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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三宝聚碑林
1998年，首倡并建设兰州碑林的流萤先生到天津拜访当代著名画家、书法家王学仲，请他为兰州碑林题词。王先生说：“你们把敦煌写经和汉简选择一部分，刻碑上石，非常好。我历来主张，民间书法家的东西，是我国书法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应该下功夫研究推广。”就这样，堪称书法领域三件瑰宝的“敦煌写经”、“汉简”和“淳化阁帖”刻石，以刻石的形式第一次荟萃在兰州碑林与广大参观者见面，领了全国风气之先。
这些突出地域文化特点的书法艺术品，在拂去历史云烟和岁月沧桑后，把古人们留与我们的文化遗产再现在坚硬而冰冷的石碑之上。那些挥洒自如、淋漓尽致的书法随着时空的变化征服并将继续征服着络绎不绝的观赏者。
敦煌写经
敦煌，在全世界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可以说是声振寰宇，光被五洲。有些外地人不知道甘肃，也不知道兰州，却都知道敦煌。在中世纪的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地域、城镇能像敦煌那样形成那么庞大那么辉煌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群体，能像敦煌那样集中反映了印度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交汇的特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艺术等各个方面，其丰富与精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展示出世界三大文明的融合，展示出佛、道、儒三家文化精神的共存，展示出诗、词、歌、赋、音乐、舞蹈、戏曲、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门类的有机结合，显示出如此的包孕深厚和博大辉煌来。从美学角度去考察，敦煌写卷格调清新，傲然独立，且与敦煌壁画在审美情趣上有一种同步的现象。可以说敦煌的壁画、雕塑与写经都具有十分可贵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敦煌写经”是用书法的形式保存了丰富的佛教经典、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再现了在雄厚的本土文化大背景之上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群体。敦煌遗书绝大部分为古代写本，且以写经为主。就目前所知，敦煌写经最早的写于公元305年，最晚的写于公元1002年，前后跨度近700年，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朝代，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段时期中国书法的发展演变情况。这些遗书，内容庞杂，包括佛经、儒道家的经典、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大多数是民间的写经生所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时代除了那些著名的书法家以外，还有大量的优秀的民间书法家存在。他们创造了很多不朽的书法作品，而这些作品不亚于名家之作。要讲存世的墨迹，其数量之多，更令人兴奋不已。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法家，还不同程度地对当时的文人书法家产生过一定影响。敦煌写经的发现，对我国书法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敦煌遗书到底有多少件呢？目前还无法完全统计，一般说法有5万多件，存于甘肃的大约700多件。
在筹建兰州碑林时，一开始就想把敦煌写经刻石上碑，供世人瞻仰，那是有重大意义的。如此之举，一是考虑到敦煌写经在书法艺术上的崇高地位；二是因为举世闻名的敦煌就在我们甘肃，是甘肃历史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能不有所展示。尽管今天在兰州碑林里只是展示了一小部分敦煌写经碑刻作品，但它们却形象地告诉我们：艺术在互相交融与撞击以及不同元素的组合中，改变着它原有的结构和素质，从而组建起新的形态，而择优的组建则又会诞生出新的艺术形态。这种综合的艺术则是从艺术的综合中发展得来的。
