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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红都瑞金在大兴土木

  就在“中华共和国”首都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正召开重要会议——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自从1931年1月7日花了一天时间在上海匆匆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已经整整三年没有开过中共中央全会了。

  会议在瑞金沙洲坝老茶亭的“中央大礼堂”举行。

  那时的老茶亭,大兴土木,坐落在那里的“中央大礼堂”,简直成了瑞金的“人民大会堂”。

  “中央大礼堂”是1933年8月动工修建的。据说,半边由来自福建的红军建造,半边由来自江西的红军建造,双方开展劳动竞赛,你追我赶,才三个多月工夫就落成了。这座大礼堂系土木结构,八角形,看上去像顶红军八角帽,颇为别致。礼堂里开了好多窗,装上玻璃,相当明亮,在山沟沟里算是很不错的“现代化”建筑了。礼堂分两层,一排排长条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称“大”礼堂。

  那时,瑞金叶坪也在大兴土木,那里的一大片空地,原是“提灯游行”后举行联欢会的地方,如今修整成了一个广场——瑞金的“天安门广场”!

  1933年冬,广场上一片热闹景象,一群新的建筑物正在施工。

  广场上最为忙碌的人物是钱壮飞。钱壮飞跟潘汉年一样,也是一位充满神秘色彩而又精明强干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是浙江吴兴县人。1914年,十九岁的他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学习。1926年,当他加人中国共产党,医生职业便成了他从事地下工作的很好的掩护。1929年,他根据上级的指示,跟李克农一起打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局的前身),他居然成为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报。1931年4月,当顾顺章被捕、叛变之际,从武汉发给南京徐恩曾的绝密电报落在钱壮飞手中。他跳上驶往上海的列车,通知周恩来、瞿秋白立即转移,而他自己也通过秘密交通线,安然无恙地进入中央苏区。在瑞金,他担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二局副局长。钱壮飞在1935年3月长征途经贵州息烽时战死。

  此时,这位医学学校的毕业生,居然改操新业,变成了一名建筑设计师。叶坪广场上的一群新建筑物的蓝图,全都出自这位设计师之手,而工程指挥则为粱柏台。

  最为引入注目的,是矗立在广场上高达十三米的“红军烈士纪念塔”,相当于后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红军烈士纪念塔的造型颇为别致,塔座呈五角星形,塔身却是炮弹形,远远望去,像一枚正在射向蓝天的火箭:正面,刻着“红军烈士纪念塔”七个大字。构思的巧妙,不亚于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此外,广场上还建起了砖木结构的红军检阅台,红军烈士纪念亭、公略亭、博生堡。公略亭纪念的是1931年9月15日沙场捐躯的名将黄公略。博生堡呈碉堡形,纪念的是宁都起义领袖赵博生,他于1933年1月8日战死于江西南城黄狮渡。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在红都瑞金如此大兴土木,其实透露了中共临时中央的意图:要在瑞金长期“扎”下去!

  在沙洲坝崭新的“中央大礼堂”举行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除了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之外,还有各省委的代表。会议听取了三个报告:博古的《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陈云的《国民党区城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张闻天的《中华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是王明“左”倾路线达到顶峰的会议。会议全面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王明“左”倾路线,强调:“只有进行一个坚决的斗争,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党才能够发展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潜台词,便是反对毛泽东。

  会议重新选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三人,毛泽东居末位。当时的排名次序为博古、王明、张闻天、周恩来、项英、陈云、王稼祥、张国焘、朱德、任弼时、顾作霖、康生、毛泽东。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四人,即刘少奇、关向应、邓发、凯丰。

  中共中央设立了中央书记处,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博古为负总责。李云龙在1987年第五期《中央档案馆丛刊》上发表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何时设立的》一文,指出只有博、张、周在中共“七大”所填的简历表上写有六届五中全会上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笔者向遵义会议纪念馆副馆长费侃如请教,据告,项英是不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尚待进一步查证。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四位书记,即政治局常委。

  另外,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党务委员会,董必武为书记。

  自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中共中央不再称“中共临时中央”。中共苏区中央局至此亦正式撤销。

  李德作为列席代表出席了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关于实行“短促突击”的军事建议。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1934年1月18日结束。四天后——1月22日,那“中央大礼堂”里人声鼎沸,上千人蜂拥而人。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会”)在那里开幕。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693人,候补代表83人,还有众多的人参加旁听。

