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2.张国焘被迫取消“中央”，神色黯然

　　1936年初，南下红军面对的敌情变化更加严重，薛岳等部六七个师和川军主力向天全、芦山地区大举进攻，红军处境更加困难。前有强敌，后无根据地，且给养补充已成大问题，长此下去，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为摆脱不利局面，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决定以主力转向川西北，进入西康省内，争取在这一地区休整补充，待机行动。

　　2月11日，张国焘、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在芦山任家坝红军总部开会，研究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其纲领是：“我军为继续扩大南下胜利，扩大民族统一战线，更有力的策应二、六军团行动，并取得在广大地区的运动战中粉碎蒋介石卖国军，决以一部位邓生、跷碛、达维、抚边钳制南、东两方之敌，主力迅速向西增进，取得道孚、炉霍、康定一带地区，以便尔后之发展。”

　　红四方面军下一步向何处去？张国焘、朱德就此还征求过林育英的意见。

　　2 月14 日，林育英、张闻天联名复电朱德、张国焘，提出对下一步战略方针的意见：

　　甲、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接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连成一片，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但须由兄弟等估计敌情、地形等具体条件的可能性。

　　乙、二、四方面军现在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第一步把苏区迫近岷江，第二步进入岷、沱两江之间，这是夺取四川计划。但需估计堡垒主义对我们的限制，需不失时机以主力跃入堡垒线外，在外消灭敌人，发展苏区。二、六军则靠近川南苏区，在云、贵、川三省之交建立根据地，与四方面军互相呼应。

　　丙、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发展，寻求机会的前进。以上三种方针，望兄等考虑选择之。

　　接到电报，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立即开会研究。徐向前回忆：“我们讨论的结果，一致赞同继续北上的方案。因为朱德、刘伯承、陈昌浩和我过去就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只是由于张国焘坚持南下，才造成了现在的局面。张国焘南下碰壁，又见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靠近苏联，准备与苏联红军联合抗日，自然顺水推舟，同意北上方案。至于夺取四川或南下云贵滇的方案，大家认为，根据敌情、我力及地形条件，难以实现。关于策应二、六军团北进的任务，自然应由四方面军承担，视发展情况再做决定。”

　　2月下旬起，正式实施《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南下红军兵分三路，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经达维、懋功、丹巴，向西康北部的道孚、炉霍、甘孜进军。

　　横亘在懋功和宝兴之间的4000多米高的夹金山，是西撤红军要经过的第一座大雪山。广大红军指战员对它已经不陌生，算起来，对红四方面军来说，这是第二次；对朱德、刘伯承等原一方面的同志来说已经是第三次经过夹金山。但是，这座熟悉的“老朋友”现在却换了面孔，前两次翻越时是在夏、秋季，而现在却是在狂风呼号的隆冬季节，比前两次困难得多。

　　“正二三，雪封山，鸟儿飞不过，神仙不敢攀。”这是当地民谣形容严冬中的夹金山。

　　但是，红军将士不畏严寒和艰险，又有了一定的经验，一天就翻过去了。下山时连人带马，一齐往下滑，滚得如同雪球一般，又把夹金山踩在了脚下，继续向前挺进。

　　再向前走，竖起在红军面前的是另一座雪山——折多山。其主峰党岭山是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最大雪山。这座大雪山海拔5000多米，山大半在雪线之上，山顶终年积雪不化，四季都可看到雪花飞舞，气温低至摄氏零下40 多度，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风暴、雪崩时常发生。当地藏族人把这座山称为“神山”，冬天里是绝对没有人敢玩命冒险翻山的。刘伯承、李先念率领红30 军在前边开路，红军主力随后跟进，终于在第二天中午前翻过山顶。折多山又被红军征服了。

　　3月15日，红军总部抵达道孚，尔后又进驻炉霍。川军的李抱冰部也是草包，一战即溃，随即将部队收缩到康定，不敢露头。倒是诺那和格聪两个活佛负隅顽抗，在炉霍建立起第二道防线。红30军88师向炉霍进军时，诺那和格聪在炉霍最大的喇嘛寺——寿灵寺组织1500多喇嘛，紧闭山门，与红军对抗。诺那到寿灵寺讲经时，带去100枝步枪和近万发子弹，在红军到来时，他自己则去了甘孜，去建立第三道防线。格聪活佛指挥喇嘛抵抗红军。88 师包围寿灵寺后，遵照上级的指示，围而不打，进行喊话宣传，力争和平解决。但是格聪命令开枪打死喊话的红军通司（翻译），与红军对峙10 天。附近藏族武装前来增援，格聪派寺内喇嘛组成“敢死队”，企图里应外合，打败红军。88 师在无法和平解决的情况下，勇猛战斗，将喇嘛和藏族武装击溃。这时，李先念率89师前来增援，决定智取，撤围隐蔽。寿灵寺喇嘛以为红军离去，放松了警戒。李先念出其不意，率红军夜袭寿灵寺，除格聪带少数喇嘛逃走，大多数做了俘虏。

