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与民族复兴

从海岱姜姓国史看炎帝族系对

中国文明的巨大贡献高广仁

一、炎帝族群的分迁与扎根海岱

以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为代表，不少学者认为，远古时代，在黄河、长江流域存在着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华夏集团的著名首领是黄帝、炎帝。《国语·晋语四》：“昔少典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我的理解是，黄、炎应是源自同一部落集团分化的两个部落或族群。对传说时代的追忆中，往往把族群名称、族群首领、族群住地的名称相混同，或是原本就是如此混用的。所以“炎帝”往往并非专指有虫乔氏所亲生的那一个“炎帝”。炎帝族群的历代首领也被传统地称为炎帝。随着黄、炎族群的不断分迁，黄、炎的子孙以及有关黄、炎的传说也就广布于四方。无疑，炎帝族群是中华民族的主源之一。

根据后世姜姓族群的踪迹，可知炎帝的一支，曾由黄土高原的姜水沿黄河而下，活动于太行山以东的冀州。古史传说中最大、最有影响的族群大战均发生在冀州之野。如《史记·五帝本纪》所记《史记·五帝本纪》：“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豸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一是黄帝族群与炎帝族群的阪泉之战《新语·益壤篇》有更具体的描述，以黄帝大胜而告终；另一场则是炎黄联手与两昊、蚩尤的涿鹿之战，以“杀两昊、蚩尤”《汲冢周书卷六·尝麦以解》：“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乃命少昊请（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山海经·大荒北经》：“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西汉桓宽《盐铁论》说：“黄帝战涿鹿，杀两昊、蚩尤而为帝”。而告终。传说在蚩尤战死之后，黄帝又从蚩尤部落内选择一位能与征服部落合作、叫“少昊清”的人来绥靖原部。徐旭生指出：“不惟古人不绝他族的祭祀，并且当两个部落还没有同化的时候，不同战败部落的贤能携手，是没有继续相处的办法的”。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51页。

炎帝一支驻足于“冀州之野”的年代本无从说起，但是可以从有关蚩尤的传说及考古发现的蛛丝马迹中得到一些启示。对于蚩尤的族属，史家见解不一。我们同意蚩尤属东夷集团。这不只是因为在上述传说中把蚩尤与两昊（太昊、少昊）连在一起，而且在《史记·五帝本纪》正义中所引《鱼龙河图》：“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一节，似与某些考古发现有形影关系。本来，所谓“铜头铁额”，显系后世附会，上古时代不太可能有铜铁，或许蚩尤族有什么办法使头、额能抵力、抗压；“食沙石子”则更难理解。然而，这两种描写竟然与大汶口文化的两种风习有一些相似之处。考古发现，大约公元前4300—前3500年间，鲁中南一带的大汶口人流行人工枕骨变形，即以人为之力强使头部变扁；另一种风习更为严酷，即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口含石球、陶球，致使齿弓严重变形。也许就在世代口头相传中，这些风习就变成了蚩尤族群的“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如果这一推断可从，则炎黄集团打败蚩尤的涿鹿之战，应与大汶口文化早期相当，即在公元前4300—前3500年前后。也就是说，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炎帝的一支已来到太行山以东，并与东夷集团的先祖有了正面接触。

炎帝后裔不仅驻足于“冀州之野”，而且有可能分迁到海岱区北部沿海一带。《帝王世纪·炎帝神农氏纪》：“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箕文谏而杀之。炎帝退而修德，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炎帝”。《鲁连子》记“古善渔者，夙沙瞿子，夙沙瞿子善煮盐。”夙沙氏可能是在沿海一带以渔、盐为生的族群。春秋时代齐国的臣民中就有夙沙氏的后裔，《左传》襄公二年：“齐侯（齐灵公）伐莱，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齐师乃还。”夙沙卫还见于襄公十七、十八、十九年。夙沙氏所在的沿海一带，或许就是海岱北区渤海湾南岸。夙沙氏当是一支古老的东夷土著族群。可以进一步推定，炎帝后裔姜姓族群早在史前时代就进入海岱区，并吸纳了夙沙氏（可能不止夙沙氏一族）东夷土著，成了海岱区准东夷族群的新血液。要之，这并非仅仅凭传说所做的臆断，在后世的经传中就记载海岱北区确有一些炎帝之后的姜姓土著国族存在。上述对炎帝族群进入海岱区的追述，可视为海岱北区姜姓国族寻根的线索。

