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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就在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的时候，博古也请来了德国“高参”……
1933年9月，瑞金热得像蒸笼，终日端坐着的报务员更是汗流浃背。忽地，从中共上海局传来的一份密电，报告了重要消息。正在机要科担任译电工作的项英妻子张亮译毕电文，迅即交通讯员把电报送到博古手中。
博古一看电报，马上召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告诉他有一重要人物由上海前来中央苏区，务必做好接护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来者一男一女。男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女的是博古夫人何群先。博古从上海来瑞金时，何群先正怀孕，无法同行。此时，何群先在上海已生了孩子。她把孩子寄养在无锡老家，便陪同李德一起动身，一路上既可照料李德，也可以当他的翻译（李德和她都会讲俄语）。邓发知道来者非同寻常，岂敢怠慢，当即着手严密地布置保卫工作……
邓发手下有一位能干的“小鬼”，名叫卓雄，奉命带领一支精悍的队伍，前去接护从上海来的要员。
颇费周折，笔者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寻访到卓雄。如今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当年却是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
卓雄原名赵才廉。由于表叔思想激进，他十二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1927年，十五岁的他加人中国共产党。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即贺怡前夫）把他改名“卓雄”。
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可是，肃“AB团”时，居然肃到他头上！幸亏毛泽覃、黄公略保了他。王稼祥说：“笑话！这么个小鬼，也是‘AB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就叫他当执行科长。
来来回回地在秘密交通线上接护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
卓雄这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林伯渠、陈云、博古等进人中央苏区，都是卓雄去接的。
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后来只剩下一条“奉星社”秘密交通线保持畅通。“奉星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1928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由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沿途有“奉星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聂荣臻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时，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
“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央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的，消息走漏了出去，一千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这一回，卓雄带着小分队正在福建汀州，忽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带着队伍到汀州东南的河田镇去。卓雄来到河田“奉星杜”，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要处长来了，交给他一张邓发亲笔写的条子，知道有紧急任务。机要处长具体交代了任务：“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来了，这东西不能拾，也不能背，你要把它安全地搞回来，深入苏区后有大部队来接你们。”这近乎“黑话”的话，出于保密，只能说到这等地步。
于是，卓雄带着小分队在夜里紧急出发。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他们经闽西的才溪、上杭、永定，朝广东大埔进发。他们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都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奉星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只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里，谁是交通员。站与站之间、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这是一条极端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
在上海，中共特科派出的护送人员，据卓雄回忆，名叫陈泮年，胖胖的。半夜时分，李德带着几百美元、一只手提箱，和陈泮年、何群先一起，上了一艘英国海轮。一路顺风，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据说要前往广东考古。何群先则装成他的妻子。
