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节 中共定下“和平解决”、“放蒋”方针
12月19日，在保安那孔（陕北人以“孔”为窑洞的量词）石窑洞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围坐在一起，召开会议。依然由张闻天主持会议，依然由毛泽东作报告，会议气氛却与六天前——13日的会议截然不同。那次会议，议论纷纷，意见分歧；这次会议，众说一致，作出了明确的决策。其中的原因，如张闻天所言，“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显露得）更充分”。
前文曾提及，周恩来告诉过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巾最困难的决定。”周恩来所说的“一星期”，也就是12月12日至19日。在19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终于作出了“最用难的决定”，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
毛泽东喜欢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二十多年后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曾说及“乱子有二重性”。此时，他也谈“二重性”，说两安事变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另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大爆发和延长的危险。
毛泽东以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即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前途。
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二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
通过对“二重性”、“两种前途”、“分两手”的分析，毛泽东最后提出中共的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这一回，张闻天的讲话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他明确地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显而易见，他批评了毛泽东在上次会议上的意见。
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通电》和《指示》。
《通电》由毛泽东起草，《指示》由张闻天起草。毛泽东作了说明：“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
《通电》，即《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于当日发出。《通电》提及蒋介石时，不像前几天直呼“蒋介石”或“蒋氏”，而是称之为“蒋介石先生”。
《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明显地不再强调“以西安为中心”了，而且所开的是“和平会议”，不是“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是中共党内指示，不公开发表，亦于当日发出。由于系内部文件，《指示》写得更为明白，提出中共“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提及蒋介石时，称之为“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
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核心，便是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当天，毛泽东便致电潘汉年，全文如下：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泽东
皓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翌日上午10时，宋子文飞抵西安，张学良和端纳前往机场迎接。穿了一身笔挺西装的宋子文，戴着黑框眼镜和花领带，见到了蒋介石，使蒋介石大为激动。
宋子文带来宋美龄致蒋介石的信，其中写道：“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共生死。”此信表明，宋美龄仍把西安事态看得颇为严重，连蒋介石读到这里都哭了！
宋子文得知周恩来已在西安，便道：“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周恩来马上托人转告与他一晤。和宋子文同来的郭增恺，也建议他与周恩来一谈。可是，宋子文生怕跟周恩来见面会给何应钦抓住把柄，就派郭增恺去见周恩来。
郭增恺向周恩来转达了宋子文的话，说宋子文早就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
周恩来则请郭增恺向宋子文传话：“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宋子文原本最为担心的是中共不肯饶蒋，听了传来的周恩来的话，大为兴奋，认为和平谈判就有了指望。宋子文在西安只逗留一夜，21日中午，他和端纳急急飞往南京。
也就在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又进一步放宽了处置蒋介石的“尺寸”。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提出了五项条件，请周恩来与张、杨商谈，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电报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表明，如果蒋介石答应五项条件，便放蒋！
