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纪实传记
>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 第八节 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第八节 王稼祥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信中提及的“我的思想”、“我的体系”“不是鼓吹的时候”，是因为已经有人在提“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名叫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2年2月18日、19日，张如心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又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久，陈毅在为纪念中共建立二十一周年而写的《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提及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议，进行实她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也就在陈毅的文章发表的同时，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
社论说：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雏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
社论指出，毛泽东“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有着许多新的创造，给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与充实，使之更加适应于中国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
社论还说，“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斗争，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些斗争中巩固了党和党的正确路线，同时更加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
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刚吃过晚饭，听见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住的窑洞与王稼祥住的窑洞离得很近，他和江青朝这边走过来。王稼祥和朱仲丽赶紧迎上去。王稼祥的窑洞门口，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四个人就在那里坐了下来。
据朱仲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便说明来意：“建党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战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
毛泽东和江青走后，王稼祥就开始忙起来。朱仲丽记得，王稼祥那几天一直在思索，在写写勾勾。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王稼祥终于写出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王稼祥的文章，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指出这“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历史，大致上就是毛泽东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内容。
然而，王稼祥对这二十二年的中共党史加以概括，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泽东主义”。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加以论述：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塞维克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让他送到毛泽东那里。
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
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朱仲丽见天色渐晚，便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
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
几天之后，王稼样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中全文发表。这时，《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是博古。
就在王稼祥的文章发表的前两天——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刘少奇在文章中指出：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算清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这里，刘少奇提及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
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1948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以同意，在“文革”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以同意。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人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在逐渐升温：
1942年的“七一”，《晋察冀日报》发表号召“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
1943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加以论述。
1944年的“七一”，红缎子封面上烫着五个金色大字的《毛泽东选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呼声日益强烈之际，毛泽东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们注目。
最初，毛泽东的著作零零散散地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者作为党内文件印行，或者单篇印成小册子。
最为“豪华”的，要算是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国际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用红绸封面精印。
在延安，印行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
毛泽东的最初的选集是延安印行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当然那只是收入毛泽东一小部分著作。1942年出过《毛泽东言论选集》，也只是收入他的《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五篇著作。
邓拓自从1942年“七一”发表了那篇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之后，就立下宏愿，即为毛泽东编一本比较完整的选集。
1944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邓拓编选，由《晋察冀日报》出版《毛泽东选集》。经向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王稼祥）请示，获得了同意。
这样，邓拓就着手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挑起这一重任的邓拓，那时三十二岁。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邓子健。1929年，他人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翌年加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两度被捕。
1937年春，邓子健终于出狱。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西方有巨人，吾将往从之。”于是他前往中国西部，寻觅“巨人”，进入了晋察冀红色区域。从此，他将“开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邓拓。
邓拓有着倚马可待的文才。他进入红区，负责主持《抗敌报》。此报在1940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改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便成为社长兼总编（后来张春桥成为副总编）。报社社长驻河北阜平城南庄附近马兰村，后来邓拓取谐音“马南邨”为笔名，为《北京晚报》写专栏文章《燕山夜话》。