在汕头下了船，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回忆的那样：“我们一起乘车向内地行驶，到了附近的县城潮安，潮安的那一边就是‘禁区’了。我们步行离开城市，向韩江河畔走去，还没到达河畔，突然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截住。一名军官检查我的护照，检查了好久，最后还是让我们走了。王（汕头的地下联络员——引者注）对军官说，我是考古学家，想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以后没有再遇到其他意外情况，我们到达了韩江。另一个联络员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
李德接着描述了他的艰难的旅行：
王匆匆与我告别，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船系在岸边，有倒垂的灌木覆盖。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不敢出声。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抱着，向上游驶击。沿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我的下面是流水声。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的源流上缓缓前进。天黑以后，我们在一个村庄旁边偷偷地上了岸，潜入了一间偏僻的房子。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带着毛瑟格的人，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红军战士……
那“几个带着毛瑟枪”的红军战士的领队，便是卓雄。他们会面的地方，是广东大埔，那里离闽西不远了，但仍是国民党统治区。
李德穿上紫红色长袍，胸前挂起十字章。刘群先也换上长袍，用黑围巾包着头。他们装扮成神甫和修女。沿途，遇上盘查，就说“到汀州天主堂传教”。
带着这么个“不能抬，也不能背”的东西前进，卓雄够吃力的。走的是“野鸡路”。翻山越岭时，用绑脚的带子扎在李德腰间，小青年们上拉下推，这才把他推上去。夜里行军，白天则躲在“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交通站，供应红米、山芋、南瓜、苦菜。一连走了六七个夜晚，才算把“神甫”带到才溪，那里已是苏区了。
邓发和谭震林带了一个机千团，专程前来迎接李德。这个机干团，由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组成。李德骑上了马。在机干团的护送下，李德经汀州朝瑞金进发……“独立房子”的主人李德的到来，使博古大大地忙碌了一番。
在博古看来，李德不仅是红都瑞金的第一位外宾，而且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要员”。为了给李德安排住所，博古花费了一番工夫。
那时，由于特务告密，叶坪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五百公斤以至一千公斤的炸弹从天而下，原先设在那里的中央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4月迁往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沙洲坝。于是，沙洲坝成了中央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群集之处，虽说这里只是几个小村庄罢了——下肖（又称“夏肖”）、元太屋、老茶亭、白屋子。党团机关在下肖，政府机关在元太屋，军队机关在白屋子，而在老茶亭正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
博古为李德选“宾馆”时，看了许多房子都不中意，最后选中一片稻田中央的一座庙，许多著作上都说是专门为李德建的“独立房子”，经本书作者实地踏勘、采访，并非如此。这座庙用当地话来说，属“四线三间”建筑，“四线”指房子四周四根线，“三间”是指中为客堂，左、右两耳房。博古看中这座庙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稻田中央，外人莫入，容易警卫；二是这房子正好在下肖、元太屋、白屋子三村中央，几乎等距离，不过二三百米，跟党、政、军机关联系都方便。这座孤屋，后来被人们称为“独立房子”。
虽说是一座庙，经过大扫除，刷上石灰水，在客堂间正中挂上军事地图，倒还算像样。同时博古为李德配备了两名翻译，一位叫伍修权，一位叫王智涛。他们与李德同住。
二十五岁的伍修权，是湖北武汉人。1922年，十四岁的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上五年级时，级任（即今日的班主任）便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翌年，经陈潭秋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伍修权被选送苏联学习，带队的便是杨明斋。在莫斯科，伍修权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又到步兵学校学习。这样，他既懂俄语，又懂军事知识，所以博古选中他当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1931年回国，带着几块白手绢进入中央苏区。那白手绢用秘密药水显影之后，上面出现字迹——那就是他的介绍信。
