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三节 支持康藏叛乱，印中关系恶化

　　1954年尼赫鲁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与中国签订关于印藏通商与交通协定，明智地放弃了英国殖民者传统的对藏政策和在西藏的特权。但是，印度政府出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完全抛弃英国殖民者干涉我国西藏事务的传统作法，试图利用西藏问题保持对中国的某种外交压力，以便讨价还价，在边界问题上谋取利益。1952年，尼赫鲁就指示当时的印度情报局长穆立克（M·N·Mullik）与达赖喇嘛的兄弟嘉乐顿珠及其他分裂分子保持联系，并尽力帮助他们。在1956～1959年的康藏叛乱中，印度的这种传统作法更为明显。

　　1955年，西康试行土地改革，触动了一部分农奴主和土司头人的利益，他们公然举行叛乱，反对改革。失败后大部分逃往印度的噶伦堡。由于印度政府采取纵容态度，噶伦堡一时成为康藏分裂分子搞“西藏独立”的活动基地，在印度国内逐渐聚起一股挟持达赖搞独立的强大势力。印度政府视而不见，却借口纪念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于1956年11月异乎寻常地盛情邀请达赖、班禅去印度访问。达赖抵印后，印度总理尼赫鲁于11月27、28日两次同达赖喇嘛谈话。除了一般内容如问候、访印情况外，谈话突出了两个重点：1.美、苏为首的两个阵营都有所削弱；2.西藏和中国签订协议承认西藏属中国，但如中国超出协议范围，西藏有困难时，印度将帮助西藏。尼赫鲁这种谈话的动机很明显。它对那些阴谋搞“独立”的势力是一种鼓励和配合。由于周恩来总理两次访印，亲自说服，让达赖留印搞“独立”的阴谋才未得逞。但印度并未放松拉拢达赖的活动，并制造舆论为西藏分裂分子撑腰打气。在里应外合的嚣张气焰下，西藏反动叛国分子终于在1959年3月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公开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西藏叛乱分子在拉萨公开闹事时，于3月10日去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要求印度保护“西藏独立”，印度总领事竟然表示，他们口说无凭，需要有一个书面文件；印度总领事馆还公开接见叛乱代表，收下“独立”声明并答允转告其政府。3月13日拉萨伪“人民会议”通过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的电台两次向噶伦堡发电报，与在印度的叛乱分子进行联络。众多事实证明，印度驻拉萨总领事馆在这次叛乱中公开支持了西藏叛乱分子，如容许叛乱分子从领馆内向解放军开枪；在解放军反击后允许叛匪在领馆躲避解放军搜查；私藏叛乱分子的枪支、弹药；其医院给叛乱分子提供医药，甚至衣、食、住等方便。

　　由于中国平叛的坚决果断，叛乱迅速被扑灭。十四世达赖喇嘛在叛乱分子挟持下，于3月31日抵达印占区，受到印度的热情款待。印度外交部派遣曾在拉萨担任过总领事的司长梅农前往边境迎接，并一直陪伴到新德里。4月18日，达赖等一行到达提斯浦尔，由印度外交部的官员散发了诬蔑中央政府的所谓“达赖喇嘛声明”。印度总理尼赫鲁于4月24日会见了达赖，并多次发表讲话指责中国不遵守西藏自治的保证，采取了武力镇压和压迫。当时印度政府中支持西藏叛乱、搞“独立”的右派政党气焰极为嚣张，纷纷发表反华言论。印度政府借势通过各种方式煽起反华反共高潮。自2月底到4月初的一个多月内，印度36家报纸就发表了三百多篇文章和约31万字的新闻，肆无忌惮地攻击中国，甚至组织反华游行，支持“西藏独立”。

　　印度政府支持“西藏独立”的尝试失败后，采取了一系列恶化中印两国关系的行动：

　　1.支持西藏分裂集团、建立藏人反华武装。

　　印度政府在中国平息西藏叛乱后，继续支持康藏叛乱分子在噶伦堡等地建立反华基地，给予达赖喇嘛政治避难权，并违背诺言，扶植达赖在印度的达兰萨拉建立了“流亡政府”，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1962年边界战争后，印度政府转向更加积极地援助、利用西藏叛乱分子。它与美国合作在奥里萨（Orissa）建立了一个秘密援藏据点。同时，它还允许美国秘密建立了为西藏叛乱分子提供空中支援的查尔巴迪亚（CHARBATIA）情报站。此时的印度政府已成为西藏叛乱分子的最主要的供应者，印度将整个行动置于情报局调研分析处的指挥之下，由总理办公室监督。在奥拉夫·卡罗爵士建议下，印度政府招收大批流亡藏人，“在给予他们必要的军事训练后，将他们派往整个喜马拉雅山边境沿线的边境哨所”；同时印度政府让“B·J·帕特奈克负责募集和训练西藏难民回国进行游击活动”，蓄意破坏西藏治安，妄图阻挠西藏正在进行的改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印度政府还于1962年秘密组建了以流亡藏人为主的印藏“特别边境部队”（Special Front Force），这支部队情报界称之为“22号机关”（EST。NO。22），长期驻扎在印度北方邦台拉顿附近恰克拉塔，其最初设想的具体任务是在中国西藏内部组织抵抗小组。

　　2.挑起边界冲突，破坏中印友好。

　　1961—1962年，在1954年中印协定即将届满之际，印度当局蛮横地拒绝了中国政府表示签订新约的多次友好建议，并对中国西藏开始实行禁运。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坚持以麦克马洪线为印度与中国西藏的分界线，开始公开地大规模地用武力侵占中国领土，企图将中国西藏从外部包围并控制起来。早在50年代初印度政府为此曾采取过一些行动只不过这次更加肆无忌惮。1961年尼赫鲁开始在边界推行富有侵略性的“前进政策”。他在人民院发表讲话，“我们的目标只能是设法使侵略者退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采用外交的方式，采用各种手段，最后，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的话，就采用战争手段……”。1961年11月和12月，尼赫鲁、印度陆军总部分别命令“东北边境特区”驻军和东部军区在中国西藏与印度边界实行“前进政策”，积极向印方所坚持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全线推进，甚至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好几公里的扯东也建立了一个“阿萨姆步枪队”哨所。1962年10月12日，得意忘形的尼赫鲁竟下令把中国军队从他所谓的“入侵地区”实际是中国领土上全部“清除掉”。于是，从10月17日起印军从中印边界东段、西段大举向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一贯坚持和平协商解决边界争端的中国政府忍无可忍，下令奋起反击。1962年10月的中印边界战争爆发。战争以印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印度政府并没因此而反省，反而变本加厉地寻机复仇。它完全封锁了藏印间一切交通，断绝了全部通商贸易。

　　此外，印度还企图将西藏问题国际化，策划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试图使中国成为缺席的被告，印度则充当调解人，使西藏问题成为一个中国有求于印度的因素。印度的这一做法，前后是有些变化的。在中印边界战争之前，印度在联大讨论西藏问题时投了弃权票，但在1962年之后，印度在联大改变立场，公开地站在反华的西方世界一边（参见本章第二节）。

　　印度当局所有这些反华活动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两国关系的恶化，从此，两国关系进入了漫长的冷战时期。至七十年代，两国虽有所接触，都曾表达过缓和的意向。但是，1975年印度吞并锡金为其第22个邦、1971年印度与苏联签订带有军事同盟性质的“苏印和平友好条约”等种种事实表明，印度称霸南亚的大国主义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