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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黄河第一桥
到2009年，中山桥就满百岁了，但我们并没有感到它的苍老，相反却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没有老人这个世界将失去温暖；没有儿童这个世界将没有希望。”老人代表着这个城市的过去，儿童代表着这个城市的未来。而今天黄河上的小西湖立交桥和中山桥就如同这个城市的儿童和老人。
兰州中山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百听不厌的话题。自有中山桥开始，兰州就有了一种桥的情结，今天中山桥的“桥子桥孙”已经不可胜数了。
1872年，也就是同治十一年，左宗棠被清政府派到西北，担任陕甘总督，准备收复为阿古柏所侵占的新疆。后出于西征的需要，左宗棠奏请同治皇帝同意，设立了兰州制造局，标志着洋务运动在甘肃正式开始了。这时，左宗棠设想在黄河上架一座铁桥，以取代黄河上的镇远浮桥。
黄河上的镇远浮桥修建于明代。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在定西消灭了王保保的主力后，为渡河方便在兰州城西七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浮桥。洪武九年（1376年），卫国公邓愈将浮桥移到城西十里的地方。到洪武十八年（1384年），兰州卫指挥检事杨廉将黄河浮桥移到了兰州城北的白塔山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山桥附近的位置。
人们将浮桥正式取名为“镇远桥”，号称“天下黄河第一桥”，修建镇远浮桥的同时，先后在桥南北放置了4个大铁柱，这些铁柱被人们称之为“将军柱”，因为它们是由冯胜和邓愈监督铸造的。邓愈监造的将军柱，呈圆柱形，高5.8米，直径0.61米，顶部是圆锥体，底座为长方体，重达一万余斤，上面铸有铭文，从铭文上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系浮桥的铁链长达120丈。“将军柱”还有测定水位功能，为下游的防汛进行预报预警。修建了浮桥，人们方便多了，但是冬拆春建，“事繁费巨”，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
于是，左宗棠提出新建铁桥的想法，然而由于当时的德国商人福克索要白银60万两，远远超出人们所能承受的价格，只好放弃了在黄河上修建铁桥的计划。
这一沉寂就是三十多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代表甘肃地方政府的彭英甲同德国商人喀佑斯签订了修桥合同。今天这些合同仍保存地非常完好，人们能感觉出它的严谨。这背后既有中国人的小心谨慎，也有德国人一丝不苟。对材料运输、铁桥施工、质量保证、付款方式、验收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合同规定，铁桥自完工之日起计算，保固期80年。在保固期内无论冬夏，倘因河水暴涨，漫溢进城，将桥冲毁时，与泰来洋行无关，除此而外，如有损坏泰来洋行一定赔修。
合同签订后，德商便将兰州黄河铁桥的设计委托给了美国桥梁公司，而具体的施工则由德国泰来商行负责。后来人们对黄河铁桥是谁修的争论不休，有人说铁桥是美国人修的，也有人说铁桥是德国人修的，还有人说铁桥是比利时人修的，其实黄河铁桥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为数不多的历史图片记录了当时的场景，散落在各个地方的历史资料描述了施工的艰难。有一张照片是芬兰人马达汉1908年1月29日拍摄的。这个马达汉后来担任过芬兰总统，那时芬兰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马达汉是以俄国军官的身份来甘肃“考察”的。
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上个世纪初的甘肃，苍凉的土地上，近处是组装完成的两个沉船，沉船的高度将近三米，画面上有一些带着黑毡帽的人显然是来自天津上海等地的技工，而头上扣着瓜皮小帽的则是甘肃当地人。远处牵着毛驴的人们正从镇远浮桥上走过，黄河边则是低矮的土屋。
当时，负责施工技术的是美国工程师满宝本，负责现场的是德国工程师德罗，其余的员工都是工程具体操作人员，由天津人刘永起（相当于工程队队长）从天津上海等地招募而来。
1908年4月10日铁桥正式开工修建，工人们先是在水深2.6米的黄河中围堰，然后开挖，在距水面6米的地方，人们挖到了基岩，情况证明黄河北边是红砂岩，南边是青砂岩。然后沉入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沉船（也就是沉箱），在围堰和沉船之间灌注混凝土，最后在沉船中间灌入混凝土，上设桥墩。宣统元年（1909年）8月8日，黄河铁桥终于竣工了。验收通车，工期比预定的工期提前2个月。
尽管签订了严格的合同，但是铁桥仍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按照合同规定以及双方同意的原设计方案，铁桥应该在铁梁上面架木纵梁再铺木板，但在竣工的时候，木板却改成了碎石沙子。这时，升允已经不再担任陕甘总督一职，总督一职由毛庆藩护理。几经交涉，德商才不得不将桥面的沙子铲除，改铺木板。
新桥被命名为“兰州黄河铁桥”，从1905年彭英甲同喀佑斯谈判，到1909年9月铁桥交工，前后历时4年，前后共耗费国库白银30.6691万两。
铁桥通车后，甘肃洋务总局制定了完善的维护管理规定，具体操作由兰州府会同皋兰县共同负责，将修桥时的工程队队长刘永起留兰帮管铁桥，月薪白银12两，此外还设12名巡护兵卒负责铁桥的安全。铁桥竣工后，升允在1909年撰文立碑，记述铁桥的修建始末。
