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4.张国焘打如意算盘，实质是向中央要权

　　两河口会议散会后，张国焘回到住处。这时，神出鬼没的秘书长黄超神秘地给张国焘送来一份中央的报纸，这是一份新出的油印刊物，报纸上登载着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写的《列宁论联邦》一文。

　　黄超是张国焘的秘书。1933年1月，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肃反，黄超被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等领导人怀疑为“第三党”和“取消派”，揭发他有小组织活动。在那个“左”倾的时代，戴上这些帽子足够杀头了。但张国焘并未怀疑黄超，仍然信任他，保护他。黄超对张国焘当然感激涕零，誓死效忠。

　　凯丰的这篇文章先是引了一大堆列宁斯大林的民族自决理论，然后，以列宁曾反对“欧洲联邦”，来论证建立联邦政府是不现实的，认为建立联邦政府是违反列宁主义的，是违反中共中央的苏维埃路线的。最后话题一转说：“在目前我们所经过的松、理、茂一带的地区内，常是少数民族占多数。在这些区域内的政权形式，不是一开始就组织苏维埃。为着能够包括更广大的群众，我们可以组织一种临时革命委员会。而且从革命委员会转变到苏维埃的政权的时期，可以比在一般的区域内长一些。”文章后面还附了一份《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西番民众书》。其中有号召康藏民族自决建立人民革命政权，有信仰宗教自由等内容。最后特别注明：“这一纲领还是草案。”

　　张国焘一看到这篇文章的标题，就联想到西北联邦政府，心中就隐隐有些不快。待一口气读完，顿时怒不可遏，认为一、四方面军刚刚会合，中央刊物上发表这篇文章，显然是在批评他搞的西北联邦政府。

　　张国焘从这个事又联想到会议期间博古骂他军阀作风的事，更是增加了火气。

　　原来一天中午，暂时代替王稼祥为政治部主任的博古，来到张国焘的住处，准备谈军队政治工作。

　　张国焘看到博古来了，嬉笑着迎上去，说：“博古兄……”却见博古脸色一沉，说：

　　“国焘同志，想不到你还喜欢称兄道弟，我认为这是旧军阀的习惯，与布尔什维克的意识极不相称。”

　　张国焘看见博古这么说，当时就想起在莫斯科时期博古动不动就喜欢教训人的神气，觉得应当给他一点教训。于是板起脸孔，像教训小学生一样说：

　　“称兄道弟是中国民间友爱的传统，表示的是同志间的平等友爱，根本不是旧军阀作风。”

　　两人就新旧称谓问题展开了唇枪舌剑。一个曾是留苏的“二十八宿”之一，还曾经是中央总书记，一个是掌握四方面军政大权的一号人物，谁也不会服谁。

　　博古认为由于红四方面军长期脱离了中央的领导，自然缺乏布尔什维克的气味，他指斥四方面军的官长对待士兵，仍旧采取打骂手段，就是军阀统治。

　　张国焘最听不得别人说他是军阀统治，听到这句话，伸出肉滚滚的大手，指着博古说：“我警告你，如果你继续根据这个或那个理由，指责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那是不公平和有害的。”

　　张国焘思前想后，愤怒地对黄超说：“他们居然一到懋功，就开始‘反对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拿列宁反对欧洲联邦的旧事，攻击我西北联邦政府！”

　　黄超火上加油地说：“这是一方面军的一个干部给我的，中央规定只发到红一方面军的干部。”

　　恰在这时，张闻天来了。

　　张国焘心中正有气，劈头就问：

　　“这篇文章是不是根据中央的意思写的？如果是，为什么不等我到了抚边，让我有机会参加讨论之后，再行发表？为什么我到了此地这么久了，还不拿一份让我看？难道在中央的一些机关刊物上，可以随便公开批评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政治主张？”

　　张闻天面对张国焘噼噼啪啪一连串的发问，皱着眉头，他也觉得凯丰虽然引证列宁的话是正确的，但这些做法有些不当。至于报纸没有发到红四方面军，可能是报纸发行部门仍旧沿用过去发行的途径，这一点中央是疏忽了，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

　　张闻天作了一些解释后，对张国焘说：

　　“红四方面军是英勇善战的队伍，这一点大家都是清楚的。眼下两个方面军急需统一行动，这些引起争执的问题，留待以后讨论吧！”

　　问题没有解决，张国焘一肚子火气无处发泄。

　　这些没有政治斗争经验的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们，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给了张国焘借口。

