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春秋人物正解

宋襄公：荒唐的仁义政治遇到红牌

宋襄公，名兹父。前650年至前636年在位。他的父亲宋桓公曾追随齐桓公救邢、封卫、伐楚等，父亲死后，宋襄公准备把国君地位让给自己的庶兄目夷，目夷不受，他遂上台执政。齐桓公死后，宋襄公一心接替齐宋襄公是齐桓公之后第一个公开创霸的人物，雄心很大，但由于战略和策略上的一系列失误，由于个性素质上的缺陷，他终未能真正走上霸主地位。

树威不成，反倒失众

齐桓公死后，齐国大乱，齐世子昭逃奔宋国，宋襄公准备派兵护送昭回国为君，他向自己手下的大臣们说：“此举若遂，名动诸侯，便可倡率会盟，以绍桓公之伯业。”（第三十二回）他扶立了齐孝公昭为君后，自以为立下了绝大的功劳，便想号召诸侯，代替齐桓公为盟主，但又恐怕大国不支持他，于是先约了四个小国会盟，这些国家是滕（今山东滕县西南）、曹（今山东定陶一带）、邾（又名邹，占有今山东费、邹、滕、济宁、金乡等县地）、鄫（今山东苍山西北），当时宋国占有今河南东部和山东、江苏、安徽之间的地盘，这四个国家都毗邻宋国的东方。

会盟期间，曹邾二君先到，滕君婴齐到后，宋襄公嫌其来迟，拘捕了他，鄫君惧宋之威，也赶来赴会，已迟到了二天，宋襄公对部下人讲：“寡人甫倡盟好，鄫小国，辄敢怠慢，后期二日，不重惩之，何以立威！”（第三十三回）于是让邾文公将鄫君杀而烹，以祭睢水之神，滕君婴齐以重贿被释。会盟是在曹国的地盘上，曹国君臣见宋襄公如此对待诸侯，私下议论说：“宋躁而虐，事必无成”，于是不具地主之礼而辞归。宋襄公一怒之下，兴兵伐曹，宋军与曹相持三月，无功而返。宋襄公在小国中称霸的企图遂告失败。

宋襄公想继齐桓公的霸业，其志可谓不小，然而他在实施目标的过程中，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些重大的失误；第一，没有考虑到具了霸主的资格，这是极为浅薄的认识。第二，他没有考虑到自己创霸的战略重点是要与南方的强楚相抗衡，从而没有想到为完成这一战略重点作长期的和艰苦的军事准备、外交准备。他一开始就去对付不起眼的弱小邻国，忽视了强楚的战略威胁，甚至在后来还想借重楚国的力量召集诸侯称霸，这是一种无知而天真的幻想。第三，他不知道创霸的要害在于对中原诸侯的人心的征服，而这种征服要靠在长期政治活动中广树恩德来实现。他在创霸的开始就肆虐邻邦，烹杀诸侯，这无异于缘木而求鱼。

宋襄公要创霸，也并非完全没有战略上的总体考虑。开始，宋大夫公子荡提议杀掉鄫君，以便使东方小国惧而服从，然后借这些东夷小国的力量征服诸侯，从而成就霸业。公子目夷反对公子荡的意见，他举例反驳说：“齐桓公主盟四十年，存亡继绝，岁有德施于天下。今君才一举盟会，而遂戮诸侯以媚妖神，臣见诸侯之惧而叛我，未见其服也。”但公子荡提出了一个新奇的观点来论证自己的意见，他对宋襄公说：“君之图伯与齐异，齐桓公制国二十余年，然后主盟，君能待乎？夫缓则用德，急则用威。”（第三十三回）宋襄公图霸心切，不愿像齐桓公那样做长期的准备，于是相信了公子荡的话，采纳了他的全部策略和主张。这是一次关键的抉择，宋襄公的这次抉择导致了以后政治行为中战略、策略和方针的一系列失误，在急忿心理的作用下，可谓一错百错。

志大才疏导致三大失误

宋襄公原想威服东夷小国，再借东夷小国而征讨诸侯，这一企图在一开始实行就告失败，反而促使鲁、齐等大国与楚国结盟君诚不惜卑词厚币，以求诸侯于楚，楚必许之。借楚力以聚诸侯，复借诸侯以压楚，此一时权宜之计也。（第三十三回）宋襄公深信此计，遂送重赂于楚成王，开始实施他图霸的第二个方案。

