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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打了大败仗
在一个警卫排的护送下，一副担架正急急地从福建永定县合溪北上，送往红四军军部所在地上杭县，担架上躺着重病之中的毛泽东。他不是赶往上杭治病，却是要赶去劝阻朱德南下……
那是毛泽东得知紧急的情报，一个名叫谢汉秋的巡视员来到红四军军部。这位巡视员是中共福建省委派出的，他给朱德带来了《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此信1929年10月6日发出，朱德13日收到。
这封指示信，给红四军下达了紧急行动任务：向广东东江地区进军。
信中写道。
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
因为这次军阀混战的爆发是比较以前因蒋桂、蒋冯战争来得复杂，牵动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军周，这是极利于工作的发展，朱毛红军在这军阀混战中，必定要极力扩充，建立并巩固基础，坚决的采取进攻策略，到群众基础比较强大与军阀战争附近的区域去实行游击，发动与扩大群众的斗争，以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
这一原则之下，目前朱毛红军无疑的是要开到东江去工作……
朱德向来以“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接到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便坚决贯彻执行。
毛泽东在病中闻讯，焦急万分，他以为红四军在闽西立足尚不稳，应着重于建设一个根据地，不宜离开闽西去广东。上次进军闽中便吃了败仗，到广东也会如此，因为那是敌军势力强大的地区。
朱德觉得毛泽东的见解不无道理，但是中共福建省委的信中说，进攻广东东江，是“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不可不从。
这样，朱德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于10月18日致函中共福建省委转中共中央，信中说：
（一）根福建省委转来紧急信一件，四军全部立即开往东江湖梅一带游击。
（二）我们在10月13日接此信后，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10月20日集中粤边，10月21日以后，进攻焦岭……
信中这样写道：
陈毅同志仍未回来，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负责同志更觉困难……
信刚发出，10月20日，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便分三路，从上杭、武平向东江推进。
陈毅晚了一步，他从上海回到闽西时，红四军已经出发。
10月22日，陈毅从闽西追到广东北部的松源，才在那里迫上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机关，见到了朱德。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也主张红四军向广东进军。这样，朱德、陈毅便共同率领红四军，南下广东。
谁知红四军出师才一星期，便在广东梅县打了个大败仗，一下子损兵一千多，成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蒙受的最大损失！梅县，乃叶剑英的故乡。南昌起义失利后，叶挺、贺龙、陈毅率部南下，亦在梅县打过一仗，损失颇大。
这时的红四军，由于反掉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前委的集中领导，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什么事都得“大家谈，大家议”。为了打不打梅县，竟然“讨论了数日”。
最后，终于“官兵一致”决定攻打梅县。10月31日拂晓攻进梅县县城，却遭到敌人猛烈反击，损失惨重——红四军全军损兵近三分之一！
后来，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报告（1930年1月6日）时，这么谈及失败的原因：“四军八、九、十纵队，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
这一次大败仗，使红四军的士气顿时大为低落，向广东进军的计划也就告吹——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反对进军广东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诚如中共福建省委的《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所言：“东江的失败，大家都疲倦了，红军也削弱了！”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处于危机之中！
红四军在10月31日吃了败仗，不得不于11月2日从广东北部的石上和矮嶂子之间向西北方向退去，缩人江西寻乌县境内。
朱德和陈毅商议，决定班师。11月13日，红四军退入闽西，进入武平县。
11月18日，朱德和陈毅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率红四军回到原地——闽西上杭县官庄。
直到这时，红四军才算喘了口气，陈毅有机会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是一封颇为重要的指示信。此信支持了毛泽东。信中指出：
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显而易见，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地表示了对毛泽东投赞成票。因为毛泽东向来主张，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亦即“党指挥枪”。
信中还指出：
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逢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采肃清之。
信末提及：
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毂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迭前委及全军同志。
这表明，中共中央授权，陈毅是中央指示的最权威的传达者和解释者。
陈毅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嘱咐：
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
周恩来的强有力的支持，使毛泽东摆脱了危机。
朱德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很爽快地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
在前敌委员会结束之后，朱德和陈毅当即修书一封致毛泽东，转达中共中央关于他复职的指示，并派出一支部队前往上杭县蛟洋，迎接毛泽东回红四军。
