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的记忆

第五章 一段重要而难忘的经历——敦煌艺术研究所二年

　　李浴

　　李浴（1915—）

　　河南内黄人。历任敦煌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信阳师范、四野部队艺术学校教员，东北鲁迅艺术学院、东北美专、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副教授、教授。著述有《从敦煌壁画谈起》、《我对敦煌壁画本主的理解及其实现意义》、《敦煌莫高窟艺术杂感》及《中国美术史纲》、《西方美术史纲》、《东北美术史》等。

　　一

　　我在艺专读书时，对敦煌莫高窟之名已有所闻，而且向往之情也与日俱增，但在抗日战争时期要想亲临宝库谈何容易。真是天不负人意——个意外的消息传来终于使我如愿以偿了。1943年，在一些知名人士的倡议之下，敦煌艺术研究所之筹备工作与创立得以实现。这年秋冬之际我收到了所长常书鸿先生与同学张民权发自敦煌的函电敦促我去做研究工作。这一喜出望外的事自然是不容我逡巡。当时我在迁移到河南内乡县师岗镇的信阳师范学校教书，学校校长和同事多是有年的老朋友，要想去此就彼也需一番口舌，当然得到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也并不困难，所以在1944年初得以成行。由于我有几年的流亡与长途跋涉的生活经验，所以对于这次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之旅并无畏惧的心理：出发时只骑了一部自行车，带了一个小皮箱和不能再少的行李卷，第一天很顺利地到了西峡口，在友人家住了一天，次日上了陕豫公路。进入陕西境内不久，车子前轮不转动了，我既不会修车，也没有修车工具，沿途虽然行人车马不少，但谁也帮不了我的忙，没办法只好到路旁一个村子里求助于农民老乡，好话说了千千万才算找到一位关西大汉给我提着行李和车子送我去西安，好在一路步行去西安的人不少，无论住店和走路并不寂寞，到了西安之后住在友人处，总算走完了这第一程。由西安去兰州有公路汽车可乘了，但并不是随时有车，住了多日才算买到了去兰州的汽车票，可这汽车却不是有座的客车，而是一辆载货的大卡车，乘客坐在行李上，拥挤不堪。经过平凉住了一天，还去拜访了在平凉师范任教的北平艺专国画系同学骆君。到了兰州之后，下榻于在中华书局工作的龚祥礼（现名龚柯）宿舍，他是同乡兼艺专同学，也是随常先生去敦煌做筹备工作的人员之一。在兰州住了多天，一方面是为了等待去酒泉的车，一方面也是想在兰州多看看，当时兰州城市虽不大却给我一个很好的印象，人称兰州是小北平确实不虚。这期间除了见到了几位同乡同学之外，也意外地会见了我在初中一年级时结识的一位西北军旅参谋长李中，当时是北伐战争时期，他们旅部驻扎在我们学校，旅部官员和我们学校师生相处十分融洽，而这位文质彬彬的参谋长当时也不过二十几岁，经常在公余之暇拉着我去图书馆看书，所以格外要好。我现在想不起是在什么场合使我们在兰州他的家乡又相遇了，自然是喜出望外的。此外还拜访了画家韩乐然先生，当时我只知道他是和常先生同在法国留学，水彩画画得很好，又喜欢美术考古，为人也非常和蔼可亲，其余别无所知。近来才知道他是一位东北人，又是最早在沈阳办过艺术学校，而且是从事革命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可之后不久即因乘飞机过酒泉因空中失事而牺牲了。

　　从兰州乘汽车出发，过乌鞘岭时气候很冷，好在旅馆里有棉大衣出租，才有心去领略一下高山的风光。再前进过所谓的银武威、金张掖时，确实是看到了甘肃这两处繁荣富庶的景色，虽然住在旅店里也受到了关卡的检查，但有护照在身而且他们看我这个知识分子只身去边陲工作还有些同情之心，所以并没有怎么刁难，这样就很顺利地到了酒泉。自酒泉再向西行就更要费一番周折和时间了。幸运的是我有一位同学和一位同乡都在酒泉师范教书。这不但使我有合适的住处，而且也解除了我旅途中的寂寞，酒泉公路段段长是常先生的同乡和朋友，他自然会给我解决西行的乘车问题，可是当时嘉峪关外沿途并不平安，客车不敢独自行驶，必须等待有多辆军车西去结伴成队时才能前进，这就需等待时机，所以在酒泉又住了多日才继续西行。

