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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他们开始公开批评李德、博古

  湘江之战的恶果尚未完全明了时,在界首临时指挥部里,围绕过了江的红军何去何从的问题,最高“三人团”之间以及与朱德之间产生了很大的争议。

  周恩来首先发话:“时不我待,我们必须立即讨论一下部队的行动路线。现在过江的部队挤在狭小的地带间,机动余地很小,粮食无法筹措,人心浮动。必须尽快安排。”

  李德的念头仍然很固执:“必须与二、六军团会合,否则我们会掉进灾难的深渊。”

  朱德对李德的不假思索有些不满,说:“根据作战局的情报,敌人已经在我们预定的通向二、六军团的线路上布下了重兵,试图以逸待劳。我们是按原定计划推进?还是部分修改?还是彻底改变计划?必须做出回答,这可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命运的重大问题。我认为,这次西征,设想得简单了,准备不足,要理理我们的思路。”

  “如果不与二、六军团会合,便是自杀。”李德固执的喊道。

  “我们不应怀疑预定计划的正确性。”博古仍然跳不出李德设定的圈子,但是湘江血战,红军如此大的伤亡还是让他理智了一些。“能不能先作一些试探?见机行事,待部队全部过了湘江,争取一到两天时间,详细讨论行军路线,或者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早日到达与二、六军团会合的目的地。”

  “我同意博古和朱总司令的意见,利用几天休整的时间,我们可以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还有前线指挥员,或许他们也能够提出合理的看法,修正我们的不足。”周恩来表示他的意见。

  “没有必要!我们‘三人团’是最高权力机构,一切决议都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导下形成的,与共产国际的精神相吻合。在这关键的时候,更应该如此。”博古听到周恩来的话后,做了如此表态。

  “我们的目标绝对不能改变!”李德还是很顽固。

  周恩来避开争议,回到现实问题,说:“目前的任务是不是这样安排,加速督促未过江的部队过江,过了江的部队立即做好开进的准备,摆脱敌人的围攻尾追,为摆脱不利局面创造有利的时机?”

  “摆脱湘江之敌是必须的。即使有些部队过不了江,作些局部牺牲总不可避免。”李德说。

  说话间,李德和周恩来走到地图前,最后商定暂时进入老山界一带休整。

  各种情报表明:蒋介石根据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及其行动路线,已经判明红军的意图是循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老路去湘西和贺龙、肖克的部队会合。蒋介石要全歼“残匪”,以绝后患。他重新修订“追剿”计划和部署各路人马,命令“追剿军”总司令何健和“前敌总指挥”薛岳等指挥中央军、湘军及黔军等各部队,再筑起四道封锁线:

  第1 道封锁线:从新宁县起经七昨桥、窑上、豆子坪、唐家园、五里渡、城步县城、丹口、菁芜、通道、靖县、江口、东城场、牛埠至藏江。

  第2 道封锁线:从新宁县起,经江口、飞仙桥、马头桥、龙潭桥、石狮子、李家渡、五晨湾、铜鼓岭、城步县城、江口塘、十四铺、绥宁城、文昌阁、天重界、靖县、广平、牛角界至芷江。

  第3 道封锁线:自新宁县起,经飞仙桥、石门司、半山、江口、石山背、西岸市、山口、高坪、条溪、梅口、长铺子、河口、洪江至黔阳。

  第4 道封锁线:自新宁经安心关、武冈、旧心铺、药园、瓦屋堂、西坡、袁马、洪江至黔阳。

  “追剿”总司令何键,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把分散的5 路兵力编为两个大兵团。刘建绪为第1 兵团总指挥,指挥1、3、5 路的兵马及第19师55旅并补充4团;以薛岳为第2兵团总指挥,指挥原2、3两路部队。

  广西军阀也组织了两个“追剿”队,以其15 军军长夏威率两个师为第一“追剿”队,以其第7 军军长廖磊率两个师为第二“追剿”队。

  国民党的报纸,也大肆宣传:

