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大智慧

第十一篇

　　曾国藩的弟弟们有的任官，有的持家，他多次去信说无论为官为家，都应节俭。在《书赠仲弟六则》中说：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字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作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针对地方官吏的挥霍浪费，曾国藩提出了“节用”的主张。他力主裁减冗员，减少应酬以节省开支，并将这一问题与减轻民力联系起来。

　　在晚清士大夫中，曾国藩以居家治身尚俭朴为众人所称道。他女儿曾纪芬说，其“手谕嫁女奁资，不得逾二百金”。曾氏的幕僚与朋友欧阳兆熊说，曾氏任两江总督期间，其夫人欧阳氏与长媳刘氏每夜两人纺棉纱不止，不达四两不休息。以至使曾氏父子夜闻嗡嗡声，曾国藩打诨讲笑话，以调剂家人。

　　人生智慧

　　要使国富民强，百姓知礼节晓荣辱，廪实为要，勤劳为本，商贸为道。明代人李晋德著有《商贾醒迷》一书，堪称“商典”，该书中有这样几段话，与曾国藩的崇俭论不约而同：

　　商人如果不俭省节约，怜惜钱财，那就是辜负了自己披星戴月、跋山涉水的辛苦经营。

　　作为一个商人，不辞艰难，不分昼夜，登山涉水，浪迹四海，所追求的一点点利润，都从惊心恐惧、辛勤劳作中得来的，如果对自己的钱财不俭省、爱护和怜惜，那么自己辛苦劳碌还有什么意义呢？

　　能够创造财富，又能够把持住家业，那么即使经受风雨、飘泊四海，又有何妨！

　　能够创造财富的人，获取钱财之后挥霍无度，荡然无存，不如创造财富之后能把持住产业的人。谨慎保护自己的财产，使之能够继续创造财富又能够把持住，这才不辜负自己栉风沐雨、飘泊江海的辛苦奔波。人生于世，非财无以资身；产治有恒，不商何以弘利？

　　财为养命之源，人岂可无有？而不会营运，则蚕食易尽，必须贸易经商，庶可获利，为资身策也。

　　在现代社会企业中理财，首要的任务仍然该是节俭。没有一个成功的理财者说是靠“铺张浪费”而发家致富的。

　　节俭是一种可以养成的习惯，也可以说是使事业成功的因素。

　　“勿以善小而不为”，节俭也是一样，不论大小。

　　一旦事业开始，对天性节俭的人而言，其成功机会较才华相同者要多。而节俭的人，他知道只有减少开支和成本才有赚钱机会，而在今天高度竞争的市场里，即使在小方面去节俭，聚少成多，也是很可观的，甚至造成赚钱和赔钱的区别。

　　除此之外，对一个有节俭习惯的人而言，他似乎永远有一笔积蓄，以防不时之需。必要时可使他渡过难关，或使他有扩张和改进的机会，而不必去借钱。

　　聪明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节俭再节俭”，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在生活中如果你能经常节俭，直到成为你的第二天性，你就会在事业上，收到由这些为你带来的利益。

　　从节俭到奢侈很容易，从奢侈再到节俭却很艰难。吃饭穿衣，如果能想到来之不易，就不会轻易浪费。一桌酒席，可以置办好几天的粗茶淡饭，一匹纱绢，能做几件一般的衣服……有的时候要常想着没有的时候，不要等到没有的时候再想有的时候，如果这样，子子孙孙都能享受温饱了。

　　在过去的农业社会，一个家族的兴起，往往是经过数代的努力积聚而来的，为了让后代子孙能体会先人创业的艰辛，善守其成，所以常在宗族的祠堂前写下祖宗的教诲，要后代子孙谨记于心。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很少看到这一类古老的祠堂，但是我们心中的祠堂又岂在少数？五千年的历史文化，无一不是先人艰辛缔造的，这历史的殿宇，文化的庙堂，便是整个民族的大祠堂。