　　出酒泉城以后从心理上已经与以前有所不同，特别是过了嘉峪关更是有了“燕支山西酒泉道，北风吹沙卷白草”之感。俗话说“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这种凄凉心情对我这个有过多年流浪生活，而且还有一种美好的希望在眼前的游子来说，也仍是起作用的。晚宿玉门县，总算顺利地走完了这沙碛第一站。次日出玉门县去安西，在“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的大自然中更有“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之感。真是天地相连茫茫无际。汽车在戈壁滩上行驶犹如大海中一叶小舟，自己也就感到更加渺小。真是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据说这一段路程是匪患最多的地带，他们乘着快马走驼，极其神速而且具有百发百中的枪法，虽然我有在湘黔路上遇过匪患的经验，但此时也不免心里有些紧张，傍晚到了安西县城，街上几棵左公老柳。在风中摇曳，似乎也没有什么春意，住在旅店里还有人在谈论几天前的匪患情况，不免有谈虎变色之感。

　　由安西西行进入敦煌县境，就又是一番景色了，绿树青苗，一片生机，心情顿时开朗。美中不足是汽车却在此时抛了锚而无法直达县城，好在已是村落有了人家，顺利地请了一位维族老汉牵上一头毛驴送我进城。一路景色宜人，城市整齐繁荣，所谓塞外桃园确不欺我，喜悦之情，顿扫多日旅途疲劳。当我进入早已约定的县城住所时，研究所派去接我的刘先生已经等待多日，当时研究所在县城并没有—个固定的驻县办公处，所中人员到县城去各有自己下榻留宿处。河西好客是出名的，当地人更是欢迎这一些来自政府设立的机关人员，如果有同乡关系那就更是倍加亲热，我这一次住的是一家商号。这是一位河北人经营的店铺，在敦煌直鲁豫是大同乡，因为刘先生是山东人，他们非常熟悉和亲热，而我是河南人所以也就成了自己的人，自然招待很热情。次日一早乘马驰驱40里到了千佛洞，结束了这一长达两月的行程。

　　二

　　到了千佛洞与大家相见自然有一个热情场面，稍事安顿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先去浏览一下洞窟和这里的环境，当时由张民权作向导，窦占标作保护，当时有些高层洞子攀登不易，在看最高一个小洞子时是借助于一根很高的独木梯，险些没有失足摔下。由南而北看完了全部309个洞窟（当时是张大千编号）时，真是大开眼界，这个前所末见的宝库令我兴奋不已，不能不暗自庆幸我有此好运。

　　在研究所，常先生给我的任务是临摹早期壁画和石窟内容考察的文字工作，此外还有代理总务主任的职务。前两项我都乐意接受，因为我是学西画的，临摹早期壁画比较合适，做文字工作对美术史有兴趣，也合我的志趣，只是总务主任我既无经验又无志趣，当时张民权兼任此职，由于他急着要回重庆，接家属，所以才要我接替。大概常先生觉得让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兼任此职不大合适，因此答应我只代理三个月即可，于是我只好答应下来。张民权匆匆忙忙回重庆去了，竟是一去无消息。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和夫人孩子全家顺江而下由宜昌去了解放区（解放后任重庆文化局副局长兼川剧院院长）。这期间只要所长不外出，一些行政事务多自躬亲。我也曾随向先生等去了一次南湖阳关故址，中途也看了西千佛洞，又随他们进入三危山考察了一次，所以在总务工作上并没有做多少事。自新的总务主任赵某到任后，也就安心做我的研究工作了。

　　第一年主要是从事临摹工作，因为在这方面只要借助于所长和董希文同志他们的一些经验，如矾纸磨制颜料等即可进行，而在石窟艺术内容的调查写作方面，只能是学习的准备工作，因为在这方面所涉及面很广，而我虽然对文史有兴趣，但毕竟不是专门之学，再加上一向抱着“诸葛武侯得大意，陶渊明不求甚解”的读书态度，到了动真个的时候就难以措手，还有一个不利条件是当时所里研究器材和资料奇缺，既无照相机也无“大藏经”、“二十四史”等有关书籍，唯一的一部书是并未到过敦煌的日本人松本荣一根据伯希和的敦煌图录写出的《敦煌画研究》，而这部书也只是把壁画的各种题材分门别类对照佛经，最多是再加上历史上有关这类作品的记载而已。这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的。当时研究所从事文字写作的还有苏莹辉先生，他的研究任务是敦煌石窟的碑刻文字，对我的研究工作当然有帮助，但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有幸的是有一位诲人不倦的良师，他就是早已闻名遐迩的敦煌学专家向达先生。我必须不失时机地向他求教与学习。说起向达先生，我们必须承认，他在敦煌艺术研究所之创建与研究工作上都做出了不可忽视的功绩，他是研究所创建的有力倡导者和支持者之一，是研究所的义务指导老师。

