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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征东进,粉碎敌军“围剿”

  红二、六军团湘西攻势的胜利,在湘鄂川黔边建立的新的根据地,极大地震惊了国民党当局。1935年1月下旬,蒋介石以湘鄂两省敌人为主力,纠集正规军11个师又4个旅,另加1 个保安旅又4 个保安团,约11 万人,编成6 个纵队,在两队战斗机的配合下,采取堡垒主义和分进合击、攻堵结合的战术,气势汹汹地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疯狂进攻。敌人进攻的目的是,阻止红二、六军团从西线与中央红军会合,同时防止其进入湘中攻打长沙,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迅速将其孤立、限制和围歼于湘、鄂两省西部边境地区,彻底摧毁刚刚建立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与军事进攻相配合,敌人还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严禁药品、布匹、粮食和食盐等货物运入根据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早在1935年1月4日,湘鄂川黔省委就给各县委、区委、支部和部队各级政治机关发出了关于地方动员的指示信,印发了《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保卫新的苏维埃宣言》,提出了最大限度地集中和扩大红军,动员群众的一切力量,消灭敌人,粉碎敌人围攻,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的口号。到1935 年1月,红二、六军团已扩大到11700人,新组建地方武装达3000余人,军区机关、学校、医院、兵工厂等共1150人,共计有16000 人兵力,为开展反“围剿”斗争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与此同时,红二军团于 1月27日,在大庸(今张家界市永定区)丁家榕召开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批判了夏曦在根据地大搞肃反的严重错误,促进了军队的团结,为即将到来的反“围剿”斗争做了思想准备。尽管如此,同敌人的兵力比较,二者相差仍然十分悬殊。因此,红军面临的反“围剿”的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敌人即将展开的攻击,省委和红二、六军团领导人研究制定了反“围剿”方针和作战计划,决定集中红二、六军团主力于大庸、永顺之间待机,先侧击由沅陵前进之湘敌主力陶广、章亮基部队,再转移地区,侧击西进敌人。这种将主力集结在大庸、永顺之间,等待敌人前进,从正面迎击强敌,而未考虑积极主动选择孤立之弱敌,首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的方针,事实上对于粉碎敌人“围剿”是极为不利的,因而导致了反“围剿”初期作战的失利。

  2 月8 日,东面之敌一个旅推进到慈利县溪口以南地区,对大庸造成威胁,于是,红二、六军团临时改变部署,将集结在大庸、永顺之间的主力,调到东面迎敌。溪口战斗是反“围剿”的第一次重大战斗,但没有打好。红军从正面仓促应战,以硬碰硬,结果不仅未能达到歼敌制胜的目的,反而使自身遭受很大损失。溪口战役后,红二、六军团主力移至永顺、大庸交界地区。

  这时,遵义会议已胜利召开,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针对红二、六军团面临的反“围剿”严峻形势,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于2月11日给红二、六军团发来一份极为重要的电报,就反“围剿”指导方针、原则作出明确指示:红二、六军团应利用湘鄂敌人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堡垒前进时,集结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武装的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鉴于形势的严重,电报还指示红二、六军团,主要活动地区是湘西及鄂西,但如果情形不利,主力红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不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电报最后指示:为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应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分会,以贺、任、关、夏、萧、王为委员,贺为主席,讨论战略战术的原则问题及红军的行动方针。

  湘鄂川黔省委和红二、六军团领导接到中央与中革军委的指示后,立即进行了传达,并成立了以贺龙任主席,任弼时、关向应、萧克、王震、夏曦等为委员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在贺龙主持下,讨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党中央的指示体现了遵义会议后红军新的作战原则,但由于此时遵义会议的精神还没有传达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因而,红二、六军团领导对这个指示一时没能深入领会和理解,在作战中仍然采用了从正面迎堵敌人的作战方针。

  2月28 日,中央书记处又给红二、六军团发来了一份体现遵义会议主要精神的电报。可惜恰好此时,红二、六军团得知敌人将于3 月初进攻根据地,军情紧急,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没有顾得上及时学习、贯彻这份《决议大纲》精神,立即集结兵力于大庸、永顺地区,按原定作战方针打击从南面进犯根据地的敌人。

  3 月中旬,敌陶广、李觉、郭汝栋、陈耀汉、张振汉等部分路向根据地发动进攻,并于15日占领大庸,企图将红二、六军团主力压缩到永顺、桑植、龙山之间的狭小地区,然后集中兵力与红军决战,从而一举摧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为了狠狠打击敌人,扭转反“围剿”以来的不利局面,红二、六军团决定集结主力8 个团,在后坪组织一次伏击战。