毛泽东终于回来了！11月26日，毛泽东抵达长汀县，在那里与朱德、陈毅会合，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重新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首长——从他6月中旬失去这一职务，到此时复职，历时将近半年！
毛泽东结束了危机，红四军也结束了危机。朱毛紧密合作，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那是毛泽东得知紧急的情报，一个名叫谢汉秋的巡视员来到红四军军部。这位巡视员是中共福建省委派出的，他给朱德带来了《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特委、四军前委的信》，此信1929年10月6日发出，朱德13日收到。
这封指示信，给红四军下达了紧急行动任务：向广东东江地区进军。
信中写道。
当此两广军阀混战爆发，广东西北江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同时东江丰顺、大埔、五华、兴宁、海陆丰等地广大工农群众起来作剧烈的斗争时，省委同意中央对前委的指示，朱毛红军全部立即开到东江去，帮助东江广大群众的斗争。
因为这次军阀混战的爆发是比较以前因蒋桂、蒋冯战争来得复杂，牵动了全国大大小小的军周，这是极利于工作的发展，朱毛红军在这军阀混战中，必定要极力扩充，建立并巩固基础，坚决的采取进攻策略，到群众基础比较强大与军阀战争附近的区域去实行游击，发动与扩大群众的斗争，以促进革命高潮更快的到来。
这一原则之下，目前朱毛红军无疑的是要开到东江去工作……
朱德向来以“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接到中共福建省委的指示信，便坚决贯彻执行。
毛泽东在病中闻讯，焦急万分，他以为红四军在闽西立足尚不稳，应着重于建设一个根据地，不宜离开闽西去广东。上次进军闽中便吃了败仗，到广东也会如此，因为那是敌军势力强大的地区。
朱德觉得毛泽东的见解不无道理，但是中共福建省委的信中说，进攻广东东江，是“中央对前委的指示”，不可不从。
这样，朱德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名义，于10月18日致函中共福建省委转中共中央，信中说：
（一）根福建省委转来紧急信一件，四军全部立即开往东江湖梅一带游击。
（二）我们在10月13日接此信后，立即调三个纵队向潮梅布置游击，准于10月20日集中粤边，10月21日以后，进攻焦岭……
信中这样写道：
陈毅同志仍未回来，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此次去东江，尚不能出发，负责同志更觉困难……
信刚发出，10月20日，红四军第一、二、三纵队便分三路，从上杭、武平向东江推进。
陈毅晚了一步，他从上海回到闽西时，红四军已经出发。
10月22日，陈毅从闽西追到广东北部的松源，才在那里迫上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机关，见到了朱德。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也主张红四军向广东进军。这样，朱德、陈毅便共同率领红四军，南下广东。
谁知红四军出师才一星期，便在广东梅县打了个大败仗，一下子损兵一千多，成为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蒙受的最大损失！梅县，乃叶剑英的故乡。南昌起义失利后，叶挺、贺龙、陈毅率部南下，亦在梅县打过一仗，损失颇大。
这时的红四军，由于反掉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前委的集中领导，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什么事都得“大家谈，大家议”。为了打不打梅县，竟然“讨论了数日”。
最后，终于“官兵一致”决定攻打梅县。10月31日拂晓攻进梅县县城，却遭到敌人猛烈反击，损失惨重——红四军全军损兵近三分之一！
后来，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报告（1930年1月6日）时，这么谈及失败的原因：“四军八、九、十纵队，三个月中，前委机关不健全，毛同志去地方养病，陈毅同志去中央，前委只余朱德同志一人，因此应付不开，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
这一次大败仗，使红四军的士气顿时大为低落，向广东进军的计划也就告吹——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反对进军广东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
诚如中共福建省委的《红四军部队情况报告》所言：“东江的失败，大家都疲倦了，红军也削弱了！”
失去毛泽东的红四军，处于危机之中！
红四军在10月31日吃了败仗，不得不于11月2日从广东北部的石上和矮嶂子之间向西北方向退去，缩人江西寻乌县境内。
朱德和陈毅商议，决定班师。11月13日，红四军退入闽西，进入武平县。
11月18日，朱德和陈毅在兜了一个圈子之后，率红四军回到原地——闽西上杭县官庄。
直到这时，红四军才算喘了口气，陈毅有机会召集前敌委员会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是一封颇为重要的指示信。此信支持了毛泽东。信中指出：
集权制问题，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
显而易见，周恩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明确地表示了对毛泽东投赞成票。因为毛泽东向来主张，军队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亦即“党指挥枪”。
信中还指出：
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皆源于同志理论水平低，党的教育缺乏。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逢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采肃清之。
信末提及：
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毂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迭前委及全军同志。
这表明，中共中央授权，陈毅是中央指示的最权威的传达者和解释者。
陈毅传达了周恩来的重要嘱咐：
要请毛泽东复职，仍任前委书记，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
周恩来的强有力的支持，使毛泽东摆脱了危机。
朱德当即表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他很爽快地对陈毅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
在前敌委员会结束之后，朱德和陈毅当即修书一封致毛泽东，转达中共中央关于他复职的指示，并派出一支部队前往上杭县蛟洋，迎接毛泽东回红四军。
毛泽东终于回来了！11月26日，毛泽东抵达长汀县，在那里与朱德、陈毅会合，重新出任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重新成为红四军的最高首长——从他6月中旬失去这一职务，到此时复职，历时将近半年！
毛泽东结束了危机，红四军也结束了危机。朱毛紧密合作，红四军又成了“朱毛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