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长征 历史黑洞--长征中的李德、张国焘

1.被博古“引进”苏区的李德，很快否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推进。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和实际掌握红军领导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惊慌失措，未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转移。10月7日 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十四师及地方部队接替主力红军防务，主力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各军团，先后向兴国、于都、会昌地区集中，准备突围转移。

　　10月10日，中国工农红军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项英根据博古、李德的指示，发布命令：“将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野战军共同行动。”并规定第一纵队各梯队分别于是日17时、18时出发。就在这一天晚上，中共中央和红军总司令部从瑞金出发，率领中央主力红军和后方机关共8 万6 千余人，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

　　中央红军的命运是何时操纵在李德这个外国人手里的？

　　直到目前，关于李德到底是个什么人，来中国到底干什么？还是众说纷纭。

　　曾经为李德做过翻译的伍修权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当时听说他是奥地利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他参加了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所以也把他算作德国人。在一次战斗中，李德被俄军俘虏，流放到西伯利亚。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参加了苏联红军，因为它在德国军队中当过军士，有一些作战经验，所以晋升很快，他在红军中的最高职务是骑兵师的参谋长。后来他又被选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在学校又是高材生，由于学习成绩较好，毕业后又官运亨通，被“共产国际”选派到中国来，担任了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

　　但是另一种说法似乎又与此根本不同。

　　1980年出版的李德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译本的“译者说明”和原书“前言”中说：

　　1919年4月，他坚守在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之上，二十年代又置身于阶级斗争的焦点之中，他作为德国共产党的干部，执行过党交给的许多责任重大的任务。在遭到魏玛共和国法律的迫害和监禁之后，1928年他才得以逃出监狱，并根据党的决定到了苏联。

　　原书“前言”中说明李德到苏联四年后又被派去了中国。

　　很明显，这两种较为权威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李德来中国到底是干什么来的？如果说他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他来华时是一个什么身份呢？他又以什么样的身份、又是怎么到了中央苏区呢？

　　1937年，王稼祥在苏联莫斯科见到当时正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和东方部长的王明时，就问王明：“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些什么？为什么博古完全依赖李德指挥军事工作。”

　　王明则回答王稼祥说，李德的到中国去，共产国际并未参与其事，他也没有给过李德什么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东方部都没有派李德去中国，是苏军总参谋部派去的。

　　1943 年，延安整风时，张闻天（化名洛甫）也提出：“关于博古为什么如此纵容李德，信任李德，把他捧为‘太上皇’，这件空前奇案，确有值得好好研究的必要。”

　　曾专门研究李德的卢泓先生在《“洋钦差”外传》里提出了一种说法。卢泓先生在1982年访问过在李德来华前就与其相熟的师哲老人，当时师哲老人回忆说：

　　李德到中国来，根本不是共产国际派的，东方部和中共代表团都没有派他当什么军事顾问。我听说他开始是苏军总参谋部派他到远东搞情报工作的，因为他是德国人，当时我国东北被日本占领着，他作为德国人来同日本人打交道会方便些，所以才来到中国东北。后来不知怎么又到了上海，正好被博古他们在共产国际的驻华办事处见到了，他同博古原来就认识，就被博古弄到苏区，成了军事顾问。其实这完全是博古搞出来的事，硬是把他捧了出来，许多事本来不好怪他。

　　师哲这段话倒是印证了王明的说法。但是还是很不清楚李德为什么会使用共产国际这个旗号的？

　　卢泓先生在翻阅原东德尤利乌斯·马德尔所著《佐尔格的一生》后，根据此书认为，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上海的苏联著名国际间谍小组“佐尔格小组”就是苏联军方在中国的情报机构，这个机构在上海时，与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机构和中共中央领导人有着固定的工作关系和横向联系，佐尔格在党内活动时，也常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出面，中共方面把他领导的情报机构当成是共产国际驻华机构之一。当时为营救“佐尔格小组”成员鲁格夫妇，“党龄都已十多年的老党员奥托·布劳恩和赫尔曼·西伯勒尔”分别从苏联军方情报部门到达上海。

