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二节 西藏青年大会，“藏独”接班人

　　成立的背景

　　西藏青年大会，是一个具有极端主义的民族分裂组织，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国际形势下成立的。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少数反动上层在为分裂祖国而策划的1956年康区叛乱和1959年西藏叛乱相继失败后，挟持达赖，裹胁数万藏人逃亡国外，企图借用国外反华势力，积蓄力量，卷土重来。他们接受美、印和台湾等反华反共势力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重组外逃残余叛乱武装，不断回窜西藏，进行骚挠破坏，屡被我军民在边境封堵打击，惨遭失败。他们逐渐认识到用军事力量与我较量无异于以卵击石，是自取灭亡，需要改变策略，组织力量，以和平方式争取“西藏独立”。

　　六、七十年代，国际反华势力出于对中国实行封锁孤立政策的需要，利用达赖集团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给予一定支持，唆使武装藏人大举反攻西藏。随着我国内形势好转和国际地位日益提高，达赖集团获得的这种支持和援助逐步减少。他们在国外挣扎了十几年，不仅没有一个国家政府公开支持“西藏独立”，承认其“流亡政府”，西藏问题反而逐渐被世人遗忘，感到独立的希望渺茫，“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事业，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认为这根“接力棒要传给青年一代，而且越早越好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向世界宣传西藏问题，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和兴趣”。

　　西藏历史上就派系林立，矛盾重重。分裂集团逃印后内部派别斗争愈演愈烈，尤以地区和教派矛盾最为突出。广大外流藏民为生存而挣扎，不问“独立”。青年向往西方生活方式，不愿穿藏装，不愿说藏话，对宗教也不甚感兴趣。流亡集团四分五裂，一盘散沙，士气低落，长此下去，不但“独立”无望，连在国外的藏族亦可能不复存在了。因而他们妄图把希望寄托在对西藏历史无知而又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青年身上。为了打破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地区和教派界限，流亡集团企图利用青年大会这个组织形式把各藏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借以团结全体在外藏人。其目的表面上是要“保持西藏的宗教、文化传统和民族特性”，实际上则是要“站在争取西藏独立斗争的最前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在60年代，世界学潮汹涌，掀起国际性学生运动。流亡集团认为，1968年巴黎的学潮，泰国和斯里兰卡的学生骚乱，美国伯克利和日本的学生反对侵越战争，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运动以及印度的纳萨尔巴里起义，都严重影响各个国家的内外政策趋向，能量不小。这对那些偏激而又无知，自幼就被“西藏独立”灌满了头脑的在外藏族青年，在客观上是一个很大的刺激。从而，达赖集团认为，分裂祖国，青年人可以利用。

　　上述因素促成达赖集团决心把外逃藏族青年组织起来，成立“全民族性的西藏青年大会”，对内借以团结全体在外藏人，“保持西藏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对外利用青年单纯、活跃、好斗的特点，掀起国际性的“西藏问题”宣传运动，鼓吹在西藏举行有国际监督的公民投票，企图以和平方式“争取西藏的完全独立”。

　　在上述情况下，藏青会于1970年10月在印度成立。

　　藏青会的地位与活动

　　目前，藏青会已成为流亡藏人中人数最多，能量最大，影响最深的组织。其下辖地区分会已达50余个，遍布印度各地的藏人聚居区、以及尼泊尔、不丹、锡金、欧美等国。现在已有万余名会员。

　　藏青会也是坚持闹“西藏独立”最顽固的一个组织，其活动能量不可小视。该会在达赖集团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已经控制了“流亡政府”的几个主要部门。“流亡政府”工作人员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藏青会”会员。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从我国与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作长远斗争的观点看，“藏青会”有可能成为继达赖之后在国外继续坚持闹“西藏独立”的核心领导集团，其动向值得我国严重注意。

　　藏青会自称其“不是一个派别组织，而是代表全体藏族青年的国际性”组织。鼓吹“藏青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是西藏民族解放斗争的继续”，它“继承了西藏两次起义和西藏民族主义者在中国的反抗精神，并把他们的理想变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同时，标榜它的成立是“时代的需要是西藏青年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所带来的社会觉醒、政治民主和民族主义意识上升等重大社会变革的集中体现”，它证明“西藏人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

　　“藏青会”坚持闹“西藏独立”的立场之顽固，气焰之嚣张，是曾参加过西藏叛乱的达赖集团元老派自愧不如的。他们自认为比元老派聪明得多。后者认为，选择非暴力方式，得以保存实力并迅速扩大，“暴力斗争是自取灭亡”。他们指责元老派自叛乱失败逃亡国外便一筹莫展，致使“西藏问题逐渐被人遗忘”。所以，以后“争取西藏独立的斗争”应该由藏青会来领导。由此展开了与元老派争夺权利的斗争。“藏青会”，首届主席丹增格切曾任“流亡政府”内阁部长，分管宣传和卫生部；二届秘书长扎西旺堆升任部长，负责内政部和安全部；一届秘书长索朗多杰、二届秘书长和三届顾问朗杰多吉、三、四届主席洛桑京巴，先后分别任“流亡政府”宣传、教育部秘书长；另有各届中执委委员十人在“流亡政府”各部任付秘书长或同等职务，进入了实力圈子；“流亡政府”各部工作人员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藏青会”会员，从而，使达赖集团“流亡政府”基本上完成了权力向少壮派的转移，形成了藏青会为主体掌权的局面。

