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一节 “西藏流亡政府”之由来

　　上层分裂势力反对西藏和平解放

　　1951年5月23日，西藏和平解放，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和平协议标志着1911年以来西藏与祖国关系四十年的不正常局面结束，西藏重新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关于西藏地方政权，十七条协议规定，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第三条）；中央不变更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不变更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与职权，各级官员照常供职（第四条）；过去亲帝国主义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坚决脱离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与反抗，仍可继续供职，不咎既往（第十二条）。这样，原西藏地方政府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本是中央人民政府根据西藏地方的具体实际，对西藏地方当局采取的宽容政策。但是，西藏上层集团的少数分裂分子不甘心失败，在西藏和平解放后依然进行反对十七条协议、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

　　早在1951年冬天，人民解放军和平进入西藏的时候，分裂分子以鲁康娃·泽旺绕登、索康、赤江、罗桑益西、帕拉·土登维登为首，在拉萨支持“西藏人民会议”，公然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把人民解放军赶出西藏。夏格巴在1948年率“西藏贸易访问团”赴英美进行分裂活动后，1950年又被任命为“西藏亲善使团”团长再次访问英美等国，寻求对“藏独”的援助。西藏和平解放后，夏格巴一直留住噶伦堡，以此为据点，里应外合，与境内外的分裂分子进行叛国活动。

　　1952年初，嘉乐顿珠秘密回到拉萨，继续策划组织所谓“人民会议”。在当年的传诏法会后不久，分裂分子以“人民会议”的名义于3月30日举行游行示威，喧嚷要把人民解放军逐出西藏。司曹鲁康娃、罗桑益西纵容“人民会议”向中央人民政府驻藏代表张经武呈送所谓“西藏人民请愿书”，要求修改十七条协议，撤走驻藏解放军。3月31日，分裂分子又以“人民会议”的名义纠集，二千多人包围中央政府驻藏代表驻地，搞所谓的“请愿”。同时，他们鼓动藏民不卖粮食给解放军，要用饥饿赶走解放军。他们还唆使藏军及喇嘛制造混乱，绑架、杀害驻藏官兵。中央政府驻藏代表及西藏工委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斗争，达赖不得不撤销鲁康娃和罗桑益西的司曹职务。西藏军区与噶厦分别颁布通告，宣布“西藏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但是噶厦暗中包庇鲁康娃等分裂分子，让其潜逃出境，继续从事分裂活动。“伪人民会议”事件后，鲁康娃借朝佛名义前往印度，以噶伦堡为据点，策划并指挥康藏分裂势力的叛乱活动。

　　“人民会议”并没有因被取缔而停止非法活动。噶厦中的少数分裂分子仍然暗中支持。1953年，阿乐群则、钦绕旺秋等人聚集在阿乐群则家，密谋再组“西藏人民会议”。1954年7月，中央政府通知达赖喇嘛赴京出席全国人大第一届会议。阿乐群则等人为了阻止达赖赴京与会，公开宣布再组“西藏人民会议”，煽动请愿，反对中央的决定。同时，夏格巴等境外的分裂分子在鳴伦堡也成立了“西藏国民大会”，里外呼应，一起进行分裂阴谋。达赖赴内地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后，于1955年6月返回拉萨，阿乐群则又掀起请愿活动。他以迎接达赖为名，呈送了“汇报与请愿书”，要求恢复伪“人民会议”的地位，反对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11月17日，中央政府驻藏代表责成噶厦明令宣布“西藏人民会议”为非法组织，并将阿乐群则等分裂首领逮捕，其嚣张气焰受到沉重打击。

　　1955年，中央政府决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藏区的封建农奴主包括一些寺庙喇嘛堪布，深感改革触动其既得利益与统治地位，强烈反对改革。他们以文、武两手抵制中央的改革政策。阿乐群则等人在拉萨以伪“人民会议”名义，搞静坐、请愿，张贴标语，轮番纠缠中央驻藏代表，以和平手段反对改革。1956年初，分裂分子在外国势力和台湾当局的支持下，在康巴地区举行了大规模叛乱，以武力破坏民主改革。

　　1956年，印度举行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大会，特邀达赖出席。境内外的分裂势力又乘机进行滞留达赖于国外的分裂活动。达赖的哥哥嘉乐顿珠和土登诺布从美国赶回印度，与鲁康娃、夏格巴等分裂势力汇合，力劝达赖流亡印度，居留于噶伦堡从事“藏独”活动。夏格巴甚至企图在达赖于1957年1月访问加尔各答时，用汽车劫持达赖到美国领事馆。对此，周总理亲自访印，进行工作，才使尼赫鲁许诺不支持“藏独”势力，周总理还两次与达赖进行长谈，坚定了他回国的立场。1957年2月初，达赖一行返藏，国内外分裂分子企图利用达赖访印，逼其流亡印度搞“藏独”的此次阴谋未能得逞。