邓拓曾写过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记述当年办《晋察冀日报》的勃勃雄风：
笔阵开边塞，
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
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
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
浩荡入关东。
邓拓敬仰“巨人”毛泽东，悉心收集毛泽东散见于各报刊的著作。正因为这样，当他受命编选《毛泽东选集》，很快就选出了毛泽东的二十九篇文章，约五十万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著；第二卷十一篇，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著；第三卷三篇，关于战争与军事的论著；第四卷三篇，关于财政经济的论著；第五卷七篇，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著，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精心排印出了《毛泽东选集》。邓拓亲自担任校对。
此书第一版印平装本四千册。另外，还印了一百册精装本，用红缎或蓝缎作封面，烫上金字，颇有气派。
《毛泽东选集》的首页，用铜版精印毛泽东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
邓拓为《毛泽东选集》写了《编者的话》：
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在1944年5月定稿付排，“七一”时就出书了。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四千册不胫而走，不断重印。
1947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主编新版《毛泽东选集》，共六卷，六十余万言，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前面曾提及的收入遵义会议决议的《毛泽东选集》，则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1948年出版的另一种版本。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使人们对于毛泽东思想有了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这样，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又进了一步。此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的宣传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邓拓，而是刘少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1945年4月23日下午，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一片喜庆气氛。
精心而特殊的会场布置，形象地显示了毛泽东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主席台正中，以往悬挂马克思像、列宁像的地方，如今高悬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主席台上方，一行红底黄字更为醒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画像两侧插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二十四年不平凡的历程。
两侧的墙上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在字。后墙上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三次在大会上讲话：一是在开幕式上致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二是翌日作长篇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三是在6月11日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中共“七大”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离中共“六大”则已经整整十七年！
眼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长条木靠椅上，坐着七百多名代表，代表着一百二十一万中共党员——如此众多的中共党员，使中共成为仅次于苏共的世界第二大的共产党。
这时的红色区域，称为解放区，已拥有将近一亿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
军队已不叫红军，而称为“八路军”、“新四军”，共达九十一万人。此外，还有民兵二百二十万。
今非昔比，跟十一年前的广昌之败、湘江惨败，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赢得了全党的拥护，是因为他领导中共走出了困境，走到了今日的胜利。
在中共“七大”之前，曾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这次大会作准备。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一次破纪录的漫长的会议，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断断续续，竟开了十一个月之久，直至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得那么长，是在于中央委员们对中共二十四年的历史进行了仔细讨论。由任弼时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文件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经由全会通过。这份决议，后来作为附录被收入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三万余言，对中共二十四年来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作出了结论。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批判了一右三“左”，肯定了毛泽东的路线。
所谓一右三“左”，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样，就对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进行了概括。决议高度赞扬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对刘少奇单独进行了表扬：“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目标与思想同样是一个典范。”
正是分清了二十四年中共党史上的是非曲直，中共“七大”得以顺利举行。毛泽东为中共“七大”定下了八家方针：“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以极为热忱的语言，赞扬了毛泽东，赞扬了毛泽东思想。他的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一百零五次：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刘少奇还指出：
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
刘少奇强调道：
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中共“七大”修改了党章，把“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根据新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从此，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直至他去世。
新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这五人成为中共新的领导核心。内中，任弼时因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严重，于1950年10月27日病逝。毛、朱、刘、周这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只是后来变成毛、刘、周、朱。他们被称为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领袖。领导核心的稳定，保持着党的稳定。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中共的一位理论工作者，名叫张如心。他在1941年3月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提出党的教育人才“应该是忠实于列宁、斯大林的思想，忠实于毛泽东同志的思想。”
1942年2月18日、19日，张如心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又发表《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一文，提出毛泽东的理论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策略正是马列主义理论和策略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封建社会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就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
