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节 蒋介石自知不起口授遗嘱
1974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八十七岁寿辰——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过生日。
这天，台湾模仿大陆“文革”中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做法，在这天发行了“蒋总统万岁”的纪念章。另外，这天台湾向大陆飘送许多巨型气球，把一千万张蒋介石的相片送往大陆。
197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新年文告，依然念念不忘光复大陆。
蒋介石在病中，一直写《病中随笔》。他写道：“国际间变化不测，万事未可逆料。但吾人已作最恶劣之打算与充分之准备，必能独立生存于世界。”
显而易见，蒋介石是针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大变化而发出的感慨。蒋介石还写道：“切勿存有依赖心理和失败主义，不顾本身之力量专靠看外人之眼色，以免重蹈大陆沦陷之覆辙。”
1975年1月9日夜，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虽经抢救转危为安，但已预示着他的来日不多了。此后，他因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3月29日，蒋介石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仿照孙中山临终的做法，在台北草山别墅口授遗嘱，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笔录。
蒋介石遗嘱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时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光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印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唯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勘矢勇，毋怠勿忽。
蒋中正
1975年3月29日
4月5日，是中国的清明节。早上，当蒋经国前来请安时，蒋介石已经起床坐在轮椅上，面带笑容。蒋介石问起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张伯苓生于1876年，按照中国习惯，1975年是他百岁诞辰。张伯苓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就读时的校长，后来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51年病逝于天津。
到了下午，据医疗小组报告：
腹部不适，同时小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公心脏功能欠佳，因之血液循环不畅，体内组织可能有积水现象，于是授以少量之利尿剂，此使蒋公排出500CC之小便。下午4时许，小睡片刻。
可是，到了晚上8时半，蒋经国前来探望父亲时，发觉情况有变。医疗小组的报告如下：
下午8时一刻，病情恶化。医生发现老人脉搏又突然转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两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于是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然而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须赖电击以中止不正常心律，脉搏、血压巳不能测出。
至11时30分许，蒋公双目瞳孔已经放大，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最后乃应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脏，刺激心脏，但回天乏术。
蒋介石死后，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
4月28日，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蒋介石先前所任是国民党总裁，据蒋经国解释，自他父亲去世后没有再设总裁，以资纪念。这样，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也就由孙中山时称总理，到蒋介石时称总裁，到蒋经国时称主席，三易其名。病危的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对于蒋介石之死，毛泽东反应冷淡，远不及当年他在保安时听说张学良拘捕了蒋介石时那么兴奋。因为在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是毛泽东的头号大敌；而此时此际，在毛泽东的眼里，蒋介石只不过是“滚到一群海岛上”的“穷寇”罢了。所以，毛泽东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哦，他死了。”
在蒋介石死后半年多，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病逝。
周恩来在人民中间享有极高声望。这样，在1976年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花圈堆积似山。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下令连夜运走花圈，激怒了北京群众，由此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江青在镇压那些怀念周恩来的群众时，有一荒唐的借口。江青说，那些花圈不是悼念周恩来，而是悼念蒋介石的——因为这年清明节正是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的日子！
这时的毛泽东，已是重病缠身。他说话含糊不清，写字手已发抖。
在1975年10月21日，基辛格又一次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布什当时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陪同基辛格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一见面，就向他们说了一句惊人的话：“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
布什在他的《布什自传》中，写道：“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说出这种话，真使人大吃一惊。”
其实，毛泽东说的是真话。
两个多月后，即1975年除夕，毛泽东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朱莉这么写道：“毛主席被疾病折磨得眉蹙嘴歪，而且是筋疲力尽了。”
1976年2月，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再访北京，又晤毛泽东。尼克松写道：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患了。
尼克松还写及病中毛泽东的倔强细节：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门口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在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电视中出现的毛泽东，面容憔悴，甚至还出现一闪而过取纸头揩口角垂下的口水的镜头。从那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接待外宾，再也没有在电视中出现。
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经全力抢救，这才保住了生命。
7月6日，朱德在北京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朱已不在，毛将焉附？”
毛泽东在病榻上吟哦南北朝瘐信的《枯树赋》：
“此树婆婆，垂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自比枯树，毛泽东不胜感慨。
毛泽东虽知余日不多，却未写遗嘱之类。他只是给他最后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写了歪歪扭扭的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
他没有签名，没有署明日子，虽说那字仍可看出是“毛体”。
9月2日，毛泽东病情恶化。
9月5日，毛泽东病情转重。
9月8日，毛泽东已病危。
9月8日晚7时10分，毛泽东呼吸变得急促。他低声地对身边的护士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这句话，成为他毕生的最后一句话。