  共军在湘漓一线,惨遭国军联合诸友军重创,目前正走投无路,狼奔豕突,欲与湘西肖贺合股,以苟延残喘。

  ……

  共匪已山穷水尽,日暮途穷。肖克贺龙两股有南下策应朱毛之举动,两军期欲合股。望我各路大军,密切注视湘西动向,届时奋起剿灭,最后荡平赤祸。

  突破敌人在湘江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的中央红军渐渐远离了战火,宁静的大山给这支遭受了重创的队伍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机会。

  博古无精打采地骑在马上,眼睛呆呆地看着不断摇摆的马头,周围的一切都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的脑子里一会儿涌动着流血的湘江,一会儿浮现出一张张血肉模糊的面孔,一会儿是一片空白。

  湘江之战的损失不断地报告上来,博古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低沉过。

  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也是最实际的!红军仍然处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之中。

  博古看到自己把队伍带到这个悲惨的境地,感到自己虽有一腔热血,却辜负了共产国际的愿望,辜负了党的重托。作为中央总负责人,他感到自己的责任无法推卸。

  “博古同志。”默默地走了一阵之后,李德喊了他一声。

  他扭过头去,看了看他所尊敬的军事顾问,不过,他没有说话。

  “你应该振作起来,博古同志。”过了一会儿,李德又对博古说。

  博古没有说话——这时他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没有听到李德对自己说的话。

  “喂,博古同志,我在跟你说话呢!”李德提高了嗓门说。他不会怀疑没有说话的博古是在轻慢自己,但是,失魂落魄的中共总负责人让他感到不愉快。

  博古赶忙回过头:“哦,对不起,李德同志。”

  “博古同志,我想,此时此刻,我想勇气会使你获得一切。”李德看着博古说,“因为我看你现在的情绪很不好,这句话对你也许有用。”

  “不只是我,周恩来、朱德,还有毛泽东他们,此时都不会兴高采烈,我们整个红军都被巨大的悲伤笼罩着。”博古说。

  李德表面上镇静,心里面也在唉声叹气,终于他找到了一个出气的筒子。

  红22师师长周子昆率军在湘江岸边进行阻击,几乎被打垮了,最后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知道这件事后,指着周子昆,粗暴地训斥道:“你的部队呢?没有兵还有什么脸逃回来!”

  随即李德命令警卫班将他捆起来,送军事法庭处置。可是警卫班战士一个也不肯动手,在场的博古也默不作声。

  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李德同志,周子昆交给我处理吧。你也不必为此大动肝火了!”

  伍修权委婉的改用自己的语言,表述了毛泽东的意思,以免刺激李德。

  毛泽东同周子昆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同时似对周子昆,更似对李德和博古说:“湘江之战打成这个样子,账还是要算的,不过将会算到谁的头上,就不一定了?”

  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李德对毛泽东的做法,不能不“暴跳如雷”,他对毛泽东是忌讳很深的。几十年后李德回忆说毛泽东“不顾行军的纪律,一会儿呆在这个军团,一会儿呆在那个军团,目的无非是劝诱军团和师的指挥员和政委接受他的思想。他用这种办法把不稳定的因素带进了领导之中,使它逐渐分裂。当时,他所凭借的是许多长征参加者的情绪,特别是那些在新编部队和后勤纵队中屈服于突围的困难、惊慌失措和只想到退却回家的人的情绪。毛不去反对这种情绪反而对此大加煽动。”

  湘江之战损失如此惨重,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许多指战员都在问:

  “我们丢了苏区老家,现在到底要到哪儿去呀?”

  “湘江一战这么苦,败得这么惨,到底是怎么造成的?是谁搞的?”

  “为什么机动灵活的红军,现在处处挨打?”