　　为后代子孙着想，在古代无非是要他们读书以明理，耕种以养体，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读书便是使文化不至于堕落，使文明更向前推进。耕种以另一种角度而言，便是去发展经济，使社会不致受贫穷之苦。这些难道不是我们当前重要的课题吗？先人的智慧的教诲，以现代的方式去了解，不是仍然充满着睿智和启示吗？时代固然在变，人生的道理和一些基本的原则还是不变的，例如节俭。

　　假如你没有钱，而且尚未养成节俭的习惯，那么，你永远无法使自己获得任何赚钱的机会。而今天的世界上，正有数以万计的人忽略了这个不该转变的好习惯，以致终生劳作而无所得。5精心敬慎，学以致用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睛，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可几及也。

　　译文

　　写作文章这一道，以气势宏伟、广阔、境界明朗光大最难达到，也最为可贵。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临高山之上眺望平旷的原野，有心旷神怡，气象万千之感。再如登危楼俯临大江，独自一人坐明窗下、净几旁悠然远眺，可见水天交接、横无际涯的壮阔美景。又如豪侠英杰之士，身穿狐白裘衣，英姿雄发，飘然出尘而至，神志中丝毫没有卑下难堪的污浊之色。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的气象境界，文章中能有这种境界，基本上得益于天赋，与人后天努力学习没太大关系。除孟子、韩愈外，只有汉代贾谊、唐代陆贽、宋代苏轼，他们文章中达到这一境界的最多。明代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英明朗、俊丽宏伟的气象，虽文辞意旨不很渊博雅洁，但他文章的形式内容浑然一气，通达明快。如同和知书识理的人谈论，表里都美，中心和铺映都相得益彰，确实不是可轻易达到的。

　　原文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慎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代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所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已。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译文

　　古人谋求天下大业，常以专心致志、认真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事业。诸葛亮以区区蜀汉的一块小地盘，却打算出兵关中，向北讨伐广大的曹魏。他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今所少见的。而《出师表》这篇文章，不说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恢宏、赏罚应公允，为君者应亲近贤人、从善如流，为臣者应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职责。由此可知，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襟怀远大，思虑专精造就的呀。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译文

　　夏、商、周三代盛时，圣明的君主和贤能的辅相们世代相传，社会安定繁荣。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心中，讲求学问的风尚普及到市井乡间，因此，那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汉江边游玩的女子，都天性淳厚贞静、善于吟咏感受的情绪。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的德行完美，文才精工，自不待多说。到了春秋时期，君王的恩泽衰落枯竭，道义本身就将废弛，文章也就变化了。所以孔子目睹了人们捕获麒麟，就叹息说：“我崇尚追求的大道完结了呀！”被匡人威胁，就说：“古代的礼乐制度要丧失了。”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大经。昭示百代称王所需的法则，使之流传千世也不更改。真是用心良苦之至，事业盛大之极呀。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们四方分布，不断传授，演进孔子学说。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才，有那些多见解擅著书的，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呀。他们的文章醇厚或驳杂，与他们对道德礼仪见识的多少而有不同。掌握大道特别多的，他的文章醇厚深沉，孟轲就是这样的人。掌握大道较多的，文章内容就浅薄明显一些。掌握大道少的，文章就有些驳杂浮泛。掌握大道最少的，文章就驳杂虚浮得最厉害。自荀况、杨朱、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之下，聪明杰出、擅长撰文的人们的高低次序，基本上可以标示出来。

　　原文

　　凡男子之死于一言者，约有数等：与人争狠，一言之忿不顾而死者，是死于忿也；气谊相许，一言之约，借躯以相酬报者，是死于要约也；要事同计，异人同情，因旁人一言之感触，遂以激发欲死者，是死于激切也。厉王迁死，淮南宾客多以此感激安，或安以一言而激发欲死耳。师古二义解一言甚当，而于王安未合也。

　　译文

　　凡是男儿因一言而舍生轻死，大约有几种情况：和别人争勇斗狠，因为一句言语之忿而舍生轻死，是死于激忿；志趣、爱好相投，因一言之誓约，舍身以报答，这是死于誓言；一件大事，众人同谋，人异情同，因为有感于旁人之言语，热血奔涌，遂舍生轻死，是死于激切之情。淮南王刘厉被发配而死，淮南王的宾客大都以此激发刘安，或许是刘安因有感于别人之言，激切欲死。颜师古在二义中对于一言之义的解释很精当，而对于淮南王刘安的解释不合实情。

