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4.中央红军开始“大转移”，李德为“大转移”设计了一个“甬道式”前进方案

　　突围，已刻不容缓！

　　这是1934年的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发布了突围命令。

　　下午6 时，瑞金在夜幕的遮掩下骚动起来了。急促的口令声，压抑的军号声，零乱的马蹄声，沉重的脚步声……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从瑞金出发，率领主力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和中央、军委直属队共8.6万余人，被迫退出中央苏区，开始大转移——长征。

　　部队将所有的文件、辎重、兵工厂机器、印钞票机器、X 光机以及各种文化课本都携带上路，将整个苏维埃共和国搬上旅途——这是一次大搬家式的转移。

　　11 日，博古宣布了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的序列组成，共分两个野战纵队。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第一野战纵队，由叶剑英任司令员。在这个纵队中，最高“三人团”成员博古、周恩来、李德及中革军委主席朱德随军委第一纵队行动。中共中央机关、政府机关和军委后勤部、卫生部、工青妇机关组成第二野战纵队，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发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随第二纵队行动。

　　13 日，中革军委规定军委及各部队对外使用的代号是：军委为“红星”，军委第一纵队为“红安”，第二纵队为“红章”；红一军团为“南昌”，红1、红2、红15 师依次为“广昌、建昌、都昌”；红三军团为“福州”，红4、红5、红6 师依次为“赣州、苏州、汀州”；红五军团为“长安”，红13、红34 师依次为“永安、吉安”；红八军团为“济南”，红21、红23 师依次为“定南、龙南”；红九军团为“汉口”，红3、红22 师依次为“洛口、巴口”。

　　李德为“大转移”设计了一个“甬道式”前进方案，即：红一军团为左路，红九军团随后跟进；红三军团为右路，红八军团随后跟进；中央第一、第二两个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

　　五个野战军团是轿夫，中央两个纵队是坐轿的人，这是刘伯承的比喻。刘伯承还把中央纵队比作轿子的座椅部位。的确，该纵队的行动不能像作战部队那样迅速，数千名挑夫和他们的重担——伤病员和老人、各种机器设备拖了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纵队成了沉重的锚链，拖累着行动较快的作战部队。

　　中央红军的大转移是严格保密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布置了几道封锁线，却不知道红军究竟往哪个方向突围。

　　蒋介石和他的参将们，分析了红军的动向后认为：

　　（一）由赣南信丰入广东。蒋认为：红军利在乘虚，如进入粤境，逼得粤军不得不拼命抵抗，倘被前后夹击，是难以立足的，那是他们的不利之路，去了亦无足为虑。

　　（二）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重建苏区。蒋认为赣粤湘边区是政治上薄弱点所造成的军事上薄弱点，且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会合之利，应加重视。

　　（三）进入湖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蒋认为这是当年太平天国北进路线，政治上威胁较大，应予考虑。

　　（四）经湘西入黔、川北进。杨永泰以为还要考虑尔后渡长江上游金沙江入川西的可能性。蒋说：“这是石达开走的死路。他们走死路干什么？如走此路，消灭它们就更容易了？”

　　为此，蒋介石的南昌行营制定了关于“追剿”各路红军的计划：

　　一、肖克、贺龙两股匪军，在湘西之慈利、大庸一带合股后，似将继续活动于龙山、咸丰及川东地区，以图截断川、鄂及川、湘交通，并掠夺物资。

　　二、朱、毛股赤匪之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各军约10 余万人，窜抵湘南后，将经桂北、黔东，向川南窜犯，图与川北之徐向前股及湘西肖、贺股匪，互成掎角之势，再行相互策应，制我川中。

　　三、第四军团徐向前股，由陕南窜至川北之通江、南江、巴中地区后，似将继续窜犯嘉陵江之阆中、南部一带，以图牵制我川中进剿军，策应朱、毛、肖、贺各股匪军之行动。

　　四、各该股匪均将避实就虚，沿途流窜，破坏交通，掠夺物资，宣传赤化，以达成再度啸集之目的。

　　……

　　21日，中央红军从王母渡、新田之间开始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以红一军团为左路前卫，红九军团随红一军团左侧跟进；红三军团为右路前卫，红八军团随红三军团后跟进；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居中，红五军团殿后，成甬道式序列继续西进。25日，由王母渡、韩坊、金鸡、新田一线突破粤军防线，渡过桃江，进入粤北，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