　　第二天，心情郁闷的张国焘正在踱步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他不能容忍的事。

　　本来，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为了首长们的安全和会师后统一部署保卫的事，找张国焘商量在四方面军中建立保卫局工作系统的事，要求张国焘介绍保卫局的干部到四方面军中去，建立独立的政治保卫局工作系统，并调四方面军中的警卫员交他培训，然后再回到原职。张国焘大为反感，认为，这岂不是要对他和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进行监视吗！他一口拒绝了邓发的意见，同时也等于告诉中央：四方面军的内部事务，中央不得插手。

　　两河口，本是两江会合的地方，谁知，两大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历经千辛万苦刚刚在这里会合后，马上又形成了分流之势。

　　以张国焘在党内的资历，加上红四方面军强大的实力，党中央也是不会被他放在眼里的。从他个人的性格来说，也不甘屈居别人之下。现在，毛泽东和张国焘这两位党内最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人走到一起来了。他们能够协调一致吗？

　　两河口初次会见，已经留下了争斗的阴影。张国焘的心中已经开始盘算：现在应该是要权的时候了。

　　会师的喜悦还不到半个月，张国焘与中央领导成员之间的矛盾就显露出来，一场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开始了。

　　6 月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举行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博古、王稼祥出席。会议决定增选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统一组织的问题似乎也解决了。同日，中央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

　　《松潘战役计划》的战役部署是：红一、四方面军编为左、中、右三路纵队和岷江支队，林彪、彭德怀率红一方面军十六个团为左路军；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十个团为中路军；陈昌浩率八个团为右路军。三军分路并进，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分别经卓克基、大藏寺、马塘、黑水、芦花等地向北行进，夺取川西北军事重镇松潘，控制通向甘南的道路。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和红9军军长何畏分别率岷江支队、懋功支队掩护红军后方的安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率各警备部队负责中央和方面军总部机关驻地卓克基、阿坝等地的保卫工作。松潘战役计划规定各部队在6月29日到7月2日集结完毕，7 月1 2 日开始行动。

　　为了组织松潘战役，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发前往毛尔盖。

　　张国焘送他们走后，即动身赶回原住地，不久到达理县杂谷脑。

　　此时，在理县总部的徐、陈二人正满怀希望地盼着张国焘回来，听听中央对下一步战略行动的指示精神。徐向前回忆说：

　　“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茂县途中，经下东门见到了我。他对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的情况，不愿多谈。只是说中央红军一路很辛苦，减员很大，和我们刚到通南巴时的情况差不多。我最关心的是下一步向哪个方向打？他说：中央的意见，要北出平武、松潘，扣住甘南，徐图发展。我看还是先取川西南比较好，否则两河口会议结束后，粮食给养都不好办。”

　　徐向前再问，张国焘说：“回头再说吧。”

　　回到杂谷脑的第二天，张国焘便向中央发电，强调攻打松潘的困难。随之又发电报，借口为了将主力迅速开到毛儿盖东北地带，消灭胡宗南部，提出应该迅速解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以此拖延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的行动。

　　张国焘及其亲信还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一方面军的损失和减员应由中央负责”、“遵义会议是不合法的”、“军事指挥不统一”等，进行挑拨和煽动。

　　针对一些人指责四方面军有“土匪作风”，“政治落后”，撤离鄂豫皖和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甚至写文章公开批评这些事，张国焘公开对下面讲：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

　　此时，中央派出了李富春、李维汉、林伯渠、刘伯承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已到达理县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进行慰问，并传达会议精神。这时徐向前、陈昌浩已率军北进。

　　中央代表团到达后，虽然他们所到之处都有欢迎的笑脸，甚至官兵们敲锣打鼓到离营房老远的地方来迎接，可是，他们很快便感觉到工作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因为在任何地方听到的都是与张国焘意见一致的声音：中央根据地的丧失与红一方面军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中央政治路线与军事路线的错误。

　　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张国焘亲自向李富春明确提出：两军会合，摊子大了，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总司令部需改组充实。不待李富春讲话，张国焘又要求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徐向前、陈昌浩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治委员。

　　李富春因事关重大，便立即给中革军委领导人朱德、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朱、周、王、毛：

　　张国焘来此见徐、陈，大家意见均以总指挥迅速行动，坚决打胡（宗南）为急图，尤关心于统一组织问题，商说明白具体意见，则为建议充实总司令部，徐、陈参加总司令部工作，以徐为副总司令，陈为总政委。军委设常委，决定战略问题。我以此事重大，先望考虑。立复。

