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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捐躯沙场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修铜后改为“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平洲（平洲即平江、浏阳，湖南县名，后来作者改为“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这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勾勒了湖南秋收起义的情景。
对于毛泽东来说，秋收起义是他第一次实践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
不过，毛泽东自知光是依靠农民的长矛、棱镖是难以“出政权”的。他在8月18日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便讲得很明确：
秋收起义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固兵力，否则终归于失政。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毛泽东要寻找枪杆子，要寻找“一两团兵力”，正巧，一支正规军正驻扎在扛西和湖南交界不远处的修水县。遗支正规军是一个警卫团，团长居然是中共党员！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穿过湖南和江西的边界，朝江西进发，才在半途发生那番“历险记”……
这个团自武汉来，原本是守卫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可谓精兵，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指派了叶挺独立团的一位团参谋长，出任警卫团团长。这位团参谋长既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又是中共党员，名唤卢德铭。卢德铭成了警卫团团长，便使这个团处于中共领导之下。
中共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时，卢德铭奉命率部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而九江又被张发奎部队控制，只得率部来到鄂湘赣三省交界的“三不管”的修水县暂且栖驻。这支精兵，马上被正在寻觅“枪杆子”的毛泽东所看中。
于是，二十二岁的卢德铭被任命为秋收起义总指挥，毛泽东则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成了毛泽东最初的战友。
这个“四川伢于”，在上中学时就读《新青年》，思想日趋进步。十九岁那年，他千里迢迢，去报考黄埔军校。离家时，正值春节，他挥毫写下一副春联，贴在家门两侧：“问客何来想是仙风吹到，留君不住须当明月照归。”
当他不远千里来到广州，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已过。他求见孙中山。孙中山见他小小年纪，革命愿望如此强烈，便召见他，当场面试，十分满意。这样，孙中山介绍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第二期学生。
在黄埔军校，卢德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卢德铭来到中共领导之下的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
独立团成了北伐先锋，一路过关斩将，屡建奇功。卢德铭从连长升为营长，升为团参谋长。进入武汉后，调任警卫团团长。
1927年9月9日，作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江西修水县渣津宣布：“现在我们起义了！”他领导的警卫团，成为起义部队的第一团。
第二团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民组成。
第三团是由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组成。
第四团是经过改编的夏斗寅残部。
宣布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正在江西铜鼓县城萧家祠——第三团团部。
秋收起义最初的行动计划是攻取长沙：一团、四团打平江，二团、三团打浏阳，然后分两路包抄长沙。
一团、四团在朝平江县城进军途中，四团突然哗变，袭击一团，使进攻平江的计划受挫。二团、三团先克醴陵县城，才占领了两天，不得不在强敌面前退出。改取浏阳县城，占领后陷入重围。
两路兵马均出师失利，攻打长沙无望，遂退至浏阳文家市。
9月19日夜，文家市的里仁学校里，像开了锅似的。各路兵马的首脑人物齐聚那儿，前敌委员会会议在书记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讨论的主题是“向何处去”。
