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3.抚边村，毛泽东迎接张国焘；两河口，两军暂时统一思想

　　张国焘接中央电后却没有立刻动身，故作姿态地在茂县等待，这里距懋功还有近400里，道路并不怎么好走，骑马约需三、四天路程。

　　一天过去了，张国焘仍没有动身的消息。

　　21 日，张国焘给中央去了一封电报，重申了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意见。

　　博古有些火了，气愤地说道：“中央在我们这里，难道还要我们这么多人去接他一个人不成？”

　　“也许他有什么困难，我们主动些，再向前走一走。”善解人意的周恩来说。

　　“也许那个老张考虑到我们向北走，他在北面等着，免得再走回头路。”张闻天从另一个角度体谅到了张国焘的难处。

　　“好吧，我们走，等在这里也是等。”急于解决红军会合后根据地问题的毛泽东向来有只争朝夕的精神。

　　毛泽东等人说走就走，离开懋功向北行进。

　　毛泽东等人动身北行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张国焘的耳朵里。

　　22 日，一大早，张国焘就吩咐警卫备马前往懋功参加会议。随同张国焘前行的是黄超和几名参谋，一名藏族通司。

　　从地图上看，茂县到懋功并不很远，但有时为了能寻找到一处马匹能涉水过河的地方，不得不跑上半天冤枉路。旅途上到处都是阴暗茂密的原始森林，空气潮湿，还散发着腐叶的臭味。莽莽的老林子里，当地人叫做海子的湖泊多极了，湖水瓦蓝瓦蓝的。飞禽走兽也不少。

　　马队白天赶路，晚上则借住在藏民家中。藏民的住处，多是石块砌成的楼屋。底层喂牛羊，屎尿遍地，黑暗又不通风。二层住人，也没窗户，下面的臭味冲上来，让人难以忍受。第三层最干净，却不是人住的地方，正中供着佛像，两壁挂着经幡，香案上摆放着祭神用的各种器具和经卷。红军有纪律，知道这佛堂是藏民家中最神圣最庄重的地方，都不敢去上面睡觉。连张国焘、黄超也只好和卫士们一起，呆在二层屋里让臭味熏。

　　关于这一段行程，张国焘后来也回忆道：

　　1935年6月间，我以兴奋的心情，由茂县赶往懋功与久别的毛泽东等同志会晤。茂县方面则由徐向前陈昌浩等留守，我军的指挥机构也继续在茂县办公……

　　我急于赶往懋功，无暇在沿途多所观察。

　　我和黄超及十余骑兵卫士，翻越一座座的高山，穿过茂密的原始森林，跋涉一些杂木丛生的乱石坡。这样，走了三天多的时间，快要到达懋功北面约九十里的抚边，这里便是毛泽东、朱德等暂时驻扎之所。

　　抚边村是一个约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抚边原属底木达县，位于懋功与两河口的抚边河左岸，因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要塞。1773 年，乾隆派兵平定大小金川之后，将其改为抚边，有安抚边地之意。

　　为了迎接张国焘的到来，总政治部提前一天在这里布置了一个欢迎会场，墙上刷着标语，树枝上挂着标语，红旗上贴着用纸剪的欢迎口号。会场是如此的简陋，却又是如此的庄严。

　　6月25日上午，天空乌云滚滚，空气沉闷。毛泽东等中央委员从两河口出发，步行3华里来到抚边村会场，他们不时地看着“山雨欲来”的天空，朝村口张望。

　　下午，大雨袭来了，粗大的雨点打在人们身上，雨布也失去了作用。山水从树林中急促地流淌，冲走泥沙和树叶。持续20 分钟的暴雨把每个人身上都淋得透湿，但没有一个人离开，他们依然等待着。

　　就在同时，经过长途跋涉的张国焘的马队突然看到一大群骑着马的红军向他们迎面奔来。等到近了，才看清是彭杨军政学校的校长何畏，红30 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红9 军军长王宏坤、政委詹才芳，红4军的军长许世友、政委王建安等人与卫士们。他们是特地赶来迎接张国焘的。随他们而来的，还有三位穿灰白色军装的人（四方面军的军装是深蓝色的）率领着一群人马，为首的是一位年轻人，这是凯丰，中央宣传部部长，代表中央与一方面军来远途欢迎张国焘的，同时向在抚边村中央传递消息。

　　大约下午5 时，毛泽东接到了前方欢迎队伍传来的消息，于是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快步从避雨毛毡帐篷中走出来，向前面树林旁的道路走去，队伍中立刻严肃起来。随着一声口令，干部战士们收起雨具，把队伍排列整齐，千百双眼睛一齐盯着前方。