　　向先生第一次去敦煌是1941年受国民政府之中央研究院委托进行考察的，考察之后写了一篇《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以及其他几个连带的问题》，文章寄中研院后傅斯年又在篇首加了按语，先是印发给有关方面，随后又在重庆大公报上刊登了出来，当然有这文章发表之前已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等建议建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之举，但这篇包括五部分的文章，其第二部分“论千佛洞亟应收归国有交由纯学术机关负责管理”无异也起了推动作用。并且论述了收归国有后应做和注意的事项，在其第三部分谈到了“研究敦煌艺术几个应注意之点”更是对研究工作起着指导性作用，其余部分也并非与石窟研究无关。所以这篇文章在研究所创立初就在所内广为传阅是不无原因的。

　　1943年向先生任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副组长夏鼐、组员阎文儒）第二次来敦煌在研究所和我们住在同一排的平房里，他们的到来，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所起的积极作用又远较那篇文章为大，由于夏、阎二位先生多在外面做田野考古的发掘工作，待在研究所的时间较少，而向先生却多能和我们朝夕相处，他又是一位和蔼可亲、诲人不倦的长者，这无异是天降良师，特别是对于我的研究工作起了积极推进作用。

　　在临摹壁画上，向先生是利用和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明临摹工作的重要性，多少古代名作是靠临本传世的。所以临摹必须忠实于原作，不可妄加己意信手改变，从他的《评张大千近著二种》的文章里，虽然也把张大千大加称誉一番，但也可以看出他是反对张大千那种临摹方式的。当然我们也是抱着不失壁画、现状为主旨的临摹态度，但听了向先生的话之后，就更增强了我们认识和信心。

　　在文字写作方面，向先生可以说是苏莹辉和我的义务导师，而我所受到的实惠就更多。在当时资料的奇缺情况下，他把他所携带的资料以及所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文章都让我抄录，这是进行研究的先决条件，在抗战时期印书和买书都极不容易，做学问多靠手抄：我也不能不靠这种方式，于是我抄录了劳贞一的《伯希和敦煌图录解说》，向抄石室本《敦煌录》，罗福苌的《沙州文录目》，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罗振玉的《瓜沙文录序》、《瓜沙曹氏年表》、《补唐书张议潮传》，黄文弼的《波斯古史与中国文化之关系》，于式玉的《关于密宗之一点解说》，叶昌炽的《语石》节录、《汉唐西行人物录》，向达的《敦煌莫高安西榆林二窟杂考》、《敦煌石刻跋文》、《评张大千近著二种》、《西征小记》等等和一些与敦煌无直接关系的文章。除此之外，我也不时随向先生进洞子看壁画找题记。在我和向先生所处的半年多时间里，就是这样受教颇多得益匪浅，这是终生难忘的。向先生走后（1944年初冬，向先生和夏、阎二先生回川），天寒不能进洞子临摹壁画了，即开始我的写作，至次年末草成了《敦煌千佛洞石窟内容》之调查报告。在其篇首的“绪论”中，分段论述了“莫高窟之史地背景”、“莫高窟之创建及其盛衰之演变”、“石室藏经之发现”、“莫高窟艺术之作风”、“壁画内容之取材及其配列方式”、“石室建筑之形式”、“莫高窟之雕塑艺术”等；在石窟内容方面，也对许多重要洞窟作了一些考证案语。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也算尽了我的力量。