原先铁桥是桔红色的，抗战时期为了避免日本飞机轰炸，人们刷成了灰色。1954年，人们对中山桥进一步加固维修，在方形的桥架栏上又接拱形钢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山桥的模样。
风雨沧桑，“兰州黄河铁桥”不再是一座简单的桥梁，它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也成了兰州的名片。
兰州中山桥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是一个百听不厌的话题。自有中山桥开始，兰州就有了一种桥的情结，今天中山桥的“桥子桥孙”已经不可胜数了。
1872年，也就是同治十一年，左宗棠被清政府派到西北，担任陕甘总督，准备收复为阿古柏所侵占的新疆。后出于西征的需要，左宗棠奏请同治皇帝同意，设立了兰州制造局，标志着洋务运动在甘肃正式开始了。这时，左宗棠设想在黄河上架一座铁桥，以取代黄河上的镇远浮桥。
黄河上的镇远浮桥修建于明代。明洪武五年（1372年），明军在定西消灭了王保保的主力后，为渡河方便在兰州城西七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浮桥。洪武九年（1376年），卫国公邓愈将浮桥移到城西十里的地方。到洪武十八年（1384年），兰州卫指挥检事杨廉将黄河浮桥移到了兰州城北的白塔山下，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山桥附近的位置。
人们将浮桥正式取名为“镇远桥”，号称“天下黄河第一桥”，修建镇远浮桥的同时，先后在桥南北放置了4个大铁柱，这些铁柱被人们称之为“将军柱”，因为它们是由冯胜和邓愈监督铸造的。邓愈监造的将军柱，呈圆柱形，高5.8米，直径0.61米，顶部是圆锥体，底座为长方体，重达一万余斤，上面铸有铭文，从铭文上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系浮桥的铁链长达120丈。“将军柱”还有测定水位功能，为下游的防汛进行预报预警。修建了浮桥，人们方便多了，但是冬拆春建，“事繁费巨”，也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之处。
于是，左宗棠提出新建铁桥的想法，然而由于当时的德国商人福克索要白银60万两，远远超出人们所能承受的价格，只好放弃了在黄河上修建铁桥的计划。
这一沉寂就是三十多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0月，代表甘肃地方政府的彭英甲同德国商人喀佑斯签订了修桥合同。今天这些合同仍保存地非常完好，人们能感觉出它的严谨。这背后既有中国人的小心谨慎，也有德国人一丝不苟。对材料运输、铁桥施工、质量保证、付款方式、验收程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合同规定，铁桥自完工之日起计算，保固期80年。在保固期内无论冬夏，倘因河水暴涨，漫溢进城，将桥冲毁时，与泰来洋行无关，除此而外，如有损坏泰来洋行一定赔修。
合同签订后，德商便将兰州黄河铁桥的设计委托给了美国桥梁公司，而具体的施工则由德国泰来商行负责。后来人们对黄河铁桥是谁修的争论不休，有人说铁桥是美国人修的，也有人说铁桥是德国人修的，还有人说铁桥是比利时人修的，其实黄河铁桥是国际合作的产物。
为数不多的历史图片记录了当时的场景，散落在各个地方的历史资料描述了施工的艰难。有一张照片是芬兰人马达汉1908年1月29日拍摄的。这个马达汉后来担任过芬兰总统，那时芬兰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马达汉是以俄国军官的身份来甘肃“考察”的。
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上个世纪初的甘肃，苍凉的土地上，近处是组装完成的两个沉船，沉船的高度将近三米，画面上有一些带着黑毡帽的人显然是来自天津上海等地的技工，而头上扣着瓜皮小帽的则是甘肃当地人。远处牵着毛驴的人们正从镇远浮桥上走过，黄河边则是低矮的土屋。
当时，负责施工技术的是美国工程师满宝本，负责现场的是德国工程师德罗，其余的员工都是工程具体操作人员，由天津人刘永起（相当于工程队队长）从天津上海等地招募而来。
1908年4月10日铁桥正式开工修建，工人们先是在水深2.6米的黄河中围堰，然后开挖，在距水面6米的地方，人们挖到了基岩，情况证明黄河北边是红砂岩，南边是青砂岩。然后沉入我们在照片上看到的沉船（也就是沉箱），在围堰和沉船之间灌注混凝土，最后在沉船中间灌入混凝土，上设桥墩。宣统元年（1909年）8月8日，黄河铁桥终于竣工了。验收通车，工期比预定的工期提前2个月。
尽管签订了严格的合同，但是铁桥仍有美中不足的地方。按照合同规定以及双方同意的原设计方案，铁桥应该在铁梁上面架木纵梁再铺木板，但在竣工的时候，木板却改成了碎石沙子。这时，升允已经不再担任陕甘总督一职，总督一职由毛庆藩护理。几经交涉，德商才不得不将桥面的沙子铲除，改铺木板。
新桥被命名为“兰州黄河铁桥”，从1905年彭英甲同喀佑斯谈判，到1909年9月铁桥交工，前后历时4年，前后共耗费国库白银30.6691万两。
铁桥通车后，甘肃洋务总局制定了完善的维护管理规定，具体操作由兰州府会同皋兰县共同负责，将修桥时的工程队队长刘永起留兰帮管铁桥，月薪白银12两，此外还设12名巡护兵卒负责铁桥的安全。铁桥竣工后，升允在1909年撰文立碑，记述铁桥的修建始末。
原先铁桥是桔红色的，抗战时期为了避免日本飞机轰炸，人们刷成了灰色。1954年，人们对中山桥进一步加固维修，在方形的桥架栏上又接拱形钢圈，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山桥的模样。
风雨沧桑，“兰州黄河铁桥”不再是一座简单的桥梁，它成了一种文化的象征，也成了兰州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