敦煌卷子的书写者，大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因此实用性很强，简便、易写、易识、整齐、规范，是其主要目的和原则。但熟能生巧，久书成艺，其中就蕴含着极为质朴的审美趋向，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其突出的民间性，成为古代民间书法之大成。在表现上自然，质朴，自由率意，不矫饰做作，不故弄玄虚，机动灵活，简单易懂，约定俗成，富于创造的乡土气息，泼辣大胆，不受任何法度约束，形成一种与宫廷、士大夫书法截然不同的形态。它们比较翔实、清晰地反映了我国汉字演变的脉络和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书法与宗教艺术，特别是与佛教艺术的血肉关系。同时，它们在书法上兼收并蓄，将宫廷上层、诸多名家的书法成就与庶民百姓的书法艺术实践熔为一炉，创造出大量的书法杰作。因此可以说，敦煌写卷与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中珠联璧合的灿烂珍宝。
兰州碑林中镌刻的敦煌写经，共计66块。其中晋1块，西凉2块，北魏11块，西魏4块，北周2块，南朝3块，隋4块，唐39块。每块标明题目、时代和编号，便于查找，也是爱国主义教材。如有些编号为伯多少号，斯多少号，就是说，这些写经被伯希和、斯坦因盗往国外。每块石高70公分，宽90公分，厚6公分。总标题《敦煌写经》四个大字和前言，都是由郑汝中先生撰文并书写的。如果加上这两块，敦煌写经部分，共计68块。现在，都镶嵌在草圣阁第二层。
当然敦煌书法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以及对当代与今后书法研究与实践的重要价值，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兰州碑林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极小一部分，刻石上碑，旨在扩大敦煌学的影响、弘扬敦煌艺术的光彩。
简书
简书，也叫“汉简”，是西汉时期用墨写在木简、竹简上的文字。
简书没有东汉的隶书那么成熟，但看起来却会给人一种质朴奔放的艺术美。如从出土的《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武威汉代医简》等书写风格来看，有的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犷朴实，变化流速而不拘束；有的笔画刚劲，使转流动，飒爽多姿；有的波磔奇古，形意翩翩；有的古朴而风韵飘逸；有的若篆若隶，自由奔放，浑然而一体。
陈列在兰州碑林的汉简刻石有甘肃出土的王杖简、天水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玉门汉简、甘谷简等等。它们在笔法上大都运用藏锋和中锋，小字用指处较多，因简书中皆是小型字体；大字写出了“蚕头燕尾”的笔画特征，顿挫分明。但多数为小字，皆承袭篆书笔法，加之草率急就，起笔时用逆锋不甚明显，甚至有些字也用露锋起笔。使其结体一改秦隶取纵势的特点，而用正面取横势；章法布局，不受界格所囿，规整中又出现不规整，纵横飞动，极富变化；在墨法上也是讲求质朴而豪放的气势。从书体的演变来说，简书的出现，不仅对隶书成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今草开创了先河。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在出土于武威的汉简就包括了“仪礼简”、“张长史简”、“医药简”、“玉杖诏书令”等。这样丰富多样的简牍书法，以勒石形式直观地展示出来，这是在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都难得一见的。其实把汉简书法移植到碑上，让其流传后世，是兰州碑林的首创。其价值一是正确反映了汉简的学术地位，包括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二是汉简的精美书法，包括书法史的研究价值和书法实践价值；三是对这一国际显学的普及价值，让更多的人通过碑林认识汉简，了解汉简；四是对“简牍之乡”的宣传价值，让国人乃至世界了解甘肃，了解甘肃的历史。
汉简在书法领域也有极高的价值。一是在书法史和书法源流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二是汉简书法所表现的艺术性。过去人们在研究、临摹汉代书法时，大都是汉代遗留下来的汉碑刻，如《张迁碑》、《礼器碑》、《曹全碑》、《西狭颂》等。至于秦汉时期民间流传使用的字体，极为罕见。以前也有过不少文字资料，但都是刻在铜器或砖瓦上的。直到汉代简牍的出土，才使人真正见到了当时人们使用的书体墨迹。简牍所经历的年代是久远的，上起战国，下至西晋十六国，约七百余年。这些书体，在书法发展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竹简，其次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书体仍属篆体，或者篆隶相杂，称为古隶或秦隶的。从秦隶到汉隶是书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革时期，它上承前代篆书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真书的风范，同时还发展了草书体。如《居延汉简》，可称为简中之冠，年代早，数量多，内容丰富，其中篆、隶、真、草都有，且风格多样，为研究西汉书法提供的资料也最为丰富。