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三节 西藏人权问题的由来与发展

　　“西藏人权问题”的起源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1950年1月，毛泽东发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指示。同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昌都，接着西藏地方当局改组，由尚未成年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

　　达赖喇嘛于1951年2月委派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代表团到北京，与中央政府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经过双方充分协商，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代表在北京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10月24日，达赖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

　　西藏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是在50年代初，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专政制度并未受到触动，“三大领主”依然处于统治地位。中共中央对西藏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力求用和平的方法，稳妥地进行民主改革。但是，一些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却不断进行活动，企图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他们成立了旨在搞分裂活动的政治、军事组织，挑拨达赖喇嘛反对中央政府。这些活动愈演愈烈，终于在1959年3月酿成了全面武装叛乱。

　　人民解放军迅速平息了叛乱，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拥护。平叛成功，标志着西藏农奴制的结束，从此西藏开始进行民主改革。达赖集团则从拉萨逃亡到印度，在印度北部城市达兰萨拉成立“流亡政府”，开始了其分裂祖国、鼓吹“西藏独立”的活动。

　　平息西藏反动分子的武装叛乱本是中国内政，可是国际社会对此却颇有微词。当时在世人眼中，西藏还是一片神秘的高原，是一片富有而贫瘠的土地，对西藏的历史、宗教和法律地位、边界等都存在着大量的误解；更由于一些鼓吹“西藏独立”分子的传播，加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的因素，导致一些国家对我国在西藏的政策及措施产生了误解。

　　达赖集团逃到印度后，随即向联合国发出呼吁，要求联合国干预西藏事务，同时还向美国求援，希望美国出面公开支持。

　　1959年3月，拉萨发生叛乱后不到几个星期，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就对西藏问题进行了“专门调查”，并且提出报告说，西藏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西藏官员在法律上有权取消十七条协议，中国政府在西藏搞“文化上的种族灭绝”，等等。这个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实际上是由自由法学家审查委员会组成的，而后者是由美国情报机构在1949年创立的，也叫做苏联地区爱好自由律师调查委员会和自由法学家同盟。正如《美国法律协会杂志》所说，建立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主要目的是收集证据，向全世界提供文件证明，揭露铁幕后面共产主义的许多不公正的现象”。1958年至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至少向它提供了65万美元的赠款。美国政府实际上把它看成是一个在冷战中反对共产主义的有用伙伴。

　　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的美国背景使得它所提的关于西藏问题的调查报告打上了反共反华的印记。这个报告在国际上起了很坏的影响，它为那些在西藏问题上攻击中国的人提供了争论的依据，对于澄清事实真相起了阻碍作用。

　　联合国在五十年代被美国控制。美国经常在幕后操纵那些受它影响的中小国家在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一些决议，以达到其干涉、侵略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目的。在西藏问题上美国的作法也是这样。

　　自从朝鲜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便操纵联合国阻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把中国视为在亚洲最大的敌人，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封锁和削弱中国。1959年9月美国指使马来亚和爱尔兰两个国家在联合国十四届大会上提出西藏问题；1961年在第十六届联大上萨尔瓦多、马来亚、爱尔兰、泰国提出西藏问题草案；1965年在第二十届联大上萨尔瓦多、爱尔兰、马来亚、马耳他、尼加拉瓜、菲律宾和泰国提出西藏问题决议草案。这都是在美国授意下进行的。

　　1959年10月21日第十四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中说，“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已被强行剥夺”，“呼吁尊重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及其特殊的文化和宗教生活”。

　　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通过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中说，联合国“严重关注到在西藏继续发生的事件包括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禁止他们传统上享有的独特的文化与宗教生活”，“考虑到这些事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确定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包括人民自决的原则，这些事件对日益加剧的国际紧张局势，对恶化人民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可悲影响”，“重申确信尊重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原则对在法律的基础上发展和平的世界秩序是十分必要的；再次庄严地呼吁停止剥夺西藏人民的包括自决权的基本人权和自由；表示期望各成员国将会尽一切可能，做出适当的努力，达到当前决议的目的”。

　　1965年12月，第二十届联大通过的决议中说：“对继续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表示痛惜”，确信“在西藏违犯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禁止其人民独特的文化与宗教生活将会加剧国际紧张局势，恶化人民之间的关系”，呼吁“停止一切剥夺西藏人民长期享有的人权或基本自由”。

　　在联合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这三个决议中，都强调要尊重联合国宪章确定的关于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原则，指责中国政府侵犯了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并且攻击中国政府剥夺了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权”。此后一些国家利用这几个决议攻击中国在西藏的政策，捏造了所谓的西藏人权问题。

　　“西藏人权问题”的发展

　　虽然一些国家就西藏人权问题攻击中国，但是在整个六、七十年代，这个问题在国际社会中显得并不突出。这是由当时的国际关系背景决定的。众所周知，美国自越战以来，国力下降，西欧与日本的独立倾向日益明显。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国力有所发展，在国际舞台上更是频频出击。整个对立的东西阵营各自出现新的情况，新的变化。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高。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中美签署上海公报，同年中国与日本建交。1970年到1980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由55个增加到124个。美国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想借助中国的力量牵制和抗衡苏联。于是在国际政治格局中出现美、苏、中大三馆关系。由于中国在这种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当然就不会强调西藏人权问题以至影响同中国的关系。

