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第二节 供施关系的实质是政治隶属关系

　　然而，对自元朝以来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事实，西方某些学者及西藏分裂主义分子予以否认。认为元朝皇帝与萨迦喇嘛的关系是一种施主关系：喇嘛是教主，是世俗政权首脑皇帝的崇拜对象，是皇帝的精神导师；皇帝是向神及其化身喇嘛提供保护的庇护人；在元朝，帝师八思巴是教主，兼西藏的国王，忽必烈大帝则是施主；二者之间的关系就象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一样，都是地位平等的君主关系；西藏是一个独立于元朝中央之外而又与之有特殊关系的王国。这一争论涉及到供施关系的本质及“帝师”的地位，有必要加以澄清。

　　供施关系随着政治归顺而开始

　　“供施关系”本来是佛教词语，藏文为mchod yon，英译为 Lamas and Patrons，或 Lamas and Benefacter。藏文 mchod 意为“布施对象”或“供养对象”，即受施者，接受布施或供养的人。佛教语言中称作“福田”。在藏传佛教里接受供养与布施的人是喇嘛。藏文 yon意为“施主”，即提供布施与供养的人。藏文mchod yon读音为“却云”（也有音译“曲绒”的）。因此有人将“供施关系”译为“却云关系”。也译为“喇嘛与施主的关系。”

　　供施关系始于元代的忽必烈皇帝与八思巴。历史事实表明，蒙元王室与西藏宗教领袖之间的关系首先是由政治、军事关系开始的。1206年，成吉思汗45岁建立蒙古汗国后，开始用兵于土伯特（即卫藏）。很快原来隶属于西夏的甘青藏族诸部在蒙古征服西夏后相继归顺。1208年，成吉思汗西征中亚时，他的骑兵从叶尔羌南下进入西藏西部阿里，并在该地设都元帅二员，实行军事管制。阿里也是较早降附蒙古汗国的藏族地区。1220年，成吉思汗追击花刺子模末王扎阑丁时，他的军中还有吐蕃兵。这些简单的历史事实表明，蒙古汗国与西藏关系的发生早于忽必烈和萨班时期，并且一开始就是政治、军事关系，那时还没有供施关系可言。

　　此时，蒙古汗国的战略重点在西线，他们为了弥补频繁争战消耗的人力、物力，需要首先巩固西部战线，解除后顾之忧，并为袭灭金国与宋朝作准备。因此成吉思汗及其子孙非常重视吐蕃地区的战略地位。蒙古王室对统一西藏采取了军事威胁和政治谈判相结合的办法而不是首先通过宗教的办法即建立供施关系来实现。那时，蒙古王室的目的就是要征服包括西藏在内的全中国，要使西藏在政治上成为蒙古的臣属。当时只信萨满教和景教而不知佛教为何物的蒙古大军一味追求的只是领土扩张和获取财富，对西藏佛教根本不感兴趣。蒙古灭西夏和金朝以后，在中原建立元帝国，元太宗窝阔台将原来西夏辖区及甘肃部分藏区划为阔端的领地。阔端驻营前西夏重镇凉州，开始准备进军西藏本土。为了使西藏归附蒙古，阔端先后两次派其大将多达那波率领少量部队，奉命调查西藏情况，并进行劝降。西藏初始拒降。于是蒙古军队火烧杰拉康寺和热振寺。一路上杀死藏族僧侣500多人。多达那波的进藏使西藏政教首领们剧烈震慑，各派势力纷纷请求蒙古王室归收西藏。多达那波进藏后还了解到各派政治、宗教势力的社会情况，为蒙古汗国统治西藏提供制定政策的依据。1240年，多那达波返回后，建议阔端任用当地宗教首领协助蒙古统治西藏。蒙古王室根据对西藏地区各派宗教首领的考察，决定任用萨迦派首领萨班。1244年多达那波再次携带阔端圣旨进藏，特召萨班赴凉州磋商西藏归顺蒙古事宜：

　　皇帝圣旨：

　　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指示道路取舍之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故望不辞道路艰辛前来此处。若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对比这下，你岂不是违反你学法时的誓愿？你难道不惧怕我依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追究给无数众生带来损害吗？故此，你若为佛教及众生着想，请尽快前来，我将使你管领西方之僧众。

　　这就是《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令旨》的核心内容。阔端圣旨以军事威胁和政治利诱相结合，要求萨班为皇帝做佛事，代表西藏归顺蒙古。

