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三节 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两面政策（1941～1949）

　　规模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国际关系及各国的国内形势都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这种影响同样也冲击着我国的西藏地区：一方面，忙于反德大战的英帝国虽然并未放弃侵略我国西藏的野心，但干涉西藏事务，已力不如前，不得不让位于此时的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另一方面，战时美国由于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结成的盟友关系，它还不得不考虑将自已的活动限制在不严重影响美中关系的范围内，以此支持蒋介石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因此，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在对待西藏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是具有两面性的：它一方面利用自己膨胀起来的实力来填补英国即将退出西藏所形成的真空，以满足自己的霸权与扩张的野心；另一方面，为不影响与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在染指西藏内部事务的过程中，又有所收敛，以拉拢蒋介石政府。为此，美国政府在公开干涉西藏问题的同时，又对外明确地陈述了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公正”立场：

　　美国政府铭记不忘中国政府早就公言对西藏拥有宗主权（按：

　　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对西藏拥有主权，从未承认过对西藏拥有所谓宗主权），并早就声言中国宪法把西藏列入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对这两种声言美国政府从未提出过异议。

　　美国国务院的一位官员也曾对此做了一个“精辟”的注解：

　　美国目前一方面不应作出任何改变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这一立场的表示，另一方面又避免提及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便尽可能得到行动余地。

　　托尔斯泰使藏

　　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并侵占太平洋岛屿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英美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随着战争的进展，轴心国将其力量逐渐转向中亚细亚，尤其在日本占领缅甸，切断了滇缅公路之后，西藏地区的战略地位愈显重要，日益成为兵家欲争之地。对该地区觊觎已久的美国政府自然不甘落后，开始加强了对西藏的活动和学术研究。同时，美国的垄断资产阶级亦“慷慨解囊”，资助美国学术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开始藏学的研究，并着手搜集有关西藏的各种资料。1942年夏天，美国国务卿赫尔（Hull）指示美驻华使馆人员注意搜集有关西藏问题的政治情报。同年10月，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官员庄莱德（Evereet F。Drumright）还建议美国政府，如果在西藏派驻永久性代表有困难的话，不如派人随时赴藏考察，并且认为如派人考察，由印度启程比由重庆或昆明启程将会更为合适。

　　同时，中国国民党政府为战事的需要，打算通过西藏东部修筑一条中印公路，以便开辟一条新的补给线。这一计划最初遭到西藏地方当局的反对。经过交涉，西藏方面同意非军事物资可由西藏进入内地。在此情况下，美国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vice[简称 OSS]，中央情报局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简称 CIA]的前身）局长杜诺万（William J Donovan）于1942年8月指派伊利亚·托尔斯泰上尉（Ilia Tolstoy）和布鲁克·杜兰中尉（1st Lieutenant Brooke Dolan）组成一个赴藏使团，经国民党政府默许，名义上去西藏视察路线，而实际上还有另一层任务，即试图与西藏当局建立直接联系。他们于12月到达拉萨，转交罗斯福总统给达赖喇嘛的一张照片和一封信。下面是F·D·罗斯福总统给达赖喇嘛的信：

　　白宫

　　华盛顿

　　1942年7月3日

　　神圣的阁下：

　　我的两名同乡伊利亚·托尔斯泰、布鲁克·杜兰希望访问你的教区和历史名城拉萨。在美国有许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对你的土地与人民都非常向往，并很感兴趣，都珍视此次机会。

　　你知道，美国人民和27个其他国家正联合起来进行由侵略成性的国家所强加于世界的战争，他们的意图是摧毁思想的自由，宗教的自由，甚至行动的自由。今天联合国家正在为保卫自由而斗争。我们相信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力量是充足的，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我请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杜兰帶去一点礼物，表示我对你的友好情谊。