　　原文

　　弟治军甚不得手。二月十八之败，杏南、葆吾而外，营官殉难者五人，哨勇死者更多，而春霆又与沅弟龃龉。运气一坏，万弩齐发，沅弟急欲引退。余意此时名望大损，断无遽退之理，必须忍辱负重，咬牙做去。待军务稍转，人言稍息，再谋奉身而退。作函劝沅，不知弟肯听否？

　　译文

　　沅弟最近打仗很不顺手。在二月十八日的失败中，除了杏南、葆吾之外，营官阵亡的有五个人，士兵战死的更多；而鲍春霆又与沅弟发生了矛盾。运气一坏，万箭齐发，沅弟想马上引身而退。我觉得他现在名望受到很大的损害，绝无立即引退的道理，必须忍辱负重，咬紧牙关做下去，等到军务略有起色，大家的非议渐渐平息以后，再考虑奉身而退的事情。我写了一封信劝说他，不知他是否会听从。

　　原文

　　武帝之问，以为作乐即可致治，何以后世乐器虽在，而治不可复？仲舒之意，以为欲作乐必先兴教化，欲兴教化必先疆勉行道，能行道则治可复，教化可兴，而乐可作。

　　皆自人力主之，非天命所能主也。武帝之问，以为何修何饬而后可致诸祥？仲舒之对，以为修饬德教，则奸邪自止，而诸祥可致；若修饬刑法，则奸邪愈竽，而诸祥不可致矣。中言正心正朝廷数语，是修饬之本。末言仁义礼智信，是修饬之目。致诸祥必由于止奸邪，任刑罚则奸邪不止，任教化则奸邪止。于问中何修何饬而致诸祥，最相针对。武帝之问，本以力本任贤对举。以亲耕籍田，为己能力本矣；劝孝悌，崇有德，为己能任贤矣，而以功效不获为疑。仲舒之对，则略力本而专重任贤一边。以为贤才不出，由于素不养士。下以兴太学为养士之要，大臣岁贡二人为选贤之要。

　　译文

　　武帝的问题是，认为制作礼乐即可达到治理，为什么后世乐器俱在，而不能恢复治理？董仲舒的观点是，认为要想制作礼乐，必先复兴教化；要想复兴教化，必定要努力遵行大道；能够践行道义，那么可恢复大治，复兴教化，而后可以制作礼乐。这些都是全靠人力主持，不是天命所主持。武帝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呢？董仲舒的回答是，修饬道德、教化，那么奸僻淫邪之事自会消失，各种吉祥自然而至。如果一意注重刑法，那么奸僻淫邪之事就会越来越多，各种吉祥也难以招致。中间讲端正人心、端正朝廷数句话，是修饬道德教化之本。篇末讲仁义智信，是修饬道德教化的细目。要想招致吉祥，必须始于消灭奸僻淫邪之事，如果一意信用刑法，那么奸僻淫邪之事就难以消灭；如果一意信用教化，那么奸僻淫邪之事自会消灭。这和武帝问的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招致吉祥，针锋相对。武帝的问题，本来是以重本任贤相等对待。把亲自耕耘籍田当做是自己能重本；把奖励孝悌，崇尚有德之人，当做是自己能任贤。而以没有取得成效而获疑。董仲舒的对答则略去重本而专注重任贤一方面。认为没有贤才出现，是由于一贯不培养士人。下边讲以兴办太学作为培养士人的关键，大臣每年推荐二人作为选贤的关键。

　　曾氏体悟

　　曾国藩为文，主张思路宏开，意义宽广，济世载道；曾国藩最不愿意看的，便是无病呻吟的文章。

　　对于文章的志趣，曾国藩很明显地说：余近年颇识古人文章门径，而在军鲜暇，未尝偶作，一吐胸中之奇尔！若能解汉书之训诂，参以庄子之诙诡，则余愿偿矣。至行气为文章第一义：卿云之跌宕，昌黎之倔强，可为行气不易之法。宜先于韩公倔强处，揣摩一番。曾国藩所以崇拜韩昌黎，是因为韩昌黎的文章最为雄奇，而雄奇的文章，是曾国藩最推许的。

