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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非常之道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这句话自有它深奥的哲学含义，但仅从字面上理解，比喻盛彤笙在国立兽医学院初创阶段以非常之手段、非常之办法，取得非常之成效，倒也十分贴切。
1946年11月16日，国立兽医学院第一届48名学生济济一堂，在兰州大学正式开课。在辛树帜的倾力支持下，兰大对校舍、师资以及生活等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许多问题暂时得到解决，但学生的实习、实验却无法进行，毕竟兰大没有培养兽医专业人才方面的仪器设备。经费的奇缺亦是办学的最大难题，国民政府财政部拨出的经费一时拿不到手，即使有钱，很多东西如教学所需的图书、仪器和设备，在兰州几乎都买不到。兽医专业实践性很强，还需要大量的实验动物，兰州大学自然没有。于是，盛彤笙开始了向门生故旧托钵讨要，当“苦行僧”化缘来解决。在解放前的近三年中，几乎经常处在这样一种过日子的状态。那时候的同行还有一种协作精神，一封信函过去，就当一回事认真地办理，千里迢迢地将东西寄来。从1946年10月到1948年底，盛彤笙先后向天南海北的多家单位要来不少物品，其中：
中央畜牧实验所支援各种细菌菌种若干；
西北马政局借给畜牧兽医全书和挂图，并从山丹马场拨给6匹淘汰马匹作学生实习之用；
兰州大学提供多种实验仪器和药品；
西北农专赠送作胚胎切片之用种蛋2打；
青海、成都兽疫防治处，中央畜牧实验所等单位无偿提供牛瘟血毒及羊出血性败血病杆菌；
广西家畜保育所寄来瘟牛股骨一根；
西北防疫处送来牛痘苗40管；
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赠送可里德纯种母羊4头、公羊2头；
西北农学院赠送瑞士纯种乳羊7头。
当然不止这些，在此不再一一枚举。
为了保证学生课堂实习实验的开出，盛彤笙可谓费尽心机。在学校档案资料中我们看到这样奇特的求援方式：
因无钱买实验动物，盛彤笙先是向甘肃兽防处要病马尸体或向西北马政局要淘汰马匹，后从报纸上获得这样一条消息，当时兰州野狗泛滥成灾，危及市民安全，影响交通，兰州市特令兰州警备区予以捕杀。于是，盛彤笙致函警备区：
“贵部为维护公共卫生及交通起见，行将捕杀野狗，本院为明了狗类寄生虫之危害情形，拟请惠拨捕杀之野狗，当日电话通知本院，派人领取以便解剖研究。”
张治中将军的女婿、兰州警备区司令兼师长周嘉彬中将回复：
“本部已令驻七里河五一七团第一营，如有捕杀野狗通知贵院领取。”
隔了两天，学院就收到第一营营长沈献芹的来函，称：“本部奉警备司令周命令，业经派员打妥野狗两只，请贵院派员来七里河本部洽取。”
学院于是派助教陈北亨前去领取。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院还沿袭过去的做法，打野狗做实验，但不是靠部队了，而是培养了自己的“打狗专家”。有一名叫张道功的工人，自制了一把长柄铁夹子藏在衣服里，见了野狗就丢一个馒头，等野狗吃馒头不留神时，疾速用铁夹子夹住其颈部，然后拉回来搞实验。
靠借要必定是权宜之计，为了使学校能配备较好的仪器设备，盛彤笙一度坐镇京沪，奔波于教育部、农业部、卫生署及联合国善救总署之间，跑经费、要器材。一打听到哪里接受了国外捐赠的器材，就赶紧上门联系，请求拨一部分给兽医学院。1948年3月，教育部接到通知，美国给了10架电影放映机和部分影像资料，货还没到口岸，盛彤笙就找到唐培经司长，请求“优惠配给”，连唐司长都觉得很诧异：“你是怎么知道的？”其实不特此事，还有许多诸如国外接受留学生、赠送器材物资等，一见报纸报道或打听到消息，盛彤笙都是在第一时间找上门去或紧急致电致函。这10架放映机本来准备分给几所老牌大学，现在只好调剂出一部，连同有关牧医科教影片给国立兽医学院。这架放映机许多年来成为甘肃农业大学师生文化生活的重要伙伴。