二、夏、商、西周三代海岱区的炎帝后裔姜姓国族

根据文献、金文和考古发现得知，在海岱区北部，现今鲁北一带，曾集中分布有炎帝后裔的逄、纪、齐、州、夷、向等姜姓国家。这些姜姓国家并非直到西周才由西方殖民而来，而是早已落户海岱区的炎帝后裔的旧国。现摘要分述之。

逄（逢）国不见于经传，但《国语·周语下》记伶州鸠言：“我皇妣大姜之侄，伯陵之后，逢公之所凭神也”。知逢为太王妃大姜之母国，姜姓无疑。山东济阳刘台子发现了西周前期逄国公室墓德州行署文化局文物组：《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年第9期；德州地区文化局文物组等：《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墓地第二次发掘》，《文物》1985年第12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第12期。三次发掘了四座贵族墓葬，从中出土大量青铜礼器，其中九件铸有逄国族徽；一件铭文明示为王姜作器。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墓随葬一对獐牙，有的墓有殉狗腰坑，有的则行二次葬。而这些葬俗又是夷人、殷人的习俗。看来，逄在海岱北区立国甚早，并一接受了东夷、商殷的礼俗。《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子追述齐地历代沿革：“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可见不迟于商代，逄国已在齐地立国，后被蒲姑氏取而代之，或即迁往今济阳一带。《孟子·离娄下》：“逄蒙学射于羿”。而善射的羿，可能就是入主中原、取代夏王的夷羿，或可旁证，夏代海岱区已有姜姓逄国存在。

纪国的商代遗存已被发现，并证明其曾立国于今寿光县境。在寿光发现了大批铸有“己”族徽的商代青铜礼器、工具等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县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早年还在寿光县境发现过铸有纪族徽、铭文的西周纪国青铜礼器《积古斋钟鼎款识》，山东省烟台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烟台市上夼村出土己国铜器》，《考古》1983年第4期；李步青：《山东莱阳县出土己国铜器》，《文物》1983年第12期。纪国文化繁荣昌盛，见于经传。是商代、西周和春秋早期姜姓大国。

州国是商代东土的姜姓国家。《荀子·君道》说：周文王“乃举太公于州人而用之。……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太公出于姜姓州国。可以认为，商代已有州国，周武王时续封。根据《春秋》桓公五年记：“冬，州公如曹。”而《左传》则记：“淳于公如曹。”是知淳于与州为同一国族。曾立国于今鲁北安丘《水经·汶水注》：“自安丘来，北过淳于县西，又东北入潍县，故夏后之斟灌国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号曰淳于国”。

夷国见于经传，姜姓，见《左传》桓公十六年：“卫宣公烝于夷姜”。曾在今鲁北即墨、高密一带立国。夷国国君——夷伯出现于西周早期《作册尊》、《作册卣》相同的铭文中唐兰将作册器定为昭王时器，见《史徵》卷四下，第29页；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等则定为成王时器。但，陈梦家并不认为此《夷国》在山东东部。铭文中叙述作册受王后王姜的派遣，去安抚夷国国君夷伯，夷伯给作册以谢礼。陈梦家认为作册所安之夷伯乃是姜姓之夷国。此外，根据《师簋》、《史密簋》铭，西周中期周王南征淮夷之时，夷国曾随同齐国出征李启良：《陕西安康出土西周史密簋》，《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3期；李学勤：《史密簋所记西周重要史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9年第5期。夷国还见于《左传》首篇，隐公元年“纪人伐夷”。