　　张国焘、徐向前听说30军拔掉了寿灵寺这个钉子，立即打电报指示在前方的陈昌浩：“寿宁（灵）寺被俘之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30 军除了获取寺内大量粮食、羊毛以供军用，对寺内经堂、经书、器物，均妥为保护，赢得喇嘛和炉霍藏民的拥护。

　　4月初，红30 军88 师占领甘孜，进军到与德格交界的绒坝岔。德格土司怕红军入境，派头人夏克刀登带领2000藏族骑兵前来阻挡红军。88师265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藏人营地，一直摸到了夏克刀登头人的帐篷里，把头人活捉过来。藏骑群龙无首，无力进攻红军。李先念接见夏克刀登，向他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夏克刀登感激红军，给德格土司写信请求停战。德格土司授权夏克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红军不进德格，德格土司也不与红军为敌。不久，张国焘来到甘孜，多次同夏克刀登谈话，宣传红军的民族政策，在张国焘的感化下，夏克刀登终于表示愿意与红军合作。中央博巴政府建立后，夏克刀登还担任了领导职务，并为红军筹粮，直到送红军北上。

　　蒋介石封的“西康宣慰使”诺那活佛望风而逃，在瞻化被当地土司俘虏，交给了追击的红4军。这样，到4 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丹巴，西至甘孜，南至瞻化，北至金川的广大地区。甘孜、道孚、炉霍一带是以前红军没有到过的地区，经济状况比懋功、大小金川稍好一些，红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休整的机会。

　　红四方面军南下、西进以来，往返于草地雪山间，连续进行激烈战斗，减员很大。为了适应新的任务的需要，调整和充实基层连队的战斗力，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对部队进行了大整编。整编后的方面军领导人是：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周纯全，副主任李卓然。

　　部队的整编变动很大。第4、第9军撤销团的建制，每军辖5 个师，每师辖3 个营；第30、第31 军各辖两个师，每师3 个团；第5军，由原红一方面军第5军与红四方面军第33军在年初时合编，仍称第5 军，辖两个师；第32 军，名义上有两个师，实仅辖1 个团，即第7 团；另外还有红军大学、骑兵师、妇女独立团等，总兵力与刚南下时相比，减员达一半以上。

　　张国焘双手捧着这张红四方面军甘孜整编后的军事实力表册，独自叹息。到了此时，红四方面军的总兵力由原来的8 万人，已锐减至6个军19个师4万余人。

　　“难道这是我坚持南下的过错？”张国焘在自问自答。但他不可能立刻醒悟过来，认识到这惨重的代价的确是由于“一将无能，累死千军”的结果，自从他坚持南下战略方针后，就注定了红四方面军将士比别的方面军在这艰苦的长征路上遭受更多的劫难。

　　在西进途中，张国焘还是念念不忘他与中央的分歧，继续攻击党中央，为自己的错误辩解，压制部队的不满情绪和批评意见。

　　3月10日，在道孚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张国焘作《关于中国苏维埃运动发展前途的报告》，继续坚持其南下的错误方针。

　　张国焘认为他和中央之间争论的中心“是进攻路线和逃跑路线的问题，而不是所谓南下与北上的问题”，所以他说此次夺取西北与“他们的向北逃跑时没有丝毫相同之处”。实际上他仍不想承认中央的北上是正确的，这是张国焘内心虚弱的表现。

　　张国焘还极力压制部队指战员的不同意见，张国焘说：“同志们！我们为什么要到这一带的地区来呢？难道是我们自己挑选中意了的么？难道不是客观上需要如此么？关于这，有许多同志天天在猜想，非常不安心，到处去打听，我想这是不应该的。同志们，有意见尽可提出来讨论，为什么要到处去乱说而引起风声鹤唳满城风雨的空气呢？这难道对革命有利益的么？现在有些同志只是准备在革命高潮时工作，在现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下便发生许多错误的偏向。有的在清谈起来，在议论南下对不对，北上是否向毛、周、张、博投降等等。同志们要清楚，有了政权和军队而在领导红军的党，在今天的环境下，批评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为自由批评只能涣散我们自己，这种现象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他最后威胁说：“在一切政治问题上服从党（指张国焘的党中央——笔者注）的决议，任何一种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