这样，毛泽东由“审蒋”、“罢蒋”转到“逼蒋抗日”，转到答应条件可以“放蒋”了！宋美龄终于飞往“虎穴”12月22日下午，上海的《大美晚报》刚在报摊上露面，便销售一空。
这一天，晚报占了“大便宜”——因为头版头条要闻发生在这天上午，所有的当天的日报都已来不及刊登。
《大美晚报》的大字标题，引人注目：
宋子文宋美龄
今晨离京飞陕
径赴西安过洛不停
行前孔邸曾有会议
宋子文21日匆匆飞回南京，带回周恩来的口信，使宋美龄打消了疑虑。
也就在21日，潘汉年收到毛泽东电报，要他迅告陈立夫。宋美龄马上从陈立夫那里，得知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电报原文如下：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泽东
来自周恩来一宋子文以及毛泽东一潘汉年一陈立夫的重要信息，汇聚到宋美龄那里。宋美龄下定了飞往西安的决心。
22日上午11时30分，两架三引擎的飞机从南京起飞，机上载着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蒋鼎文。这天天气格外晴朗，仿佛意味着好兆头。
上穿银狐领大衣、下穿高跟皮靴，宋美龄在飞机上不时观看着舱外。当飞机经过洛阳上空时，她见到机场上停着一排轰炸机，顿时收紧了心。飞机在洛阳降落时并非如《大美晚报》所称“过洛不停”，宋美龄再三关照洛阳空军将领，未得蒋委员长命令，不能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飞机再度起飞，当她见到被晶莹的冰雪覆盖着的华山时，知道离西安不远了。
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宋美龄拿出手枪交给端纳。她说：“如果下了飞机，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
飞机降落后，刚一停稳，便见张学良登机迎接，宋美龄的脸上浮现了笑容。
宋美龄一到，便驱车前往高公馆，探望蒋介石。那时，蒋介石尚不知宋美龄来，正卧床养伤。当宋美龄人内，蒋介石惊呼：“余妻真来耶？君人虎穴矣！”
宋美龄的到达，开始了西安和平谈判。用宋美龄后来的话来说：“西变局势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起了墙，而我盖上了顶。”
蒋介石对宋美龄、宋子文谈了关于谈判的意见：“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蒋介石的这些意见，表明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不过，他又附加了两个条件：第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第二，商定的条件，他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而是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
第一条表明蒋介石很注意保持最高领袖的架势。倘若他出面谈判，势必降低了他的身份。第二条则表明了蒋介石政治手腕的老练，不愿留任何文字性东西在对方手中，以免日后成为把柄。
前文曾提及，周恩来告诉过王炳南：“我们有一星期没睡觉……这是我们一生巾最困难的决定。”周恩来所说的“一星期”，也就是12月12日至19日。在19日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终于作出了“最用难的决定”，解决了最棘手的问题。
毛泽东喜欢从哲学的角度分析问题。二十多年后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曾说及“乱子有二重性”。此时，他也谈“二重性”，说两安事变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光明的方面，“能更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另一方面是黑暗的方面，因为捉蒋，南京“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内战有大爆发和延长的危险。
毛泽东以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即胜利的前途和失败的前途。
为了争取胜利的前途，毛泽东提出，中共应该“分两手”：一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二是“把阵线整理好，打击讨伐派”。
通过对“二重性”、“两种前途”、“分两手”的分析，毛泽东最后提出中共的方针是“和平调停，使内战结束”。
这一回，张闻天的讲话与毛泽东完全一致。他明确地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显而易见，他批评了毛泽东在上次会议上的意见。
这次会议产生了两个文件，即《通电》和《指示》。
《通电》由毛泽东起草，《指示》由张闻天起草。毛泽东作了说明：“现在发表的《通电》与前次的《通电》是有区别的，更站在第三者立场上说公道话。”
《通电》，即《中共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于当日发出。《通电》提及蒋介石时，不像前几天直呼“蒋介石”或“蒋氏”，而是称之为“蒋介石先生”。
《通电》建议“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明显地不再强调“以西安为中心”了，而且所开的是“和平会议”，不是“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指示》，即《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是中共党内指示，不公开发表，亦于当日发出。由于系内部文件，《指示》写得更为明白，提出中共“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提及蒋介石时，称之为“南京最高负责人蒋介石”。
