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西藏问题

序言

　　杨公素

　　本课题系国家社会科学八五规划中华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之一；亦为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之一。

　　80年代初，我应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邀请，先后给国政系的学生讲授中国外交史，其中涉及到中国周边关系和民族问题。同学们对西藏问题很感兴趣。由于我曾在西藏工作过，参与了关于中印、中尼与西藏关系的谈判。国政系的学生对西藏问题与中外关系更感兴趣。其中一个就是本书作者张植荣同志。后来，他成了我的研究生，便将西藏问题作为研究方向之一。1987年6月，美国国会搞出一个什么“西藏问题修正案”后，张植荣同志对西藏问题更为关注，力图从国际政治的视野中探索西藏问题，揭示所谓的西藏问题的起源、变种及其反动本质。念书期间，他先后发表了几篇关于西藏的论文。1989年，张植荣同志留校任教，继续从事西藏问题的研究与教学。这本书就是他教研的产品。书稿写成后，张植荣同志将它打印出来，交我看。通读全书，我认为这本书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许多特点。

　　1.研究手段的新视角

　　藏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弘扬西藏民族文化，维护祖国统一。几十年来，我国学者对西藏的历史、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于弘扬藏文化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国外学者早在17世纪即开始研究我国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从17世纪20年代到本世纪初，曾有多批欧洲传教士及探险家进入我国青藏高原从事传教活动。他们的游记、考察材料及著作是对我国藏族历史、宗教和民俗进行最早研究的第一手资料，也成为现代西方藏学研究的开端。这个时期，传教士们的兴趣多集中在西藏的语文、历史、宗教、文化及生活诸方面。但是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殖民者入侵中国觊觎西藏以来，西方学者，尤其是某些具有一定政治背景的人，开始关注我国西藏的政治地位，捏造所谓“保护国”、“宗主权”。以此为借口，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不断侵入西藏，企图把西藏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面临内忧外患，旧中国政府被迫推行妥协的外交政策，以苟全局。在学术研究方面，对于帝国主义在西藏问题上制造的种种谬论，我国学者的反击也是零星点点。国不强，学术也不兴。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1959年达赖逃亡印度以后，西方国家对西藏的研究一时热兴起来。与早期的西方藏学相比，近40年来，西方学者的藏学焦点主要在政治上。他们著书立说，创办刊物，召开会议，跨国游说。其中虽不乏纯学术的研究与探讨，但其主流包藏祸心，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进行反共反华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这股研究适应了战后西方帝国主义阵营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的冷战需要。在他们的研究中，从世界政治和国际法角度研究西藏问题，成为一种新的动态。不少西方学者或非政府组织，从国际关系或国际法方面，歪曲中国历史，利用西藏问题，攻击中国。1959年，受中央情报局资助的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根据流亡集团材料，向联合国提供了一份“西藏问题与法治”的调查报告，成为联合国搞第一个所谓的“西藏问题决议”的决定性材料。其他许多反共反华的人士与组织也从国际法角度歪曲中国对西藏的主权，鼓吹“西藏独立”的谬论。1987年范普拉赫出版的《西藏的地位——从国际法角度对西藏历史、权利与前景的分析》一书，是国外这种藏学动态的浪头与代表。对这股逆流，我国藏学界在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已在历史、文化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驳斥了西方学者的反华调子，维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近年来，我国学者对范普拉赫观点的驳诛也集中在历史领域。而从国际的角度研究西藏问题，特别是1959年后的西藏问题及其与世界政治之关联者，凤毛麟角。张植荣同志试图在我国藏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另辟蹊径，揭示西藏问题在战后以来与中外关系互动的过程与主要特点。作者广泛收集国外资料，随时掌握西藏问题的动向，这是一项非常艰苦而繁杂的工作。在掌握国外较新材料基础上，作者依据我国藏学历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及社会主义时期西藏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现实，从马列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现代国际法出发，探讨当代西藏问题，驳斥国外某些人在这一问题上制造的谬论与谣言。这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具有很大启发性。

　　2.内容有较大突破性

　　从如下几个方面可以看出：

　　（1）关于《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地位。“二十九条”是中国中央王朝规定对西藏主权施政的重要历史文献。可是国外某些学者为了论证中国是西藏的“宗主国”或“保护国”，西藏处于附属国地位，错误地理解“二十九条”，认为18世末纪以后的“中藏关系”是“保护权关系”，并力图从国际法论证被保护国不因保护权关系而失去主权资格。而西藏虽曾为中国的“被保护国”，也不能成为中国一部分，而应该恢复主权并独立。张植荣同志也以其人之道，从国际法角度揭示了“二十九条”的主权性质，驳斥了某些西方学者对“二十九条”及国际法的曲解。