虽说从9月9日至19日，不过十天光景，毛泽东的头脑变得冷静。原先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而秋收起义的受挫，使他清醒，意识到长沙“啃不动”，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吃不了”。毛泽东审时度势，知道绝不可与强敌硬拼。他在会上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以求避开强敌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
长沙城内有九千敌军驻守，攻长沙势必败北。
头脑发热的人，依然在会上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总指挥卢德铭是位精明聪颖的人，他以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投了赞成票。卢德铭在军队里威信甚高，他倒向毛泽东，使进攻长沙的主张遭到会议的否定。
翌日，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朝江西萍乡方向前进。
行军的第4日，9月23日清晨，当部队从萍乡东侧的芦溪镇出发不久，突然枪声如同炒豆般响起。
原来，那是江西军阀朱培德部队的一个特务营和一个保安团，布下了伏击圈。当毛泽东、卢德铭率部进入伏击圈时，一声口令，伏兵倾巢而出。
在激战中，二十二岁的总指挥卢德铭饮弹而亡。毛泽东痛失他最初的得力战友。卢德铭倘若不是过早地死于非命，定然会成为元帅级的中共军界领袖人物。
毛泽东幸免于难，且战且走，带领着受惊的队伍绕开萍乡南进……
毛泽东要把队伍带向何方？
当革命的“山大王”
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要把部队带上井冈山！
井冈山，在中国众多的大山之中，不算出众。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却是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大山。毛泽东选中了井冈山，不能不说是天才的选择！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山高林密，翠竹长青，山泉淙淙，地势险峻。它处于两省四县的交界处，两省即湖南、江西，四县即遂川、永新、宁冈，酃县，在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年月，交界处最容易求得生存。何况那儿离长沙、武汉、南昌都远，乃穷乡僻壤的所在。
井冈山最大的优势，在于易守难攻。在崇山峻岭之中，唯有通过五个险峻的哨口，方可上山。守住了哨口，也就守住了大山。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何况井冈山四周，那时没有公路，要想调兵遣将前来攻山，辎重难行，只得靠两条腿和轻武器。
井冈山的“井”，其实并非水井，而是指天然的泉水。井冈山有“五井”，即大井、中井、小井、上井、下井，乃是山中五口泉水罢了。泉水之处有人家，有“井”也就有村。山上五个小村，就以井命名。山上有一条小溪，叫“井江”，于是山得名“井江山”。又因土语中“江”与“岗”音近，人称“井岗山”。1954年第一批简化汉字把“岗”简化为“冈”，于是今名“井冈山”。
毛泽东深知当时湘、赣军阀各自为政，他带领兵马朝井冈山进发时，故意走“S”形路线，时而进湖南，时而回江西，在两省交界的夹缝之中钻行，甩掉了尾追的敌军。
毛泽东此前并未上过井冈山，他怎么会作出如此天才的选择“呢？笔者在井冈山采访时，求教于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朱本良。据他了解，那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在1927年2月20日至23日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琼。张琼说起她有个表兄，受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从此井冈山存储在他的脑海的”信息库里……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27年7月4日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以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谈得更明确，说要“担任土匪工作”。
也正因为这样，9月19日晚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当毛泽东提出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南下萍多，向井冈山进军，便有人说他是想当“山大王”。毛泽东站起来反驳，说了这么一番话：“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未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势力晟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
