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四节 西藏上层亲帝分裂活动的演变

　　亲英派的形成

　　西藏地方自五世达赖之后，在历世达赖中，十三世达赖是掌握西藏地方政教权力最有力的统治者。为了维持和巩固其政教各权，他在政治上运用两面政策，依违于祖国与英国殖民势力之间。于是在他的周围形成了所谓的两种势力：亲汉派与亲英派。这实际上就是，西藏上层统治集团的爱国势力与分裂势力。

　　亲英派形成于清末民初。辛亥革命前几年，清廷为了巩固边防，增兵西藏，推行“藏事改革”，遭到达赖反对。十三世达赖逃往印度，一变仇英为亲英，企图借英印之势力重返西藏。1912年，达赖在英帝国主义势力的扶持下回到了拉萨。那些投靠英印的上层分裂分子立即受到擢升，盘踞要津。此后，英国殖民者豢养起来的亲英派逐步掌握了实权，左右西藏地方的内外政策与活动。亲英派以达赖回藏后充任噶伦兼玛基（藏军总司令）的擦绒为首脑。

　　达赖返藏后，在亲英分子影响下，西藏地方当局的“外向”分裂活动加强。一方面，严密封锁川、滇、甘、康各省与西藏的交通要道，阻止内地一切人物进入西藏。另一方面，西藏地方当局与英印政府秘密订约，规定凡内地人入藏，须取道印度前往，其过境护照的签证，取决于英国驻华使馆。英藏勾结，明拒暗阻，内地与西藏的正常交通一度为之隔绝。

　　但是，英国勾结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巩固西藏地方政教合一的传统制度，而是为了破坏汉藏民族关系，阻止西藏与祖国恢复正常联系，巩固英印政府对西藏的影响力。为此，柏尔到拉萨后，建议噶厦推行扩编藏军进军康区，增加赋税的计划。此计划一传出就遭到三大寺喇嘛强烈反对，他们要求驱逐英人。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英印政府命令柏尔返回印度。此计划失败后，印度政府又派孟加拉警卫长官莱登赴西藏训练警察。此事亦由擦绒兴办。英印政府试图加强对西藏的警察统治，控制西藏人民的行动。结果又遭到拉萨僧民的深恶痛绝。

　　英国人的措施先后失败后，又企图策动亲英派的政变，推翻噶厦，另组投靠英人的政府。这次政变阴谋的首脑就是擦绒噶伦达桑占东。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青年军官集团，订立盟约表示要在军政暗潮中彼此帮助。也有人说英国人企图扶持少壮派，推翻达赖，建立亲英的俗人政权。擦绒噶伦密谋于1924年10月发动政变。此举为达赖察觉，他立即革除擦绒的噶伦一职。达赖念其为昔日功臣，降其为闲散札萨克。与此同时，达赖分别黜其党羽。于是亲英派的势力遭到沉重打击。

　　擦绒的下台，并不标志着亲帝国主义势力的完全消失。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的亲英派因达赖德高望重，主持政教，未敢猖獗。但是，在1933年12月17日，十三世达赖圆寂后，亲英派见有机可乘，野心大炽。此后直至十四世达赖亲政，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或唆使下，西藏上层集团的亲英派进行了许多旨在分裂祖国的所谓“独立”活动。

　　热振事变，亲英派占上风

　　十三世达赖圆寂后，噶厦决定，在十四世达赖未执政前，特请热振呼图克图出任摄政，掌管西藏政教事务。热振活佛是一位具有爱国反帝思想的西藏领袖。他上台后，打击西藏上层社会的亲英势力，进一步密切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于是西藏统治集团内部亲英与反英的斗争日益激烈。噶厦内部的亲帝势力造谣诽谤热振，逼其下台。亲帝分子通过宗教降神方式，说他有三年厄运，劝其暂时退休，闭关静坐，以度厄难。热振为了缓和矛盾，养精蓄锐，卷土重来，于1941年向噶厦提议退隐三年，其摄政一职由七十高龄的经师达扎活佛阿旺松热代理。热振认为其师已入老境，政治上不可能再有风浪可为，三年隐退期满，他本人即可重操大权。

