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五节 印度支持西藏分裂活动的原因

　　纵观印度独立以来的对华政策，归根到底，在西藏问题上印度政府始终未能摆脱渊源于前宗主国英国驻印殖民当局的传统政策的困扰。这项政策之所以在印度根深蒂固，是有其错综复杂的深刻的原因的。

　　印度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印度同西藏有宗教和文化上极亲密的关系，甚至有人更为露骨地说印度和西藏就是“文化同源”的“母子关系”，其理由大致如下：

　　第一，声称藏族先民来源于印度王族。这就是颇为流行的藏族源于印度王族之说，我国学术界俗称为“南来说”。其主要依据是藏文经典中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如《贤者喜宴》中说，吐蕃赞普出自印度释迦王族；《西藏王臣记》中说出自阿育王的后裔等等。其实，这些说法源于宗教因素，未免牵强附会。当今世界，各国学者都普遍认为，考古资料是研究民族起源的重要依据。迄今为止，藏族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卡若文化明显反映出其“创作者可能是藏族先民集团之一”。这就充分说明，藏族先民早在佛教形成以前就已劳动、生息、繁殖在西藏高原，他们与印度王族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共同的历史渊源关系。此外，对藏区古文化遗存进行的比较研究证明，西藏的原始文化与祖国内地而非与印度次大陆的原始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藏语属于汉藏语系而非属印欧语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我国藏族人民笃信佛教，而印度是出世佛的殊胜之地。出于对印度的推崇和宏扬佛法，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印度王族的后裔，这本是毫无科学根据而不足以凭信的。但有些人却不顾史实，反复鼓噪，其用意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第二，声称喇嘛教是佛教的一个分支，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来自印度。不可否认，西藏的喇嘛教是藏化了的佛教。但是佛教最早的发源地并非是在印度，而是在今天的尼泊尔境内。如硬要牵连的话，也只能说发源于印度次大陆或古印度。就因此而作为西藏依附于印度之理由，岂不有些强词夺理吗？更何况亚洲有那么多信佛的国家和地区，难道都要成为印度的“子”不成？如果说西藏的喇嘛教与印度有关有些依据的话，那么把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归源于印度则完全是信口开河。政治制度和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宗教，都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必须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证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的出现乃是当时西藏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是适应于当时西藏社会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是经过当时的清政府予以确立的。因而，认为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来源于印度，只能是对西藏政治、经济与历史的无知。

　　第三，声称西藏人疏远中国而亲近印度。这更不值一驳，英国的西藏通、早期侵藏的谋划者之一查理士·柏尔在他所著的《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述：

　　西藏人之于印度人接触者多恐印度人侵入西藏，夺取权力，故彼等以种种理由，不愿与印度勾结太密……西藏之天然亲属自应为中国联邦中各种族，其宗教、伦理及社会风俗皆有共同基础，历史上亦自始联结。

　　这再好不过说明了问题。我们不妨再看看当今现实状况。英国人林恩·布尔曼在其实地考察后写道：“流亡在印的藏人团体与当地人几乎没有友谊，没有通婚。语言依然是交往的主要障碍，文化的不同是另一个重要原因，种姓制度为相互交往设置了障碍……”难道所谓宗教上文化上有着极亲密关系就是这样的隔离与疏远吗？