　　顺利突破粤军第一道防线，与何长工、潘汉年半月前在寻乌郊外那座两层小楼上的谈判不无关系。粤军余汉谋部并未顽强抵抗，除了红一军团在重石、版石与向安西撤退的粤军两个团有过几小时的激战之外，大部分粤军一与红军交火，都是朝天放一阵空枪后仓促撤离。“借道”目的达到后，红军也回之以空枪，互行方便。

　　红军往哪儿去呢？

　　一般来说，红军转移和打仗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宣传队又为他们加油打气。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样干，都有人告诉他们。但在长征初期却没有这样做。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这本书中描述了这个问题：

　　长征开始两天以后，一些战士冲到杨成武政委面前提出问题时，李德大概是无法理解他们的。那天，队伍在弯曲狭窄的山路上行进，没有一个人说话，战士们低着头匆匆向前赶路。突然，两名江西的战士气喘吁吁地跑到杨成武面前。

　　“政委！”其中一名喊道，“我们已经走了两天了。我们究竟要往哪儿走啊？我们还要这样走多少天啊？”

　　这两名战士——事实上整个队伍——都处于焦虑的状态。这是往哪儿走啊？这是在做什么呀？到底还能不能看到自己的家乡和亲人？杨成武怎么能回答他们呢？他自己也不清楚。他只能告诉他们目前是朝西北方向行进；告诉他们将冲破敌人的封锁。给国民党沉重的打击，并保卫苏维埃根据地。

　　李德从未意识到，要红军打得好就必须提高他们的觉悟，让红军战士了解他们自己在干些什么。这些红军战士不是机器人，没有被训练成普鲁士军队或俄国军队那样只是服从命令，而从不思考，也从不提什么问题。

　　而李德却是一个信奉这类原则的人。他是个欧洲军人。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方法。他这种人和他所指挥的这些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他来指挥是由于莫斯科一些外国人的一个考虑不周的命令。在中国，李德从来没能意识到做一名中国人是什么滋味。在那样艰苦的环境里，他还经常喝咖啡，抽雪茄（只要能搞到这些东西的话）。他吃面包，而不吃米饭，尽管有时他不得不自己烤制面包。至于那些“苏俄”帮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了解大都不比李德高明多少。他们是知识分子，镀了层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的金，而且这层金使他们脱离了真正的中国。他们在莫斯科学到的重要知识是如何进行官僚主义派别斗争。

　　但到了10月下旬，博古、李德一连沉重了好几个星期的心情突然开朗了。

　　就在彻底突破粤军第一道封锁线的那一天，博古和李德得到了来自黔东的好消息：8月从湘赣苏区出发执行西征任务的红六军团，在中央代表任弼时、军团长肖克、政治委员王震的率领下，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军团在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

　　这个消息无论对掌握着红军命运的“三人团”中的博古、李德来说，还是对没有发言权的毛泽东来说，无疑都是个好消息，它比打了一个胜仗更令人振奋。

　　红六军团完成了中央“投石探路”的任务。

　　于是，“三人团”坚定了循着红六军团西征脚步走的决心，准备去和贺龙、肖克会合，在湘黔边另创局面。

　　博古、李德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继续指挥中央红军，进行大搬家式地转移。

　　11月3日在汝城、城口之间通过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

　　在红军突破敌人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开始布置第三道防线，蒋介石电令各军：

　　现在匪已窜过一、二两线，今后倘再能窜过第三线，则扑灭更难，贻害国家不堪设想。希芸樵（何键）现督饬两李（李云杰、李韫珩）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须注意勿使迂回粤、桂，剿办更难。并须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但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最为有利，又亟须设计迟滞匪之行动。

　　11月15日，中央红军从郴县、良田、宜章、乐昌之间突破敌人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水地区。

　　在红军突围“大转移”进行当中，博古和李德经常在一起研究任务，李德担心领导干部对前一段中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有不同的看法，博古回答李德说：“关于党的政治路线已不存在任何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红军都转入了运动战，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博古担心的是，红军究竟能不能突围出去，他把希望还寄托在李德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