　　只见前方山脚树林的道路中，隐约地露出几个马头。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骏马，在30 来名骑兵的护卫下，沿着小路向欢迎的人群跑来。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场面。

　　索尔兹伯里在50年后的调查中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有位战士发现四方面军的马膘肥体壮，忍不住夸了几句。毛泽东小声斥责：“不要羡慕他们那些马！”

　　张国焘策马来到，看见“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

　　张国焘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自尊心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于是翻身下马，同迎上来的毛泽东等人热烈握手拥抱。

　　毛泽东与张国焘是老相识了，他们曾一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广州举行的党的“三大”之后，12年期间，两人不曾有过谋面。尽管过去并无深交，但毕竟是久别重逢，两人有说有笑，显得十分亲热。

　　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激动是难以形容的。大家围上前去，一双双手紧握着，更多的手挥舞着。口号像暴雷般的轰响着，似乎要冲破低压的乌云。

　　又是一阵大雨袭来，但是谁也不在乎了。雨声、口号声、军乐声交织成激昂的交响曲，在欢乐的气氛中，毛泽东和张国焘肩并肩走向会场，随即一起走上了小小的主席台。

　　朱德总司令首先致欢迎词，他热情洋溢地说：“同志们！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欢迎快乐的不只是我们自己，全中国的人民，全世界上被压迫者，都在那里欢呼庆祝！这是全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党的列宁战略的胜利！”

　　随即，毛泽东挥着他那强有力的手臂，说：

　　“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和一方面军的全体同志，热烈欢迎张国焘和他领导的英雄的四方面军！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合是苏维埃事业的空前胜利，使我们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最终实现北上抗日有了可靠的基础。”

　　毛泽东讲话完了之后，张国焘接着致答词：“同志们！这里有八年前我们在一起斗争过的更多的是从未见过面的同志。多年来我们虽是分隔在几个地方斗争奋斗，但都是存着一个目标——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为着党的策略路线的胜利！这里有着广大的弱小民族，有着优越的地势，我们有着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

　　张国焘有意重复了最后一句话——“我们有着创造川康新局面的更好条件！”

　　最后，张国焘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张国焘的声音洪亮，演讲充满着魅力，尽管听众冒着磅礴大雨，仍然被他生动形象的演讲引得阵阵大笑。

　　欢迎仪式结束了！

　　在热烈的口号中，红军队伍让出了一条人巷，在两旁红军战士的欢呼声中，张国焘与朱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一起有说有笑地向小镇上走去。军乐声、口号声、唱歌声与暴雨声在他们的身后混合成一片。

　　欢迎张国焘的第二个程序是晚上的聚餐。

　　毛泽东、朱德鉴于见面前和欢迎会上出现的两种不和谐的声音，极力避免正式开会前谈论战略方针问题。

　　会餐上表面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大家坐在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

　　心里有事的张国焘并无胃口，他想听听长征上的事，想听听遵义会议上的经过；他希望人们提起红四方面军的话题，以便向人们展示一番自己的功绩，可是偏偏没有人提及。但是因为在座的诸位既“不谈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甚至也没有兴趣听取我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的叙述”。张国焘觉得受到冷落，心中闷闷不乐。

　　张国焘在心里一直认为，遵义会议是不彻底地，只解决军事指挥问题，而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绝不只是军事路线问题，而是政治路线，对此，中央应当负责。张国焘一向以党内元老自居，他认为，现在是他出手纠正这一错误的时候了。他感到无聊，又无从下手。

　　毛泽东在餐会上又谈起那个“不吃辣椒不革命”的话题，这是毛泽东在饭桌上常见的话题。

　　遵义会议前担任总书记的博古，这位不吃辣椒的江苏人立即反驳：“不吃辣椒的人不革命吗？马克思吃辣椒吗？”

　　“你凭什么敢肯定马克思不吃辣椒？”毛泽东夹起了一只辣椒，放进嘴里。

　　“因为他不是你们湖南人，”博古转向朱德，“也不是你们四川人！”

　　大家都被博古这句话搞乐了，哈哈大笑。

　　张国焘听着这样的谈笑，觉得自己始终像个局外人，但也隐约地感觉到中央领导层内的不和。

　　晚宴后，周恩来亲自把张国焘送到住处。张国焘试图从周恩来嘴里打听到遵义会议的内幕，却一无所获，于是向周恩来直接发问：“红一方面军还有多少兵力？”周恩来机智地反问：“现在红四方面军还有多少人马？”张国焘得意地说：“我们还有十万人。你们呢？”周恩来说：“一方面军伤亡很大，恐怕不到三万人了。”

　　其实两人都有夸大。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作战部队约有8万余人，一方面军只有1 万多人。周恩来告辞后，朱德又来看望张国焘。