王智涛比伍修权年长两岁。他是河北人。1925年，十九岁的他去苏联留学，在基辅“卡米聂夫”混成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27年，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兼授军事课，又去高级步兵学校、列宁学校担任军事教学工作六年。
王智涛在苏联前后八年，俄语流利，又懂军事科学。1931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天，他从苏联敖德萨出发，在海上漂流了四十多天，到达上海，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不久，就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瑞金，受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接见。这时，他被派去当李德的翻译，自然也是非常恰当的人选。
另外，博古还给李德配备了炊事员、警卫员。
李德进入瑞金，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虽说瑞金的条件远不如上海，不过，他对博古的周到的安排还是深感满意的。特别是他一到那里，居然马上喝到咖啡。自然，那咖啡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他也为能够抽到“金鼠牌”、“哈德门”、“三炮台”香烟感到惬意。之前最使他苦恼的是，一路上吃山芋，肚子一直咕噜咕噜怪叫。现在“独立房子”的炊事员，虽说从未做过面包，但居然也能用面粉、肉酱做成烤肉饼，使他饱餐了一顿红都“土面包”。脱去紫红色的长袍，穿上套头的列宁装，穿上马裤，李德变得十分潇洒。只是连续多日爬山，脚发炎了，肿得厉害。好在博古关照他初来乍到，尽量让他躲在“独立房子”里，以免个子如此高大、蓝眼金发的“洋人”在这见识甚少的瑞金乡下突然出现而引起轰动。
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便来和他作了长谈。由于博古、张闻天都能操熟练的俄语，张闻天还会讲英语，因此跟李德交谈，不用翻译。博古、张闻天在上海时，就跟李德常常见面，老朋友重逢，自然格外兴奋。
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正在挥师南下，进行第五次“围剿”，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撑了腰——博古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跟赛克特对抗。
其实，在博古的心目中，李德岂止是顾问，而是要他成为红军的主帅！虽说，博古也很清楚，共产国际对于李德的职权作过明确的指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便把李德派来了。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记述的那样：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引者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
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可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张闻天跟他的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了一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如此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李德，一下子就要“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权力，猛然间大大膨胀起来……
李德是个化名，“姓李的德国人”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中国的男子汉”的意思。据说，他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不过，他跟伍修权却曾说起自己是奥地利人。他的本名，据说叫奥托·布劳恩，他在德国用过“瓦格尔”的化名。
跟赛克特相比，李德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很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十四岁的李德应征人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他革命的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参加过街垒战。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他成了新郎，跟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
1926年9月20日，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其妻三个月后获释，而李德被摩托囚车送人莫阿比特监狱之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那是一幢五角星状的大楼，四周用五米高的围墙团团围住，岗哨密布。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做着用钢丝穿珠子的单调的工作，而他却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俄语和英语。如此度过十八个月，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德国警察到处张贴悬赏五千马克缉拿李德的布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苏联。