　　曾国藩的文章理论，偏重于雄奇一途，所以他的文章，也在雄奇的一方面见长，他的比较著名的文章如《原才》和《湘乡昭忠祠记》等，气势之壮，句之不俗，使人觉得大有韩昌黎文章之气。

　　有人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列为晚清奏牍“三大家”。值得注意的是，三人都互相砥砺，以学问作为肩负社会责任的依托。

　　曾国藩本是乡里小儒，幸而得入翰林，在北京时，得与宋学家唐鉴、倭仁等做朋友，受其影响，然后下决心研究宋儒义理，讲究慎独功夫。从那时起，每日写日记，多能自责之语。后来他觉得专搞宋儒学说，无非做了理学名臣，于国何补，遂不再拘于门户之见，跳出宋儒这个框子，扩大他的视野。研究古文考据，尤留心经世之学，从而博览群书，丰富了自己的学问，不肯再为程朱一派所限制。话虽如此，他仍自律谨严，始终如一，因此治清代学术史的人，仍称之为理学名臣。

　　曾国藩治学，于诗古文辞，极有研究，其文气魄亦大，远胜其诗，因为他究竟不是诗人，所以在这方面说不到什么成就，文就不同了。黎庶昌评其文“扩姚氏而大之，并功德言为一途，挈揽众长，轹归掩方，跨越百氏，将遂席两汉而远之三代，使司马迁、班固、韩愈、欧阳修之文，绝而复续，岂非所谓豪杰之士，大雅不群者哉！盖自欧阳氏以来一人而已。”未免恭维太过。要之，其文博大闳肆，能自成一派，则为不掩之事实。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没有专篇谈曾国藩的文学成就，只说“王士祯之后诗有翁方纲；犹桐城之后，文有曾湘乡乎？”他对曾国藩似乎不想列入作家之要，而把他挤入理学名臣之内，亦颇有趣。所谓“桐城之后，有曾湘乡”，这一论断，也很中肯。曾国藩的“欧阳生文集序”，于桐城派推崇备至，于是有些人就称他为桐城派。其实曾国藩也不尽学桐城。他私淑方苞、姚鼐，自言粗解古文，由姚启之。

　　学诗学文，先要掌握各家的风格特色。曾国藩把古文标举为气势、识度、情韵、趣味四属，而在《十八家诗钞》中，前三属相同，惟将“趣味”改为“工律”。这四属便是对各篇诗文的不同特色的分辨。

　　曾国藩还纵论千古诗文，占八句，以概括各家的风格特色。句云：《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愈)之越，马(司马迁)之咽，庄之跌，陶(渊明)之洁，杜(甫)之拙。

　　领会各家的基本风格，是学诗学文的一条捷径。但各家风格是复杂有变的，曾国藩对一些诗家和古文家的风格评述，只是说到了他们的一个方面，不可一概论定。正如鲁迅所说：“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风格之外，曾国藩还指导儿子注重诗的貌与神。他说：“凡大家名家之作，必有一种面貌，一种神态，与他人迥不相同……若非其貌其神迥绝群伦，不足以当大家之目……尔以后读古文古诗，惟当先认其貌，后观其神，久之自能分别蹊径。君子贵于自知，不必随众口附和也。”

　　“认其魂”、“观其神”，是学文、学诗、学字的不二法门。如果连其貌也不认识，那是尚未步入殿堂的大门；但如果认为辨认其貌，便已“到手”了，那是太浅陋的结果。学文、学诗、学字，不贵形似，而贵神似。故曾国藩拟于诗的四属之外，“别增一种‘机神’之属”。他解释道：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姚惜抱谓文王、周公系易、彖辞、爻辞，其取象亦偶触于其机。假令《易》一日而为之，其机之所触少变，则其辞之取象亦少异矣！余曾叹为知言。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笙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与不解之间。古人有所托讽，如阮嗣宗［籍］之类，或故作神语，以乱其辞。唐人如［李］太白之豪，［杜］少陵之雄，龙标［王昌龄］之逸，昌谷［李贺］之奇，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亦往往多神到机到之语。即宋世名家之诗，亦皆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盖必可与言机，可与用神，而后极诗之能事。