　　夜里，张国焘和朱德在一起长谈。

　　朱德从江西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讲起，直至懋功会师。他十分坦率地向他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经历和遭受的损失，但是并不颓丧。中央红军的干部大部分保存下来了，有了这些骨干，朱德坚信革命形势还会发展壮大起来。他对红四方面军力量的强大和饱满的精神状态感到欢欣鼓舞。

　　朱德还说：政治局委员们都希望从速北进，不愿在这里久留，他本人也觉得北进意见是对的。

　　朱德的诚恳态度使张国焘很受感动。

　　从抚边到两河口，陡峭山势逐渐平缓，快到两河口时，抚边河两岸出现大片开阔坡地，绿茵茵的一直延伸到远处。

　　1935年6月26日，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两河口会议，在大雪山脚下的这个镇子的关帝庙里召开。

　　这是一个两进院落的关帝庙，四周筑有高高的围墙，第一道院落的大门外有一道影壁。整个院落的房屋均系木柱木板装嵌，开间很大。警卫部队驻第一进院落，会议在第二进院里的屋子里举行。

　　参加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张国焘外，另外还有五个人，他们是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

　　当时其他政治局委员均不在两河口。项英留在江西苏区，任弼时在湘鄂黔边二方面军里，王明在莫斯科为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在卓克基疗伤。

　　其他列席会议的人员，主要有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刘伯承、副参谋长叶剑英和左权，任政治保卫局局长的邓发，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凯丰，主要将领彭德怀、林彪，革命元老董必武、林伯渠等。

　　这是会师以来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两军会师后红军前进的方向问题。

　　会议先由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作报告。他简单回顾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的经过，主要谈了目前的行动方针。论述了在松潘、理番、茂县一带不利于建立根据地，必须北上，到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理由。他指出：

　　第一是便利我们作战的地方。川陕甘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茂县地区地域虽大，但道路狭窄，敌人容易封锁我们，我不易反攻。

　　第二是群众条件。红军走过的一些人口较多的地方，能大批扩大红军。松、理、茂地区总共只有220万人口，人数少，这地方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根据地。川陕甘群众条件好，人口较多，一、四方面军要发展红军，必须要在人多的地方才好。

　　第三是经济条件。岷江西岸的松、理、茂地区，粮食缺少，有些地方粮食还不能自给，牛羊有限，布匹也不易解决，生活上也不适应，军事上补充更难。另外，敌人正要阻截、封锁我们，其意图是陷我于松、理、茂地区，如果我们真的陷在这里，就没有了前途。因此，必须迅速前进。向南向东都不可能，应向岷山山脉以北发展，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

　　关于战略行动问题，周恩来指出：

　　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不可能；向东过岷江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草原。现只有转向甘肃，向岷山山脉以北，争取这一地域。这地区道路较多，山少，人口多。我们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我们要勇猛果敢、巧妙机动、毫不迟疑地打击敌人。红军战略转移的具体要求是：第一，要迅速向松潘以北转移，同胡宗南作战。第二，高度机动，使敌对我估计发生动摇，使其部署赶不上我们，我们不被牵制，才能消灭他们。第三，坚决统一意志。两个方面军，部队大，要统一指挥。以上三条是最高原则，必须实现。

　　红军将分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右纵队进攻松潘。利用夏季迅速北上通过草地。万一过不去，就向西，也许困难更多，但这条退路要保存。后方补充问题，会合后力量大了，但需要补充。一方面军质量强，但数量需要补充。粮食问题也要专门讨论计划。

　　周恩来的报告最后强调，战争指挥的最高原则是：

　　第一，应集中统一，指挥权集中于军委。第二，为使作战更有力量，改组为三个纵队。第三，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克服粮食、寒冷、过草地和少数民族等困难。

　　周恩来报告以后，张国焘第一个发言。他首先谈了红四方面军离开川陕根据地以来的作战情况和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过程，他说：

　　我们到理番后，知悉你们到了天全。当时我们计划在天全与你们会合，再打雅州。希望能在天全、雅州会合，占领芦山，以松、理、懋为后方发展基地。一、四方面军主力会合了，现在应怎样打呢？现在接近我们的是胡宗南与刘湘，如果我们的战略是向南，向成都打，这些敌人是不成问题的。向东打，为地势所限制。向西要过草地，冬天经过，没有帐篷，冷得很。夏天雨季，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柴火也没有。松潘以北的情况还没有调查确实，发展条件是甘南对我有利。但一定要打下胡宗南，因为他现在至少以十五至二十个团的兵力在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其他部队，我们去甘南还是立足不稳，还是要移动地区，还是要减员。所以，要向甘南发展，一定要打下胡敌几个团，才能立稳。