毛泽东从学校里借了一张地图，那罗霄山脉弯得像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t“我们要到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秋收起义之时，四个团有两千多人，一个师的兵力。几次失利，损失了一千多人。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前进时，一路上又有不少人开小差。一位营长派人去追逃兵，毛泽东知道了，马上阻止道：“强扭的瓜不甜。他们要走，让他们走。我相信总有一部分人不走，跟我们走到底！”毛泽东甚至提出，给走的士兵发路费，以使他们能够平安回到家乡。
一位名叫陈三崽的贫苦农民说，家有老母，必须回去照料。离开部队时，领到五元路费。可是，他走了才一天，却又回来了。毛泽东见到他问道：“你怎么又回来啦？”陈三崽诉说了自己离开部队后的遭遇，说是半路上遇见国民党部队，不仅抄走了那五元路费，而且还把他当壮丁抓去当兵。陈三崽说：“我不回家了，家乡也是国民党的天下。我就是回到老家，也无法侍奉老母，也会被抓去当壮丁。我想来想去，还是回自己的部队！”毛泽东表扬了陈三崽。许多思乡之心甚切的士兵，听了陈三崽的话，也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9月初秋收起义至9月29日，毛泽东带领队伍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仔细清点一下人数，尚剩七百多人。
不过，这七百多人，倒是经历大浪淘沙之后的精兵。那些意志不坚定者，早已在半途散去。
这七百多人中的精华，是原先的卢德铭手下的警卫团，毕竟是正规军，除了战死者之外，很少有人半途离去。此外，另两部分人则是安源工人和浏阳农民。
这支七百多人的队伍，成了毛泽东毕生事业的最初基础，成了燎原之火的最初的火星。
这支队伍的核心，是一批大学生，成了毛泽东手下的骨干。内中有：
何挺颖，1925年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二十二岁。
伍中豪，也二十二岁，1922年入北京大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
何长工，二十七岁，1922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
此外，大学生中还有不少英才，如罗荣桓，中山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宛希先，黄埔军校毕业生；张子清，湖南讲武学堂毕业。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手下是一个师的兵力，下辖四个团。到了三湾镇，毛泽东手下只剩一个团的兵力，遂缩编为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为陈浩，党委书记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及特务连，军官连、卫生队和辎重队。
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制定一项重要原则，即“党指挥枪”，把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在每一个连队，设立中共党支部，设党代表。当时十个连队的党代表，有七人是大学生。毛泽东曾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修铜后改为“匡庐”）一带不停留，
要向平洲（平洲即平江、浏阳，湖南县名，后来作者改为“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
农民个个同仇。
秋收时节暮云愁，
霹雳一声暴动。
毛泽东在1927年写的这首词《西江月·秋收起义》，勾勒了湖南秋收起义的情景。
对于毛泽东来说，秋收起义是他第一次实践他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
不过，毛泽东自知光是依靠农民的长矛、棱镖是难以“出政权”的。他在8月18日的中共湖南省委会议上，便讲得很明确：
秋收起义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固兵力，否则终归于失政。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护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毛泽东要寻找枪杆子，要寻找“一两团兵力”，正巧，一支正规军正驻扎在扛西和湖南交界不远处的修水县。遗支正规军是一个警卫团，团长居然是中共党员！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穿过湖南和江西的边界，朝江西进发，才在半途发生那番“历险记”……
这个团自武汉来，原本是守卫武汉国民政府的警卫团，可谓精兵，隶属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中共指派了叶挺独立团的一位团参谋长，出任警卫团团长。这位团参谋长既是黄埔军校二期毕业生，又是中共党员，名唤卢德铭。卢德铭成了警卫团团长，便使这个团处于中共领导之下。