　　三

　　现在再来扼要地谈一下这二年研究所的人和事。研究所初建时，研究人员有所长常书鸿及其夫人陈芝秀、还有罗继美、史岩、张民权、董希文及其夫人张琳英，此外还有苏莹辉、邵芳等都是先我而到的。其中罗、史二先生都是在我到达之前即离去。随后张民权也走了。接着来了周绍淼和乌密风夫妇和赵冠州先生，赵冠州也很快离去，次年又来了潘絜兹。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人员中，又有或因时间过短，或因兼职而影响研究工作，其余都踏踏实实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据我所知董希文留下了非常精彩的《萨埵那饲虎图》等摹本，邵芳留下了一幅宏大而美的盛唐《西方净土变》，周绍淼、乌密风留下了数幅藻井、边饰、龛楣等图案，潘絜兹也留下了一些唐、宋壁画摹本，苏莹辉留下了敦煌碑刻文字考，这些都应该说对敦煌艺术研究所作出了贡献。

　　当时的行政人员在总务主任之下设有文书1人、庶务2人、会计一人共5人，工友、厨师和饲养员共六人：再加上两个不在职的家庭妇女和几个儿童，总计这个千佛山的常驻人口不超过30名，一年之中也不会有几个客人。因此这里又是一个做研究工作的世外桃源，又是一个但闻白杨萧萧，九层楼铁马叮咚断肠声，静得可怕而又生活艰苦的世界，就在这个环境里却也出了两件重要的大事。第一件事是1944年8月底研究所（即中寺）后院小庙里发现了藏经，这个小庙是清末王道士所建，里面有一个个不堪一睹的塑像，清除这里的塑像是为了当做工人住房之用，在打碎塑像之后，意外地发现了缠绕塑像骨架上的经卷，这些也是王道上所发现的石室藏品，自然也是有价值的重要文物而受到重视，向先生当然更为瞩目，于是向先生利用晚间借出检阅抄录，在抄录时因常先生坐守一侧使抄录者心有不怿，造成了一气而离所多日的事。第二件则是发生在1945年春天的所长夫妇离异的婚变，在事态爆发之前由于我们这些研究人员各自忙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又不是同院而居，所以一无所知。事态爆发之后，我和董希文才参与了调解工作，个中细节无需细说。总之是那个第三者在被辞下山走了之后，这位夫人闹个不休，坚决要与所长离婚，当时所看到是一个面色苍白、蓬头散发，目射怒火的“繁漪”形象，完全失去了往日的靓妆丽影色彩，我们用尽了使其回心转意的方法也都无济于事，所长无奈只好允许她进城休息些时日以期能有所醒悟，岂知正中其计，二人即在城中暗约偕逃了。消息传来，所长大怒，急忙追至酒泉也不见踪影，河西司令陶峙岳下了一道通缉令也未奏效。悲剧之产生自然使常先生受到打击，而私奔的下场则更惨，并不比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卡列琳娜的结局好到哪里，所以真正的悲剧人物则是这位夫人了。

　　四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消息传到千佛洞却是一个月以后的事，闻讯无不欢欣鼓舞，兴奋之情难以言表。可是稍一定神，故乡亲人之思就顿时倍增，八年流亡他乡的滋味应该结束了，所以人人都要东归。先是阎文儒（该团工作结束后，原拟受聘留所任研究员）走了，苏莹辉走了，大雪纷飞中又送走了邵芳，继之董希文夫妇带着孩子也走了，我当然也急欲回到中原与亲人团聚，但所长不同意我离职，只允许我回乡探亲，并给我一个考察佛教艺术史迹的任务，我当然乐于接受。潘絜兹家眷在兰州，他当然也要走，于是我俩偕行于1946年初告别了千佛洞。当时乌密风正在敦煌县城，他听说我们走了之后，自然也是不安于位而东归了。就是这样，研究所的专职研究人员全部都走光，于是常先生不能不离开敦煌回重庆。

　　我和潘絜兹离开千佛洞先在敦煌城住下，为潘絜兹开了一个出售作品的画展而逗留了八天，到了安西自然是不能放过榆林窟的考察。当时安西县政府的粮食科长崔君是我们同乡，他原在敦煌县政府任职，因同乡关系而相识，这时得他之助，雇了两个牛车载人载物，县政府派了两名保护人员，走了四天才到了万佛峡（榆林窟）。在万佛峡他画我写住了一个星期，才算结束。抗战胜利也给公路交通带来生机，再不像来时那样乘车难了。自安西出发很顺利地到了兰州。当时家叔偕眷在兰州师院教书，我总算享到了多年未遇的天伦之乐，所以住了一个月。这期间只去参观了城外的金天观，观里的道教壁画《金阙·玄元太上老君应化图》，虽是清初作品倒也宏伟可观，只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而未能拍照下来。又参观了博物馆，当时的兰州博物馆似乎远不成其为独立的单位，地方很小，也没有多少可使我注意的东西，所以印象很淡。当时还没听说过有炳灵寺石窟，所以错过了去参观的机会。