　　但是，达扎代理摄政后，立即被帝国主义势力所包围和支配。亲英派首领索康·旺钦格列被晋升为噶伦，夏格巴被晋升为孜本，他们控制了噶厦，热振原任人员被大量排斥。西藏地方当局此后一直被亲英派所左右。

　　热振修灵三年后，亲英分子不依原议让其官复原职。为了搞掉热振，他们制造“谋反”假证诬陷热振。1947年4月10日，噶厦特派亲英派索康、拉鲁·次旺多吉，率藏军二百多人赴热振寺逮捕热振，押往拉萨受审。在审问中，热振表现出反对英帝热爱祖国的精神。有人问：“他何以西藏要亲中国？”热振回答说：“中藏在宗教上、地理上都无法隔离，1904年英将荣赫鹏攻入拉萨后，军事赔款，概由中国代付，所以不啻是中国的钱赎回了西藏的身”。热振的爱国辩词不为亲英分子所接受，噶厦不仅逮捕热振，而且将其在拉萨办事处的要员以及他在噶厦中有关系者一同逮捕。更令人震惊的是，1947年5月7日，噶厦为了斩除后患，将热振活佛勒毙狱中，并宣布取消热振的呼图克图名号，热振寺的财产亦被洗劫一空。与热振有密切关系的僧俗官员或被免职或被调任闲职。从此，西藏政局暂时落入了亲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之下。热振事变，既是西藏当局内部的权力斗争的表现，也是西藏上层的亲帝势力进行的分裂祖国的阴谋之一。

　　“西藏外交局”的成立

　　西藏地方当局将爱国领袖热振活佛逼下台后，进行了一个重要的分裂活动，这就是所谓的“西藏外交局”。

　　1942年10月，噶厦突然宣布成立“西藏外交局”，委任亲英分子索康为总管。同时通知英国、尼泊尔和中央政府驻藏办事处以后凡有接洽事件，勿直接与噶厦提说：“必须先向外交局商谈转呈。”西藏地方当局的此举，旨在将英国、尼泊尔等外国驻藏代表与中央政府的驻藏办事处处长等同，列为外国代表机关，而西藏即为一“独立国家”。

　　对于噶厦的“独立”举措，国民党中央政府进行了坚决斗争。驻藏办事处向重庆致电，揭露了“外交局”的“独立”性质：

　　查外交局性质，系与外国洽办事件之机关，今噶厦告知须向该局洽办一切事件，是视中国为外国，视西藏为独立国……事关重大，中央应宜明电噶厦，不承认该局。

　　中央政府遵此特别电令驻藏办事处处长沈宗濂：

　　此事与中国对藏主权有关，电令驻藏办事处仍照旧例接洽，不得与外交局发生任何关系，西藏既新设此局，以图无形转变中藏间旧有关系，自必坚持到底，虽陷僵局，亦不之顾。

　　由于中央政府的坚决反对，西藏地方政府表示让步，不再坚持。“外交局”的独立闹剧终以失败告终。

　　泛亚会议

　　1947年3月，印度新德里召开“泛亚洲会议”。会议本身正如印度代表团团长尼赫鲁所言，是为了“使天下一家，亚洲国家团结一致，谋求更大理想”。但是印度政府在会议中，帮助西藏当局表演了一场“独立”闹剧。

　　1946年印度在独立前夕，通过英国驻藏代表理查逊向西藏摄政达扎活佛发出邀请参加泛亚会议。理查逊对噶厦指出，西藏如能与会，系以独立国家形象出现，这正是西藏独立的最佳时刻。西藏当局答应组团与会。

　　会议竟然把藏军的“雪山狮子旗”作为西藏的“国旗”，与其他各国国旗同悬于会场；尼赫鲁竟安排“西藏国代表团”三位代表与中国代表及其他代表同坐于主席台。在主席台墙壁上悬挂的巨幅亚洲地图上，中国地图竟缺了西藏一隅。印度当局的这一场安排无非是企图制造“西藏独立囯”的形象和事实，让亚洲独立国家在无形中予以默认。