　　热情的问候，我是你最忠诚的

　　F·D·罗斯福

　　神圣阁下

　　达赖喇嘛，喇嘛教之最高教长

　　拉萨。

　　他们和西藏地方当局多次商谈有关陆上补给线的问题。虽最终未获结果，但是他们却利用大部分时间搜集到了大量情报，并通过和西藏政界实权人物的秘密接触，发现了中藏关系“并不可喜，至少可以说，中国所说的宗主权很少有实际意义”。为此，他们表示完全赞同西藏的“独立事业”。回国后，他们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政府应该绕过中国政府支持西藏，以满足西藏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愿望。”对于托尔斯泰等人在此期间的活动，连英国驻拉萨的官员们都抱怨说：“托尔斯泰对运输显得不感兴趣，或兴趣极少。”

　　由于呆在拉萨商谈通过西藏恢复印中运输线无果，1943年3月，托尔斯泰离藏回国。离开拉萨前夕，达赖喇嘛给罗斯福总统一封信及一些礼物：

　　尊敬的F·D·罗斯福

　　美国总统

　　白宫

　　华盛顿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非常满意，通过托尔斯泰上尉和杜兰副官收到你的信和作为友好情谊象征的一块华美的金表，它能表示月和星期。他们安全到达了他们要访问的教区和拉萨城。

　　我高兴知道，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国家表示极大兴趣。美国人民联合27个国家进行保卫自由的战争具有巨大的意义。这场战争是由侵略成性的国家所强加于他们的，其意图是摧毁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

　　西藏珍惜她自古以来就享受的自由和独立。作为佛教圣地，我正在努力，尽管我年幼，发扬我们的宗教精神以求胜过我的前辈们的虔诚事业。我真诚地希望并为之祈祷，战争早日结束，使全世界的国家能够建立在自由和善意基础上的持久而正义的和平。

　　作为我敬意的表示，我给你带去一条哈达，三枚西藏最贵重的金币，我的照片，三幅手绣的唐卡，表示六道轮回的长存，四个和睦的兄弟，八种吉祥符号。全部用金丝缎装裱。

　　您最忠诚的

　　西藏达赖喇嘛

　　水羊年正月十九日。

　　西历1943年2月24日。

　　这封达赖致F·D·罗斯福的信，显然不能代表达赖本人的想法，那时他才八岁。这封信可能是由噶厦的“外交局”代办的。

　　除达赖亲自接见这两个美国人并回函罗斯福总统外，“外交局”在给两个人的信函中还说：“罗斯福总统致函达赖并馈赠礼品，此为西藏首次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之始。兹特准前往甘肃兰州，其他外人不准援例请求。此行沿途不靖，特派僧官、士官各一人，士兵与人伴送以策安全。”

　　从以上史实可知，太平洋战争一爆发，美国就开始重视西藏的战略地位，并与西藏上层悄悄地拉上了关系。

　　与夏格巴保持距离

　　1946年5月下旬，一个宣称为巩固与美国之间“友好关系”的西藏代表团带着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礼物和信件，拜访了美国驻印度新德里的大使。随后又于次年8月，西藏地方政府背着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府组织了一个以孜本夏格巴为团长的6人“商务代表团”，名义上是准备赴美英等国作商务“考察”，实际上却是在美英等帝国主义幕后策划支持下，西藏亲帝分子的又一次分裂祖国行动。他们企图与美英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借以造成一个实际上已经“独立”的既成事实，去乞求美英帝国主义承认西藏为“独立国”。同时，这也是美国政府暗中策划，为其以后更多地插手西藏事务，和英国政府合谋干涉我国内政而准备外交上的借口。该“商务代表团”在赴美国之前，于1948年初到达南京，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曾劝阻其出国，并称如一定出国应拿中国护照。但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却阳奉阴违，在印期间一再向美外交人员表示，出外访问将不使用中国护照，并与美国商人及美驻港总领事暗中勾结，由香港美领事馆在没有得到中国政府同意和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发给签证，于1948年7月17日飞抵美国。在此期间，他们受到了美国政府格外“慎重”的接待。当时的美国政府出于染指西藏地区的野心而又迫于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盟友关系的压力，对“代表团”采取的政策是：“避免可能激怒中国政府的任何行动，使中国政府抓不到可解释为有辱于它对西藏的主权的任何把柄”，“既不想伤害中国人的感情，也不愿伤害西藏人的感情”。为此，“代表团”在美国大失所望地呆了两三个月之后，又飞往伦敦，受到英国首相的亲自接见。他们在沿途发表了大量反对祖国的荒谬言论，进行了反对祖国、出卖西藏民族利益的勾当。他们胡说“西藏处在三大国环视之下，北方是苏联，东方是中国，南方是印度，我们不好偏向某一国而给予它一种特权，冷落其他两国，因其如此，干干脆脆把他们全部拒绝。……希望美国政府筹借8百万美金，作为藏币的准备金，希望贵国用大量的机器和电力设备，同我们交换药材和羊毛。”还说什么：“西藏与中国的联系，仅只是宗教上的联系，中国根本无权管辖西藏人民，我们用什么护照出国，中国根本就不配过问。”从他们的言行可以明显看出，这次出国的真正目的，决不是一般的商务考察和与各国建立贸易关系，而是想在国际上获得对西藏“独立”的承认。然而，事与愿违，他们这种分裂祖国的可耻行径，在国外到处碰壁，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承认。1948年冬，他们只好取道法国、瑞士、意大利、印度返回西藏。