　　同年，萨班应召，并携带他的侄子八思巴从萨迦起程赴凉州。1246年萨班抵凉州。1247年初，阔端与萨班在凉州举行了协商会谈，商定西藏归顺蒙古条件。与此同时，萨班写信通告西藏僧俗首领，规劝他们接受条件，归顺蒙古大汗，西藏由蒙古指派的官员与萨迦首领共同管理。这就是前面提到的著名的《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信》。

　　以上历史事实充分证明，蒙元王室与西藏地方首领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治上的归顺，西藏归顺元朝是通过和平的政治谈判来解决的，只是在解决政治从属问题后，蒙藏才建立了宗教上的供施关系。

　　供施关系服务于政治统治

　　正是在萨班致西藏僧俗官员要求归顺蒙古的信中，第一次提出了供施关系。萨班在信中称赞蒙古汗为“大施主”，是菩萨的化身。这段信原文如此：

　　祈愿吉祥利乐！向上师及怙主文殊菩萨顶礼！……吾为利益佛法与众生，尤为利益所有操蕃语之众，前来蒙古之地，召我前来之大施主（阔端）甚喜，曰：“汝领如此年幼之八思巴兄弟与侍从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汝以头来归顺，他人以脚来归顺，汝系因我召主而来，他人是因恐惧而来，此情吾岂能不知！……若我以世间法护持，汝以出世间法护持，释迦牟尼之教法包有不遍弘于海内者欤！”

　　这段文字十分清晰地说明，西藏应归顺元朝，施主与上师要利用俗法与佛法共同护持国家。也就是说，蒙古王室要利用佛教来统一国家和维护政治统治。此点在后来元世祖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关系中表现得更为清楚。

　　但是，有人把元朝中央朝廷与西藏地方首领之间的这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供施关系”，与西藏内部僧俗之间的宗教“供施关系”相提并论，认为皇帝与西藏喇嘛之间的关系是“地位平等”的相互尊重的关系。夏格巴说：

　　萨班死后不久，阔端王子也去世了。继承他的权力的是忽必烈……他把十九岁的八思巴召到宫廷，他对这位年轻僧人的学问大为赞赏。忽必烈请求他传授佛法……拜八思巴为师……忽必烈在受戒时坐在一个比八思巴位子低的坐位上，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则坐在相同的位子。……

　　忽必烈与八思巴之间的供施关系是一种“互相合作与尊重的关系”，“在这里对世俗权力的支持，换来了对宗教权力的精神支持。这种关系不能用西方的政治术语来说明。”

　　然而我们不用西方政治术语而仅用历史事实就证明，夏格巴不仅歪曲了供施关系的政治本质，也曲解帝师的历史地位。

　　前面讲到，供施关系是随着政治归属而开始的，同时它也是为巩固政治统治而服务的。在萨班去世后，元朝王室与西藏首领之间的供施关系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自元世祖与八思巴之始，得到加强，其中突出的例子就是帝师制度。

　　帝师制度，是元朝中央政府处理皇帝与西藏地方政教领袖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它始于八思巴。八思巴本名罗追坚赞，生于1235年，是萨迦班智达之弟桑察索南坚赞的长子。自幼颖悟，“学满五明，淹贯三藏”。1251年，八思巴随阔端之子蒙哥都在六盘山与元世祖忽必烈会晤。在此，忽必烈与八思巴结为施主与福田，尊八思巴为上师。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大正大藏经》说“庚申（1260年），师年二十二岁，世祖皇帝登基建元中统，尊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1270年，元世祖忽必烈将八思巴的封号从“国师”升为“帝师”。

　　从八思巴受封为帝师始，元朝历代皇帝都封有帝师。

　　帝师是元朝中央政府设置的一个特别职位。《元史·释老传》说“大元帝师，统领诸国僧尼，中兴释教之印”。这就是说，帝师的职责有三项，第一，作为元朝皇帝的老师，要由他传授佛法，授给法戒，举行灌顶仪式，皇帝登基前要由帝师授戒九次才能正式即帝位；第二，帝师要统领天下僧尼，主管全国佛教事务，全国管理佛教事务的最高机关为宣政院，由帝师掌管；第三，帝师要弘扬佛教，保佑皇帝平安，国家兴盛。