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的1932年春，他毕业了。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把他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于是，他带了一份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住进外滩外白渡桥北堍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
李德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待垒战的经验，而当时中共王明路线正在搞“夺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讲英语、俄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就这样，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的主人……
1933年9月，瑞金热得像蒸笼，终日端坐着的报务员更是汗流浃背。忽地，从中共上海局传来的一份密电，报告了重要消息。正在机要科担任译电工作的项英妻子张亮译毕电文，迅即交通讯员把电报送到博古手中。
博古一看电报，马上召来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告诉他有一重要人物由上海前来中央苏区，务必做好接护工作，做到万无一失！
来者一男一女。男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女的是博古夫人何群先。博古从上海来瑞金时，何群先正怀孕，无法同行。此时，何群先在上海已生了孩子。她把孩子寄养在无锡老家，便陪同李德一起动身，一路上既可照料李德，也可以当他的翻译（李德和她都会讲俄语）。邓发知道来者非同寻常，岂敢怠慢，当即着手严密地布置保卫工作……
邓发手下有一位能干的“小鬼”，名叫卓雄，奉命带领一支精悍的队伍，前去接护从上海来的要员。
颇费周折，笔者在北京高干住宅区里寻访到卓雄。如今年近八旬的他，看上去如同一尊弥勒佛，当年却是以机灵能干出名的“小侦察”。
卓雄原名赵才廉。由于表叔思想激进，他十二岁就被表叔带出去参加革命。1927年，十五岁的他加人中国共产党。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即贺怡前夫）把他改名“卓雄”。
小小年纪，他当上团长，在湖南文家市战斗中立了功，人称“小将”。可是，肃“AB团”时，居然肃到他头上！幸亏毛泽覃、黄公略保了他。王稼祥说：“笑话！这么个小鬼，也是‘AB团’？”这一句话，就“解放”了他。于是，他调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手下有个执行部，部长是李一氓，就叫他当执行科长。
来来回回地在秘密交通线上接护从上海来的首长，便是执行科长的任务。
卓雄这科长，带着十几个十七八岁的小红军，一色挎双枪（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出没在闽西的山区里。林伯渠、陈云、博古等进人中央苏区，都是卓雄去接的。
从上海到江西中央苏区曾有好几条秘密交通线，后来只剩下一条“奉星社”秘密交通线保持畅通。“奉星社”是沿途地下交通站的组织。这条秘密交通线是从1928年逐步建立起来的。大体上的路线是从上海坐船到广东汕头，从那里乘车到潮州，坐小船沿韩江北上，到达粤北大埔。由那里进入闽西，经永定县、上杭县来到汀州，转往瑞金。沿途有“奉星社”的一个个秘密交通站。聂荣臻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进入瑞金时，他记得：“我们和秘密交通站接上头以后，一切行动都听向导的，不该问的，什么都不能问，你问他，他也不会告诉你。靠近城镇地区，你只是远远地跟在向导后边走就是了。他说白天走就白天走，他说晚上走就晚上走。”项英是这样进来的，周恩来也是这样进来的。
“奉星社”秘密交通线的那一头，由中央特科在上海安排。这一头，由国家政治保卫局护送。
在卓雄去接博古、陈云的那一次，差一点出了大事：卓雄已经护送他们来到闽西永定县境内，夜里，他安排博古和陈云住在一个小煤窑里，不知怎的，消息走漏了出去，一千多敌军包围过来，而卓雄手下只有十几个小青年。幸亏卓雄急中生智，带着两名队员绕到西山上打了几枪，一下子把敌军吸引过去了。趁着夜色如黛，趁着大雪纷纷扬扬，另一批队员带着博古、陈云突围，总算化险为夷。
这一回，卓雄带着小分队正在福建汀州，忽然接到上级命令，要他带着队伍到汀州东南的河田镇去。卓雄来到河田“奉星杜”，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机要处长来了，交给他一张邓发亲笔写的条子，知道有紧急任务。机要处长具体交代了任务：“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来了，这东西不能拾，也不能背，你要把它安全地搞回来，深入苏区后有大部队来接你们。”这近乎“黑话”的话，出于保密，只能说到这等地步。
于是，卓雄带着小分队在夜里紧急出发。每人腰间都捆了一袋盐，因为当时被国民党封锁，食盐成了奇货。他们昼伏夜行，专拣山野上荒僻的“野鸡路”行军。好在全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跳跳蹦蹦就过去了。他们经闽西的才溪、上杭、永定，朝广东大埔进发。他们路过“奉星社”的每一个交通站时，都不住在站内，而是住在野外。“奉星社”的人，给他们送来吃的。只有卓雄知道“奉星社”的交通站在哪里，谁是交通员。站与站之间、交通员与交通员之间，没有横的联系。这是一条极端机密的交通线。不是重要人物，不走这条线……
在上海，中共特科派出的护送人员，据卓雄回忆，名叫陈泮年，胖胖的。半夜时分，李德带着几百美元、一只手提箱，和陈泮年、何群先一起，上了一艘英国海轮。一路顺风，李德装扮成考古学家，据说要前往广东考古。何群先则装成他的妻子。