　　这是曾国藩论诗的“机神”的一段重要文字。“机神”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心理学家与文艺家所说的“通感”。诗文如无机无神，则难登高雅之堂，甚至会走向俗不可耐一路。《文心雕龙》要求诗文做到“神与物游”、“神用象通”，曾国藩认为“机到神到”方为“极诗之能事”，二者相继相承，都是说的诗文的最吃紧处；只有如此，诗文方可“人巧极而天工错，径路绝而风云通”。王若虚《滹南诗话》云：“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诗若是到了“机到神到”的佳境，自然早不是貌似于人，而是心即自得了。

　　再次，读诗，学诗，曾国藩强调传统的朗诵与吟咏的方法。诗以声调作为自己的基本特征。诗与散文的汉界楚河，就在“声调”二字上，何况好的散文还讲究琅琅上口的声调呢？不讲究声调的诗，没有多大的生命力，这已是为诗史所证明了的。所以，学诗要“高声朗读”。

　　优秀的诗文，不是你什么时候想作就能作出来的，古人李观说：“文贵天成，不可高强。”作诗作文确有那一点玄奥，想作的时候，搜肠刮肚，也无济于事，不想作的时候，忽地灵光一闪，笔下泉涌，世界上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有这种体验。

　　那么，什么时候适合作文呢？曾国藩告诉你，大凡作文赋诗，应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吐不快的时候，如果你有了这种不吐不快的压力了，那就表示你已到了可以作文赋诗的时候了。

　　世界上很多东西都可以作假，唯独在作文时动之以情不可作假，你一故作多情，或者硬着头皮煽情，那破绽马上就会显露出来，甚至根本就无法完成下去。因为你在写作时面对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个人或许可以欺骗别人，但他无法欺骗自己。若想达到这种不吐不快的境地，一定要在平日注意情感与材料的积累，这样他在写作时，才会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他所讲的道理，才会足以表达他心中的至真至正之情。一个人若在作文时没有雕章琢句的痛苦，在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郁塞不吐的烦恼。

　　假若平常酝酿有欠深厚，即使他有真挚的感情想要抒发，但由于理念不足以与之相适应，这样就不得不临时搜寻理念和思想，而思想和理念又不是一时半刻就可以搜取得到的；于是就不得不追求字句的完美，以至于雕饰，试图用言辞的花巧来取悦读者，虚伪做作，一天比一天拙笨，所谓“修词立诚”的精神也就荡然无存了。

　　曾国藩会这样劝告你，在真情实感激荡生发的时候，一定要审视一下心中的理念和思想是否具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具备？如果能像随手取摘身边的物品一样方便，顷刻出来，脱口而出，那就可以作文赋诗了；不然的话，如果还须临时去搜寻思想和意义，那还不如不做，勉勉强强，必然会以巧言伪情媚惑于人。

　　所以说，一个没有感情的人，积累不深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一个不动感情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一个感情积累不深厚的人，是写不出好文章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知识和才具，而是因为他不具备写作的内在欲望、要求和驱动力。

　　如果说思想是文章的心脏，那么真情就是文章的血液，正是因为如此，作文赋诗就不能不饱含真情。

　　在阳刚与阴柔两种文章风格之间，曾国藩本人更倾慕于阳刚之美。他自称“平生好雄奇瑰伟之文”，他主张文章最以气象光明俊伟为贵。好比雨后初晴，登上高山远望旷野；如在楼上俯视长江，坐在明窗净几下，悠然而远眺，又好比英雄俊杰，没有卑鄙龌龊的狭隘志向。文章有这样的雄伟气象，可谓上佳。他评论古人的文章，认为雄奇俊迈；以扬雄文章为最，恢宏恣肆，以庄生为最。他自己的作文实践，以学庄子、扬雄、司马迁、韩愈为主，其《原才》、《湘乡昭忠祠记》等，在逝世前便以文雄气盛而被传颂。