　　李德也间接地承认了以上事实，他在《中国纪事》中说他1932年春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后两周，立即领受任务前往中国和“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的一位德国熟人阿瑟·尤尔特“取得了联系”。这说明李德这个时候的确不是共产国际派的军事顾问。此时共产国际另外派来了一位专职的军事顾问或者称“总军事顾问”。李德在回忆中说：“大约在1933 年春天，总军事顾问来到了上海。他叫曼弗雷德·斯特恩，简称弗雷德，以后在西班牙战争中以克勒贝尔将军著称。”李德继续回忆说；“通过同阿瑟·尤尔特、博古、洛甫等同志的一系列谈话，我对于中共政治情况有了一个大略的、当然是不完全的了解”。共同的“国际主义”使得博古和李德迅速从思想和组织上联为一体，看来博古此时有意请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进修过的李德担任军事顾问。

　　1933年春，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安全日益受到威胁，准备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迁至瑞金。国际代表团和中共中央在请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后同意后，博古、张闻天、陈云和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同志动身前往瑞金。李德的命运也开始改变。李德回忆说：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通知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当时党的领导机关正准备迁至苏区，总军事顾问又指日可待，可以预料，我在上海工作的可能性一定会受到相当的限制，因此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 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利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至秋天。”

　　从李德到苏区后的历史来看，张闻天应该与“引进”李德关系不大，将李德“引进”苏区的主要是博古这个中央一号负责人。李德也有可能只是博古个人的“军事顾问”。

　　李德的起初姓名叫奥托·布劳恩，德语是他的母语。

　　李德在中国期间，使用过很多名字，奥托·布劳恩是他在护照上的名字，另外用得多的名字还有卡尔·瓦格尔，华夫是他在《红军报》发表文章时的名字，还有许多化名。李德是他常用的中国名字，意思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

　　李德于1900年9月生于德国慕尼黑郊区的伊斯玛宁，他的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他的父亲去世时，李德才6 岁。父亲去世后，李德被送进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他很勤奋，学习期间成绩一直不错，而且还获得了奖学金。到1913年的时候，慕尼黑的一所师范学院破格录取了他。1918年时，应征服兵役，当列兵上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前线。一直在战斗的最前线。血与火使他很快成熟起来，同时也使他变得自负起来。一战结束后，他返回了慕尼黑继续上学。

　　李德在上学期间，就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1919年4月，他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又被选入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并负责中等学校学生组织工作。这一年，也许他还是德国共产党前身“斯巴达克”联盟成员，积极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街垒战斗，在街垒战中，表现得异常出色。

　　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他被捕入狱，在狱中被关了整整三个月。1919年秋，他逃亡到了汉堡，1920他加入了汉堡党组织，到了1921 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在两年中，他读了大量各种有关军事论著，同时也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恺撒》等人的传记，他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不屑一读。因此，有关东方的历史，包括风土人情他近似到无知的程度。他到中国来后，不懂中国历史，更不了解中国农民，这就使他的指挥走向失败的结局，这种结局，在今天的人们看来便不足为奇了。

　　1921年春参加德国中部工人起义，不久又一次被捕入狱被关押五个月。

　　1923 年夏，进党校学习三个月，后去中央出版局工作。

　　1924年初的时候，他调到了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从事反对奸细和法西斯组织的特别工作。这一年，他结识了女青年奥尔加·贝纳里奥，并吸收她参加了党的工作。他们结成了夫妻。然而，因为特殊的身份和工作，他们的爱是短暂的。1926年秋，夫妻俩双双被捕，投入了莫阿比特监狱。三个月后，奥尔加获释，而奥托·布劳恩却一直监禁到1928年春。狱中的生活，使他学会了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在战友以及妻子奥尔加的帮助下，越狱潜逃成功。后来德国共产党秘密地把他送到了苏联。并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