在汕头下了船，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回忆的那样：“我们一起乘车向内地行驶，到了附近的县城潮安，潮安的那一边就是‘禁区’了。我们步行离开城市，向韩江河畔走去，还没到达河畔，突然被一个国民党哨兵截住。一名军官检查我的护照，检查了好久，最后还是让我们走了。王（汕头的地下联络员——引者注）对军官说，我是考古学家，想参观附近的一座古代寺庙。以后没有再遇到其他意外情况，我们到达了韩江。另一个联络员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
李德接着描述了他的艰难的旅行：
王匆匆与我告别，我的新同伴把我引到一只船上，船系在岸边，有倒垂的灌木覆盖。我爬进狭窄的船舱，在这里我平躺了几乎二天二夜，不敢出声。将近傍晚，船终于开动了。晚上，这只小船同其他许多小船一起由一只轮船抱着，向上游驶击。沿途停了多次，在我的上面是人的脚步声，有几次，显然是在盘查，混杂着粗鲁的问话和命令，我的下面是流水声。第三天我才走上了小船的船板，船夫们拖着小船，在韩江的源流上缓缓前进。天黑以后，我们在一个村庄旁边偷偷地上了岸，潜入了一间偏僻的房子。在那里迎接我们的是几个带着毛瑟格的人，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中国红军战士……
那“几个带着毛瑟枪”的红军战士的领队，便是卓雄。他们会面的地方，是广东大埔，那里离闽西不远了，但仍是国民党统治区。
李德穿上紫红色长袍，胸前挂起十字章。刘群先也换上长袍，用黑围巾包着头。他们装扮成神甫和修女。沿途，遇上盘查，就说“到汀州天主堂传教”。
带着这么个“不能抬，也不能背”的东西前进，卓雄够吃力的。走的是“野鸡路”。翻山越岭时，用绑脚的带子扎在李德腰间，小青年们上拉下推，这才把他推上去。夜里行军，白天则躲在“马架子”下。所谓“马架子”，就是“人”字形的木棚、竹棚，上面用树枝伪装，挤在里面睡觉。“奉星社”的交通站，供应红米、山芋、南瓜、苦菜。一连走了六七个夜晚，才算把“神甫”带到才溪，那里已是苏区了。
邓发和谭震林带了一个机千团，专程前来迎接李德。这个机干团，由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组成。李德骑上了马。在机干团的护送下，李德经汀州朝瑞金进发……“独立房子”的主人李德的到来，使博古大大地忙碌了一番。
在博古看来，李德不仅是红都瑞金的第一位外宾，而且是上级机关共产国际派来的“要员”。为了给李德安排住所，博古花费了一番工夫。
那时，由于特务告密，叶坪遭到国民党飞机的猛烈轰炸，五百公斤以至一千公斤的炸弹从天而下，原先设在那里的中央政府机关、中革军委机关和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3年4月迁往中共临时中央所在地沙洲坝。于是，沙洲坝成了中央苏区党、政、军首脑机关群集之处，虽说这里只是几个小村庄罢了——下肖（又称“夏肖”）、元太屋、老茶亭、白屋子。党团机关在下肖，政府机关在元太屋，军队机关在白屋子，而在老茶亭正兴建中央政府大礼堂。
博古为李德选“宾馆”时，看了许多房子都不中意，最后选中一片稻田中央的一座庙，许多著作上都说是专门为李德建的“独立房子”，经本书作者实地踏勘、采访，并非如此。这座庙用当地话来说，属“四线三间”建筑，“四线”指房子四周四根线，“三间”是指中为客堂，左、右两耳房。博古看中这座庙有两个原因：一是这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稻田中央，外人莫入，容易警卫；二是这房子正好在下肖、元太屋、白屋子三村中央，几乎等距离，不过二三百米，跟党、政、军机关联系都方便。这座孤屋，后来被人们称为“独立房子”。
虽说是一座庙，经过大扫除，刷上石灰水，在客堂间正中挂上军事地图，倒还算像样。同时博古为李德配备了两名翻译，一位叫伍修权，一位叫王智涛。他们与李德同住。
二十五岁的伍修权，是湖北武汉人。1922年，十四岁的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小学上五年级时，级任（即今日的班主任）便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翌年，经陈潭秋的介绍，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10月，伍修权被选送苏联学习，带队的便是杨明斋。在莫斯科，伍修权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来又到步兵学校学习。这样，他既懂俄语，又懂军事知识，所以博古选中他当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在1931年回国，带着几块白手绢进入中央苏区。那白手绢用秘密药水显影之后，上面出现字迹——那就是他的介绍信。
王智涛比伍修权年长两岁。他是河北人。1925年，十九岁的他去苏联留学，在基辅“卡米聂夫”混成军事干部学校学习。1927年，到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同时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兼授军事课，又去高级步兵学校、列宁学校担任军事教学工作六年。
王智涛在苏联前后八年，俄语流利，又懂军事科学。1931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春天，他从苏联敖德萨出发，在海上漂流了四十多天，到达上海，与上海中共党组织接上关系。不久，就由地下交通员护送到瑞金，受到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的接见。这时，他被派去当李德的翻译，自然也是非常恰当的人选。
另外，博古还给李德配备了炊事员、警卫员。