　　因此看来，帝师是皇帝的宗教或精神上的老师，享有崇高地位。这种地位之崇高可以说比皇帝本人还要高。《元史·释老传》称八思巴是“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的“大元帝师”。但这种崇高宗教地位的获得，仍然是由皇帝封赏的。皇帝封赏“帝师”的目的，主要是希望用宗教的力量，加强对全国的政治统治，用佛法为皇帝保驾，祝祷皇图永固，皇帝万寿无疆。

　　八思巴除了任帝师外，还担任元朝中央政府总制院的总管。元朝中央有四大机关。中书省，管理全国的行省及中央的行政事务；御史台，主持全国监察事务；枢密院，主管全国军事事务；总制院，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和藏族地区的军政事务。总制院是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后设立的。1288年，总制院改称宣政院，其由是唐朝接待吐蕃官员向例在宣政殿。帝师“领宣政院事”，也就是说他是宣政院最高负责人，总管全国佛教事务及吐蕃地区的军政事务。《元史·释老传》说“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释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地广而险远，民犷而好斗，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县土番之地，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乃立宣政院”。对于宣政院的职司，《元史·百官志三》说：宣政院，“秩从一品，掌释教僧侣，乃土蕃之境，而隶治之。”

　　从以上历史事实可知，帝师是元朝皇帝设置的一个特殊职位，在宗教上，帝师是皇帝的老师，主管全国佛教事务；在政治上，帝师是元朝中央政府总制院的总管，代皇帝管理藏族地位的军政事务：他是皇帝属下的高级官员。由此看来，仅根据史料中几条关于蒙元王室对藏传佛教发放布施的记载，仅仅根据某些传说，而对元朝中央政府设立宣政院及元朝皇帝在西藏委任官员、调査户口、建立驿站等重要史实视而不见，将帝师抬高到与元皇帝平起平坐的君主地位，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总而言之，历史告诉人们，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供施关系不仅仅是单纯的宗教关系，而且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政治隶属关系。它说明中国皇帝为了国家的统一，稳定蒙藏甚至全国局势，很注意宗教的作用。一位苏联学者也指出“忽必烈笃信佛教，有他一家的政治考虑，一方面他力图通过共同的宗教来巩固国家的统一与集中；另一方面力图将实际上已控制西藏的喇嘛作为在西藏的支柱。”后来清王朝继承元制尊宠黄教，也是为了利用宗教，维护国家统一。乾隆帝说“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指达赖与班禅），各部蒙古，一心归之”。

　　错误的类比及其后果

　　正如夏格巴所言，供施关系是一种“不能用西方政治术语来说明”的特殊的关系。可是恰恰有些现代西方学者在考察中国皇帝与西藏喇嘛的关系时将它套入“西方政治术语”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范普拉赫，他将西藏历史上的供施关系，与欧洲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关系作牵强的类比，认为，后者是对等的君主之间的关系，前者，中国皇帝与西藏喇嘛之间也存在着对等的君主关系。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类比。

　　首先，我们看看中世纪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的关系。罗马教皇（Pope）是梵蒂冈城国的君主，天主教罗马主教的最高称号。众所周知，基督教在欧洲占有统治地位。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帝国时代主教制就产生了，并形成了五大教区。但罗马主教因其驻罗马帝国都城，政治经济实力最大，希图凌驾于其他四位主教之上。自五世纪起，罗马主教乃改称教皇。这时的罗马教皇仍只是一个宗教领袖，还不是一个拥有领土与臣民的君主。756年，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出兵征服意大利，将罗马至万腊一带的地方赠给教皇斯蒂芬二世，成立了教皇国，从此罗马教皇既为天主教之宗教首领，又为一国之君主，拥有了世俗的统治权。教皇国也成了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的封建国家。公元962年，德意志国王鄂图一世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成立了神圣罗马帝国。以后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由教皇加冕登基成为惯例。这是世俗皇权与宗教神权相互关联的开始，也是二者相互斗争的开始。自962年到12世纪末，教皇国一直受制于神圣罗马帝国。1274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尔夫一世正式承认教皇国的独立。此后，教皇权势大增，甚至位于世俗皇权之上。但是随着中世纪的结束，即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以及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的来临，教皇的地位严重削弱。1870年，教皇国的全部领土被并入意大利王国，教皇退居梵蒂冈，成为一“小城之国”的君主。但是此后关于教皇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出现了争论。许多国际法学者认为教皇不再是世俗的君主，而只是天主教会的首领，并以此资格与外国政府进行宗教事务的交涉。如奥地利国际法学家就认为“梵蒂冈是一个国家，但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渊源于教法的国家”。我国著名国际法学家周甦生教授明确地指出，教皇与教廷肯定不是国际法主体。