　　1929年春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 年春。离开莫斯科，前往中国。

　　李德到中国之后，知道他所支持的中国共产党内博古等一些人是在莫斯科留过学的，王明是他们的领导。

　　李德到苏区时，仅仅是作为军事顾问，虽然说是顾问，可是由于其身份的特殊，事实上是博古等人拱手把权力送给了李德，当时的李德俨然就是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者，大事小事全由他一人说了算。

　　李德来到上海的前后，正是王明“左”倾路线最严重的时期，同时也是蒋介石国民党在国统区实行白色恐怖最见“成效”的时期。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已经名存实亡，从1933年初开始，临时中央的领导人相继离开上海来到瑞金，随着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博古进入瑞金，瑞金也就成了临时中央的所在地。

　　博古一到瑞金，便掌握了中央苏区党政军权。5 月8 日，根据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第四十一次常委会决定，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前方移到瑞金，增加项英、博古为委员，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指挥作战时，由项英任代主席。这样一来，中央苏区的军事行动实际上就由临时中央在瑞金直接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了。

　　1933 年秋，李德从上海启程，乘坐一艘英国轮船到汕头，在汕头见到了中央派来的联络员，然后装扮成旅游者，经过六昼夜的艰险跋涉，到达瑞金。

　　李德到达苏区，不久就大权独揽，完全掌管了军事。当然，李德由军事顾问变成军事决策人，责任也许不完全在李德本人。

　　博古是个文人，军事上几乎没有任何实践经验，他的作战理论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经过短期集训得来的，这种纸上谈兵式的短训，对他领导十几万红军破除蒋介石几十万到百万大军的“围剿”毫无用处。而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还有李德那不同寻常的身份，使博古仿佛看到了救星一般，很快对李德言听计从，这样就造成了一个共产国际组织派来的军事顾问，掌握红军命运重任的局面。

　　起初，瑞金的同志们因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对他相当尊重，实际上应该是因为李德和博古的身份使得瑞金的同志们对他们比较相信。

　　李德到达苏区后，住在瑞金沙洲坝乌垅村，这是一个大树环抱的小村子，格外宁静。总部的参谋、干事们习惯于把李德住的房子，称为“独立房子”。这栋房子是临时中央专门为李德修建的一处单独房子，房子四周水田环抱。一条田间小路通向300米外的小村庄——红军总政治部驻地，再过去一点，就是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这里又遥对着党中央机关所在地观音山，相互之间联系十分便利。

　　“独立房子”由一堂两厢带一偏棚构成。李德住在东厢，翻译伍修权和王智涛住在西厢，偏棚里住着警卫员和炊事员。堂屋墙壁上挂满各式各样的军用地图，地图上标满着红蓝标记，堂屋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这实际上是一张会议桌。李德来到苏区后，中央和军委的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在这里举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座房子主宰着中央苏区的命运。这是因为“李德的独断专行取代了军委的集体领导”，曾担任过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继续说，“由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红军的许多失利“本来都是李德的主观主义、瞎指挥造成的，可是他却动不动就训斥、处分别人，不断发脾气骂人，根本听不进反对意见。”“当时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李德本人的专横作风，使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太上皇’。”但是中国毕竟不是德国，更不是苏联，李德那一套街垒作战经验和城市革命的经验，在苏区就显得弱不禁风了。

　　的确，李德一到中国，便很快地否定了毛泽东的游击战，他认为红军打正规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李德推行他的街垒战术。

　　在思想方面，李德和博古的思想也很快沟通了，他们一致认为山沟里出不了马列，在落后的县城也不可能建成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他们一致认为，红军要大兵团作战，打大仗，正是在这种不谋而合的气氛中，他们排斥了毛泽东等人的正确的军事思想，听不进他人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