李德进入瑞金，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虽说瑞金的条件远不如上海，不过，他对博古的周到的安排还是深感满意的。特别是他一到那里，居然马上喝到咖啡。自然，那咖啡是从国民党部队那里缴获的。他也为能够抽到“金鼠牌”、“哈德门”、“三炮台”香烟感到惬意。之前最使他苦恼的是，一路上吃山芋，肚子一直咕噜咕噜怪叫。现在“独立房子”的炊事员，虽说从未做过面包，但居然也能用面粉、肉酱做成烤肉饼，使他饱餐了一顿红都“土面包”。脱去紫红色的长袍，穿上套头的列宁装，穿上马裤，李德变得十分潇洒。只是连续多日爬山，脚发炎了，肿得厉害。好在博古关照他初来乍到，尽量让他躲在“独立房子”里，以免个子如此高大、蓝眼金发的“洋人”在这见识甚少的瑞金乡下突然出现而引起轰动。
就在李德到达瑞金的当天晚上，博古和张闻天便来和他作了长谈。由于博古、张闻天都能操熟练的俄语，张闻天还会讲英语，因此跟李德交谈，不用翻译。博古、张闻天在上海时，就跟李德常常见面，老朋友重逢，自然格外兴奋。
博古说李德的到来是“及时雨”。因为蒋介石请来了德国顾问赛克特，正在挥师南下，进行第五次“围剿”，而李德的到来，给博古撑了腰——博古不懂军事，正需要这样一位来自德国的红色顾问，跟赛克特对抗。
其实，在博古的心目中，李德岂止是顾问，而是要他成为红军的主帅！虽说，博古也很清楚，共产国际对于李德的职权作过明确的指示。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军事总顾问是曼弗雷德，施特恩将军，李德只是总顾问领导下的一位军事顾问。施特恩将军因故不能前往中央苏区，便把李德派来了。如李德在《中国纪事》中所记述的那样：
博古和洛甫动身前，要求尤尔特同志（即阿瑟·尤尔特，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的代表——引者注）将我也派到苏区去，尤尔特问我对此有何意见……我表示同意去苏区，但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1933年春天，他们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大意是：我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其他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我的行期推迟到秋天……
这就是说，李德是一位“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而且要接受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可是，李德刚到瑞金，博古、张闻天跟他的长谈，便把共产国际的指示撂在了一边。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如此回忆：
当天晚上我们还规划了一下我的工作范围，我们一致同意，由我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
李德，一下子就要“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这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的权力，猛然间大大膨胀起来……
李德是个化名，“姓李的德国人”的意思。他还有一个化名，叫“华夫”，“中国的男子汉”的意思。据说，他1900年9月28日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父亲是会计，母亲是教师。父亲早逝，母亲无力抚养五个孩子，就把他送进了孤儿院。不过，他跟伍修权却曾说起自己是奥地利人。他的本名，据说叫奥托·布劳恩，他在德国用过“瓦格尔”的化名。
跟赛克特相比，李德在军事上的资历要浅薄很多。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十四岁的李德应征人伍，成为奥匈帝国军队中一名小兵，而当时的赛克特已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两年后，李德在作战中被俄国军队俘虏，送往西伯利亚。不久，“十月革命”爆发，李德加入了苏俄红军，开始他革命的生涯。在鏖战中，李德作战勇敢，成为骑兵团的参谋长，参加过街垒战。1919年，李德成为德国共产党党员，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他曾两度被捕。1924年，他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就在这一年，他成了新郎，跟奥尔加·贝纳里奥结婚。
1926年9月20日，他和妻子双双被捕。其妻三个月后获释，而李德被摩托囚车送人莫阿比特监狱之后，受到了严密的监视。那是一幢五角星状的大楼，四周用五米高的围墙团团围住，岗哨密布。每天，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做着用钢丝穿珠子的单调的工作，而他却还能利用空余时间学会了俄语和英语。如此度过十八个月，他居然成功地越狱。德国警察到处张贴悬赏五千马克缉拿李德的布告，但他已秘密地逃往苏联。
1929年春，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三年后的1932年春，他毕业了。就在这时，他接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通知，把他派往中国，在军事总顾问施特恩手下担任一名顾问。于是，他带了一份奥地利护照，登上火车横穿西伯利亚，经东北来到上海，住进外滩外白渡桥北堍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
李德被选中派往中国，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他有过待垒战的经验，而当时中共王明路线正在搞“夺取中心城市”，很需要“街垒战专家”的指导；二是他会讲英语、俄语，便于在中国工作；三是他有过地下工作的经验。
就这样，这位日耳曼人，成了瑞金沙洲坝那“独立房子”的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