　　综上所述，中世纪时期的罗马教皇是一个拥有领土与臣民的君主，同时他又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宗教领袖。从宗教上讲，虽然神圣罗马帝国由教皇加冕称帝，但二者并无上下隶属关系，从政治上讲，二者则是两个独立国家君主间对等关系。

　　为了削足适履，将中国皇帝与西藏喇嘛之间的主从关系套入上述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罗马教皇之间的对等关系，某些人不惜歪曲中国历史。他们在这方面做了二个手脚。一是将元世祖忽必烈与帝师八思巴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二是将清朝顺治皇帝与达赖五世的主从关系颠倒过来。将二者说成是对等的君主关系。关于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关系前面已专门讲过，下面再谈谈清朝顺治帝与达赖五世的关系。

　　众所周知，达赖喇嘛系统是藏传佛教格鲁派两大活佛转世系统之一（另一为班禅系统）。起初，格鲁派只是藏传佛教众多派系之一。后来在清朝皇帝的扶植之下，格鲁派逐渐提高了地位。1652年，达赖五世应顺治帝之邀来北京，受到崇高的礼遇。次年顺治帝正式册封达赖五世阿旺罗桑嘉措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此后，达赖喇嘛的地位得到了清朝的正式确认。而且以后历辈达赖喇嘛的转世必须经中央政府的册封，成为定制。达赖五世受封后其在西藏的地位与声望得到很大提高，但他仍只是“所领天下释教”的宗教领袖。那时西藏世俗政权由藏王行使。1751年，乾隆皇帝为了便于统治西藏，废除了西藏政教分离的制度，将统治西藏地方的行政大权正式授予达赖喇嘛，而且册封了格鲁派另一个活佛转世系统——“班禅额尔德尼”，使之与达赖系统共掌西藏的政教事务。

　　由此可见，“达赖喇嘛”并非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固有的称号，达赖系统也并非一开始就是统治西藏的最高权威。其称号及权威地位的来源都是中国皇帝与中央政府支持的结果。对此范普拉赫是有意回避，以混淆视听呢，还是孤陋寡闻不知有此历史？若属后者，不太可能。因为他不惜笔墨对顺治帝1652年接见达赖五世的隆重礼遇进行详细的描写与分析，并从各个角度论证这种礼遇只有一国君主才能享有，还认为此次会见后顺治帝与达赖喇嘛两个君主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正是在这次达赖来北京时，顺治帝颁赐给达赖金册、金印和封号。如此重大的事件，作者是决不会不知晓的：可见，作者为了论证“西藏自古独立”的谬论，是不惜夸大或歪曲史实的。由歪曲了的史实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错误的。

　　的确，元、清两朝皇帝对藏传佛教的领袖十分尊重，每每会见都赐以隆重的礼遇。但这种礼遇不能表明八思巴和达赖喇嘛就是西藏的君主，而只能说明中国皇帝为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蒙藏局势，非常重视宗教的作用。

　　综上所述，在政治上，无论是八思巴，还是达赖喇嘛，都是中国皇帝册封的主持西藏地方政务的高级官员，他们与皇帝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政治隶属关系；而在宗教上，达赖喇嘛只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首领之一。但无论是谁，都只是中国皇帝委任的下属官员，均不享有与欧洲罗马教皇相提并论的君主地位，更谈不上与中国皇帝享有同样的“平等”、“独立”的君主地位。范普拉赫企图把八思巴与达赖喇嘛比作罗马教皇，并以此来推论他们是君主，而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国家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范普拉赫的错误类比还是能够蒙骗不少西方人的。在西方人眼中，中世纪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确是两个地位平等的君主，教皇为世俗皇帝加冕的事实正好表明君权是由神授予的。可是西方人，甚至许多西方学者对东方历史与宗教史所知不多。范普拉赫钻了这一空子，或歪曲或夸大历史事实，将达赖喇嘛与八思巴等西藏地方的宗教领袖与中国皇帝的主从关系肆意篡改，并套入罗马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关系中，进行错误的类比。这种类比为西方人看西藏问题设下了一个险恶的陷阱，使西方人由此推论，达赖喇嘛跟罗马教皇一样，是一个君主，西藏则是达赖统治下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