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2.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秘密决定红军主力“大转移”

　　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南昌设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组织和指挥对各苏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

　　在政治上，蒋介石继续采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战略方针，厉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加强地主武装建设，强化其反动统治。在军事上，他采用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和“以守为攻，乘机进剿，运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等原则，并且聘请外国顾问，改编部队，举办军官训练团，普遍构筑堡垒封锁线，最后将红军压缩在狭小区域内，聚而歼之。在经济上，控制交通，实行贸易禁运，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

　　从夏季开始，蒋介石一面向美、英、德、意等国大量借款，购置军火，聘请军事顾问和专家；一面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开办“剿匪”军官训练团，制定“围剿”计划。蒋介石调集100 万兵力，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50 万人。其部署为：

　　北路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第1、第2、第3 路军，计33 个师又3个旅。其第1路军4个师又2个旅位于吉水、新淦、永丰、乐安、宜黄地区；第2 路军6 个师位于金溪、腾桥、崇仁地区；以陈诚任总指挥的第3路军18个师又1个补充旅为此次“围剿”的主力军，集结于南城、南丰、临川地区。北路军由北向南，构筑碉堡封锁线，实施对中央苏区的主攻。以第3路军在第1、第2 路军策应下，向广昌方向推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由北路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2个师扼守赣江西岸的吉安、泰和等地，配合西路军维护赣江交通；总预备队3个师位于抚州附近。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指挥11个师又1个旅，筑碉扼守武平、安远、赣县、上犹地区，阻止红军向南机动，相机向筠门岭、会昌推进，配合北路军作战。

　　西路军总司令何键所部9个师又3个旅，和浙赣闽边守军5个师又4 个保安团分别“围剿”湘赣、湘鄂赣和闽浙赣苏区红军，并阻止红一方面军向赣江以西和赣东北机动。

　　第19路军总指挥蔡廷锴指挥6个师又2个旅，负责福建防务，并阻止红军向东机动。

　　空军5 个队配置于南昌、临川、南城，支援作战。

　　中央苏区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范围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扩大到约10万人，地方部队和群众武装亦有很大发展。面对国民党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和重兵进攻，中共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等认为，这次反“围剿”战争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决战。

　　针对蒋介石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持久战和“堡垒”政策，李德提出了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作战方针，“短促突击”则是李德经常自诩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最得意之笔。

　　李德还直接掌握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权。

　　于是，在瑞金城外大树环抱的那座幽静的“独立房子”里，不懂一句中文的李德借助年轻的翻译伍修权之口，向红军的各路将领发布作战命令。李德命令红军主力开赴中央苏区北线迎击国民党“围剿”的军队。经过两个月的浴血苦战，红军北线进攻受挫，未能御敌于苏区之外，反使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完全陷于被动地位。

　　此时，博古、李德等人在初战失利的情况下，在作战指导上转而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要求红军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企图以阵地防御制止国民党军的进攻。

　　11月20日，驻福建省的国民党军第19路军发动了反蒋介石的福建事变，并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这是一种非常有利于红军的形势，毛泽东提议，中央红军主力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但是，毛泽东的提议没有被采纳。

　　蒋介石在镇压福建事变后，在1934年1月下旬重新开始了对中央苏区的猛烈进攻。主力从东、北两个主要方向采取堡垒攻势，向广昌方向进攻，其第3路军主力向建宁推进，第6路军2个纵队从永丰向沙溪、龙冈推进。

　　面对国民党军新的进攻，李德和博古等中共临时中央仍然要求中央红军处处设防，广筑碉堡，实施“短促突击”，很快遭到失败。

　　4 月，形势对中央红军非常不利，由于国民党各路的加紧围攻，中央红军主力在广昌、建宁等地被迫与敌军决战。

　　经过一个月的被迫决战，至4月底，红军阵亡4000余人，受伤2万余人，广昌决战彻底失败，这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遭受到的最惨重损失，不仅中央苏区的北大门被打开了，而且蒋介石的前锋部队仅距瑞金50 里之遥，形势更加危急。

　　面对红军的危局，张闻天失眠了。

　　张闻天此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在政治局委员的排列次序中，张闻天排在第三位，在博古、王明（此时在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之后，在周恩来之前；在由四人组成的政治局常委中，张闻天排在仅次于博古之后的第二位

　　5月初，张闻天提议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总结广昌战役。在会上，张闻天愤怒地指责博古、李德，说他们部署的广昌战役简直就是拼命主义。

　　多年后，作为军事顾问和广昌战役的策划者李德回忆道：

　　洛甫在军事上没有经验，但对军事著作比较熟悉；他盲目地接受毛的论点，而他的表达能力却比毛好，因此容易获得听众，尤其是他避免了毛在讲话中一直带有的那种民族主义语气。洛甫和博古之间，由于广昌战役发生了激烈冲突。洛甫说，在地形条件和兵力对比不利的条件下，根本就不应该作战。博古反唇相讥，说洛甫采取了1905年莫斯科起义以后普列汉诺夫对列宁采取的态度，当时普列汉诺夫有一句典型的孟什维克名言：“人们根本就不应该拿起武器。”同时博古提醒洛甫，关于广昌战役的决议，当时经政治局和军事委员会一致通过，洛甫和毛也是同意的。