　　1948年冬至1949年初，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的指挥下，取得了三大战役决定性胜利的情况下，美国等国家惊慌异常，出于他们“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目的而不断地在西藏进行侦察并修筑工事，以期将西藏控制在它的手中，作为“反共”的军事基地。

　　在这一段时间里，美国在西藏问题上的表现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慎重的，这还可以从以下几个事例中看出。

　　1943年，美国拒绝了英国关于承认西藏可以与其他国家交换外交代表的权利的建议，国务院并于5月15日的一份外交备忘录中陈述了他们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深知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对西藏地方拥有宗主权和中国宪法将西藏列入中国版图这一事实，对于此从未提出过异议。同时，美国陆军当局也认为，为了自己在中国的全局利益，美国应该避开有关西藏“独立”或“中立”（按：指战时西藏欲以“独立”国家身份局外中立）的争端。

　　1946年5月，西藏的所谓“亲善代表团”在专程去印度拜会美国驻新德里大使时，曾向美方提出了邀美派官员访问西藏的请求。为此，1947年1月，美国驻新德里使馆代办乔治·R·米勒克（George R Merrek）向华盛顿递交了一份很长的电报说，应该派一个使团前往拉萨，作为对西藏“友好代表团”的回访，并且宣称“不难看出，从对拉萨的友好姿态中获得的好处，要比因此招致与蒋介石的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困难重要得多”。但是，美国国务院对此态度较为审慎。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在回答美国官员访问拉萨的提议时说：“（美国）同西藏人的友谊是好的，但是美国对西藏的访问会使西藏人和中国人引起误解。”

　　总而言之，在这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对西藏问题采取的政策与活动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有殖民与扩张的霸权野心；另一方面考虑到与蒋介石政权的密切关系而有所收敛。对此，美国人诺曼·霍尔在论述西藏“商务代表团”的内幕及活动的书中，将美国政府既热衷侵略西藏又不得不拉拢国民党政权的两面手法描绘得淋漓尽致。他说：“1948年初，商务代表团在美国呆了4个月之后，再次集中研究了西藏从宗主国中国获得独立的问题。西藏人拒绝使用中国护照，而美国则发给了他们特别签证，这些签证只发给美国还没有承认国家的公民。此外，西藏人显然不要中国人的任何帮助，也不要中国人参加，由他们自己同美国人缔结协定。中国人提出了抗议，指出如果让西藏人这样取得独立的地位，那就会给内政造成严重困难。国民党中国政府对整个事件特别关切，它一再得到美国的保证：美国对中国和西藏的立场没有变，也决不会变。不久，在对待西藏人的态度上也表现出来了，（西藏）代表团希望谒见杜鲁门。而中国顾问（按：指国民党政府顾维钧大使）坚持认为谒见时他应在场，而美国对此表示了同意。为了不再屈从于中国的宗主权，西藏人只好决定不见总统。西藏人受了挫折。他们未能获得在法律上承认其事实上的独立（美国对西藏事实上的独立是确认的，从没有怀疑过），而只是在让美国不再继续作中国对西藏享有法律上权利的保证方面取得成功。况且，这种法律上权利由神秘的宗主权变成主权，这意味着政治上更依附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