中共在南昌发动“八一”起义时，卢德铭奉命率部开赴南昌，参加起义。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起义部队已退出南昌，而九江又被张发奎部队控制，只得率部来到鄂湘赣三省交界的“三不管”的修水县暂且栖驻。这支精兵，马上被正在寻觅“枪杆子”的毛泽东所看中。
于是，二十二岁的卢德铭被任命为秋收起义总指挥，毛泽东则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成了毛泽东最初的战友。
这个“四川伢于”，在上中学时就读《新青年》，思想日趋进步。十九岁那年，他千里迢迢，去报考黄埔军校。离家时，正值春节，他挥毫写下一副春联，贴在家门两侧：“问客何来想是仙风吹到，留君不住须当明月照归。”
当他不远千里来到广州，黄埔军校招生考试已过。他求见孙中山。孙中山见他小小年纪，革命愿望如此强烈，便召见他，当场面试，十分满意。这样，孙中山介绍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了第二期学生。
在黄埔军校，卢德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毕业后，卢德铭来到中共领导之下的叶挺独立团，担任连长。
独立团成了北伐先锋，一路过关斩将，屡建奇功。卢德铭从连长升为营长，升为团参谋长。进入武汉后，调任警卫团团长。
1927年9月9日，作为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在江西修水县渣津宣布：“现在我们起义了！”他领导的警卫团，成为起义部队的第一团。
第二团由安源工人和醴陵农民组成。
第三团是由平江、浏阳农民义勇军组成。
第四团是经过改编的夏斗寅残部。
宣布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正在江西铜鼓县城萧家祠——第三团团部。
秋收起义最初的行动计划是攻取长沙：一团、四团打平江，二团、三团打浏阳，然后分两路包抄长沙。
一团、四团在朝平江县城进军途中，四团突然哗变，袭击一团，使进攻平江的计划受挫。二团、三团先克醴陵县城，才占领了两天，不得不在强敌面前退出。改取浏阳县城，占领后陷入重围。
两路兵马均出师失利，攻打长沙无望，遂退至浏阳文家市。
9月19日夜，文家市的里仁学校里，像开了锅似的。各路兵马的首脑人物齐聚那儿，前敌委员会会议在书记毛泽东主持下召开。讨论的主题是“向何处去”。
虽说从9月9日至19日，不过十天光景，毛泽东的头脑变得冷静。原先他受“领袖同志”瞿秋白的影响，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1917年”，而秋收起义的受挫，使他清醒，意识到长沙“啃不动”，连醴陵、浏阳这样的县城都“吃不了”。毛泽东审时度势，知道绝不可与强敌硬拼。他在会上提出，向“萍乡方向退却”，以求避开强敌的锋芒，保存自己的实力。
长沙城内有九千敌军驻守，攻长沙势必败北。
头脑发热的人，依然在会上嚷嚷：“进攻长沙！进攻长沙！”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总指挥卢德铭是位精明聪颖的人，他以为毛泽东的话在理，投了赞成票。卢德铭在军队里威信甚高，他倒向毛泽东，使进攻长沙的主张遭到会议的否定。
翌日，这支打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的队伍，朝江西萍乡方向前进。
行军的第4日，9月23日清晨，当部队从萍乡东侧的芦溪镇出发不久，突然枪声如同炒豆般响起。
原来，那是江西军阀朱培德部队的一个特务营和一个保安团，布下了伏击圈。当毛泽东、卢德铭率部进入伏击圈时，一声口令，伏兵倾巢而出。
在激战中，二十二岁的总指挥卢德铭饮弹而亡。毛泽东痛失他最初的得力战友。卢德铭倘若不是过早地死于非命，定然会成为元帅级的中共军界领袖人物。
毛泽东幸免于难，且战且走，带领着受惊的队伍绕开萍乡南进……
毛泽东要把队伍带向何方？
当革命的“山大王”
毛泽东胸有成竹：他要把部队带上井冈山！
井冈山，在中国众多的大山之中，不算出众。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却是具有特殊战略意义的大山。毛泽东选中了井冈山，不能不说是天才的选择！
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的中段，山高林密，翠竹长青，山泉淙淙，地势险峻。它处于两省四县的交界处，两省即湖南、江西，四县即遂川、永新、宁冈，酃县，在那“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年月，交界处最容易求得生存。何况那儿离长沙、武汉、南昌都远，乃穷乡僻壤的所在。
井冈山最大的优势，在于易守难攻。在崇山峻岭之中，唯有通过五个险峻的哨口，方可上山。守住了哨口，也就守住了大山。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何况井冈山四周，那时没有公路，要想调兵遣将前来攻山，辎重难行，只得靠两条腿和轻武器。