不久，陈毅在为纪念中共建立二十一周年而写的《伟大的二十一年》一文中，提及了毛泽东的“思想体系”：
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辗转游击湘赣粤闽四省之间，进行苏维埃的红军建议，进行实她的中国社会的调查，主张以科学头脑、科学方法对待马列主义中国化问题，主张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有了更具体完整的创获，正确的思想体系开始创立。
也就在陈毅的文章发表的同时，1942年7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刊出社论：《纪念七一，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
社论是由社长兼总编邓拓亲自撰写的。
社论说：
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领导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的伟大革命斗争，所以能够成为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全面巩固的广大群众性的坚强有力的布尔什雏克党，就因为有了毛泽东主义。
社论指出，毛泽东“在其理论与实践中，有着许多新的创造，给了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革命理论以更进一步的具体化与充实，使之更加适应于中国与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
社论还说，“毛泽东同志领导了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斗争，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一直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在这些斗争中巩固了党和党的正确路线，同时更加确立了毛泽东主义的科学思想方法”。
社论号召“深入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真正灵活地把毛泽东主义的理论与策略，应用到一时一地的每一个具体问题中去”。
一年之后，在中共二十二周年诞辰即将来临之际，1943年6月下旬，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刚吃过晚饭，听见警卫员前来报告；“毛主席来了！”
毛泽东住的窑洞与王稼祥住的窑洞离得很近，他和江青朝这边走过来。王稼祥和朱仲丽赶紧迎上去。王稼祥的窑洞门口，有一张石桌四个石凳，四个人就在那里坐了下来。
据朱仲丽回忆，那天四个人聊了几句之后，毛泽东便说明来意：“建党的二十二周年快要到了，抗战六周年也快到了，你能不能写一篇纪念文章？”王稼祥当即一口答应下来。于是，毛泽东跟王稼祥谈了起来，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谈抗日战争，谈了很久。
毛泽东和江青走后，王稼祥就开始忙起来。朱仲丽记得，王稼祥那几天一直在思索，在写写勾勾。大约经过一个星期，王稼祥终于写出一篇七千多字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
王稼祥的文章，详细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二年的历史，指出这“也是寻找、确定和充实中国民族解放正确道路的历史”。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二十二年历史，大致上就是毛泽东那天跟他一起研究的内容。
然而，王稼祥对这二十二年的中共党史加以概括，明确地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已不再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也不是“毛泽东主义”。王稼祥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加以论述：
中国民族解放整个过程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正确道路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其著作中与实践中所提出的道路。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克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它是创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它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布尔塞维克主义。
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研究了中国的现实，积蓄了中共二十二年的实际经验，经过了党内党外曲折斗争而形成起来的。
王稼祥写毕，把手稿交给警卫员张志，让他送到毛泽东那里。
又是傍晚，毛泽东从他的窑洞来到王稼祥那里。依然坐在石凳上，谈及了对王稼祥文章的意见。
在两个月前，毛泽东在给凯丰的信中，曾说过“我的思想（马列）自觉没有成熟”。此时，由于王稼祥的坚持，他还是同意了文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毛泽东说：“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是马克思、列宁的学生，怎么可以跟他们并列？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列宁有列宁主义，我不能提‘毛泽东主义’。我没有‘主义’。我的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你们一定要提，还是你提的‘毛泽东思想’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嘛，不能随便地提‘主义’。不过，我仍然以为，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我还没有成熟。这不是谦虚，事实如此。”
朱仲丽见天色渐晚，便请毛泽东在他们家吃晚饭。毛泽东笑道：“可惜你们家的菜里没有辣椒！”
毛泽东在大笑声中离去。
几天之后，王稼样的文章在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中全文发表。这时，《解放日报》的社长兼总编是博古。
就在王稼祥的文章发表的前两天——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刘少奇在文章中指出：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应该用心研究二十二年来中国党的历史经验，应该用心研究与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及其他方面的学说，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算清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
这里，刘少奇提及的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
这样，“毛泽东思想”一词的首创权，便属于王稼祥——尽管在他之前，已有很多类似的提法。特别是邓拓所写的社论，是早年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文章，只是他所提的“毛泽东主义”（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思想”）未被毛泽东所接受。1948年，吴玉章也曾提出“毛泽东主义”，毛泽东未予以同意，在“文革”中，红卫兵重新起用“毛泽东主义”一词，毛泽东仍不予以同意。
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表明毛泽东作为中共领袖，已日渐进人成熟的阶段，即形成一整套自己的思想体系，有了一整套自己的理论、策略、方针。邓拓编选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一年又一年的“七一”，对于毛泽东的宣传在逐渐升温：
1942年的“七一”，《晋察冀日报》发表号召“全党学习掌握毛泽东主义”的社论。
1943年的“七一”，王稼祥首次提出“毛泽东思想”并加以论述。
1944年的“七一”，红缎子封面上烫着五个金色大字的《毛泽东选集》出版了！
著作是思想的载体。在宣传毛泽东思想、学习毛泽东思想呼声日益强烈之际，毛泽东的著作也就日益受到人们注目。
最初，毛泽东的著作零零散散地发表在报纸、杂志上，或者作为党内文件印行，或者单篇印成小册子。
最为“豪华”的，要算是遵义会议之后，共产国际曾在莫斯科印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用红绸封面精印。
在延安，印行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单行本。
毛泽东的最初的选集是延安印行的《毛泽东救国言论选》，当然那只是收入毛泽东一小部分著作。1942年出过《毛泽东言论选集》，也只是收入他的《论新阶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五篇著作。
邓拓自从1942年“七一”发表了那篇关于“毛泽东主义”的社论之后，就立下宏愿，即为毛泽东编一本比较完整的选集。