　　但阳刚与阴柔不是对立的。曾国藩指出风格阳刚之文，须揉以阴柔之气；风格阴柔之文，须运乎阳刚之气。这是曾国藩的一个重要的美学主张。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他在日记中写道：“车中看义山诗，似有所得。”又作《读李义山诗集》五绝一首：

　　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萤。

　　太息涪翁去，无人会此情。

　　唐李商隐义山，在中国诗史上历来被人称为纤巧柔和风格的代表者。对宋诗人黄庭坚（字鲁直，晚号涪翁），曾国藩很赏识和提倡他的诗风。黄诗历来以风格奇崛著称，而曾国藩认为，只有黄庭坚才最能领会李商隐诗的渺绵奥缓的风格，可见曾国藩坚决反对阳刚与阴柔“画然不谋”的作法，曾国藩提倡阳刚之美，却亦不废阴柔之美。

　　至于阳刚之美的主要体现，曾国藩认为是气势。他说：“古文之法，全在‘气’字上用功夫。”又说，“为文全在气盛。”

　　如何才能气盛？他认为，必须具体落实到章法和句法上，其中的关键在布局。而“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复嶂之观，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杂乱无纪，则不能体现出气势；只有直道而无曲径，则气势不能蓄；气不能蓄，则其发也必不盛。这也如蓄流水一样，蓄之愈久，积之愈厚，一旦开闸，则势必澎湃，故气势存在于峰回路转之中，发泄于一唱三吟之时，曾国藩说：“古文之道，谋篇布势是一段最大工夫。”他具体地谈到自己的读书体会说：“《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眉，到处皆目也；线索要如蛛丝马迹，丝不可过粗，迹不可太密也。”写文章，须注意详略疏密，该详者详，该略者略，所谓密处不能插针，疏处可以走马。详处密处，即文章的眉宇目光，亦即文章的精神之所由体现。写文章，又须注意正反中傍之法，做到正反相衬，中傍互用，正话反说，反话正说，中心用周边扶持，周边围中心转动。至于贯通正反、中傍、起承、开合的线索，曾国藩说得极深切：“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非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

　　他的意思是，文章的开合伸缩之间的线索，要如蛛丝可见，如马迹可寻。而线索必以气贯之，线索就是气在文章中的运行，线索混则气难张，线索清则气必顺。

　　曾国藩还认为，文章的气势与遣词、造句密切相关。雄奇以行文的气势为上，造句次上，选字又次之。然而字不古雅则句必不古雅。句不古雅则气势也不会古雅。同时，字不雄奇则句子也不会雄奇，句不雄奇则气势也不会雄奇。文章的雄奇之妙，从内看全在于行文的气势，从外看全在于选词造句的精当。用心在精处，着笔在粗处，这大概是曾国藩古文作法的中心之点。

　　曾国藩根据自己的读书心得，强调选字造句须做到“珠圆玉润”。所谓珠圆玉润，就是要求遣词造句既雅且洁。所以，他告诫儿子“作文章”应该先讲究词藻，如果想使词藻丰富华丽，不能不分类抄记妙语佳词。

　　人生智慧

　　读书、写作与为人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的。读了什么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便会写出什么样的书。读书，是为了做人，而写作就是表现人。读书，是看别人如何做人，写作，则是自己如何做人，因而写作比读书更重要。孔子讲述而不作，但他还是有“作”，只不过是他的弟子帮助他完成的，不然我们就读不到《论语》，也就不能深刻理解孔子。读书需要学习，写作更需要学习。

　　人在少年，总是那样生机勃勃，意气风发，走不完的路，说不完的话，做不完的梦。人生刚刚展开，很多美妙的事物就在前面，没有顾忌，没有束缚，顺着一条路笔直走下去，你就会走到太阳里去。不！少年本身就是太阳，正在上升的太阳，云蒸霞蔚，光芒万丈。