楚成王接受了厚赂后；先与宋襄公在齐国的鹿上举行了盟会诸侯前的预备会；齐孝公也参加了预备会。数月后，楚成王如约带领他的随从国在宋国的盂地（今河南睢县西北）与宋襄公会盟，宋襄公效仿齐桓公的“衣裳之会”，不带甲兵，会盟期间被楚成王暗中准备的武装力量所劫持拘捕，不仅未争到盟主，反而受到人身欺侮。至此，宋襄公在诸侯中威信丧尽，他的第二个图霸方案遂告破产。

宋襄公由于少智寡谋，在批准和实施这一方案的过程中发生了不少的失误：第一，他没有看到霸主地位的取得实质上是大国间政治力量的较量，而只有政治较量的胜利者才会成为霸主，他认为用钱币重赂于楚，楚王就会在政治较量中弃权，拱手将霸主地位让与宋国，这是一种极幼稚的想法。公子目夷当初反对这一方案，问他说：“楚有诸侯，安肯与我？我求诸侯于楚，楚安肯为我之下？”这本是最实际的问题，但宋襄公一是图霸心切，急不择方，二是他对争霸抱着一种幼稚的看法，根本听不进目夷的意见。第二，鹿上预备会上，宋襄公得到了楚成王愿让诸侯于宋的口头许诺，便在盂地积极筹划“衣裳之会”，坚决拒绝随带兵车的建议，大臣目夷提醒他要预防楚国的武力欺诈，宋襄公回答：“寡人以忠信待人，人其忍欺寡人哉？”（第三十三回）他看不到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企图以自己的诚信来感化政治对手，这是一种天真的想法。

他既想自己占有霸主的地位，又希望他的政治对手不要前来争夺，这种想法也是荒唐而不实际的。第三，他缺乏从事政治斗争应具备的手段和策略。鹿上预备会上有宋襄公、楚成王和齐孝公靠齐孝公，借重齐孝公推举，楚成王必然无可奈何。但在排定盟君位次时，宋襄公并不谦让，不给齐孝公提供推举的机会，径自写了第一位。对第二个位次，齐孝公和楚成王互相推让；良久不决，宋襄公遂提议二君并列署名，口头上这样说着，但却把署名之牍先送给楚成王，齐孝公看到宋襄公实际上是重楚轻齐，心里老大不高兴，最后托言说，自己是靠宋国扶持而立的，对宋言听计从，不必再在简牍上署名。宋襄公自以为有恩于齐，视孝公的话为衷心之语，也就未让齐君署名。宋襄公本可以在这些活动中依靠齐国，借重齐国的力量去打击楚国，但他缺乏这类政治斗争的策略，反倒重楚轻齐，终于丧失了一个友好大国的支持。齐国后来未参加盂地会盟，致使宋襄公在盂地会盟上孤立无援，被囚受辱。

天真烂漫的仁义观念误己误国

春秋之世，传统的仁义观念失去了对社会尤其是对政治人物的规范性，人们仅仅将其作为替自己的行为作辩护的工具，然而，宋襄公对仁义观念一直怀着笃诚的态度。他是宋桓公的嫡生世子，但上台之前他主动愿将国君地位让给庶兄目夷，这种“让国之美”一时在诸侯中传为佳话。又如，齐桓公的儿子很多，为了保证身后世子昭的国君地位，他在葵丘之会上将此事托付给宋襄公，要他以后支持世子昭立国。齐桓公死后，昭惧乱投奔于宋，宋襄公对大臣们讲：“昔齐桓公曾以公子昭嘱托寡人，立为太子，屈指十年矣，寡人中心藏之，不敢忘也。”（第三十二回）为了遵守对于齐桓公的信用，他不惜两次出重兵护送昭回国继位。盂地会盟前，他坚决不带兵车，要信守与诸侯的诺言，他对部下解释说：“寡车百乘于三里之外。以备缓急何如？”宋襄公仍然不同意，他反对说：“子用兵车，与寡人用之何异？必不可！”（第三十三回）临行之际，宋襄公又怕目夷在国内暗中起兵接应，失了他的信义，坚持要带目夷同往赴会。这真是仁义到家、信用到家了。