向国不迟于西周已立国于海岱北区。《春秋·隐公二年》即有“纪人入向”的记载。《左传》云：“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归。夏，莒人入向，以姜氏还。”是知向为姜姓国族。据《山东通志·文物志》，向国故城在今鲁东南莒县境。

姜姓齐国是西周武王封邦建国之首封。在周人打天下的过程中，“（姜）太公之谋计居多”，而致“功冠群公”。加之，姬、姜世代联姻，可以说是姬、姜两姓共同建立了西周王朝。姜太公的齐国和周公的鲁国支撑了周天下的半边天。太公也确实是由王畿东行就国的。但《史记·齐世家》载，姜太公原本就是“东海上人”（或出身为州人）。所以，齐的封立并不能算是王朝的殖民，而是“东海上人”姜太公的回归，是炎帝后裔一个姜姓国家的崛起。

三、姜齐的建国方略及其对古代文明的影响

齐国初封之地不过“方百里”，但齐国具有政治上的优势，《左传》僖公四年记管仲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不唯如此，更靠了太公本人的雄才大略、豁达务实的素质和一生的政治阅历经验，制定的符合齐地实情的建国谋略，而使齐国迅速地成了临海的大国，把齐国从贫瘠落后的环境中推向富强，为后世泱泱大国的霸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姜太公为齐国制定的基本国策主要有三：

1.“因其俗，简其礼”

此是有关夷（包括殷）、夏（周王朝统治者自称夏）关系的国策。齐国以南为泰沂山地，其北为渤海，其间有土著大国蒲姑，可能还有一些地处沿海盐卤滩涂的部落小邦；其东有非姜姓的莱国；西有非姜姓的谭国；但又有纪、逄、州、夷等姜姓国族插花其间。也就是说，齐国所处的民族环境与海岱区南部那种商人殖民人多势众、反周威胁严重的民族环境不同。而具有“杂”、“散”、“小”的特点。太公据此而制订出“因其俗，简其礼”的政策。这一政策正符合周公所制定的十分谨慎、宽容、文明的处理夷、夏关系的原则参见拙著《海岱文化与齐鲁文明》第七章第四节有关论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应该是得到了“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史记·鲁周公世家》。的实效。从文献史料中可以看到齐国公族“因其俗”的蛛丝马迹。例如，太公以下的三代国君，丁公、乙公、癸公，均以日干命名，而这似乎只是殷、夷传统的命名习惯。这正是太公家族原本就是接受过商朝礼制浸润的“东海上人”，以日干命名则是早已“因其俗”的结果。此外，齐国的“八神”《史记·封禅书》记载：“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淄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琊。琅琊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的信仰，也应是“因其俗、简其礼”方针的成功实施的结果。司马迁说：“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即使太公之世“八神”崇拜尚未完备、定型，但这种既承认土著信仰，而又注入君权需要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改革，是“从其俗，简其礼”国策的有机部分，是齐国国策开明性的一大例证。

“从其俗，简其礼”的基本国策保证了齐国统辖范围内民族关系的正常发展，大大有利于不同族群的交流与融合。这与伯禽为鲁国制定的“变其俗，革其礼”的强硬政策有明显不同。

2.“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

这是根据齐地具体条件而制定的促进、保证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国策。《禹贡》曾记，齐地所在的“青州”是个海滨广卤、盛产盐、葛布、海物，进贡丝麻织物的地方。太公制定出给渔业、盐业生产以便利，同时相应地奖励通商贸易的政策，这就必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除渔、盐业之外，齐地的另一项经济强项，如上所说是桑麻纺织。《史记·货殖列传》：“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纟强至而辐辏。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这应是对齐国社会经济情况的简明总结。符合实际的、开明的经济政策是把齐国经济从落后而跃进为列国前锋的保证。直至春秋、战国，不论是姜齐还是田齐，始终把“通商工之业，便鱼盐（盐铁）之利”当作治国之本，使齐国的霸业有雄厚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正确的政策在物质文明发展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3.“举贤而尚功”