  后坪位于大庸以西10公里,东面是鸡公垭,一侧是武陵山脉的崇山峻岭,一侧是澧水,中间只有一条沿山脚通过的狭长小道,地势十分险要。3 月16日,红二、六军团以一个团扼守鸡公垭高地,主力则隐蔽于附近地区,计划趁敌李觉纵队的主力从此地经过时,以突然袭击的手段一举将其歼灭。但李觉纵队进到澧水岸边就停止了前进。红二、六军团误以为敌人已经发现红军有埋伏,加上天寒地冻,于是留下第十七师第五十团在后坪警戒,红军主力则后撤到一个离阵地数公里的安全地方进行休息,打算次日凌晨再去占领鸡公垭高地,阻击敌人。17 日凌晨,由于红军第五十团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占领阵地,致使敌人两个团的先头部队渡过澧水后先于红军占领了鸡公垭高地,抢占了有利地形。为了夺回高地,红军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组织了多次强攻,均未能奏效。红军两翼攻击部队打得很英勇,曾一度突击到澧水河边,歼灭了一部分敌人,并炸毁了敌人在澧水上架设的浮桥,但终因敌人制高点猛烈火力的反冲击而受阻。这一仗打了整整一天,红军虽然毙伤敌人近500 人,但自身伤亡也很大,被迫撤出战斗,没有实现预期作战目标。

  后坪战斗后,敌李觉部与陶广部在石堤溪会合,威胁永顺县城;陈渠珍部推进至永顺、龙山之间;郭汝栋部逼近塔卧地区;西线张振汉部也从茨岩塘扑向塔卧;陈耀汉部攻陷桑植县城。此时,红二、六军团已减员至不足10000 人,根据地面临的处境十分艰难。在此情况下,3月2 2日,任弼时代表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分会向党中央发出请示电报,询问中央红军的行动方向,提出红二、六军团力争在原地区坚持斗争,打破敌人“围剿”,万一形势危急被迫转移,准备北渡长江,到鄂西南漳、兴山、远安一带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4 月5 日,党中央复电,认为红二、六军团反“围剿”胜利的可能还是存在着的,仍应尽力在原有地区争取胜利。至于提出以后可能转移地区的前途问题,是适当的。如果渡江对于红二、六军团不成一个困难问题时,党中央同意红二、六军团渡江的意图,但这只是在原地区不利于作战,且红军主力非转移地区不足以保持有生力量时,才可实行。

  接到党中央的指示后,湘鄂川黔省委经过认真分析,认为敌人自占领永顺县城后,从四面向根据地中心区域推进,原地已经不利于红军作战,决定暂时放弃塔卧、龙家寨等根据地,立即将兵力转移到外线,从敌人侧翼后方发动攻击来打破其对红军的包围、封锁与合击计划,力争继续留在长江以南。为增强战斗力,还将大部分地方武装编入主力部队。接着,任弼时向红二、六军团团以上干部传达了遵义会议精神和省委、军委分会的决定。

  4 月9 日,红军主力撤离塔卧、龙家寨,向鄂西转移。10 日晨,红二、六军团先遣队红四师在陈家河西岸的蒋家垭,与敌陈耀汉部第五十二师第一七二旅的先头部队两个连遭遇。红军立刻抓住战机将其一举歼灭,并占领了蒋家垭北侧的田家坡高地。

  敌一七二旅于9 日从桑植出发,沿澧水西进,打算与西线的张振汉部打通联系,截断红军向鄂西转移的通道。敌人刚到此地不久,工事没有修好,并且分散部署在陈家河、铜关槽、庙凸、张家湾和蔡家坪等地,远离其他部队。红二、六军团领导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消灭这股敌人。

  10日上午,红军主力刚刚展开兵力准备向敌人发动进攻时,驻守庙凸山上的一营兵力,竟提前向红军第五十一团阵地发起攻击,企图破坏红军的作战计划。于是,红五十一团趁此机会向敌人展开了猛烈反攻,打得敌人手忙脚乱,抱头鼠窜。红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占领了庙凸、张家湾等几个山头。与此同时,红二军团主力渡过澧水,向蔡家坪等地的敌人发起进攻;红六军团主力向敌人主要阵地铜关槽突击,并以一个营的兵力作为突击力量,直插敌人的指挥中心——陈家河敌军旅指挥所。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红军夺取了敌人全部阵地,敌第一七二旅除少数逃脱外,大部分被红军歼灭,敌旅长李延龄也被红军战士击毙。

  敌第五十八师师长陈耀汉接到第一七二旅的求救急电后,立即率领师直属部队和第一七四旅前往增援。12日上午赶到两河口时,发现一七二旅已被红军歼灭,吓得掉头南逃,准备到塔卧与郭汝栋部靠拢。

  陈家河一战,使红二、六军团一扫反“围剿”以来失利的阴云,士气大增。战斗结束后,军分会在研究敌情时,认为红军应抓住这个机会,再打一个歼灭战,鼓舞士气。于是,红二、六军团当即决定乘胜南下,歼灭敌第五十八师余部。