盂地会盟，宋襄公受尽楚国欺辱，但他并没有真正在事实面前清醒过来。为了向楚报仇，他拒绝目夷的劝谏，率兵攻打积极追随楚国的郑国，与前来救郑的楚军对阵于泓水（约在今河南柘城西北）两岸。随军大将公孙固分析两军情况说：“吾之甲不如楚坚，兵不如楚利，人不如楚强，宋人畏楚如畏蛇蝎，建议以释郑为条件与楚讲和，不要硬拼。”宋襄公反对说：“楚兵甲有余，仁义不足；寡人兵甲不足，仁义有余。”坚持与楚军相约作战，并命人竖一面大旗，旗上大写“仁义”二字，公孙固暗暗叫苦。当时楚将全不把宋军放在眼里，他们并不按常规黎明前渡水布阵，一直等到天明才陆续渡水，公孙固急忙建议说：“楚兵天明始渡，其意甚轻。我今乘其半渡，突前击之，是吾以全军而制楚之半也。”宋襄公指着大旗对公孙固说：“汝见‘仁义’二字否？寡人堂堂之阵，岂有半济而击之理？”公孙固又暗暗叫苦。楚军渡完后，楚将指挥布阵，旁若无人，公孙固又建议说：“楚方布阵，尚未成列，急鼓之必乱。”

宋襄公唾其面骂道：“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第三十四回）公孙固又暗暗叫苦。楚军阵势列就，人强马壮，宋襄公率众杀入阵中，身上被伤数处，多亏众官死力相救得脱，宋军丧失十之八九，大败而归。

宋襄公不是把仁义作为政治斗争中可以利用的手段，也不懂得别人只是把仁义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他虔诚地按仁义的要求来规范自己，作茧自缚，使自己在政治斗争中处处被动，数次受辱。事实上，政治斗争无仁义可言，宋襄公奉仁义行事，结果因仁施恩于人赢取部下忠心。

与笃诚的仁义信念相一致，宋襄公在非政治斗争的私人交往中也极有恩礼，他平时对待部下非常亲厚，极有恩德，因而，尽管他本人在才略、能力上有很大局限，但部下始终忠诚于他，从未离心。盂地会盟上宋襄公被楚劫持拘禁，楚国以他为要挟，要求宋国献城；大臣们定计奉公子目夷暂摄君位，借以杜绝楚的要求。

宋襄公被释后，听说目夷已即君位，遂想投奔卫国以避之，目夷急派人告诉他：“臣所以摄位者，为君守也。国固君之国，何为不入？”（第三十四回）并备驾迎襄公归国。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冲入楚阵，被楚军团团包围，身边的人平时受襄公厚恩，此时皆尽死力，许多将官以死报效。战前被唾骂指责的公孙固，此时杀入重围，将身负重伤的宋襄公扶于自己车上，以身遮掩，舍命救出。襄公平时对部下施仁结恩，赢得了部下的忠诚拥戴。

晋公子重耳由于国内的迫害，他四处飘荡，周游列国，许多国家都不接纳。宋襄公素闻重耳之贤，听说重耳远道来宋，在伤重不起的情况下，急忙命公孙固在远郊相迎，以国君之礼相待，第二天听说重耳要走，又命公孙固再三挽留，私下打听当初齐桓公如何相待重耳，了解到齐国曾向重耳纳妾赠马之事，当即表示：“公子昔年已婚宋国，纳女吾不能，马则如数可也。”（第三十五回）以二十乘马相赠。重耳住了数日，馈问不绝。后来重耳一行坚持要走，宋襄公又赠送给他大量衣履粮资之类。重耳返国为君前在外流亡十九年，其中有四位国君对他友好亲善，一个是齐桓公，一个是楚成王，一个是秦穆公，再一个就是宋襄公，前三位在春秋前期的政治舞台上政绩辉煌，作为很大，宋襄公在礼待贤士这点上不是说：“吾不听目夷之言，以及于此，汝嗣位，当以国委之。”其二是说：“楚，大仇也，世世勿与通好。”其三是说：“晋公子重耳若返国，必然得位，得位必能合诸侯。吾子孙谦事之，可以少安。”（第三十五回）他虽然没有深刻检讨出自己诚信仁义的思想方法上的失误，没有看到与楚的战略对立，但他已然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他也预察到了宋国在列国争霸中的劣势，设定了依靠晋国的长远战略。人之将死，其言也诚。我们至此已无法对宋襄公提出更苛刻的要求。宋襄公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领导人，但他无疑是一位诚实可爱的人。

宋襄公是春秋时代一位特别的人物，他笃信仁义，少智寡谋，志大才疏。他谋求霸业的宏图破产了，但他以自身事业的破产向人们告诉了仁义政治的荒唐，启示后来的政治家秣马厉兵，强国重武，钻研军事。宋襄公所追求的事业失败了，而他对后来者的启迪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