　　在这花一般的年龄里，又该如何作文呢？青少年作文，总贵气象峥嵘。这就是苏东坡所说的“蓬蓬勃勃如上气”，你肯定见过开锅上的水蒸气，那些水蒸气在烈火的炽烤下倾尽全力往外冒，那么勇敢、那么坚毅，势不可挡。那份热情，那种爆发力，那股冲劲儿不就是青春少年的象征吗？

　　在我国古代，就有很多这种蓬蓬勃勃的文章。如贾谊的《治安策》、贾山的《至言》、司马迁的《报任安书》、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论》、苏东坡的《上神宗书》；后来的如黄遵宪、吕晚村、袁枚、曹寅谷等人的文章。他们的文章就具有一种非凡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气势。

　　少年人作文就不应仅仅在揣摩上下功夫；要在气和势两个方面下功夫。在古代，一般的文章偶句多一些，单句少一些，段落多一些，分股少一些，真正作文起来，就不必拘泥于考试上的作文格式。文章可长可短，短则三五百字，长则八九百字甚至一千字。如果是论说文，既可以说清道理，也可以谈古论今，引史用典，都没有什么不可以。总之，拘束要少一些，气势拓展的开一些，笔势不妨用得强一些，这样才能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越是拘束就越感到紧张，越感到紧张文章也就越是板滞。

　　好文章是有生命的，如果太阳本身没有热度，我们就不会感到温暖；如果文章本身没有生命，我们就不会感到生命的价值。我们感到了生命，一方面证明我们自身生命力的高扬，另一方面证明了文章的生命力之强盛。

　　当然，文章的运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的豪放，有的婉约，有的雄奇。就说雄奇吧，如何使文章雄奇呢？文章并不是选用了雄奇的词语就会雄奇的，当然它与选词造句有关，但不单是选词造句。文章的雄奇首先在于有生气灌注其中，造句在其次，选字又在其次。但这并不是说文章的雄奇可以脱离选字造句的雄奇，没有字不古雅而句子能够古雅的，也没有句子不古雅而文气能够古雅的；同样，也没有字不雄奇而句子能够雄奇，句子不雄奇而文气能雄奇的。这就是说，文章的雄奇，最精要的地方在行气，次要的地方在遣词造句。

　　所以，要使文章雄奇，不仅要在选词造句上下功夫，更应把自己的生命气息灌入其中，这才是雄奇之道。

　　行军打仗，最忌讳有赫赫的名声，为天下所注目，为敌人所必争。倒不如从敌人所不经意的地方下手，当我们已经得到这些地方之后，敌人才知道它们是要隘，于是急忙来争夺，而这时我们已经占先一着，严阵以待了，不难想象在这种天时、地利面前我们胜利的把握有多大了。鉴于此，我们必须时刻不忘避免虚名，凡事总从冷淡处下手，虽然吃了不少苦，立了不少功，却不让别人知道，这样就好了。

　　打持久战，最忌讳“势穷力竭”四字。“力”，就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就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供应补充。敌人以坚忍的气概拼命抵抗，我也要以坚忍的精神抗衡，到最终取胜。这时只有在休养士气时，相机而动，不必过于追求速胜，而白白消耗精锐之士气。等到时机成熟，就如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可以一出击便歼灭敌人，凯歌返回。

　　不通晓本性天命的道理，必然导致残害仁义，使道理颠倒不顺畅。高谈虚玄妙论，自己却没有见识的人，好像浮萍飘泊在江湖上。只有体察精微，不隐蔽自己意图，不屈挠自己欲望，清醒与机智常存心底，这样的人才会随时顺利行事。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忠贞不二，并遵循前进不停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干事，惟恐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做，才会尽量避免不顺利的事。这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大凡有血气天性的人，都会油然生出用什么办法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讨厌卑微的职位，趋向崇高的权势，讨厌贫贱而希望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是世人的常情。但是大凡人中君子，大都常常是终身寂静藏锋，恬淡地弃官隐居。他们难道跟一般人的天性不一样吗？实际上，他们才真正看到了大的东西，而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做人应该总是很虚心、谨慎、藏锋的样子，身体要如同铜鼎一样稳固，以权贵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平；以威望对人，人会讨厌。声色嬉游之类活动，不应该太过度了。赌博酗酒钓鱼打猎，这一切都不要做；供应物品穿用，都要有节度。奇异服装玩物，不应该有太大的兴趣。