  湘江大战后全军上下对李德指挥以及博古领导的批评不满已经达到了顶点。

  自湘江大战之后,李德经常大发雷霆,而各种大小具体事情则压到了周恩来的头上。周恩来忙着处理各种事情,无暇和李德争辩,但明显的和李德、博古拉开了距离,对李德这位“太上皇”和博古这位最高首长不再唯命是从了。朱德对博古、李德更是若即若离。

  面对湘江血战的失败,毛泽东和王稼祥、张闻天三人的“行军讨论会”由理论性的探讨开始变成实质性的商讨了。首要的问题是面对新形势、新敌情采取何种新的方针。

  经过两天的急行军,渡过江的红军部队抵达了资水流域,暂时摆脱了敌人的纠缠,赢得了短暂的休整时间。军委和中央两个纵队的人马均在油榨坪驻足。被称为“中央队三人团”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镇尾的一座院子里。

  毛泽东在屋里一边踱着步,一边思考着。

  从长征以来,他一直在思索红军的出路问题。“三人团”原定计划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此时毛泽东异常清醒地意识到,与二、六军团会合是一个陷阱,要让红军顺利地冲出重围,必须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

  确实,这时蒋介石已觉察到中央红军主力要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集结近二十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博古、李德却仍坚持原定计划,准备率领红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包围圈里钻。

  再不转向,中央红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必须要把军权从李德、博古手中夺过来,让红军迅速改变行进的方向。

  想到此,毛泽东激动起来,压抑了两年多的郁闷难抒的激情,犹如决堤的洪水,迅速凶猛地奔涌狂泻而来,他似乎看到了眼前的迷雾已经消散。

  毛泽东站了起来。他知道,要战胜那些人还要团结许多人,这些天的行军,他和王稼祥、张闻天几乎无话不谈,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兵败,到湘江大战,到红军的出路。王稼祥和张闻天已经完全认同了毛泽东的看法。想到这,毛泽东喊来了张闻天、王稼祥,他要告诉他内心的想法。

  “老王,洛甫,刚才我想到了一个问题,现在想听听你们的。”毛泽东眯着眼睛说。

  “什么问题?”王稼祥问。

  “如果去和二、六军团会合,这个计划现在还能实现吗?”

  王稼祥、张闻天对望了一眼,没有立即回答。

  “蒋介石在湘江给我们设了个口袋,我们牺牲了3万多干部战士,拼死钻出来了。目前,我们转移的意图很明显,你说,他会闻不出来吗?”毛泽东又问。

  “老蒋的飞机天天在我们头上飞,他不会搞不清楚的。”

  “他会不会在湘西再给我们布一个口袋呢?”

  王稼祥点了点头,说:“我看完全有可能。蒋介石不会看着我们和贺龙、肖克走到一起不管的。”

  “可是我们再也经不起一次湘江战役了,我们的血流得太多了。”毛泽东低沉地说,他眯着眼睛看了看苍茫的群山,然后转过脸来,看着王稼祥说,“因此,湘西我们不能去了,我们得换条路走。”

  “往哪里去?”张闻天问。

  “贵州!”毛泽东抬起头来,慢慢吐出了两个字。

  毛泽东分析说:“据我了解,贵州敌人的兵力最弱,除地方民团外,主力仅有第25 军一个军。如果改道贵州,可以达到几个目的,一是出敌意外,贵州敌人不足拦阻,蒋介石调兵遣将还需要时间,我们可以赢得先机,不至于处处受敌人制约;二是可以借时借地休养生息,解决问题。”

  毛泽东的这个计划立即在王稼祥和张闻天的心中引起了共鸣。

  张闻天说“我们把它确定下来。”

  “要确定下来,恐怕还不容易,人家对我们有忌讳,要借重大家的力量,形成统一认识。人心齐,泰山移。”

  “我和稼祥去做工作,我相信可以说服他们。”张闻天说。

  “我们首先争取恩来那一票,很重要!”毛泽东说,“恩来既不同于李德,也不同于博古。李德是在错误的地方进行了错误的战争,注定误人又误自己。博古太年轻了,很会背诵马列主义,但他不具备经验,从外国搬来一些教条,怎么可能指导中国革命。恩来不在这个层面上,有理论有经验、且自责意识强,争取他过来,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步骤!”

  “我们应当公开我们的批评,这个时间已经到了!”毛泽东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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