　　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表示同意中央的北进方针，又同时提出也可“向南”，“向成都打”的问题。

　　对于“北进”，张国焘继续说：

　　我们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越往北走，越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易于遭受敌机的袭击。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边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戈壁滩，我们进到那里，易于被敌封锁。何况黄河的阻隔，渡越的难度甚于长江。就由于这些情况，红四方面军自脱离鄂豫皖以来，总是要靠向南方。

　　对于“西进”，张国焘也着力阐述了一番：

　　关于西进，我们从情报中得知，苏联曾出动飞机和军队支持新疆当局平复马仲英部的叛乱。从这个消息看来，苏联在新疆有相当的力量，新疆当局似持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可能是最佳的退路。在不利的情况下，可以保全较多的干部和军队，撤到新疆的安全地区。缺点是离中国内地太远，如果蒋介石封锁河西走廊，我们便只能在昆仑山阿尔泰山一带活动。要实行西进计划，先要做一番准备，必须先渡黄河，还要和回族的骑兵纠缠。所以我们最好实行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以便有时间整理我们的部队，训练对骑兵的战术。

　　张国焘的“川康计划”实际是移师川西南的计划，也就是通称的“南下”战略，这是他讲话的重点。他说：

　　川陕甘康这一带地势险要，军阀势力薄弱，不能一致行动，蒋介石的嫡系似亦也不能大量用在这个地区。因为地形险要，敌人的飞机大炮的威力不易发挥。而四方面军的战士大多数出生在通南巴，对这一带的情形较为熟悉。同时，这里也产大米，生活与南方较为接近。第一方面军经过长途远征，也可以利用这个地方暂时休养生息。

　　我们在五月份的时候，在江油地区制定过一个建立川甘康边区新根据地的计划：在政治上，建立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制定了一个适宜于少数民族的纲领；在军事上我军不难从茂县、北川，向东面川军作战，打回江油富庶地区，向南可以在天全、芦山一带活动，北面胡宗南虽难占领平武、松潘等重要地区，但敌军防线空隙甚多，我们不难进入甘南地区，那里也是人口较多的地方。

　　这个计划，优点是易于执行。如果我们通过实验，能够实现川康计划，那又何必北进或者西进。如果事实证明我们不能在川康立足，然后再行北进或西进仍未迟。即使那时北线被敌封锁，仍可以西进，因为西进路线是敌人所不易封锁的。

　　对于张国焘的“川康计划”，毛泽东是最清楚其意图不过，那就是保存实力，偏安一隅，同时要挟中央，向中央要职要权。

　　毛泽东接过张国焘的话，说：

　　国焘同志的几种方案，为我们提供了选择余地。然而综合考虑，还是北上最好。其优势，恩来同志已说明。从我们的战争的性质看，我们不是退却，而是进攻和发展，根据地是依靠进攻去创造的，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务必要克服退却逃跑的倾向，务必纠正偏安一隅的想法。从战术上看，我们要进行高度机动的运动战。我们已经走万里路，再走又何妨，我们去是要争取主动，最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关于根据地的问题，现在要用全力放在川、陕、甘这一地区，这样可以把苏区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

　　毛泽东最后重申：

　　（一）中国红军要用全力到新区发展根据地。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可以把创造苏区运动放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这是向前的方针。

　　（二）我们战争的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而是进攻。我们要战胜胡宗南，占取甘南，迅速向北发展，以建立新的根据地。

　　（三）应看到那些地方是蒋介石制我命的，应先打破他。我须高度机动，这就有走路的问题，要选好向北发展的路线，先机夺人。

　　（四）集中兵力于主攻方面，如攻松潘。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这里人口稀少，天冷衣食困难，应力争在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地区去。

　　（五）责成常委、军委解决统一指挥问题。

　　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三人作了主要发言后，其他与会者都发表了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中提出的北上方针，认为当前最关键的是从松潘打出去。

　　讨论结束后，周恩来作了结论。最后，全体通过了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起草决议。

　　6月28日，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宣布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夺取松潘和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出甘南，创造川陕甘苏区。为使各项目标实现，决定指出：

　　必须派出一个支队向洮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的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大部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甘苏区之一部。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决议中的最后一段话是有深意的。既然一、四方面军会师后革命气势空前高涨，两河口会议又取得了一致意见，那么“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要给谁戴？“退却逃跑”又是指谁？写到中央的决议里，总不会无的放矢吧。在这份决议中，隐约闻到了一股党内斗争的火药味。应当承认，两河口会议正式拉开了同张国焘右倾路线斗争的序幕。

　　两河口会议只是暂时统一了思想，其最大的意义则在于为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奠定了中央北上战略方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