1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核心，便是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当天，毛泽东便致电潘汉年，全文如下：汉年同志：
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毛泽东
皓
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翌日上午10时，宋子文飞抵西安，张学良和端纳前往机场迎接。穿了一身笔挺西装的宋子文，戴着黑框眼镜和花领带，见到了蒋介石，使蒋介石大为激动。
宋子文带来宋美龄致蒋介石的信，其中写道：“如果三天之内子文不回南京，我必定到西安跟你共生死。”此信表明，宋美龄仍把西安事态看得颇为严重，连蒋介石读到这里都哭了！
宋子文得知周恩来已在西安，便道：“周恩来一来，事情就难办了。”
周恩来马上托人转告与他一晤。和宋子文同来的郭增恺，也建议他与周恩来一谈。可是，宋子文生怕跟周恩来见面会给何应钦抓住把柄，就派郭增恺去见周恩来。
郭增恺向周恩来转达了宋子文的话，说宋子文早就认为：“共产党不是武力所能消灭的，蒋想靠武力灭共，才有今天。”
周恩来则请郭增恺向宋子文传话：“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
宋子文原本最为担心的是中共不肯饶蒋，听了传来的周恩来的话，大为兴奋，认为和平谈判就有了指望。宋子文在西安只逗留一夜，21日中午，他和端纳急急飞往南京。
也就在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又进一步放宽了处置蒋介石的“尺寸”。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提出了五项条件，请周恩来与张、杨商谈，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条件。电报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下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这表明，如果蒋介石答应五项条件，便放蒋！
这样，毛泽东由“审蒋”、“罢蒋”转到“逼蒋抗日”，转到答应条件可以“放蒋”了！宋美龄终于飞往“虎穴”12月22日下午，上海的《大美晚报》刚在报摊上露面，便销售一空。
这一天，晚报占了“大便宜”——因为头版头条要闻发生在这天上午，所有的当天的日报都已来不及刊登。
《大美晚报》的大字标题，引人注目：
宋子文宋美龄
今晨离京飞陕
径赴西安过洛不停
行前孔邸曾有会议
宋子文21日匆匆飞回南京，带回周恩来的口信，使宋美龄打消了疑虑。
也就在21日，潘汉年收到毛泽东电报，要他迅告陈立夫。宋美龄马上从陈立夫那里，得知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电报原文如下：
汉年同志：
即向陈立夫先生等提出下列要求，征其同意。
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和平解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
（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
（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
（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
（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
（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结果如何，速以电报答复。
毛泽东
来自周恩来一宋子文以及毛泽东一潘汉年一陈立夫的重要信息，汇聚到宋美龄那里。宋美龄下定了飞往西安的决心。
22日上午11时30分，两架三引擎的飞机从南京起飞，机上载着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蒋鼎文。这天天气格外晴朗，仿佛意味着好兆头。
上穿银狐领大衣、下穿高跟皮靴，宋美龄在飞机上不时观看着舱外。当飞机经过洛阳上空时，她见到机场上停着一排轰炸机，顿时收紧了心。飞机在洛阳降落时并非如《大美晚报》所称“过洛不停”，宋美龄再三关照洛阳空军将领，未得蒋委员长命令，不能派飞机去西安轰炸。飞机再度起飞，当她见到被晶莹的冰雪覆盖着的华山时，知道离西安不远了。
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了一会儿。宋美龄拿出手枪交给端纳。她说：“如果下了飞机，遇军队哗噪无法控制时，即以此杀我，万勿迟疑！”
飞机降落后，刚一停稳，便见张学良登机迎接，宋美龄的脸上浮现了笑容。
宋美龄一到，便驱车前往高公馆，探望蒋介石。那时，蒋介石尚不知宋美龄来，正卧床养伤。当宋美龄人内，蒋介石惊呼：“余妻真来耶？君人虎穴矣！”
宋美龄的到达，开始了西安和平谈判。用宋美龄后来的话来说：“西变局势是端纳奠了基，宋子文起了墙，而我盖上了顶。”
蒋介石对宋美龄、宋子文谈了关于谈判的意见：“改组政府，三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国民党，同意联俄联共。”
蒋介石的这些意见，表明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不过，他又附加了两个条件：第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第二，商定的条件，他不作任何书面签字，而是以“领袖的人格”来保证。
第一条表明蒋介石很注意保持最高领袖的架势。倘若他出面谈判，势必降低了他的身份。第二条则表明了蒋介石政治手腕的老练，不愿留任何文字性东西在对方手中，以免日后成为把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