　　其实上述理由远非印度政府承袭英国对藏政策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些为己所用的借口罢了。在印度对西藏政策中，安全因素占有重要地位。众所周知，西藏与印度在地理上是较为接近的，西藏历史上对外的主要出路就是通往印度。在印度陆军总部看来，与西藏接壤的东北边境是中国能向印度发动进攻的唯一脆弱地区。于是为了安全，“喜马拉雅山已不能成为防范北方潜在敌人的有效屏障，除非有可能将西藏高原包括在内”。而这种所谓的安全就是要确保从英国手中继承下来的在南亚的霸权地位，这个意图再明显不过地表达在了1950年尼赫鲁多次重复的一个声明中：喜马拉雅山构成了印度的北部传统边界，既然尼泊尔是在喜马拉雅山的这一边，任何对尼泊尔安全的威胁都会被看作是对印度安全的威胁。当时的尼泊尔已为印度控制，这个声明显然是维护其霸权的叫嚣。因此，为了维护在它国的特权，为了称霸南亚次大陆，从战略安全上考虑，印度当局有必要支持西藏分裂集团，使西藏成为一个独立的对印友好的缓冲国。这完全是当年英国传统理论指导下的政策的延续。1959年3月西藏叛乱失败，印度的这种努力彻底失败了。尼赫鲁虽没放弃，但已觉得越来越不现实。他转向更加现实，决意从外部来抵制所谓的中国的威胁，从而确保印度业已获得的在南亚的霸主地位。于是，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成了尼赫鲁的“不可谈判”的安全保障线。因此，1962年边界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利用流亡藏人反华成了尼赫鲁及其继承者的迫切需要。他们不得不再次公开奉行早已失败了的政策，唯一的希望是给中国以压力。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中印边界谈判的恢复，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印度政府再次公开表示放弃对西藏分裂集团的支持，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虽然从实用主义出发，印度政府继续给西藏分裂集团以实际支持，但更多的是想拿西藏问题作“外交牌”给中国施加压力，加强自己在边界谈判中的地位。

　　印度政府之所以长期支持西藏分裂集团搞“独立”，也是与印度尤其是印度国会内主张“西藏独立”、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华势力分不开的。我们不妨看看如下事实：1959年西藏发生叛乱，印度执政党国大党主席和总书记露骨地宣称西藏是一个“国家”或者是“自治国家”。他们联合一些政党组织了“支援西藏人民委员会”，公然要求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并且要求召开有印度、西藏和中国三方面参加的另一次“西姆拉式”的会议，来解决这个纯属中国内政的问题。印度人民同盟中央工作委员会关于西藏问题的决议更是直言不讳：“印度应当同亚洲自由国家就中国侵略西藏问题进行接触，使他们把支持西藏独立作为共同事业中国必须退出西藏，应当让西藏成为独立国，印度应尽一切努力来争取西藏的独立。”1987年3月拉萨发生骚乱，印度国会中属于不同政党的665名议员呼吁“重新看待西藏人争取自决和自由的斗争”，并签署了反华备忘录，声称“中国人强行占领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无数的苦难，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印度人民和政府对西藏所发生的事决不能熟视无睹。”1989年3月拉萨又发生了骚乱，中国果断地在西藏实行戒严，印度55名议员竟致信李鹏总理，诬蔑中国滥用武力，致使西藏局势“日益恶化”，公然干涉中国内政。1991年12月，李鹏总理访问印度，为了安全起见，印度警方先后拘留了一些流亡藏人闹事分子。印度人民党和人民党（社会主义）的议员竟要求法院制止警方行为，说警察对他们的暴行侵犯了人权，破坏了已故前总理尼赫鲁执政期间对西藏人的友好保护政策。其间，印度反对党一些议员和一些印度学者组织参加了所谓的“喜马拉雅安全和西藏和平问题”大会，对印度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政策进行非议。前人民院议长拉比·拉伊在会上叫嚣要为西藏争取独立的斗争制造一种人民运动和舆论。尼赫鲁大学教授达斯则声称，在西藏获得自由之前，印度的独立不是彻底的，印度政府对华政策是“自我毁灭性质的”。正因为印度尤其是印度国会中有一股不可低估的支持“西藏独立”的反华势力，所以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只能权衡再三，顺应声势。这将成为阻碍印度领导人在实现中印关系正常化道路上迈出大步的一个不可忽的因素。

　　中国和印度是亚洲的两个大国，中印两国人口加在一起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印关系的和平与稳定，不仅对亚洲，而且对整个世界的和平将产生深远的影响。只有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才能赢得真正的和平。只要我们一如既然往地奉行反对霸权主义、互谅互让、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和平政策，只要印度人民与政府充满对和平的渴望，坚信潘查希拉，相信，中印两国人民的和平共处终究会实现。

　　§§第五章 国际人权与西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