  开幕那天清早6时,沙洲坝忽地响起几声沉闷的炮声,居民们却没有一个人惊慌失措。因为早就贴了布告,说明那是为了庆贺“二苏大会”而放的礼炮——虽说只是几门土炮而已。

  沙洲坝鹅公岽脚下的一片空地,成了临时的阅兵场。临时搭建的检阅台上,站着博古、周恩来、项英、朱德、毛泽东等。阅兵式上最神气的是红军大学的学员,穿着崭新的斜纹紧袖“列宁装”和马裤,八个人一排,在校长兼政委何长工的带领下,齐刷刷地走过检阅台。这时,何长工一声嘹亮的“向右看”,学员们的头全都向右扭去,目光投向检阅台上的首长们。直至此时,博古才发觉检阅台建造时选错了地方,不应“向右看”,应该“向左看”才对!

  彭杨步兵学校的学员们也很威武,头上戴着清一色的钢盔,在晨光中闪闪发亮。那些钢盔,全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

  阅兵式进行到吃早饭时就结束了,避开了国民党飞机的“铁蛋”。

  “中央大礼堂”大门口正上方,贴上了一排黄色大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那字是黄亚光写的。黄亚光是在台湾读书毕业后,来到厦门,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写得一手好字,为毛泽东刻印过文件。此时他在文书科工作,布置会场就由他负责。

  大礼堂内挂起了十来盏汽灯,显得颇有气派。主席台上贴着马克思、列宁黑色石印像和镰刀斧头旗。台上放了几张小学生的课桌,算是讲台。每位代表都领到两本油印的小册子,是用当地毛边纸印的,封面上画着五角星和镰刀斧头。那是毛泽东的新著《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和《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是由文书科丁良相刻蜡纸,贺子珍也帮助刻印了一些。所谓“乡苏”,即乡苏维埃。长冈乡是江西省兴国县的一个乡,才溪乡是福建省上杭县的一个乡,毛泽东把这两个乡树为“模范乡”。毛泽东曾到这两个乡,摆开八仙桌,请来各色人等,一边用粗饭碗喝茶水,一边口问手记,作调查研究,写出这两份调查报告。

  “二苏大会”上,毛泽东先是作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的报告。报告中关于经济政策的部分,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几天后,毛泽东又在大会上作结论报告,即现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

  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国旗、军旗的设计稿。那国徽呈球形,上面交叉着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面则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国旗则是红色底子,加国徽于其上。

  会议开了十多天,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而原先由毛泽东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则由张闻天担任。这样,也就是以毛泽东为国家主席、张闻天为政府总理。博古让张闻天担任总理,使毛泽东真正成了“加里宁”!

  在任命各人民委员(即部长)时,教育人民委员引起了众人瞩目。第一届的教育人民委员便是瞿秋白,但是他一直在上海,没有到任,由徐特立代理,这一次,又任命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为副职。毛泽东告诉人民委员们:瞿秋白不日到达瑞金!

  在宣布这一任命两天之后的1934年2月5日,脸色苍白、憔悴的瞿秋白,穿了一身中式棉袄,出现在瑞金沙洲坝。他那般倦怠,不仅仅因为他在1934年1月7日奉命离开上海,经过漫长、艰辛的跋涉,才到达红都,而且还因为他又一次蒙受了打击,使他的心境怆然!

  自从三年前的六届四中全会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地位之后,瞿秋白转到了文化战线,成为鲁迅的挚友和知己。瞿秋白曾四度避难于鲁迅家。瞿秋白以手中锋利的笔,写下了大量的新著。鲁迅写下“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联句,表达他对瞿秋白的深情。瞿秋白蒙受新的沉重一击,是在1933年9月22日。那天,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了《关于狄康同志的错误的决定》。狄康,亦即瞿秋白。

  决定指出:“根据狄康同志最近在《斗争》上所发表的几篇文章,中央认为狄康同志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有系统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决定指出:“在客观上,他是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应声虫。”

  决定还指出:“中央认为各级党部对于狄康同志的机会主义错误,应在组织中开展最无情的斗争……”这表明,王明、博古仍然要对他进行“最无情的斗争”。

  刚到瑞金,肺病就纠缠着这位忧郁、苦闷的“才子型”红色领袖。三天两头发着高烧,而他每天只能吃到一钱盐!他正承受着政治和病魔的双重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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