这些简牍是一些工匠或普通劳动者书写的，看起来生气勃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种书风，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现在刻在碑林的秦汉简牍，共计7个部分62块，计天水秦简4块；居延汉简18块；敦煌汉简5块；悬泉汉简5块，其中放大的两块；武威汉简24块，其中仪礼简10块，玉杖十简1块，玉杖诏书令册4块，医简9块；玉门汉简3块；甘谷汉简3块，其中放大的两块。除此之外，还有为显示汉简编排形式而刻制的居延汉简1块，悬泉出土的纸文书1块。这些石刻，大的高150厘米，宽50厘米，厚6厘米；小的高70厘米，宽50厘米，厚6厘米；纸文书长160厘米，宽75厘米。如再加上赵正撰文并书写的总标题《秦汉简牍》和前言两块，整个秦汉简牍部分，共计66块。
《淳化阁法帖》
明代肃王翻刻的通称“肃府本”或“兰州本”的《淳化阁帖》，是我国书法史上现存的时代较早、摹刻精致、保存良好、颇具影响的一部大型法帖原石，兰州碑林不能不展现这部陇上引以自豪和骄傲的书法珍品。
在谈及我国书法艺术时经常提起《淳化阁法帖》来。它是这样一回事：宋太宗赵炅于淳化三年（992年）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摩勒。大臣登二府者赐一部，此即《淳化阁法帖》，略称《阁帖》。因是朝廷所拓，不同于民间，故不及百年，原拓已极难得。然王著学识不足，采择不精，标题多误，且编次杂乱，为后世所非难。此帖全十卷，采择古代帝王以至唐人之书。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的墨迹最多，占大半。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宪王绅尧令温如玉、张应召摹刻上石，未成而薨，世子识接着完成。先后历时7年，用富平石144块刻成，藏于肃府东书园遵训阁，视为珍宝。现存141块，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石高27.4厘米～34.5厘米，宽36.5厘米～40.7厘米，厚5厘米～8.9厘米，大都为两面刻字，也有仅刻一面的。
倪苏门《古今法论》说：“淳化帖在明朝，惟陕西（注：当时陕、甘尚未分省）肃王府翻刻石最妙，谓之肃本。从宋拓原本双钩勒石，所费巨万。今市本相去天渊。”陈奕禧《皋兰载笔》称：“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拓工间有私购出者，值五十千。”郑学孚也说过：“明翻刻阁帖，以肃府本为最佳，跋语亦最多。”今存肃府帖初拓本，笔力遒劲，纸好墨匀，清新悦目。人称“新旧不爽，毫发俱在，与宋本无异”。
在《淳化阁帖》中，载有被誉为草圣的东汉大书法家张芝的一笔书和有“银钩虿尾”美誉的西晋大书法家索靖的隶草。
《肃府本淳化阁帖》又名“兰州本”、“遵训阁本”。明肃庄王朱受封兰州时，太祖（朱元璋）曾赐以《淳化阁帖》真本，万历时（1573-1620年）洮岷道张鸣鹤得“李子崇藏本”，又于皋兰（今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得“材官本”，借肃宪王朱绅尧赐帖校对，因请温如玉、张应召双钩，宪王乃令刻石，未成而薨。世子识费时七年踵成之，计用石144块，纸253张。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今极难得。卷首标题为行书，卷末隶书题“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岁秋八月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摩上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洮岷道陈卓补之。
它们被专家们认为是兰州碑林的镇馆之宝。
这些突出地域文化特点的书法艺术品，在拂去历史云烟和岁月沧桑后，把古人们留与我们的文化遗产再现在坚硬而冰冷的石碑之上。那些挥洒自如、淋漓尽致的书法随着时空的变化征服并将继续征服着络绎不绝的观赏者。
敦煌写经
敦煌，在全世界的知名度非常之高，可以说是声振寰宇，光被五洲。有些外地人不知道甘肃，也不知道兰州，却都知道敦煌。在中世纪的世界文化艺术史上，再也找不出任何一个地域、城镇能像敦煌那样形成那么庞大那么辉煌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群体，能像敦煌那样集中反映了印度文化、中原文化、西域文化交汇的特征，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艺术等各个方面，其丰富与精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它展示出世界三大文明的融合，展示出佛、道、儒三家文化精神的共存，展示出诗、词、歌、赋、音乐、舞蹈、戏曲、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艺术门类的有机结合，显示出如此的包孕深厚和博大辉煌来。从美学角度去考察，敦煌写卷格调清新，傲然独立，且与敦煌壁画在审美情趣上有一种同步的现象。可以说敦煌的壁画、雕塑与写经都具有十分可贵的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