　　我在十里店住的时候，又和阎文儒先生见面了，他离开敦煌后，暂在这里教书，他的家属在陕西三原，也急欲回去，所以我们偕伴东行，首先，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天水麦积山。

　　在天水先去拜访冯国瑞先生，他是我国早期考古家之一，又是天水人，对麦积山石窟当然是熟悉的。承他之助，给麦积山瑞应寺的主持写了封介绍信，我俩乘两匹骡子走了两天走完了这140里路。那位世俗打扮的主持为了我们的安全，把我们安置在附近一个农家住下，这家农民和牲口同室而居，我俩当然也不例外。

　　在麦积山除了察看石窟摩崖并进行逐次登记其内容之外，还遍阅寺内碑文和测绘石窟示意图，虽然当时西阁栈道多毁而无法攀登致使少数洞窟付之阙如，但还是比较详尽地完成了任务，工作了七八天之后才算结束。

　　由天水去西安开始坐上了火车，当时是宝天铁路第一次通车，车速极慢还不算，中间还因有一段塌方而倍尝换车之苦，好不容易才到了宝鸡然后转车到了西安。

　　因为西安也有几个至亲好友，所以也能安心住下来，可以从容地考察当地文物古迹，每天出去访古庙游破寺，在大小废墟上摩挲残迹可说是忙个不停。当时在军医大教书的一位老朋友见我如此度日，取笑我说：“你的精神真好，只是有点不合时宜。”我当然是一笑了之。可这不合时宜的行径却也让他说着了。我这一生遭遇过不少灾难，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性格和行径而得来的。在西安城内外跑了多天之后，又和阎文儒一道到泾阳、三原走了走，也看到不少废墟里屹立着一些很好的唐代菩萨雕像，也在县政府的大堂上看到一面当作“四面”的北魏造像石。目睹这些也只能是叹息叹息而已。

　　从西安到洛阳，则是我自己行动了。洛阳的文物古迹当然也不少，但重点考察的还是洛阳龙门石窟，当时这里几乎是处于无人管的状态，西山山上有石工破山取石，石头往往流通下来，很有打坏洞窟和行人的危险，有的洞窟内也污秽不堪，再加上石窟摩崖造像不少被盗被毁满目疮痍，真也令人寒心。但做我的考察工作也还是从容自如，无人过问。

　　离开洛阳又考察了巩县石窟寺，石窟不大仅一日而毕，继之到了郑州，至此已是历时四个月左右，结束了我考察佛教史迹的工作，也使我把多年的积蓄连带所中给我的考察费悉数花个精光。但这并不使我有丝毫不怿或畏惧感，这一方面是有亲友在不会演出《秦琼卖马》的戏来，二来是我还是研究所的人，也可以向所里要钱，三来是信师有信来催我回信师教书，我决定了最后的去处，在接到信师寄去的路费后，即二次回信师教书去了。这是1946年5月的事。

　　在信师除了教书之外，主要的任务就是整理考察报告，完成了《安西万佛峡》（包括概论与内容）、《天水麦积山石窟》（包括创建源流、内容记略与石窟编号示意图）、《洛阳龙门石窟》（包括前言、伊阙两山、石窟之创建与内容以及石窟全图），《巩县石窟简志》，再加上整理出来的《敦煌莫高窟》上下卷共计三册于1947年9月毕工后寄回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我研究与考察任务完成的交代。除此之外，还写了一篇《从敦煌到洛阳》的考察游记式文章，刊登在北平某报的副刊上（可惜这篇文章现在已查不到，不能在其中找到许多有趣的细节，也许这篇回忆还可以比较充实和生趣）。就此，我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的工作算是画了句号。

　　统观以上所述，在这一段生活经历中，好像也做了些工作与成绩，而今回忆起来也觉颇有意味，其实就成绩而言，实在是少而幼稚得可怜，和以后到所里迄今天研究院的同志的成绩来比是渺小而不足道，和常先生以及许多先生们数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来比，更是令我惭愧，本不应成文贻笑大方，只是盛情难却只有厚颜以呈了。

　　原载《敦煌研究》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