　　进入八十年代后，国内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

　　1978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成为中国长期奉行的基本国策，中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西藏自治区也出现了新的气象。1980年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央许多部门的负责同志多次深入西藏高原进行调查研究，制定建设西藏的新战略方针。中央书记处在1980年和1984年召开了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了繁荣西藏的八项政策，使西藏的建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从西藏的实际出发，为西藏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西藏的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都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发展。

　　达赖集团1959年逃亡到印度后，在印度北部城市达兰萨拉成立了所谓的流亡政府和流亡议会，并于1963年颁布了“宪法”。虽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们始终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攻击中国“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数不尽的灾难”。达赖在国际上四处活动，曾多次到一些国家访问，鼓吹他的这些观点。达赖曾几次申请到美国访问，但都遭到拒绝，原因是美国政府当时不愿意就此影响同中国的关系。进入8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达赖活动更加频繁。1979年，达赖首次访问美国，到1987年9月，达赖先后四次访美，鼓动美国一些议员在西藏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攻击中国，借以达到“西藏独立”的目的。

　　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衹，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国内政治、经济都出现一系列危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推行政治“新思维”，提出“加速发展战略”，然而国内各种阻力并存，出现了混乱局面。美国自里根总统上台后，采取“重振美国”、“恢复美国精神”的一些措施，经济得到回升，国力有所增强。里根又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力求赢得对苏的优势。里根推行的“以实力求和平”的对外关系总战略在国际社会中取得一定成效，总的说来相对于苏联有一定优势。在这种格局下，中国的战略地位在美国眼中有所下降了。另外，自卡特政府起，美国开始实行“人权外交”，以维护公民的“人权”为借口，注重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扶植反政府的“自由势力”，力图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和平演变”来达到其不战而胜的目的。苏联、东欧、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面临着改革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任务，这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利用“人权”为借口对社会主义国家展开和平攻势。

　　在这种背景下，自80年代中后期起，以美国为首，一些西方议会、政府官员再次鼓吹“西藏人权问题”。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以美国国会为代表，一些西方国家议会通过了几个所谓“关于西藏人权问题的决议”。1987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通过“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同年12月15日和16日，国会参众两院又正式通过参议员佩尔与赫尔姆斯提出的所谓关于西藏问题的修正案，附于“国务院授权法案”后面。此后不久，里根总统签署了该法案。这个修正案花了大量篇幅来描述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的所谓“事实”，攻击中国自1950年以来杀害了一百多万藏人；诬蔑中国大规模地毁灭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并向西藏大规模迁徙人口；吹捧达赖是“争取西藏和平与自由”的勇士；要求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并把西藏问题纳入对华关系的重要方面《1989年3月拉萨骚乱后，美国参议院又表示出对西藏问题的“积极”姿态。3月16日，参议院以口头表决方式通过一项决议，除重复上述内容外，美国议员提出了更多无理的要求：要求布什总统建议派一个联合国观察小组“监视西藏局势”，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的代表就西藏前途举行谈判。

　　第二，美国国会邀请达赖访问美国，为达赖集团借口“人权问题”，鼓吹“西藏独立”提供讲坛与机会。1987年9月，达赖第四次访美。9月21日，众议院人权小组委员会邀请达赖讲演。就是在这次演说中，达赖发表了其所谓的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计划”。这个五点计划的实质就是要使西藏独立成为一个“缓冲国”。欧洲某些国家的议员也邀请达赖访欧。1988年6月，达赖在欧洲议会场外发表所谓“斯特拉斯堡建议”，就是应英国保守党议员埃勒夫人之邀而成行的。西方议会的某些议员还向本国行政当局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有所行动。在1987年9月至10月达赖访美之时，就有58名美国议员联名致函里根总统，要求他使用美国巨大的外交力量，根据达赖的五点计划来解决西藏问题。西德自民党的议会党团发言人也敦促科尔政府公开支持达赖的五点计划，并希望达赖访问波恩。

　　第三，对1987年后的几次拉萨骚乱，西方政府也利用所谓“人权问题”对中国政府表示“遗憾”和“惊愕”，并向中国施加外交压力。例如在1987年9、10月间的拉萨骚乱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雷德曼说，美国对近日西藏的骚乱表示“遗憾与悲哀”。法国外交部也表示对西藏十分“关心”。1989年3月的拉萨骚乱后，西方政府的表示有所升级。例如英国外交部声明“严重关注目前西藏的骚乱”，并要求中国政府与达赖集团举行谈判。尽管如此，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之前，西方国家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态度还是较为谨慎的。虽然它们都对几次拉萨骚乱表示了不同程度的“遗憾”、“惊愕”和“关注”，但都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在是否接见达赖的问题上，行政首脑尽量保持谨慎的回避态度。这是与西方一些议会在西藏问题上的积极态度是有明显区别的。

　　总之，在80年代中后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代表，对所谓的“赶藏人权问题”表现出较大的关注，从而使“西藏问题”在国际上有所发展。其中西方某些国家的议会，尤其是美国国会成为推动“西藏人权问题”发展，并利用其来攻击中国的急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