这是有关国家体制、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世卿世禄之制是西周诸侯国国君权力运作的基础。按照传统，以鲁国为例，按照“尊尊亲亲”原则，国卿出自公族。然而，如果国君之下的执政者不管良莠，而单纯以宗法原则来架构政权体制的话，其后果可能就是“后世浸弱”《汉书·地理志》。齐太公的“举贤尚功”政策是对宗法制度的极其重要的补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宗法制度给政权建设带来的弊病，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从春秋齐桓公任用出身微贱的异姓管仲为卿、信任鲍叔一类异姓大夫，齐顷、灵、庄、景四世重用夷裔晏弱、晏婴父子，不能不说是齐国传统的‘举贤尚功’政策的积极结果。

进入春秋，周室衰微，诸侯兼并，齐、楚、秦、晋始大。以齐国崛起为早，及至平王末，便出现了“庄、僖小霸”。“霸”者即诸侯之长，是一种荣耀。齐襄公继续保持小霸地位，灭纪，剪除齐国肘腋之患；降郕，把齐国的势力扩张到了泰山以南。齐襄公之后，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齐桓之世是齐国史上继太公之后的又一辉煌时期，其主要标志是管仲改革、齐桓称霸。管仲出身微贱，少时贫困，且有“罪”于桓公，但靠了鲍叔牙的极力推荐和“举贤尚功”的优良传统，以及桓公的从善如流，知人善任，管仲竟得为相《史记·管晏列传》。据《国语·齐语》，齐桓公“欲速得志于天下诸侯”，管仲答以治国之道，并实施了强有力的改革管仲改革的主要内容有：调整社会基层结构，确认士、农、工、商四民，不使杂处，世代相习，世代相袭；完善都、鄙管理体制；建立治安防务体制；作内政寄军令，军政合一；实施“相地征衰”的农业政策；制定、实施“总一盐铁”，铸铁则官督民办、什三而税，国家掌握铸币权，“设轻重以富国”等工商政策：制定以甲兵赎罪的强兵政策和正封疆、亲四邻、征淫乱、攘夷狄的外交政策。而致“和诸侯成伯功”。管仲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一是基于民有趋利避害之本性即所谓“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与焉”。；一是国君还必得有“牧民”、“御民”之术，顺民之心，将民之趋利避害的本性引入有利于尊主、富国、强兵、称霸的轨道上来；而“牧民”、“御民”的关键，在于使民“明必死之路”，重法严刑有所谓“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逸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

管仲改革的结果，（1）打破了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政治体制，宣告了地缘政治、直属于君权的官僚体制的初成。（2）使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得到加强。（3）收到了国富、兵强、民安的实效。管仲改革使齐国固有重工商鱼盐的基本国策发展为桓公之世的便盐铁之利、流通官铸通货、对外实行的经济开放政策等，给齐桓带来了巨大的财源，成就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首霸事业；更重大的历史意义则在于令四民各安其业，赡贫穷，禄贤能，做到“齐人皆悦”司马迁简要地概括说：“桓公既得管仲，与鲍叔、儑朋、高傒修齐国政，连五家之兵，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至少是给庶民百姓以较多的发展及改善生活的机会。管仲改革是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管仲思想是中国古代宝贵的、巨大的精神文明财富，其在当时的作用及其历史价值，绝不亚于后来的儒家。归根结底，管仲改革只能是姜太公制定三大基本国策的集成和凝聚，而不可能是诸如保守的鲁国的产物。

春秋姜齐历史上的又一亮点，是“莱之夷维人”晏弱、晏婴父子先后任顷公、灵公、庄公、景公四世大夫的辉煌。特别是晏婴，齐国“举贤尚功”传统，使他有机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民本思想家、刚直廉洁的政治家，同时也使姜齐的暮年闪现了光华。