　　这次会议，几乎是博古和张闻天的争论大会，双方毫不相让，唱了一台不欢而散的戏。

　　但博古对李德的信任却丝毫未减。

　　毛泽东焦灼万分。他虽然早就被排挤出党和军队的领导核心，但对于根据地的斗争，他并非局外人。尤其是从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指挥来看，这位军事顾问正在为中国的红色政权导演一场悲剧。

　　这一次书记处会议后不久，李德受中革军委的委托，制定了1934年5~7 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李德的这个计划要求：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以利于在苏区内开展更灵活的行动。这个计划还包括：储备粮食，冬装，新建兵工厂，加强武装动员工作及部队的整编等等。

　　5~7 月的军事计划，实际已提出了“大转移”问题，即后来的长征的初步意向。

　　“大转移”的问题，在5 月下旬的第二次书记处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会议批准了5~7 月的军事计划，同时决定把红军主力撤出中央苏区，寻求外线作战。

　　用李德自己的话来说：“此时此刻还要寻求在苏区内进行决战是毫无意义的。”

　　5 月下旬的书记处会议，李德提出的“大转移”，并非后来“二万五千里”那么遥远，只是迫于内线作战失利，而企图突围出去，寻求无堡垒的外线作战而已。

　　1934年的夏天，为准备中央红军主力撤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政治上博古做主，军事上李德做主，周恩来负责监督军事计划的实行。这一临时性的组织，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在“三人团”开会时，他们不用翻译。博古精通俄语；李德会讲德、英、俄三种语言；周恩来英语最为流利，法语、日语次之。他们用俄、德、英、汉四种语言，可自由地进行交谈。

　　“三人团”中，李德实际掌握着军事指挥大权。由于李德在军事方面能言善辩，举例时可以引用恺撒、塔西陀、拿破仑、弗雷德里克大帝、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等一连串名人的话，李德似乎有很高的威望和权力。另外，李德决定问题时从不犹豫不决。

　　“三人团”中，周恩来的职责范围仅仅限于监督军事计划的实施。政治决策权在博古手中，周恩来实际上只相当于一位“总参谋长”。

　　“战略大转移”无疑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行动，博古和李德当然不能也不敢自行其事。5月下旬书记处会议作出把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以后，临时中共中央曾致电中共上海局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向共产国际汇报，必须共产国际同意，这是组织纪律，也是惯例。自1922年中共“二大”作出决议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来，凡重要的问题和重大决策，都必须向共产国际请示报告。

　　就李德而言，1934 年春，李德在上海的上级曼弗雷德·斯特恩被召回莫斯科，但是没有人来接替他，李德在事实上中断了与弗雷德的联系。

　　共产国际对瑞金这种燃眉之急的问题，迟迟没有回电。一个月后，即6 月25 日，一道模棱两可的电令从莫斯科传来。共产国际认为：

　　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唯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决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扩大自己，以待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这个电文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可走，亦可不走。

　　李德回忆说：“我们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了这个计划的梗概，共产国际批准了这个计划。”此后“政治局委托我草拟一个8月至10月的新季度计划。这个计划像第一个季度计划一样，由周恩来重新加工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讨论通过，并把它的大概内容通过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作了汇报。”

　　就在李德他们通过上海与共产国际进行联系的时候，中共上海中央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查获了。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记述了这件事：

　　无线电转送电报是由中共上海中央局负责的，事实上就是掌握在两个中国人手中，他们在莫斯科工作过。一位名叫李竹声，他在莫斯科的斯拉夫名字是克里奇卡。（每个去莫斯科的中国人都有一个秘密的俄国名字，伍修权叫普雅塔库夫）另一个中国人是盛忠亮，或者叫盛越，他的秘密名字叫米茨科维奇。六月，蒋介石的秘密警察逮捕了李竹声，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供出了电台的位置和盛忠亮的身份，盛也被捕，电台被破获，从此结束了上海局的活动，中断了莫斯科与中国的联系。据了解，中央苏区收到的最后一份电报是1934年9月16日发出的。电报说，毛泽东一月份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报告发表了。

　　上海电台的被破获，从而切断了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唯一联系，这不仅使共产国际无法在对中国共产党发号施令，王明也不能对博古进行遥控指挥。博古和李德只好自行决定此后的大事，没有办法再征求莫斯科的意见，也无法援用共产国际的权威了。过了近四十年之后，李德还特别提到：当时的那种状况，“对毛泽东是最有利不过了”。

　　“大转移”计划的保密极其严格。最初只由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掌握。五六月间，中央常委会成员张闻天、项英、朱德、王稼祥可能知道。8 月间，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陈云、刘少奇及候补委员邓发、凯丰等知道。担任中央组织局主任（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是个别透露给他的。9 月初，“三人团”才个别向主力军团首长透露。“三人团”把保密工作看得万分重要。李德这样回忆：

　　突围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这是取得胜利的不可缺少的前提。

　　因此，当时关于突围的传达范围只限于政治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其他人，包括政治领导干部和部分高级干部，只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从9月初开始，中央红军的军团已经陆续回到休整地点。9月底10月初，最后的决定作出后，这些军团被调到待命地点。同时，向主要干部进行了相应的传达，而中层和基层干部，不管是民政干部还是军队干部，直到最后也不知道“大转移”这件事，只是被动地跟随队伍行进。

　　自从成立“三人团”，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重大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起，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