盛彤笙为争取仪器设备真是煞费苦心，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1949年春，有个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国际组织，在西北设有办事处。为了帮助战后西北农村恢复和发展经济，他们找到兽医学院，商议进行牲畜的疫病防治，用的是美国的仪器和药品。按盛彤笙的想法，等试验一结束，就可以将这些东西留下来充实学校之用。但很快全国解放，人员走散，仪器药品就留在了原地。解放初期，盛彤笙派助理员席怀琏带了一辆卡车，去拉运这些遗留物资，结果只给了一小部分，其余的不让拉走。盛彤笙想为学校全部争取过来，多次与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宁夏行署领导发生激烈争执。结果仪器不但没有拿到手，以后盛彤笙还为此事惹了不少麻烦，因为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一国际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特务组织，在“反右”斗争中，反而成为他勾结特务组织的罪行，遭受无端批判，说他帮助美国特务收集和盗取我国的农业经济情报，落了个“积极为美帝在中国的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效劳，且与该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萨汉民关系很好”的罪名。
盛彤笙甚至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致函：“兽医学院所需图书仪器，国内无法购买，须向外洋订购，兽医一科与国防军事又有极为密切关系，请从军费项下拨10万美金。”蒋主席有没有回复或是否批复到有关部门，未见相关档案上的记载，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确对国立兽医学院给予了大力支持，教育部从日本投降时接受的器材药品中拨一批给了兽医学院；内务部卫生署从兰州供应站核拨了包括血球计数器在内的一大批贵重仪器；农业部调拨了一辆卡车和仪器，加上自购和捐赠的，共275箱2万多件。这些器材中有近一半运到了兰州，这些都是学院所急需而兰州市面重金难求的物品。
1946年11月16日，国立兽医学院第一届48名学生济济一堂，在兰州大学正式开课。在辛树帜的倾力支持下，兰大对校舍、师资以及生活等提供了多方面的便利，许多问题暂时得到解决，但学生的实习、实验却无法进行，毕竟兰大没有培养兽医专业人才方面的仪器设备。经费的奇缺亦是办学的最大难题，国民政府财政部拨出的经费一时拿不到手，即使有钱，很多东西如教学所需的图书、仪器和设备，在兰州几乎都买不到。兽医专业实践性很强，还需要大量的实验动物，兰州大学自然没有。于是，盛彤笙开始了向门生故旧托钵讨要，当“苦行僧”化缘来解决。在解放前的近三年中，几乎经常处在这样一种过日子的状态。那时候的同行还有一种协作精神，一封信函过去，就当一回事认真地办理，千里迢迢地将东西寄来。从1946年10月到1948年底，盛彤笙先后向天南海北的多家单位要来不少物品，其中：
中央畜牧实验所支援各种细菌菌种若干；
西北马政局借给畜牧兽医全书和挂图，并从山丹马场拨给6匹淘汰马匹作学生实习之用；
兰州大学提供多种实验仪器和药品；
西北农专赠送作胚胎切片之用种蛋2打；
青海、成都兽疫防治处，中央畜牧实验所等单位无偿提供牛瘟血毒及羊出血性败血病杆菌；
广西家畜保育所寄来瘟牛股骨一根；
西北防疫处送来牛痘苗40管；
农林部西北羊毛改进处赠送可里德纯种母羊4头、公羊2头；
西北农学院赠送瑞士纯种乳羊7头。
当然不止这些，在此不再一一枚举。
为了保证学生课堂实习实验的开出，盛彤笙可谓费尽心机。在学校档案资料中我们看到这样奇特的求援方式：
