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士子名流

第五节 建设生态环境，发展士人园林

　　民国时期，由于大批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兰州生态环境建设开始起步，士人园林进一步发展，且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生态环境方面：明清以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兰州气候和生态环境逐年恶化，水土流生严重，植被越来越少，逐渐形成童山濯濯、满目荒凉的景况。为尽快改善生态环境状况，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一些从政的知识分子开始借助自身的权力，进行水土保持、绿化荒山的实验。民国七年（1918年），甘肃督军兼省长张广建与兰州各界人士在五泉山二郎岗举行植树节大会，开始提倡植树造林，绿化兰州。民国十五年，改小西湖外场为甘肃省第一苗圃，育苗造林。民国三十年秋，甘肃农业改进所勘定皋兰山、白塔山及其东部山地为试验区，研究黄土荒山造林诸项技术问题，以便绿化甘肃。次年，蒋介石来兰视察，对兰州植树造林作出指示。此后，著名农业经济学家张心一在兰州徐家山，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取得显著成效。民国时期兰州的植树造林，绿化荒山为以后兰州的生态环境建设开了一个好头。

　　在士人园林方面：民国时期的士人园林较明清时期有较大发展，一是大规模整修原有园林，二是官吏士绅的私人园林大量出现。据陆杰仁先生的兰州《古、近代园林景观》一文介绍：民国时期兰州大规模的景观建设主要在五泉山。五泉山位于兰州市城南的皋兰山西北麓，因有蒙泉、惠泉、甘露泉、掬月泉、摸子泉五眼清泉而名之。民国八年至十三年，兰州名士刘尔炘倡议集资，募捐白银48万两，亲自规划设计，遍邀能工巧匠，依山布景，次第展开，一改过去五泉山“大抵浮屠之宫、道士之宅”的旧貌，山水、建筑、花木有序布局，形成了柳烟花雾、雕梁画栋集儒、释、道为一体的大型园林，时至今日仍不失为经典之作，因而勾引无数游人流连忘返。究其原因，除风景秀美，即所谓“虽有人作，宛自天开”外。更重要的是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以文化衬托景观。那些充满诗意、哲理的题咏，确实是画龙点睛，是西方园林望尘莫及的。经过增修的五泉山，除了鳞次栉比的古建筑群和品种众多的树木花卉外，其最令游人玩味的莫过于遍布山门、牌坊、寺院、楼阁的对联和题咏。这些对联和题咏模拟形胜、抒写性灵、充满哲理禅意，加之书法与楹联完美的结合，给人以美好的享受。五泉山名胜楹联，大多为重修五泉山景观的清末翰林院编修刘尔炘所撰。入山牌坊匾阴题“仁静智流”，景壁背面题“真实无妄”，山门匾题“乐到名山”，蝴蝶厅额联题“作雨还云随时天趣，钟灵毓秀他日人才”，浚源寺联题“大地山河造成乐土，满林风月来扣禅关”，青云梯牌坊联题“高处何如低处好，下来还比上来难”，韫玉门联：“妙造自然上有飞瀑，所思不远人闻清钟”。怀珠门联：“红杏在林是有真宰，绿杉野屋忽逢幽人”。万源阁门联：“正学废兴关世运，斯文绝续在人才”。摸子泉联题：“糊糊涂涂将佛脚抱来为求父母，明明白白把石头拿去说是儿孙”，惠泉联曰“打扫开草迳松坡来盟白水，收拾起芒鞋竹杖悔踏红尘”，蒙泉题曰“上人邀我烹新茗，水汲山中第五泉”，企桥联题“想过去么过去便能通碧落，休下来了下来难免入红尘”。最能引人入胜的，是嘛呢寺的院落建筑命名。如亭曰“曲曲亭”、斋曰“巧巧斋”，径曰“依依径”，门曰“仄仄门”，园曰“叠叠园”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重音叠韵的名称，十分准确地道出了寺院紧凑小巧、宛转开合的布局，读名入院，趣味横生，反觉得小得好、小得妙。仅就这些对联，便为五泉山景观增色不少，空灵之气荡人心胸，观景读联，使人一扫猥亵之气，清心明目。

　　因五泉山是一座三教合一的园林，除去佛、道之处，它所标榜的大多是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圣人及民族英雄、人文始祖如伏羲、岳飞、刘、关、张等，所以建筑既有院落、又有楼阁，既有亭榭、又有牌坊、戏台、游廊，形成了院落和单体相联系、相补充的格局，有些建筑藏于密林，有些建筑建于高台，有些濒临碧波，有些高耸悬崖，聚散有致，主次分明，既有僧人道士修炼的场所，也有文人雅士聚宴的环境，既便于普通市民洗尘踏青，又便于仁人志士登高抒怀。

　　同时，兰山之巅三台阁也予以重建，高阁凌空、几近触日，为兰州观景最高点，是市民游览的胜景。而这一时期，官园多有增饰、扩大，士绅名流之私园遍布城内外，如颐园、魏园、拙园、梁园、亦园、杨园、慈爱园、煦园等或小巧雅致、情趣盎然；或开户缩景、招揽风光；或茅亭菜畦、寓山人之意，总之，方丈之内寄托园主对自然之美的热爱之情，是兰州园林建设独具特色的部分。

　　兰州士人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就士人和士人文化发展过程而言，士人在明代以前，虽然历朝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但数量都很少，而且大都在外地活动，在本地没有什么影响，即使有一些，也不能构成具有兰州地域特色的士人文化。具有地域特色的兰州士人文化的真正形成是在明清两代，这是由于南方士人大量西来而引发的，作为对南方士人西来所带来挑战的回应，兰州士人文化在自身发展轨迹的基础上，经过漫长的调整和适应，终于在明正统以后出现新的气象，并最终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士人文化。在明清两代形成具有兰州地域特色的士人文化的过程中，起主要推动作用的是四个节点：一是明建文元年肃王移驻兰州，兰州成为明王朝的藩都。大批士人随肃王来兰，加之肃王本身对文化十分重视，这就对兰州士人文化的形成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二是清康熙五年，甘肃巡抚、甘肃布政使迁驻兰州，兰州成为省会，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甘肃士子大都要来兰州寻求仕途，给兰州士人文化又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乾隆二十九年，陕甘总督由西安移驻兰州，兰州成为总督、布政使、府、县驻地，成为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吸引西北地区大批士人来兰，进一步促进了兰州士人文化。四是清同治十二年，左宗棠奏准陕甘分闱，兰州士子不再到千里之外的西安去参加乡试，而直接在兰州参加乡试，激发了兰州士子的勤学上进之心，也促进了士人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