　　（2）关于西藏问题与中印关系。西藏问题始终是与中印关系联系在一起的。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期，我奉命前往拉萨负责西藏外事时就感到西藏问题与印度有很大关系，我就此查阅了西藏地方档案，进行了研究。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围绕中印边界问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涉及到西藏问题。本书则从更广泛的角度探索了印度在西藏问题上推行对华“双轨政策”的原因及其主要活动。西藏问题与印中关系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但是问题总盖起来而不进行研究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

　　（3）关于西藏流亡集团。1959年西藏反革命叛乱后，西藏叛乱分子挟持着达赖喇嘛逃亡印度，在达兰萨拉建立了分裂总部，并组织起所谓“流亡政府”。直到现在，他们一直保持着对流亡藏人的全部控制。流亡集团在政治上则以此为由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场反共反华分裂祖国的宣传运动。80年代以来，流亡集团借着国际热点转向人权、环保、保护少数，也鼓吹起“西藏人权问题”，企图谋求西方支持，使西藏问题国际化。这些问题是我国学术界较少涉及的领域。张植荣同志在资料缺乏，问题敏感的情况下作了有益的探索。

　　此外，关于西藏流亡集团与达赖喇嘛的关系，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历代达赖喇嘛有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传统。1959年以前，现世达赖喇嘛也多次表示拥护中央政府。我与达赖喇嘛有近十年的来往。那时他并没有鼓吹“西藏独立”、分裂中国的企图。但是在一伙分裂主义者的包围之中，特别是1959年亡印后，十四世达赖喇嘛逐步走向了从事分裂祖国活动的道路。这是违反其列祖列宗维护祖国统一传统的。近年来，达赖在西方某些反华势力支持下，周游世界，鼓吹“藏独”，谋取同情，成为西藏分裂集团的象征。不知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能走多远。尽管达赖是流亡集团的最高政治首领，但他是与“流亡政府”，特别是与以“西藏青年大会”为首的“少壮派”有所不同的。少壮派企图使西藏成为另一个“北爱尔兰”或“黎巴嫩”，要搞恐怖活动。达赖坚持反对暴力，并宣扬与中央和平谈判解决西藏问题。但是，达赖本人在提出这些主张的同时，却始终坚持“西藏独立”的观点。这也是达赖与中央政府谈判受阻的关键所在。

　　3.密切注视国外藏学动态，敢于探讨理论问题

　　西藏的和平解放和“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是西藏历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这标志着西藏民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回到了祖国大家庭，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可是，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对此怀有刻骨之仇，到处宣扬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是什么“侵略”行为，“十七条”协议是“非法的”、“无效的”。国外藏学界的某些反华学者附和西藏流亡集团的观点，并从国际法角度为这种观点寻找法理依据，胡说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入侵西藏，无论根据国际习惯法还是普通国际法都属非法行为”，“对西藏的入侵构成了侵略行为”，“构成了危害和平罪”，“1951年西藏是被迫签署十七条协议的，该协议从一开始就不具备法律效力”。对于这种观点，我国不少学者曾用确凿的历史事实予以驳斥。本书则从国际法理论出发，探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的人道性与合法性，揭示了西方人在十七条协议上将国际法滥用到国内事务的荒谬。

　　关于“西藏问题与民族自决”，是近几年来国际上叫得很响的一个论点。它认为，“民族自决”是解决西藏问题的理论前提。由于打着“民族自决”这一光辉的旗子，所谓的“西藏民族自决论”现在甚嚣尘上。一些非政府组织在以联合国人权会为代表的多种国际论坛上，把西藏问题与民族自决胡乱地联系在一起，企图从理论上使西藏问题复杂化、国际化，使西藏在联合国主持下搞什么“自决投票”，决定“西藏的政治地位”。本书作者对这一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大胆探索，从民族自决理论的起源谈到国际法上的自决权原则，从民族自决的理论谈到实践，并得出结论：民族自决权的目标在于反对帝国主义，结束殖民统治，民族自决权不能被滥用，一国内部的少数民族是不适用这一原则的，否则就会违背国家主权原则，动摇国际社会稳定的基础。基于此，民族自决权也不适用于西藏问题。西藏的前途在于全面落实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方国家的地方自治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联邦制都不符合中国国情。作者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

　　总而言之，在今日西藏问题已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的时候，我们必须加强对当代西藏问题的研究。三十多年来，西藏分裂主义集团在外国支持下，使西藏问题时起时伏，成为一个“活因素”，分裂集团在海外出版了大量书刊，歪曲乃至捏造西藏历史，诋毁西藏的现实，混淆了国际视听，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西方国家出于对华的政治考虑，也玩起“西藏牌”，借口“西藏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国人应该引起足够重视。

　　张植荣同志，是一位青年学者，在如今一个人人下海追求实利的年代，抱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心，勤奋钻研，敢于创新，精神难能可贵。他的研究自然也有某些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对于开辟一片新的领域，深入研究西藏问题是有帮助的；对于我们全面深入了解当代西藏问题的产生、发展及其与中国对外关系的互动也是很有开拓性的。

　　是为序。

　　1993年6月于北京雍和宫方家胡同

　　§§第一章 西藏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