1944年初，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聂荣臻和副书记程子华、刘澜涛决定委托邓拓编选，由《晋察冀日报》出版《毛泽东选集》。经向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毛泽东、副主任王稼祥）请示，获得了同意。
这样，邓拓就着手编选中国第一部《毛泽东选集》。
挑起这一重任的邓拓，那时三十二岁。他是福建福州人氏，本名邓子健。1929年，他人上海光华大学政治法律系，翌年加人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两度被捕。
1937年春，邓子健终于出狱。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称：“西方有巨人，吾将往从之。”于是他前往中国西部，寻觅“巨人”，进入了晋察冀红色区域。从此，他将“开拓新的生活”，因此改名邓拓。
邓拓有着倚马可待的文才。他进入红区，负责主持《抗敌报》。此报在1940年11月7日（苏联“十月革命节”）改为《晋察冀日报》，邓拓便成为社长兼总编（后来张春桥成为副总编）。报社社长驻河北阜平城南庄附近马兰村，后来邓拓取谐音“马南邨”为笔名，为《北京晚报》写专栏文章《燕山夜话》。
邓拓曾写过一首诗《勖报社诸同志》，记述当年办《晋察冀日报》的勃勃雄风：
笔阵开边塞，
长年钩剪风。
启明星在望，
抗敌气如虹。
发奋挥毛剑，
奔腾起万雄。
文旗随战鼓，
浩荡入关东。
邓拓敬仰“巨人”毛泽东，悉心收集毛泽东散见于各报刊的著作。正因为这样，当他受命编选《毛泽东选集》，很快就选出了毛泽东的二十九篇文章，约五十万字，分成五卷；第一卷五篇，关于国家与革命的论著；第二卷十一篇，关于统一战线的论著；第三卷三篇，关于战争与军事的论著；第四卷三篇，关于财政经济的论著；第五卷七篇，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著，在当时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晋察冀日报》印刷厂精心排印出了《毛泽东选集》。邓拓亲自担任校对。
此书第一版印平装本四千册。另外，还印了一百册精装本，用红缎或蓝缎作封面，烫上金字，颇有气派。
《毛泽东选集》的首页，用铜版精印毛泽东在延安的近照，下印一行字：“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
邓拓为《毛泽东选集》写了《编者的话》：
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了我们：要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党同志必须彻底地团结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
一切干部，一切党员虚心和细心地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学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这是异常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选集》在1944年5月定稿付排，“七一”时就出书了。
《毛泽东选集》第一版四千册不胫而走，不断重印。
1947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主编新版《毛泽东选集》，共六卷，六十余万言，由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发行。前面曾提及的收入遵义会议决议的《毛泽东选集》，则是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在1948年出版的另一种版本。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使人们对于毛泽东思想有了全面的系统的认识。这样，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又进了一步。此时，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最主要的宣传者，不是王稼祥，不是邓拓，而是刘少奇。“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中共“七大”1945年4月23日下午，延安杨家岭的中央大礼堂，一片喜庆气氛。
精心而特殊的会场布置，形象地显示了毛泽东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主席台正中，以往悬挂马克思像、列宁像的地方，如今高悬毛泽东和朱德的大幅画像。主席台上方，一行红底黄字更为醒目：“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画像两侧插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走过二十四年不平凡的历程。
两侧的墙上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八个在字。后墙上写着“同心同德”四个大字。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这时毛泽东已是中国共产党众望所归的领袖。他三次在大会上讲话：一是在开幕式上致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二是翌日作长篇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三是在6月11日致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
中共“七大”离遵义会议已有十个年头，离中共“六大”则已经整整十七年！
眼下，在杨家岭中央礼堂的长条木靠椅上，坐着七百多名代表，代表着一百二十一万中共党员——如此众多的中共党员，使中共成为仅次于苏共的世界第二大的共产党。
这时的红色区域，称为解放区，已拥有将近一亿人口——九千五百五十万。
军队已不叫红军，而称为“八路军”、“新四军”，共达九十一万人。此外，还有民兵二百二十万。
今非昔比，跟十一年前的广昌之败、湘江惨败，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赢得了全党的拥护，是因为他领导中共走出了困境，走到了今日的胜利。
在中共“七大”之前，曾召开了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为这次大会作准备。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一次破纪录的漫长的会议，从1944年5月21日开始，断断续续，竟开了十一个月之久，直至1945年4月20日才结束。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开得那么长，是在于中央委员们对中共二十四年的历史进行了仔细讨论。由任弼时主持，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历史文件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经由全会通过。这份决议，后来作为附录被收入1953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长达三万余言，对中共二十四年来错综复杂的党内斗争作出了结论。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批判了一右三“左”，肯定了毛泽东的路线。
所谓一右三“左”，就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这样，就对遵义会议以前的中共党史进行了概括。决议高度赞扬了“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指出“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
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还对刘少奇单独进行了表扬：“刘少奇同志关于白区工作的目标与思想同样是一个典范。”
正是分清了二十四年中共党史上的是非曲直，中共“七大”得以顺利举行。毛泽东为中共“七大”定下了八家方针：“团结一致，争取胜利。”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以极为热忱的语言，赞扬了毛泽东，赞扬了毛泽东思想。他的报告中，提到毛泽东的名字达一百零五次：
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的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刘少奇还指出：
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
刘少奇强调道：
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中共“七大”修改了党章，把“毛泽东思想”载入党章：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从此，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根据新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从此，毛泽东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直至他去世。
新选出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这五人成为中共新的领导核心。内中，任弼时因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严重，于1950年10月27日病逝。毛、朱、刘、周这四人核心，一直保持到“文革”前夕——只是后来变成毛、刘、周、朱。他们被称为中共第一代成熟的领袖。领导核心的稳定，保持着党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