　　在达赖集团中“藏青会”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活动对“流亡政府”的政策决策影响很大。它控制了对外宣传，掌握了各种宣传手段，反对“流亡政府”与我接触，指责“流亡政府推行与北京妥协的政策”，致使达赖派人回国不得不秘密进行，并再三否认与中央谈了回归问题。达赖取消一九八五年回国参观的计划也与此不无关系。它强烈要求改革伪“西藏人民会议”代表的选举制度。原选举制度规定代表的选举在地区和教派内部进行，“藏青会”认为这是人为地制造分裂，对下一代团结不利，要求在全体在外藏人中实行普选，并以抵制伪人大代表的选举相威胁，最终实现了选举制按“藏青会”提案的改革。它还掌握了流亡藏人回国探亲参观的控制权。近年以来，在印藏人回国探亲，男人由“藏青会”批准，女人由“藏青会”操纵的“西藏妇联”批准。此外，他们还到处插手，如成立“接待小组”，控制监视和拉拢出国探亲藏胞；组织人员帮助巴基斯坦管理阿富汗难民；动员青年参加“特种边境部队”等等。总之，“藏青会”的势力越来越大，有可能出现无视或驾空达赖而在“流亡政府”中一派掌权的局面。

　　藏青会自成立以来，进行了一系列分裂活动，妄图扩大流亡集团的影响，争取国际的同情，使西藏问题国际化。其分裂活动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鼓吹“西藏独立”，煽动分裂活动。藏青会出版了近十种期刊及大量宣传品，胡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国家”，“西藏在地理、种族、语言、历史、政治与文化诸方面自西藏成为一个民族起就不同于中国”，“50万解放军驻藏是搞军事占领”，西藏人民强烈需要独立，“只要决心坚持到底，一百年后也可以争取独立”。藏青会利用各种机会煽动并组织分裂破坏活动。每年3月10日要搞所谓“西藏民族起义周年纪念日”。总部及各地分会的骨干纠集大量流亡藏人及反华外国人士举行反华游行，冲击我国驻外使领馆。他们大量散发宣传品，攻击中国杀害了百万以上的藏人，还挂起伪“西藏国国旗”，搞什么静坐、绝食。还强迫每个流亡藏人出钱出人出力向世界各国首脑及联合国秘书长寄发“西藏独立”纪念信封与邮票。他们还企图对国内的藏族同胞发动宣传攻势，鼓动骚乱活动，收集国内情报。他们与境内的地下分裂分子联系，搞恐怖活动，制造动乱，阴谋破坏西藏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建设。

　　②乞求国际支持，妄图使西藏问题国际化。藏青会的成员遍布世界各地，他们受了西方的高等教育，善于迎合西方人的心理，捕捉国际热点，并与西藏问题联系起来，乞求国际社会对其分裂活动的支持。凡是对华不友好的外国，他们都要加以联络。7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藏青会成员就写信给苏联领导人，乞求援助。1979年初，苏联总理柯西金访印，他们组织庞大的队伍欢迎。1982年，勃列日涅夫身染沉疴，藏青会获悉便托苏驻印度使馆送去一包藏药，并附信说：“西藏与苏联的交往是从藏药开始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夫人就是用藏药治好重病的，“我们虔诚地祝愿这些药也能治好阁下的病，以便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欢迎你到独立的西藏来访问”。

　　③谋求印度的支持与援助，是藏青会的重要活动。藏青会联系了“西藏妇女联合会”，做印度妇女界的工作，争取印度第一夫人支持他们的所谓“慈善事业”。他们每逢“3.10”独立纪念日，都要向印度总统总理致函，鼓吹“印藏之间的精神与世俗的亲密联系”，谋求印度政府对其分裂活动的公开支持。

　　④乞求西方特别是美国对“西藏人权问题”的关注，构成了藏青会近年活动的新动向。近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变化，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开展了人权外交。藏青会在西方社会重新鼓吹“西藏人权问题”。自卡特推行“人权外交”以来，藏青会一直致函美国总统，希求美国的人权运动“能解救喜马拉雅地区600万藏人，使之获得基本自由与人权”，并要求美国恢复对达赖的援助。

　　⑤反对达赖回国，争夺藏族下一代。1978年开始，达赖喇嘛开始与中央政府进行接触，并拟1985年回国观光。遭到了藏青会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达赖回国有可能丢失“西藏独立”的大旗。藏青会发动各方力量，写效忠信，进行祈祷，散发传单，向达赖施加压力，牵制其回国。说：“达赖是否回国不取决于其个人而是取决于西藏大多数人的决定”。对在境外出生的藏族儿童，藏青会也不放过，藏青会在流亡藏人聚居区建立学校，派成员前去义务教课。他们以继承“藏族文化”为名，向西藏下一代灌输独立思想，企图将分裂活动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