　　4月1日，张国焘又召集机关活动分子会，发表长篇讲话。在这个报告中，张国焘提出“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计划”，极力掩盖其南下以来遭到的严重失败，继续鼓吹“南下胜利了”，并引经据典，攻击中央，他说：

　　毛、周、张、博的错误，在于一、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在八个月长期行军后，需要休息和整理，同时正当两个主力结合起来，可以反攻敌人的时候，他们对这一力量估计不足，而在“北上进攻敌人”的掩盖下准备继续退却，于是便发展到分裂红军，这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退却路线。这一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开始时的关门主义——不去利用敌人的弱点，反而被敌人包围。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说“如果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懂得‘使用手腕，周旋妥协’以避免必然败北的战争，那么，这种政治家是丝毫无用的”。他们的基本弱点也就在此。他们惯吹牛皮，口口声声说敌人失败了，敌人削弱了，甚至在离开中央苏区后，还不断说我们胜利了，丝毫也不加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这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呢？可是列宁曾告诉我们，这种政治家是没有用的，当他们应该利用时机休息整理的时候，反失却战胜敌人的信心，而继续逃跑。

　　5 月间，红四方面军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数万人的吃饭成了总部每天都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没有吃的，部队的巩固也渐渐困难。

　　红四方面军在百丈关失利退入西康后不久，张国焘就派出余洪远和邵式平，先到甘孜查明德格到青海的道路，为继续退却作准备。

　　余洪远后来回忆这件事说：“当时，我一路调查，一路找喇嘛开座谈会，以后从甘孜一个铁棒喇嘛、绒坝岔的一个喇嘛、德格一个喇嘛那里了解到这条路要走48个马站，就是马要走48天，这中间都是小路，没人烟，没粮食。他们喇嘛走都是马驮上粮食，边走边采野果补充，才能走到。有些地段水都没有，马还得驮水。我把情况告诉邵式平，发电报给张国焘，说此路根本走不通。”

　　张国焘得此报告后，沮丧极了，西进不行，原地又待不住。怎么办？

　　张国焘双眼迷茫，红军的出路在那里，难道真的要走毛泽东北上之路？

　　朱德、刘伯承的形象在他的脑海中不断闪现。

　　“把红军搞到还剩多少了，要交代！”

　　这原是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攻击朱德和刘伯承等一方面军领导的犀利言辞，现在，反而是这两位老将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他说的言辞。

　　“把红军搞到还剩多少了，要交代！”

　　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南下计划，显然没有什么收获。”去年9月毛泽东的警告：“南下是绝路。”果然得到了证实。

　　张国焘把川康西北与周边省区的地图一遍遍地审视，但他的目光从不愿在毛泽东所走过的路上停。也就是说，张国焘意向中的往西北发展，目的地绝对不是陕北。

　　中央为谋求党内一致、共同对敌的诚意和采取的正确措施，对促进张国焘放弃分裂活动，加速北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5月25日，中央致电红四方面军和二、六军团领导人，指出：“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反日统一战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以走向建立全国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在争取张国焘和四方面军的问题上，林育英做了很多工作。1936年5 月30 日，林育英及中共中央领导人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通报了国内抗日形势后，提出以下建议：

　　弟等与国焘同志之间，现已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过去的分歧不必再谈，唯一任务是全红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及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中央与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诸兄之意，暂可采取协商方式。总之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一致和团结努力奋斗为目的。希兄等共鉴之。

　　这封电报，既向张国焘伸出了和解之手，也给了张国焘一个台阶下。

　　在朱德耐心劝说下，陈昌浩等高级干部都赞成朱德的主张。张国焘自然不会向中央低头认错，但是他也明白不顺着林育英给的台阶下也没什么好处。现在中央主张搁置争议，团结对敌，张国焘再没有理由不接受。

　　大气候和小环境都在促使张国焘不得不有所转变原来的政治态度。1936年6月6日，张国焘在炉霍召开中央纵队（总部机关）活动分子大会，会议在炉霍寿灵寺金碧辉煌的大殿里召开。张国焘端坐在“活佛”讲经的香案前，宣布取消他的“党中央”。他神情激昂地作着演说：

　　“同志们，首先让我们来说两件消息。第一，大概同志们都已知道，前天在甲洼地方，我32军罗炳辉同志率领的部队，已经和肖克、王震同志率领下的先头部队回合了！”