　　1957年开始，西藏反动上层在西藏各地秘密拼凑叛乱组织，四处截击汽车，暗杀汉族干部。1958年下半年，非法的“西藏人民会议”召开会议，全面策划武装叛乱。7月28日，阿乐群则、多吉巴桑等人以藏区（卫藏、康巴、安多）人民的名义，向全世界185个非共产党国家与地区散发了反对“中国侵略西藏”的决议书。境外的分裂势力在美蒋特务的支持下，以噶伦堡为基地，成立了“西藏自由同盟”、“西藏福利协会”等反动组织，出版《西藏镜报》，鼓吹“独立”，策动叛乱。在这种里应外合的嚣张气焰之下，一场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的全面武装叛乱终于于1959年3月10日在拉萨发生。

　　拉萨武装叛乱，“流亡政府”成立

　　1959年3月10日，西藏叛国分子在拉萨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提出“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威胁驻藏干部、官兵向“西藏独立国”自首，并以“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的名义，张贴布告，组织“卫教志愿军司令部”。同时，叛乱分子向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请愿，要求印度保护西藏的“独立”。印度总领馆竟然公开接见叛乱代表，接下其“独立声明”，答允转告印度政府。聚居在印度噶伦堡的西藏分裂分子响应拉萨的叛乱，召集了约二千藏人集会，组成150人代表向印度政府请愿，要求支持“西藏独立”。

　　在武装叛乱发生的同时，噶厦召开会议，产生了“西藏人民会议”。噶厦在罗布林卡推选十九人为所谓人民代表。其中包括泽登旺秋、喜绕泽措、才登、格桑扎堆、雪巴达东、朗木色、格西热布、朗东涅巴、白公强左。“人民会议”由察多势堪穷、马朗阿波、扎西孜仲等人出面主持。

　　“西藏人民会议”成立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活动，领导和指挥叛乱。

　　叛乱分子特意伪造一枚方形印章，名为西藏独立国人民会议，以此名义在拉萨街头张贴告示，命令人们“赶走汉人”。

　　“西藏人民会议”与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驻守罗布林卡的叛军司令部联合起来，成为三位一体的叛乱组织领导机构。3月19日，这个叛乱集团下令武装进攻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和中央驻藏机关。全面的武装叛乱开始。对此，中央政府于20日命令驻藏部队讨伐西藏叛国集团。经过两天战斗，即扑灭了拉萨市区的叛国变乱阴谋。

　　叛国分子于3月17日晚将达赖挟持，逃离拉萨，奔向印度，走上昔日十三世达赖的老路。在西藏上层当局，以阿沛噶伦为代表的爱国人士一直站在中央政府一边，反对叛乱。叛国分裂分子裹胁着达赖奔向了流亡印度之途。

　　3月29日，叛乱集团逃至山南地区隆子县，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决定以隆子为临时首府，企图以雅鲁藏布江为屏障，以印度为后盾，赢得国际支持，进行长期的叛乱活动，谋取“西藏独立”但是由于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了拉萨叛乱，挥师南下，很快击溃山南的“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达赖集团作长期抵抗的企图化为泡影，只得率众于3月31日越过“麦克马洪线”，逃抵印占区。从此，十四世达赖喇嘛走上了流亡印度的道路。

　　4月18日，达赖到达印度提斯浦尔，当日即由印度外交官散发了“达赖喇嘛的声明”，其中指出“宗主权是汉人强加在西藏人身上的”。显然，达赖声明表明，他本人也走上了分裂国家的“藏独”之路。

　　在初抵印度的一段时间里，叛乱集团聚集在穆索里。4月24日，印度总理尼赫鲁在此会见了达赖喇嘛。1960年初，达赖在穆索里正式成立了“流亡政府”，组成了流亡噶厦及其下属机构。不久，达赖将流亡大本营迁到印度西北部喜马偕尔邦康拉县达兰萨拉。这里一直成为达赖流亡集团的大本营。

　　I960年9月，流亡集团在达兰萨拉召开第一届“西藏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宪法”，宣告成立“岗钦吉雄”即“大雪国政府”，也就是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同时宣布达赖喇嘛为“国家首脑”。这次大会标志着“西藏流亡政府”的正式成立。

　　“流亡政府”成立30多年来，在达赖喇嘛的精神支持和实际主持下，颁布了所谓“宪法”，选举了所谓的“人民会议”和“内阁”，并在国外成立了以达赖喇嘛名义的驻外办事处。它企图借达赖喇嘛的影响。在流亡藏人中甚至在藏区鼓动起分裂的潮流，在国际上则利用时机与国际反华努力勾结，闹起“藏独”宣传，谋求某些支持（参见本章第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