  13 日中午,红军先头部队发现正在桃子溪宿营的南逃之敌。红军立即发起攻击,敌人做梦都没想到红军来得这么快,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只经过几小时的战斗,除敌师长陈耀汉和少部分敌人逃脱外,敌1 个师部、1 个旅部、1个团和1 个山炮营,全部被红军歼灭,并缴获了两门日本造的山炮。

  红二、六军团在4天之内打了两个胜仗。16日,红二、六军团乘胜收复桑植县城,并恢复了塔卧以北的大块根据地。此时,敌人惊于红军凌厉莫测的攻势,纷纷后撤,被迫由进攻转入防御,由主动转为被动。红军则由退却转入反攻,由被动转为主动。根据这一有利形势,军分会正式决定放弃北渡长江、另辟新区的计划,在原地区坚持斗争,进一步发展开始反攻的新局面。于是,以一部分兵力留在根据地内牵制敌人和掩护地方工作;主力从打开的东北面缺口,进入敌人兵力薄弱的侧后方,以期调动湘军撤退,相机消灭其有生力量,从而恢复全部根据地。

  4 月底,红二、六军团主力东进,攻占江垭,前出慈利城北,故作取慈利、石门,进攻津市、澧县,然后北渡长江的姿态。敌人中计,湘敌纷纷撤离根据地东援慈利;鄂敌则被徐源泉调去固守长江防务,驻塔卧的郭汝栋纵队亦被东调。这样,何键苦心经营的合围计划化为泡影。在此情况下,红军主力决定返回永顺、桑植、龙山地区,消灭根据地内部的敌军。

  5月初,红二、六军团返回根据地。这时,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成功地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根据这一情况,军分会对反“围剿”的形势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认为红二、六军团自进入湘西北以来,先后把10多万敌军吸引到自己周围,减轻了其对中央红军的压力,现在已成功地完成了配合中央红军长征的任务,当前的中心任务不再是吸引和钳制更多的敌人,而是保存壮大自己的有生力量,粉碎敌人的“围剿”,恢复和发展根据地。根据湘敌强、鄂敌弱的情况,红二、六军团决定对湘敌取守势,对鄂敌展开攻势,主动打到外线去,开创反“围剿”战争的新局面。

  6月中旬,红二、六军团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在咸丰忠堡地区歼敌第四十一师师部和一个旅另一个营,活捉敌纵队司令兼第四十一师师长张振汉。忠堡战斗后,为加强鄂军对红军的“围剿”,蒋介石从江西调第八十五师归徐源泉指挥。7 月底8 月初,徐源泉调遣军队向湘鄂边界推进,其中新到鄂西的第八十五师由宣恩小关向李家河推进。红军决定集中主力,再次楔入鄂西腹地,抓住时机,以伏击手段将不熟悉当地情况的第八十五师歼灭于运动途中。8月3日,红军设伏于板栗园地区,一举歼灭敌第八十五师师部、两个团及1 个特务营,击毙敌师长谢彬。板栗园战 斗 后,红军即返回根据地。8 月8 日,红军在龙山芭蕉垞一举击溃陶广纵队10 个团,迫使“围剿”红军的湘鄂各路敌军转入防御。至此,敌人对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以失败告终。

  在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后,鉴于龙山、桑植一带地区狭小、人口稀少、物产缺乏,红军的补给遇到了很大困难的情况,经贺龙提议,红二、六军团领导决定抓住这次“围剿”已被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尚未到来的有利时机,再次东进,出击洞庭湖以西广大地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征集物资,补充兵员,巩固与发展根据地。8月20日,红二、六军团留下红十八师配合地方武装在根据地掩护地方工作和牵制敌人,主力开始东进。8 天之内,相继打败敌孙连仲师、庄文枢旅和王育英团,占领了石门、澧县、津市、临澧等地。

  8 月底9 月初,红二、六军团在石门、澧县、津市一带抓紧时间大力宣传抗日反蒋,发动群众没收、分配地主豪绅和恶霸的财产,扩大红军和赶制冬衣。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数天之内,红军扩红6000 多人,基本解决了全军的冬衣问题,筹集军饷140000元,缴获大批军火和军用物资,还开辟了广大的游击区,直接威胁着常德、岳阳等重镇。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红二、六军团先后作战30 余次,前后占领过7座县城,共歼敌两个整师、1个师部和1个旅,毙伤敌人l0000 人以上,俘虏敌人8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8000余支、各种大炮20 多门、弹药无数。

  红二、六军团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和东进的成功,不仅牵制了大量敌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长征,而且在战斗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红军扩大到21000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其中心区域和游击区,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四川的酉阳县境,西北至湖北咸丰的忠堡、恩施的板栗园,南至沅陵边境,北至鹤峰的太平镇附近,人口上百万,湖南的永顺、大庸、龙山、桑植、保靖、慈利、沅陵、桃源、常德、石门、临澧、澧县、津市等县(市)的大部分或一部分属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范围,成为长江南岸苏维埃运动的重要战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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