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历史文化：士子名流

第二节 众志成城，铁血铸成抗战文化

　　民国初期，由于时局动荡不安，政府频繁更迭，文人墨客除吟唱大自然的山光水色外，大都以一种忧患心态进行诗词创作，或忧心忡忡，或愤而疾呼。如1935年，国民党要员朱绍良等人在兰州聚会，密谋反共和吞并杨虎臣的西北军，续范亭将军愤而写下了《黄河桥口占》一诗：“猪羊骡马会兰州，吃得山空水断流；桥上行人频拍马，河边舟子善吹牛。八年战乱民心丧，四省沦亡国事蹙；山河破碎家安在？我问将军羞不羞？”（因密谋者中除朱绍良外，还有罗姓、杨姓和马姓诸人，故曰猪羊骡马，取其谐以讥讽之）辛辣地讽刺了那些阴谋反共，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国民党人士。

　　中国士人文化的根本是儒家学说，而儒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仁爱，要爱人。讲求人性，反对兽性；讲求和谐，反对侵略。这一思想几千年来在中华民族心中是根深蒂固的，不论是士人文化，还是民间文化，不论是兵家文化，还是宗教文化，也不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士农工商，都把它作为至高无上的宗旨来身体力行。所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儒家文化思想在宣传群众、动员群众、鼓舞士气、团结抗战方面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士人群体也积极投身抗战活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抗战爆发后，日本飞机频频轰炸兰州，激起了兰州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兰州知识界人士纷纷加入抗日活动，其中，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和本地、外地来兰的知识分子及文化工作人员起了极大的作用。八路军驻兰办事处又称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派驻兰州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五月，张文彬、彭加伦等7人来兰筹建“八办”，同年8月25日，正式挂牌，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十一月撤销，历经6年零6个月。办事处成立不久，中共中央派谢觉哉来兰州，任党中央代表，伍修权任处长，办事处有工作人员12人。“八办”全体工作人员在中共中央和谢觉哉等同志的领导下，以极大的政治热忱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千方百计营救西路红军被俘和失散人员，转运大批苏联支援的抗战物资并承担了来往苏联、新疆中共方面人员的安全保护、接待工作，成为中苏国际交通线上的中转站，在甘肃现代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重要而光辉的篇章。

　　在爱国将领圆耀祖的支持和八路军驻兰办事处的积极组织和宣传影响下，集聚兰州的各地各类知识分子组成阵容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与兰州广大人民一起，迅速投入抗战活动中。一时之间，兰州各类抗日团体纷纷成立，各类抗日报刊先后创刊，各类抗日书籍大量出版，各类抗战文艺团体相继组建，各类抗日教育活动迅速兴起，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文艺表演方面的有西北抗战剧团、平津流亡学生演出队、王氏兄妹剧团等近20个剧团，演出剧种有秦腔、河南梆子、歌剧、话剧等10多个，演出内容大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穷兵黩武、烧杀抢掠的豺狼本性以及历代英雄抵御外侮、报仇雪耻、为国捐躯、伸张正义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情怀。抗战初期，时任榆中县县长的王云海就召其在上海、南京、苏州读书的子女回到兰州，由其子女王德璋、王德谦、王德芬、王德威、王德乾兄妹5人，还有作家吴渤（白危）参加组成王氏兄妹剧团，在兰州、榆中演出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撤出赵家庄》、《打回老家去》、《烙痕》等剧目。教学校师生唱《救亡三部曲》，宣扬抗日，激扬报国。西北抗战剧团有塞克、王洛宾、罗珊、朱星南等演出《保卫芦沟桥》等剧目。1938年至1939年，作曲家王洛宾及他的妻子、著名话剧演员罗珊，戏剧家塞克，作家萧军，舞台美术家朱星南等，郑君里、赵丹、叶露茜、王为一等著名导演和演员来兰州导演和演出话剧。1938年2月，由教育家陶行知的学生汪达之率领的新安旅行团到达兰州，最大的团员17岁，最小的12岁，他们一到兰州，就展出宣传画、演出话剧和舞蹈，演唱抗日救亡歌曲、演讲、写标语、出壁报、放映抗日救亡幻灯片和进步电影等。8月，平津学生演出队先后来到兰州演出话剧、放电影、教唱抗日歌曲、发表抗日演说。参加西北抗战剧团的塞克、王洛宾夫妇随团在甘肃的古浪、武威、永昌、张掖、酒泉、定西、天水、临洮到处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这些演出活动为唤醒人们的民族意识、凝聚人心、激发人们的抗日热情，坚定人们的抗日必胜信念起了积极作用。在新闻出版方面，有《西北日报》、《西北文艺》、《西北青年》、《妇女旬刊》、《战号》、《老百姓》、《甘院学生》、《民众通讯社》等。《民国日报》由著名作家萧军主编；《西北青年》创刊后，谢觉哉不仅为其撰写文章，还亲自为该刊改稿；《妇女旬刊》是妇女慰劳会的刊物，由共产党员邢华主编；《战号》由青年进步作家白危主编，彭加伦请毛主席题写的刊头；《老百姓》是著名学者顾颉刚创办的通俗刊物；《甘院学生》一度为刘日修主编，谢觉哉、罗云鹏、罗扬实等同志都曾为该刊写过文章。这些报刊发表了大量进步文章，鼓舞了人民抗日必胜的信心。更重要的是给人们带来了思想解放的新观念。在它们的影响下，许多热血青年投入抗日战争，走向抗日前线。从1937年8月起，兰州各抗日救亡团体和进步组织相继成立，如甘肃青年抗战团、省外留学生抗战团、妇女慰劳会、西北青年救亡读书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甘肃青年抗敌自卫会等，在这些团体中，也有大量的文化知识界人士参加，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兰州文艺工作者的一些成就对中国甚至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新疆歌曲《达坂城的姑娘》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效应、将“河南邦子”改为“豫剧”，至今沿袭这一名称等。据牟万钟《〈达坂城的姑娘〉由兰州走向世界》一文记载：1939年的一天，新疆一支车队运送苏联援助我国抗战的物资路经兰州，王洛宾所在的西北抗战剧团举办了两次慰劳车队工友的联欢会，一次为欢迎，一次为欢送。在欢迎会上，车队一位维吾尔族司机为表示答谢，即兴唱了几句新疆民歌。因为他是用维语唱的，歌词也不那么连贯，没有引起人们多大注意。但是，那特殊的曲调和韵律，却一下子震惊了音乐家王洛宾，他如获至宝，欢迎会后专门去向那位司机求教，还请“葡萄客”朋友帮忙翻译，匆忙地记下了乐谱和唱词。那天晚上，他兴奋得不能入睡，连夜加工整理，一遍又一遍地填词、改曲，几易其稿。一夜工夫，由王洛宾搜集整理改编的全国第一首汉语译配的维吾尔族民歌《达坂城的姑娘》，在兰州王洛宾的那间斗室里诞生了。他先请恋人罗珊试唱，听了很感满意，于是第二天在欢送新疆车队的联欢会上，王洛宾登台演唱了自己再创作的《达坂城的姑娘》，并配以刚学来的维族舞蹈，他一边用手势表现挥动赶马车的动作，一边唱着“你要想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你嫁给我”，“带着百万钱财领着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时，观众被清新、悦耳的曲调和生动幽默的歌词所打动，报以热烈的欢呼声、鼓掌声、口哨声，会场上出现了空前的演唱效果。歌曲立即不胫而走，传遍了兰州城的大街小巷。王洛宾的同学赵启海在王洛宾处获得词曲后，从兰州带到战时的陪都重庆，一唱便轰动了山城。随之又有人传到昆明，以至缅甸、马来西亚和南洋各国。达板城本是新疆天山中部的一个极其普通的村镇，却因一曲《达坂城的姑娘》而驰名中外。越来越多的大陆、台湾、香港同胞和外籍华人，络绎不绝前往旅游观光，不知是去领略独特的西域风光，还是去结识漂亮的达板城姑娘。

