治战、攻心战在苏联民族危机中起到一定的效果，加快了苏联内部分裂因素的增长。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民族因素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样，东欧各多民族国家由于在很多问题上仿效苏联民族政策时也有不少失误，给国内少数民族造成了伤害。在东欧变革中，民族矛盾也不同程度地加剧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局骤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