　　富春

　　7月6日

　　在这个过程中，张国焘加紧了谋权步伐。

　　7月8日，张国焘在理县杂谷脑召开了红四方面军干部会议。在这次会上，张国焘对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进行了猛烈地抨击，他严厉地批评中央坚持北进的方针是“逃跑主义”。他说中央领导着一方面军长征，一味避敌求存，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他们人不足一万，形同乞丐，狼狈不堪”，“每人平均只有三颗护枪的子弹”。他要“四方面军的干部们，拿出爱党的热忱，拿出英勇的精神，去影响中央这种颓唐绝望的气象，去挽救兄弟的一方面军战友”。

　　他谴责两河口政治局会议是一个早已策划好的阴谋，是毛泽东这位土游击专家和张闻天博古等留俄派联合起来对付四方面军的会议。“他们的意图，无非是急欲控制我四方面军”。他攻击中央“不将四方面军当作嫡系部队，不视张国焘为自己人”。

　　最后，他要求四方面军全体干部紧密团结，统一思想，和中央的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应该承认，张国焘这个人的煽动能力是相当强的。再加上四方面军在张国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这一实际情况，绝大多数官兵自然而然地将张国焘当成了中央的化身。

　　在杂谷脑干部会上，经张国焘一煽动，人们的情绪达到了沸点。这样的情绪也反过来给张国焘壮了胆。会议尚在进行，他就按捺不住地再给中央发电，称“我四方面军官兵强烈要求中央，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对于两军会合后出现的复杂局面，历史地看，四方面军在会师初期，给一方面军的支援和帮助是真诚的，实实在在的。他们对一方面军是尊重的。当然，部分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一方面军尊敬好奇的心理，在会合后不久便渐渐淡化了。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军也没有想像的那么不得了。这支长途跋涉的队伍，衣衫褴褛，军容不整。对比之下，四方面军的精神面貌要强得多。在会合之后，四方面军的干部很少向一方面军讲张国焘的坏话。

　　这期间，令人不快的是，“在两个方面军会合以后，一方面军中也确有人从一种不正确的动机出发，歪曲地把一方面军的情况和遵义会议的情况，偷偷地告诉了张国焘。”聂荣臻回忆说，“也使张国焘起了歹心，认为中央红军不团结，他有机可乘。”

　　当时中央的一些举动，也间接激化了一、四方面军之间的矛盾。30军的干部向张国焘报告：“中央曾派遣一些调查人员到30军中去调查实况。这些调查者往往夸大第四方面军的缺点，特别是找到几个军官骂士兵的例子，就泛指第四方面军中有浓厚的军阀习气。那些调查者往往利用四方面军一般干部只知道毛泽东、朱德等人的名字，而不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名字这一事实，硬说第四方面军不尊重中央。”30军政治部把中央调查人员与他们的谈话都记录下来，交给张国焘。一方面军的各种文件，也通过各种渠道送到了张国焘的手里。所以，张国焘与中央的关系迅速恶化。

　　张国焘也认为中央犯了路线错误，打了败仗，丢了苏区，一路逃到这里。现在是他在接济他们，否则一方面军很快就会被消灭。所以，中央现在应该听他的，让他来领导。

　　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之间出现的问题，徐向前也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两军会合后，他的主要想法是要离开四方面军，到中央做点具体工作。

　　当然对于张国焘的煽动，徐向前感到惶惑和不解，他要求部下不要乱说，乱议论。但是对于那些对四方面军的片面指责，也使徐向前反感。徐向前认为，这支部队，是从鄂豫皖的一支300来人的游击队发展壮大起来的，打过许多硬仗、恶仗，不愧是一支党领导下的铁的红军队伍。尽管部队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本质是好的，是坚决打蒋介石的，是实行土地革命的，是听党的话的，是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是竭诚欢迎党中央和兄弟的红一方面军到来的。不看主流，把四方面军说的一团漆黑，他认为这对两军团结没有任何好处。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会合的时候，毛主席主张讲团结，强调有些分歧不要说，还是团结起来。但不晓得那时为什么有些人说退出鄂豫皖，退出通南巴是逃跑主义，又是什么“政治落后”、“土匪主义”等等，当时听了是反感的。莫非打蒋介石打错了吗？

　　徐向前当时脑子里的一些问号，也正是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心目中的共同疑问。

　　作为身负重任的总指挥，徐向前顾大局，讲团结，相信党中央会妥善处理和解决。徐向前主动建议两军互调一些人马，以便两军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消除误会。

　　张国焘是老资格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他能出席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又是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散布的话很容易迷惑和欺骗人。

　　接着，在张国焘的授意下，川陕省委致电中央，说张国焘成立的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在理论上和组织上是完全正确的，凯丰等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要求中央予以确认。

　　次日，川陕省委一些人也致电中央，建议加强总司令部，军委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并敦促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

　　所有这些，实质就是张国焘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