姜齐的“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举贤尚功”的治国传统，是中国古代文明中最先进、最开明、最宝贵的因素，是炎帝族系的最大贡献，直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以史为鉴，仍具有巨大、积极的意义。

四、炎帝族裔姜齐的归宿与夷夏共同体的形成

公元前六世纪景公之世的统治阶级内部孕育了异化的因子——“陈（田）氏始大”。上溯至春秋齐桓之世，公元前672年，齐国接纳了陈国宫廷政变的避难者陈完（敬仲），“敬仲之如齐，以陈字为田氏”。齐桓公使陈完为卿，坚辞不受，而为工正，以掌百工。其后人相继为齐大夫，并有战功，又善于“行阴德于民”，民“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而致“陈氏始大”。景公之后发展为“田（陈）氏专权”，直到战国，公元前386年，田和列为诸侯，始称太公，同年迁姜齐康公于海上，食一城。以水到渠成之势完成了姜齐、田齐君权的转换，结束了姜齐的政治命运。曾经对古代文明做出过卓越、辉煌贡献的炎帝后裔，作为强势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散为民户，融入海岱社会的夷夏共同体之中。但是作为炎帝后裔姜齐的基本国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巨大贡献，不仅没有随之泯灭，反而由田齐的统治者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上全面继承、发扬光大。田齐的繁荣昌盛，浓缩于威王之世的广开言路、杜绝谗言；重视法制、整肃吏治；重视农业、体恤庶众；得民之助、强兵复霸；发展稷下学宫、开启“百家争鸣”一代学风等开明、开放的措施。田齐的综合国力始终处于海岱诸国的最强，是海岱诸国民族、文化融合的核心。姜齐早在春秋前期庄僖小霸之世，就吸纳、兼并海岱诸国，桓公时“并国三十五”《荀子·仲尼》说“外事则诈邾袭莒，并国三十五”；《韩非子·有度》：“齐桓公并国：齐桓公三十，启地三千里”。战国田齐更把版图推进到海岱南部的淮泗徐州之域并一度达到与秦东西并帝的程度。战国后期，除鲁国及有数的几个泗上小国外，不论是姜姓国、莱夷、淮夷（如偃嬴、风姓集团）的土著国，还是夏裔（如斟寻、斟灌、杞、鄫）、殷裔国（如宋），绝大多数直接或间接地进入了战国齐国版图。齐的势力所到之处，抹平了所有的国家、族群及其文化的界线，齐国货币几乎遍布海岱全境。海岱区的绝大部分团聚成了一个以齐文化为核心的夷夏共同体。公元前221年嬴秦完成了统一大业。以齐文化为核心的夷夏共同体成为秦汉帝国、秦汉文明的一个直接的、最重要的来源和基础。汉民族就成了华夏族的后裔，东夷少昊、太昊后裔，南蛮荆楚、东南吴越、大量狄、戎后裔的共同归宿。此后的历史之路，将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更深地程度上进行中华民族的抟揉与融合，才有了今天根深叶茂、本固枝荣、绚丽多彩、多源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需要强调的是，炎帝一族因在海岱区的扎根久远，特别是在齐国八百年（包括田齐对姜齐国策的继承）的发展中，开明、开放、务实的政治经济的政策、文化的繁荣（以百家争鸣为代表）、民族团聚的成功，不仅在先秦文明发展史上占据首功，而且是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积极、优秀的基因。若哪朝、哪代能像炎帝后裔姜姓齐国那样重视社会经济发展、举功尚贤、民族政策宽松，那么，那个朝、那个代就是代表着文明进步，庶众百姓也必能得到喘息与舒展的机会。当然，姜齐的国君多腐败、残暴，血腥的宫廷政变和贵族的内讧不绝于史等等，这些几乎是任何一个朝代难免的本质反应。历史就是如此在矛盾中前进的。姜齐的成败正是以史为鉴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