　　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一点缺陷也没有的事物。《周易》中的“剥”卦，是讲阴盛阳衰，小人得势君子困顿，可这正蕴育着相对应的“复”卦阳刚重返、生机蓬勃，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周易》中的卦，是讲君子强大小人逃窜，可这也暗藏着相对应的“”卦阴侵入阳刚，小人卷土重来，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卦，也认为潜伏有危险，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本来是吉祥的，由于吝啬可以走向不吉祥，本来是不吉祥，由于改悔而又向吉祥发展。君子只有知道有灾祸，知道世上有许许多多不吉祥的灾祸，才可以忍受得住缺陷而不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时时要追求完美，完美既然得到了，而吝惜和不吉也就跟着来了。

　　君子立志，有博爱一切人和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的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以比不上虞舜、比不上周公为忧，以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为忧。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当四方各少数民族侵犯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迫害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当千百万普通老百姓得不到自己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地忧虑，这就是所谓的悲叹天命而怜悯人穷。所有这一切，都是君子所忧虑的事情。至于自己一身的屈伸，自己一家的饥饱，世俗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忧虑。

　　凡是天下官宦人家，大多数仅仅一代便享用殆尽，其子孙们开始骄横懒散，继而漂流浪荡，最终死于沟壑，能够有幸延续家声一二代的非常少见。至于商贾巨富之家，勤俭持家的能享用延续三四代。耕读为业之家，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友善和睦的人家，则能延续十代八代。身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如果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自身可以淡泊名利，妻子也可以担任劳作，这样才可对得起祖父兄弟，也可对得起宗族乡亲，仅此而已。

　　至于要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功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之方面，主要归结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发起去做，不坚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的气概。我们在自己弱的地方，需修正时，求得强胜就好，而在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更大的强胜就不好。福气和利益在外，个人如果专门在胜人之处逞强，那么是否真能强到底，还是不能强到最后，都不能预料。即使终身强横乡里，这也是有道德的君子们不屑提起的。

　　大凡人才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官气较多的人，就喜欢讲资格，摆架子。办事没有惊世骇俗的现象，说话也不出格，循规蹈矩。不足之处是太过文弱，没有朝气。遇事但由身边的人传递自己的意思，或者写在书信中，不能做到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其是不能不辞辛苦，亲去实际体察一番。乡气多的人，好表现自己，好逞能，好出新花样。做事则不替别人作想，言语间也不知轻重，只知顾前而不顾后，这是其短处。一事还没办成，就引起大家的非议。如此看来，官气较多与乡气较多两种人的不足之处都差不多。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来，圣贤豪杰，哪怕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个“谦”字。

　　勤俭自立，习惯劳苦，可置身优裕的环境，也可置身节俭的环境，这才是知书达理的君子。

　　曾国藩作了二十多年的官，一丝一毫不敢沾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还谨守艰苦朴素的家风，极俭朴也可以，略丰厚也可以，太丰厚就不敢领受，这也是他让人信服的地方。

　　执法从严从重，并不是随随便便，毫无规章，完全效法屠夫的杀戮行径，而是要以谨慎精确的态度，行使这一昭示我们军威权威的职事，务求达到受惩罚而死的人心服口服，没有怨言，使其他活着的人们知道警戒免蹈覆辙的效果，这样我们的内心才能获得安宁。

　　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其实却正是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古人谋求天下大业，常以专心致志、认真谨慎的态度来对待事业。诸葛亮以区区蜀汉的一块小地盘，却打算出兵关中，向北讨伐广大的曹魏。他志向的宏伟远大，所处形势的艰难危急，实在是古今所少见的。而《出师表》这篇文章，不说事务的艰巨，只说志气应恢宏，赏罚应公允，为君者应亲近贤人，从善如流，为臣者应以讨伐奸贼，进谏忠言为职责。由此可知，那些流传千古的不朽文章，必定是作者襟怀远大，思虑专精造就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