　　大厅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张国焘露着刻板的笑容。

　　“伟大的会合已成为事实，我们的2 军团已经到达巴安，二、六军团的全部大队伍大概最多两星期内便可达到瞻化、甘孜一带了。这是苏维埃运动中伟大的胜利，这将开展我们更大的胜利局面，全军指战员在伟大会合的捷报之下，莫不欣慰万状，这是值得我们大大庆贺的。”

　　掌声再次雷鸣般的响起，张国焘是非常善于制造掌声的。他的不断的停顿就是掌声响起的时候。

　　“为实现当前的战斗任务，我们要继续用争取会合实现的艰苦奋斗精神，更大的发扬阶级友爱，无尚的巩固为创造西北根据地而斗争到底的决心。给二、六军团的兄弟们以最大的政治上的鼓动，使我们能和二、六军的弟兄团结得好像一个巨人一样。我们还需要大批的物质上的动员，去拥护二、六军，使二、六军的弟兄们得到莫大的精神上的愉快。”

　　张国焘讲到这里，心头隐隐浮上一丝不快，去年这个时候，正是和红一方面军会合的时候，而会合后红一、四两方面军出现了许多不快，尤其是领导人之间斗争激烈。

　　所以张国焘主张这次两军会合后，驻地分开，以免引起摩擦和重蹈覆辙。毕竟渴望团结、反对分裂是全体红军战士共同的心愿。

　　“第二个可庆贺的消息，就是我们的党，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组织上也完全地归于统一了。去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通过了目前民族革命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决议，同时不论哪一方面——陕北或二、六军团也好，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在这时期的发展过程中，不管哪方面的党，是艰苦的为实现这一决议的精神而斗争，并且已收获了显著的成绩。”

　　讲到这里，张国焘话锋一转，似乎要言归正传了。

　　“最近我们和陕北方面的关系也改善了。不但在政治路线上我们已得到了一致，并且在实际行动和军事战略方针上，都能够一致地行动了……这是非常可庆贺的事情，这对苏维埃运动是有莫大的意义的。”

　　这个时候，张国焘还在为他引起的争论进行粉饰。

　　“在共产党内有时会发生争论，可是我们可以找到团结的方法去共同的对付敌人。冷笑的敌人让他们去笑吧，最后会笑的才是真正会笑的。”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张国焘接着说：

　　“关于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大概大多数同志已经看过了，这决议大家要好好的去看，不要当作一个简单的通知。在决议中，我们指出了我们不但在政治上完全得到了一致，而且组织上也得到了统一。即是，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的一样，国际的代表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中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在这样的决定之下，我们同时要反对一切企图曲解这决定的分子。我们这决定为的是团结党，使党能一致的为新策略路线而斗争，这是党原则上组织上的大团结，是有非常大的意义。”

　　张国焘讲到这里，声音明显的不自然，有些颤抖，这是他在公开场合宣布正式取消第二中央。卓木碉另立中央的分裂闹剧终于收场了。对于张国焘而言，心又不甘，又无可奈何，心中泛起一股酸意。

　　从张国焘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西北局和北方局应当平起平坐。其实不然，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在陕北，与毛、周、张、博在一起，毛、张、周、博要贯彻中央正确的方针，只需多署一个名就行。这种做法不过是给张国焘一个台阶，让他体面地从宝座上走下来。

　　张国焘讲了一大通之后，宣布了红军的组织机构。他说：“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其次，组织三个方面军：陕北为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同志；二、六军团为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4、5、9、30、31、32 军仍为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四方面军总政委仍由昌浩同志兼。一方面军方面，是林彪同志的1军，徐海东同志的15军。至于陕北方面，他们北上的时候用的旗帜是抗日先遣军的名义，也看不出当时他们有成立军委或总政治部的模样。现在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方式也还是可以的。在这样的编制中也许有些人生出些疑问，即是一方面军旧的编制中，1、3 军到陕北去了，只留下5 军、3 2 军在这方面，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对此我们应该如此了解，即是红军原是一体的，原本就没有什么人造的界限……我们对此，就应有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去了解问题，不应有旧日方面军的界限主义。过去的旧毛病应一律除掉，必须发扬互相帮助，求进步、团结一致的精神，这是非常必要的。”

　　至此，张国焘进行了9 个多月的分裂活动以失败宣告结束。

　　演讲完的张国焘没有立即离去，他呆坐香案前，望着空空荡荡的大殿，神色黯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