　　对此，中国代表郑彦棻发现后，立即向印度方面提出了强烈抗议，尼赫鲁才允加以纠正。但是大会仍准许西藏代表以一个“独立国家”代表身份在大会上致词。在会下，西藏代表与英国、印度进行了广泛的接触。西藏派代表参加泛亚会议，是西藏当局在战后谋求独立的首次国际活动。

　　西藏商务代表团出国访问

　　1947年8月，噶厦突然呈请蒙藏委员会，称拟组西藏贸易访问团前往英国、印度、美国和中国，促进对外贸易。这个贸易访问团，视中国为外国，以夏格巴为团长。该团名义上是考察商务，实际上是为“西藏独立”进行国际活动，谋求英美印承认西藏的独立地位。团长夏格巴是一个积极从事“藏独”的分裂分子，任西藏政府的财务总管（孜本）。其叔父诺布汪格列曾随伦青夏札参加过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

　　商务代表团在出国时，不带中国护照，尽量避免与中国驻外使领馆往来。他们持着噶厦所发的旅行文件和达赖至各国元首的信函，与英、印、美等国外交官往来密切。夏格巴在抵印期间，四访甘地，两晤尼赫鲁，还一再向美国外交官表示，出访期间将不使用中国护照，夏格巴自认为此举即表示西藏拥有“独立”地位。

　　在对西藏贸易访问团旅行文件问题上，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进行了坚决抵制。外交部常务次长多次告知美国驻华使馆，中国政府不承认西藏旅行文件的效力，美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并望美国政府不要改变其对“西藏的过去立场”。驻美大使顾维钧奉命往晤美国务卿马歇尔。他面告顾大使说，美国对西藏问题拟完全尊重中国的意见。由于美国政府采取了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立场，西藏贸易代表团虽在美停留两三个月，四处活动，也没有获得多少支持。此后，他们又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士、意大利等国，于1949年3月返藏。在长达一年多的出国活动期间，夏格巴一伙没有取得一国对西藏“独立”地位的承认，只得空手而归。

　　“七八”事件，最后的挣扎

　　1949年，中国国内战争发生了根本变化，国民党全线溃败，全国解放在即。帝国主义企图破坏中国统一，分裂西藏，又唆使西藏当局搞起象1912年那样的驱汉事件。1949年7月，印度驻藏代表理查逊与达扎摄政密谈，说目前中国大变，要立即驱逐汉人以免引起共产党里应外合。在英国人的唆使下，西藏当局撤走了西藏驻京办事处。与此同时，又于7月8日突然通告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国民党政府正狼狈逃窜，自顾不暇。其全体驻藏人员被迫取道印度离藏内返。

　　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策动西藏上层分裂分子制造的所谓“驱汉事件”。它表面上是为防止“共产党里应外合，”“赤化”西藏，实际上其目的是为了断绝西藏与祖国中央政府的任何政治联系，并以此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驱汉事件发生后，西方新闻界予以配合，印度新闻社说：“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为此曾发生纠纷”。英国电讯则称“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受中国统辖的讲法”。对此，新华社表示了严正的立场，9月2日社论指出：

　　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这个‘反共’事变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隶。

　　社论批驳了英印反动派对“西藏是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否认，表达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决心。

　　时代变了。西藏当局重演1912年驱汉事件的伎俩破灭。随着西藏和平解放的到来，西藏上层亲帝国主义势力的分裂活动暂时告一段落。

　　总之，自辛亥革命之始，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一股亲帝国主义的分裂势力。它与主张“内向”的亲汉势力对立。这两股势力的明争暗斗，是与它们争夺内部统治权的斗争互为表里的。总体上讲，亲英的分裂集团在这个时期逐步加强了“藏独”分裂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亲英分裂势力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加紧了向美国的靠拢，试图以美国为活动中心，开展其“藏独”的国际努力。

　　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上层分裂集团的分裂活动并没有结束，只是囿于中央政府的压力，转入地下，其公开的活动有所收敛。1959年3月10日的武装叛乱，是近代以来，西藏上层分裂集团“藏独”活动的总爆发。亡印后的“西藏流亡政府”与历史上的西藏分裂势力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