　　抗战期间，兰州地区的文人学子怀着满腔义愤，吟诗作词，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惨无人道，表达抗战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以动人的诗篇宣传群众、动员群众。

　　进士出身的王煊在抗战初期日机频频轰炸下的兰州愤而赋诗：

　　骊山烽火太苍黄，痛定犹思痛倍伤。

　　假成真空咄咄，是谁入室引贪狼。

　　杨巨川也是进士出身，抗战时期面对半壁河山沦陷，神州惨淡，岌岌可危的现实，毅然参加老人抗战团，并赋诗词多首，以寄爱国情怀。如在其参加老人抗战团后所赋的六首诗中有：

　　壮不如人烛之武，今虽老矣却秦兵。

　　立时放下毛锥子，要与同胞复两京。

　　而今天步甚艰难，女子从军有木兰。

　　笑语老妻莫家坐，河阳为我备晨餐。

　　表现了旧士大夫对日本侵略者的义愤，表达了投笔从戎，收复河山的决心，就连“老妻”也要动员她同赴战场。

　　张建是甘肃名人，辛亥革命人士，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时他欣喜若狂，赋诗以记：

　　东瀛虎视每耽耽，到底仍将祸首函。

　　养战应知筹策误，飞机翻受烧夷甘。

　　烟消共笑丧家狗，丝尽谁怜半死蚕。

　　天道好还真不忒，神鹰击散海山岚。

　　外地来兰的士人也留下了很多爱国主义的诗篇，如于右任先生于1941年来甘肃视察时，到兴隆山拜谒成吉思汗陵，联想到山河破碎的情景，愤而写下了《越调·天净沙》曲子：

　　兴陇山下高歌，

　　曾瞻无敌金戈。

　　遗诏焚香读过，

　　大王问我：

　　几时收复山河？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们脸上的喜悦表情尚未散去，内战便又开始，文人墨客吟诗作词的兴致又一次进入低潮，但从总体来看，民国时期，兰州文人士子的诗词创作还是有一定成就的。这一时期，编印的诗文专集主要有：王树中的《细阳小草》与《梦梅轩诗词草》，刘尔炘的《果斋前集》、《续集》、《别集》，张林焱的《舣艇山房诗词稿》、王炳麟的《拙庵诗词草》、刘绳武的《听云山房诗词草》、罗经权的《蛱蝶吟草》、周应沣的《棣园诗文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