“敦煌写经”是用书法的形式保存了丰富的佛教经典、儒家和道家的经典，再现了在雄厚的本土文化大背景之上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群体。敦煌遗书绝大部分为古代写本，且以写经为主。就目前所知，敦煌写经最早的写于公元305年，最晚的写于公元1002年，前后跨度近700年，历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等朝代，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这段时期中国书法的发展演变情况。这些遗书，内容庞杂，包括佛经、儒道家的经典、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大多数是民间的写经生所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各个时代除了那些著名的书法家以外，还有大量的优秀的民间书法家存在。他们创造了很多不朽的书法作品，而这些作品不亚于名家之作。要讲存世的墨迹，其数量之多，更令人兴奋不已。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民间书法家，还不同程度地对当时的文人书法家产生过一定影响。敦煌写经的发现，对我国书法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敦煌遗书到底有多少件呢？目前还无法完全统计，一般说法有5万多件，存于甘肃的大约700多件。
在筹建兰州碑林时，一开始就想把敦煌写经刻石上碑，供世人瞻仰，那是有重大意义的。如此之举，一是考虑到敦煌写经在书法艺术上的崇高地位；二是因为举世闻名的敦煌就在我们甘肃，是甘肃历史文化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能不有所展示。尽管今天在兰州碑林里只是展示了一小部分敦煌写经碑刻作品，但它们却形象地告诉我们：艺术在互相交融与撞击以及不同元素的组合中，改变着它原有的结构和素质，从而组建起新的形态，而择优的组建则又会诞生出新的艺术形态。这种综合的艺术则是从艺术的综合中发展得来的。
敦煌卷子的书写者，大都是被人雇用的写经生，或一般庶民，因此实用性很强，简便、易写、易识、整齐、规范，是其主要目的和原则。但熟能生巧，久书成艺，其中就蕴含着极为质朴的审美趋向，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其突出的民间性，成为古代民间书法之大成。在表现上自然，质朴，自由率意，不矫饰做作，不故弄玄虚，机动灵活，简单易懂，约定俗成，富于创造的乡土气息，泼辣大胆，不受任何法度约束，形成一种与宫廷、士大夫书法截然不同的形态。它们比较翔实、清晰地反映了我国汉字演变的脉络和发展的轨迹。反映了中国书法与宗教艺术，特别是与佛教艺术的血肉关系。同时，它们在书法上兼收并蓄，将宫廷上层、诸多名家的书法成就与庶民百姓的书法艺术实践熔为一炉，创造出大量的书法杰作。因此可以说，敦煌写卷与敦煌壁画是敦煌艺术中珠联璧合的灿烂珍宝。
兰州碑林中镌刻的敦煌写经，共计66块。其中晋1块，西凉2块，北魏11块，西魏4块，北周2块，南朝3块，隋4块，唐39块。每块标明题目、时代和编号，便于查找，也是爱国主义教材。如有些编号为伯多少号，斯多少号，就是说，这些写经被伯希和、斯坦因盗往国外。每块石高70公分，宽90公分，厚6公分。总标题《敦煌写经》四个大字和前言，都是由郑汝中先生撰文并书写的。如果加上这两块，敦煌写经部分，共计68块。现在，都镶嵌在草圣阁第二层。
当然敦煌书法的研究才刚刚开始，其艺术价值与历史地位，以及对当代与今后书法研究与实践的重要价值，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兰州碑林选取其最具代表性的极小一部分，刻石上碑，旨在扩大敦煌学的影响、弘扬敦煌艺术的光彩。
简书
简书，也叫“汉简”，是西汉时期用墨写在木简、竹简上的文字。
简书没有东汉的隶书那么成熟，但看起来却会给人一种质朴奔放的艺术美。如从出土的《流沙坠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武威汉代医简》等书写风格来看，有的自然生趣，落落大方，粗犷朴实，变化流速而不拘束；有的笔画刚劲，使转流动，飒爽多姿；有的波磔奇古，形意翩翩；有的古朴而风韵飘逸；有的若篆若隶，自由奔放，浑然而一体。
陈列在兰州碑林的汉简刻石有甘肃出土的王杖简、天水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悬泉汉简、玉门汉简、甘谷简等等。它们在笔法上大都运用藏锋和中锋，小字用指处较多，因简书中皆是小型字体；大字写出了“蚕头燕尾”的笔画特征，顿挫分明。但多数为小字，皆承袭篆书笔法，加之草率急就，起笔时用逆锋不甚明显，甚至有些字也用露锋起笔。使其结体一改秦隶取纵势的特点，而用正面取横势；章法布局，不受界格所囿，规整中又出现不规整，纵横飞动，极富变化；在墨法上也是讲求质朴而豪放的气势。从书体的演变来说，简书的出现，不仅对隶书成熟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也为今草开创了先河。展现在观众眼前的，在出土于武威的汉简就包括了“仪礼简”、“张长史简”、“医药简”、“玉杖诏书令”等。这样丰富多样的简牍书法，以勒石形式直观地展示出来，这是在全国其他任何地方都难得一见的。其实把汉简书法移植到碑上，让其流传后世，是兰州碑林的首创。其价值一是正确反映了汉简的学术地位，包括文物价值和历史价值；二是汉简的精美书法，包括书法史的研究价值和书法实践价值；三是对这一国际显学的普及价值，让更多的人通过碑林认识汉简，了解汉简；四是对“简牍之乡”的宣传价值，让国人乃至世界了解甘肃，了解甘肃的历史。