医生赶紧给毛泽东的鼻孔里插输氧管。毛泽东的呼吸开始平静，但却昏迷过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全部赶到，在毛泽东住处的过道里，观看电视荧屏显示的毛泽东心电波曲线。
9月9日零时10分，那曲线在颤动了几下之后，变成了一根直线。毛泽东的一生，从此画上了句号。
这天，台湾模仿大陆“文革”中人人佩戴毛泽东像章的做法，在这天发行了“蒋总统万岁”的纪念章。另外，这天台湾向大陆飘送许多巨型气球，把一千万张蒋介石的相片送往大陆。
1975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新年文告，依然念念不忘光复大陆。
蒋介石在病中，一直写《病中随笔》。他写道：“国际间变化不测，万事未可逆料。但吾人已作最恶劣之打算与充分之准备，必能独立生存于世界。”
显而易见，蒋介石是针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大变化而发出的感慨。蒋介石还写道：“切勿存有依赖心理和失败主义，不顾本身之力量专靠看外人之眼色，以免重蹈大陆沦陷之覆辙。”
1975年1月9日夜，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虽经抢救转危为安，但已预示着他的来日不多了。此后，他因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3月29日，蒋介石自知不久于人世，便仿照孙中山临终的做法，在台北草山别墅口授遗嘱，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笔录。
蒋介石遗嘱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时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从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光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印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唯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勘矢勇，毋怠勿忽。
蒋中正
1975年3月29日
4月5日，是中国的清明节。早上，当蒋经国前来请安时，蒋介石已经起床坐在轮椅上，面带笑容。蒋介石问起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张伯苓生于1876年，按照中国习惯，1975年是他百岁诞辰。张伯苓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就读时的校长，后来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1951年病逝于天津。
到了下午，据医疗小组报告：
腹部不适，同时小便量减少。医疗小组认为蒋公心脏功能欠佳，因之血液循环不畅，体内组织可能有积水现象，于是授以少量之利尿剂，此使蒋公排出500CC之小便。下午4时许，小睡片刻。
可是，到了晚上8时半，蒋经国前来探望父亲时，发觉情况有变。医疗小组的报告如下：
下午8时一刻，病情恶化。医生发现老人脉搏又突然转慢，当即施行心脏按摩及人工呼吸，并注射药物等急救，一两分钟后，心脏跳动及呼吸即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又停止跳动，于是再施行心脏按摩、人工呼吸及药物急救，然而此次效果不佳，心脏虽尚时跳时停，呼吸终未恢复，须赖电击以中止不正常心律，脉搏、血压巳不能测出。
至11时30分许，蒋公双目瞳孔已经放大，急救工作仍继续施行，曾数次注入心脏刺激剂，最后乃应用电极直接刺入心脏，刺激心脏，但回天乏术。
蒋介石死后，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总统。
4月28日，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蒋介石先前所任是国民党总裁，据蒋经国解释，自他父亲去世后没有再设总裁，以资纪念。这样，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也就由孙中山时称总理，到蒋介石时称总裁，到蒋经国时称主席，三易其名。病危的毛泽东给华国锋写了“你办事，我放心”对于蒋介石之死，毛泽东反应冷淡，远不及当年他在保安时听说张学良拘捕了蒋介石时那么兴奋。因为在西安事变时，蒋介石是毛泽东的头号大敌；而此时此际，在毛泽东的眼里，蒋介石只不过是“滚到一群海岛上”的“穷寇”罢了。所以，毛泽东只是轻轻说了一句：“哦，他死了。”
在蒋介石死后半年多，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在北京病逝。
周恩来在人民中间享有极高声望。这样，在1976年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花圈堆积似山。
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下令连夜运走花圈，激怒了北京群众，由此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江青在镇压那些怀念周恩来的群众时，有一荒唐的借口。江青说，那些花圈不是悼念周恩来，而是悼念蒋介石的——因为这年清明节正是蒋介石逝世一周年的日子！
这时的毛泽东，已是重病缠身。他说话含糊不清，写字手已发抖。
在1975年10月21日，基辛格又一次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当时中美尚未建交，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布什当时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陪同基辛格一起来到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一见面，就向他们说了一句惊人的话：“我不久要归天了，我已经接到了上帝的请柬。”
布什在他的《布什自传》中，写道：“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国家的领袖说出这种话，真使人大吃一惊。”
其实，毛泽东说的是真话。
两个多月后，即1975年除夕，毛泽东接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儿朱莉。朱莉这么写道：“毛主席被疾病折磨得眉蹙嘴歪，而且是筋疲力尽了。”
1976年2月，因“水门事件”而下台的尼克松再访北京，又晤毛泽东。尼克松写道：
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严重恶化了。他的话语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话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患了。
尼克松还写及病中毛泽东的倔强细节：
由于帕金森氏病的侵袭，毛泽东的行动当时已很困难。他不再是体魄健壮的人了。这位八十三岁的、步履蹒跚的农民，现在变成了一个拖着步子的老人。毛泽东像晚年丘吉尔那样，仍旧非常自尊。我们谈话结束时，他的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让他和我一起朝门口走去。但是，当电视镜头和聚光灯对着我们，要录下我和他最后握手的镜头时，毛泽东推开他的助手，独自站在门口和我们告别。
在1976年5月27日，毛泽东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巴基斯坦总理布托。电视中出现的毛泽东，面容憔悴，甚至还出现一闪而过取纸头揩口角垂下的口水的镜头。从那以后，毛泽东再也没有接待外宾，再也没有在电视中出现。
6月初，毛泽东突然心肌梗塞，经全力抢救，这才保住了生命。
7月6日，朱德在北京去世。毛泽东叹道：“朱毛、朱毛，朱已不在，毛将焉附？”
毛泽东在病榻上吟哦南北朝瘐信的《枯树赋》：
“此树婆婆，垂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自比枯树，毛泽东不胜感慨。
毛泽东虽知余日不多，却未写遗嘱之类。他只是给他最后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写了歪歪扭扭的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
他没有签名，没有署明日子，虽说那字仍可看出是“毛体”。
9月2日，毛泽东病情恶化。
9月5日，毛泽东病情转重。
9月8日，毛泽东已病危。
9月8日晚7时10分，毛泽东呼吸变得急促。他低声地对身边的护士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这句话，成为他毕生的最后一句话。
医生赶紧给毛泽东的鼻孔里插输氧管。毛泽东的呼吸开始平静，但却昏迷过去。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们全部赶到，在毛泽东住处的过道里，观看电视荧屏显示的毛泽东心电波曲线。
9月9日零时10分，那曲线在颤动了几下之后，变成了一根直线。毛泽东的一生，从此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