因无钱买实验动物，盛彤笙先是向甘肃兽防处要病马尸体或向西北马政局要淘汰马匹，后从报纸上获得这样一条消息，当时兰州野狗泛滥成灾，危及市民安全，影响交通，兰州市特令兰州警备区予以捕杀。于是，盛彤笙致函警备区：
“贵部为维护公共卫生及交通起见，行将捕杀野狗，本院为明了狗类寄生虫之危害情形，拟请惠拨捕杀之野狗，当日电话通知本院，派人领取以便解剖研究。”
张治中将军的女婿、兰州警备区司令兼师长周嘉彬中将回复：
“本部已令驻七里河五一七团第一营，如有捕杀野狗通知贵院领取。”
隔了两天，学院就收到第一营营长沈献芹的来函，称：“本部奉警备司令周命令，业经派员打妥野狗两只，请贵院派员来七里河本部洽取。”
学院于是派助教陈北亨前去领取。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院还沿袭过去的做法，打野狗做实验，但不是靠部队了，而是培养了自己的“打狗专家”。有一名叫张道功的工人，自制了一把长柄铁夹子藏在衣服里，见了野狗就丢一个馒头，等野狗吃馒头不留神时，疾速用铁夹子夹住其颈部，然后拉回来搞实验。
靠借要必定是权宜之计，为了使学校能配备较好的仪器设备，盛彤笙一度坐镇京沪，奔波于教育部、农业部、卫生署及联合国善救总署之间，跑经费、要器材。一打听到哪里接受了国外捐赠的器材，就赶紧上门联系，请求拨一部分给兽医学院。1948年3月，教育部接到通知，美国给了10架电影放映机和部分影像资料，货还没到口岸，盛彤笙就找到唐培经司长，请求“优惠配给”，连唐司长都觉得很诧异：“你是怎么知道的？”其实不特此事，还有许多诸如国外接受留学生、赠送器材物资等，一见报纸报道或打听到消息，盛彤笙都是在第一时间找上门去或紧急致电致函。这10架放映机本来准备分给几所老牌大学，现在只好调剂出一部，连同有关牧医科教影片给国立兽医学院。这架放映机许多年来成为甘肃农业大学师生文化生活的重要伙伴。
盛彤笙为争取仪器设备真是煞费苦心，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1949年春，有个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的国际组织，在西北设有办事处。为了帮助战后西北农村恢复和发展经济，他们找到兽医学院，商议进行牲畜的疫病防治，用的是美国的仪器和药品。按盛彤笙的想法，等试验一结束，就可以将这些东西留下来充实学校之用。但很快全国解放，人员走散，仪器药品就留在了原地。解放初期，盛彤笙派助理员席怀琏带了一辆卡车，去拉运这些遗留物资，结果只给了一小部分，其余的不让拉走。盛彤笙想为学校全部争取过来，多次与西北军政委员会和宁夏行署领导发生激烈争执。结果仪器不但没有拿到手，以后盛彤笙还为此事惹了不少麻烦，因为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这一国际组织在新中国成立后被定为特务组织，在“反右”斗争中，反而成为他勾结特务组织的罪行，遭受无端批判，说他帮助美国特务收集和盗取我国的农业经济情报，落了个“积极为美帝在中国的中美农村复兴委员会效劳，且与该委员会西北办事处主任萨汉民关系很好”的罪名。
盛彤笙甚至向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致函：“兽医学院所需图书仪器，国内无法购买，须向外洋订购，兽医一科与国防军事又有极为密切关系，请从军费项下拨10万美金。”蒋主席有没有回复或是否批复到有关部门，未见相关档案上的记载，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的确对国立兽医学院给予了大力支持，教育部从日本投降时接受的器材药品中拨一批给了兽医学院；内务部卫生署从兰州供应站核拨了包括血球计数器在内的一大批贵重仪器；农业部调拨了一辆卡车和仪器，加上自购和捐赠的，共275箱2万多件。这些器材中有近一半运到了兰州，这些都是学院所急需而兰州市面重金难求的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