汉简在书法领域也有极高的价值。一是在书法史和书法源流方面占有重要的位置；二是汉简书法所表现的艺术性。过去人们在研究、临摹汉代书法时，大都是汉代遗留下来的汉碑刻，如《张迁碑》、《礼器碑》、《曹全碑》、《西狭颂》等。至于秦汉时期民间流传使用的字体，极为罕见。以前也有过不少文字资料，但都是刻在铜器或砖瓦上的。直到汉代简牍的出土，才使人真正见到了当时人们使用的书体墨迹。简牍所经历的年代是久远的，上起战国，下至西晋十六国，约七百余年。这些书体，在书法发展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目前我们所见到的时代最早的简是战国竹简，其次是睡虎地秦墓竹简，书体仍属篆体，或者篆隶相杂，称为古隶或秦隶的。从秦隶到汉隶是书法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变革时期，它上承前代篆书的规则，下启魏、晋、南北朝、隋、唐真书的风范，同时还发展了草书体。如《居延汉简》，可称为简中之冠，年代早，数量多，内容丰富，其中篆、隶、真、草都有，且风格多样，为研究西汉书法提供的资料也最为丰富。这些简牍是一些工匠或普通劳动者书写的，看起来生气勃勃、自由流动，呈现出多种书风，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现在刻在碑林的秦汉简牍，共计7个部分62块，计天水秦简4块；居延汉简18块；敦煌汉简5块；悬泉汉简5块，其中放大的两块；武威汉简24块，其中仪礼简10块，玉杖十简1块，玉杖诏书令册4块，医简9块；玉门汉简3块；甘谷汉简3块，其中放大的两块。除此之外，还有为显示汉简编排形式而刻制的居延汉简1块，悬泉出土的纸文书1块。这些石刻，大的高150厘米，宽50厘米，厚6厘米；小的高70厘米，宽50厘米，厚6厘米；纸文书长160厘米，宽75厘米。如再加上赵正撰文并书写的总标题《秦汉简牍》和前言两块，整个秦汉简牍部分，共计66块。
《淳化阁法帖》
明代肃王翻刻的通称“肃府本”或“兰州本”的《淳化阁帖》，是我国书法史上现存的时代较早、摹刻精致、保存良好、颇具影响的一部大型法帖原石，兰州碑林不能不展现这部陇上引以自豪和骄傲的书法珍品。
在谈及我国书法艺术时经常提起《淳化阁法帖》来。它是这样一回事：宋太宗赵炅于淳化三年（992年）出内府所藏历代墨迹，命翰林侍书王著编次摩勒。大臣登二府者赐一部，此即《淳化阁法帖》，略称《阁帖》。因是朝廷所拓，不同于民间，故不及百年，原拓已极难得。然王著学识不足，采择不精，标题多误，且编次杂乱，为后世所非难。此帖全十卷，采择古代帝王以至唐人之书。二王，即王羲之、王献之的墨迹最多，占大半。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肃宪王绅尧令温如玉、张应召摹刻上石，未成而薨，世子识接着完成。先后历时7年，用富平石144块刻成，藏于肃府东书园遵训阁，视为珍宝。现存141块，藏于甘肃省博物馆。石高27.4厘米～34.5厘米，宽36.5厘米～40.7厘米，厚5厘米～8.9厘米，大都为两面刻字，也有仅刻一面的。
倪苏门《古今法论》说：“淳化帖在明朝，惟陕西（注：当时陕、甘尚未分省）肃王府翻刻石最妙，谓之肃本。从宋拓原本双钩勒石，所费巨万。今市本相去天渊。”陈奕禧《皋兰载笔》称：“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人间难得。拓工间有私购出者，值五十千。”郑学孚也说过：“明翻刻阁帖，以肃府本为最佳，跋语亦最多。”今存肃府帖初拓本，笔力遒劲，纸好墨匀，清新悦目。人称“新旧不爽，毫发俱在，与宋本无异”。
在《淳化阁帖》中，载有被誉为草圣的东汉大书法家张芝的一笔书和有“银钩虿尾”美誉的西晋大书法家索靖的隶草。
《肃府本淳化阁帖》又名“兰州本”、“遵训阁本”。明肃庄王朱受封兰州时，太祖（朱元璋）曾赐以《淳化阁帖》真本，万历时（1573-1620年）洮岷道张鸣鹤得“李子崇藏本”，又于皋兰（今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得“材官本”，借肃宪王朱绅尧赐帖校对，因请温如玉、张应召双钩，宪王乃令刻石，未成而薨。世子识费时七年踵成之，计用石144块，纸253张。初拓用太史纸程君房墨，今极难得。卷首标题为行书，卷末隶书题“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乙卯岁秋八月草莽臣温如玉张应召奉肃藩令旨重摩上石”。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洮岷道陈卓补之。
它们被专家们认为是兰州碑林的镇馆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