井冈山的“井”，其实并非水井，而是指天然的泉水。井冈山有“五井”，即大井、中井、小井、上井、下井，乃是山中五口泉水罢了。泉水之处有人家，有“井”也就有村。山上五个小村，就以井命名。山上有一条小溪，叫“井江”，于是山得名“井江山”。又因土语中“江”与“岗”音近，人称“井岗山”。1954年第一批简化汉字把“岗”简化为“冈”，于是今名“井冈山”。
毛泽东深知当时湘、赣军阀各自为政，他带领兵马朝井冈山进发时，故意走“S”形路线，时而进湖南，时而回江西，在两省交界的夹缝之中钻行，甩掉了尾追的敌军。
毛泽东此前并未上过井冈山，他怎么会作出如此天才的选择“呢？笔者在井冈山采访时，求教于原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朱本良。据他了解，那是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在1927年2月20日至23日来到湖南衡山县城，访问过当地的妇女会干部张琼。张琼说起她有个表兄，受国民党追捕，无处可逃，逃进了井冈山。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她的表兄在井冈山上躲了几个月，知道山上的详细情形，知道山上有”山大王“——土匪盘踞。毛泽东很注意张琼提供的信息，从此井冈山存储在他的脑海的”信息库里……
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1927年7月4日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上就提出了“上山”的主张，以为“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谈得更明确，说要“担任土匪工作”。
也正因为这样，9月19日晚上，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当毛泽东提出放弃进攻长沙的计划，南下萍多，向井冈山进军，便有人说他是想当“山大王”。毛泽东站起来反驳，说了这么一番话：“历代都有‘山大王’。‘山大王’凭借山势，官兵总是没有办法消灭他。如果说我们也要当‘山大王’，那么这个‘山大王’是从未有过的‘山大王’，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主义、有政策、有办法、闹革命的‘山大王’。我们不是不想要长沙，而是现在我们的力量太弱，打不了长沙。中国地方大，政治不统一，经济不平衡，我们要找敌人势力晟薄弱的地方去站住脚跟。井冈山就是敌人势力最薄弱的地方。”
毛泽东从学校里借了一张地图，那罗霄山脉弯得像眉毛，他指着中段的井冈山说t“我们要到眉毛画得最浓的地方去当‘山大王’！”
秋收起义之时，四个团有两千多人，一个师的兵力。几次失利，损失了一千多人。毛泽东率部向井冈山前进时，一路上又有不少人开小差。一位营长派人去追逃兵，毛泽东知道了，马上阻止道：“强扭的瓜不甜。他们要走，让他们走。我相信总有一部分人不走，跟我们走到底！”毛泽东甚至提出，给走的士兵发路费，以使他们能够平安回到家乡。
一位名叫陈三崽的贫苦农民说，家有老母，必须回去照料。离开部队时，领到五元路费。可是，他走了才一天，却又回来了。毛泽东见到他问道：“你怎么又回来啦？”陈三崽诉说了自己离开部队后的遭遇，说是半路上遇见国民党部队，不仅抄走了那五元路费，而且还把他当壮丁抓去当兵。陈三崽说：“我不回家了，家乡也是国民党的天下。我就是回到老家，也无法侍奉老母，也会被抓去当壮丁。我想来想去，还是回自己的部队！”毛泽东表扬了陈三崽。许多思乡之心甚切的士兵，听了陈三崽的话，也打消了回家的念头。
9月初秋收起义至9月29日，毛泽东带领队伍来到江西永新县三湾村，仔细清点一下人数，尚剩七百多人。
不过，这七百多人，倒是经历大浪淘沙之后的精兵。那些意志不坚定者，早已在半途散去。
这七百多人中的精华，是原先的卢德铭手下的警卫团，毕竟是正规军，除了战死者之外，很少有人半途离去。此外，另两部分人则是安源工人和浏阳农民。
这支七百多人的队伍，成了毛泽东毕生事业的最初基础，成了燎原之火的最初的火星。
这支队伍的核心，是一批大学生，成了毛泽东手下的骨干。内中有：
何挺颖，1925年入上海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二十二岁。
伍中豪，也二十二岁，1922年入北京大学，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
何长工，二十七岁，1922年留法勤工俭学时加入少年共产党，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华容地委常委兼军事部长。
此外，大学生中还有不少英才，如罗荣桓，中山大学学生，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宛希先，黄埔军校毕业生；张子清，湖南讲武学堂毕业。
秋收起义时，毛泽东手下是一个师的兵力，下辖四个团。到了三湾镇，毛泽东手下只剩一个团的兵力，遂缩编为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为陈浩，党委书记何挺颖。下辖两个营及特务连，军官连、卫生队和辎重队。
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制定一项重要原则，即“党指挥枪”，把军队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他在每一个连队，设立中共党支部，设党代表。当时十个连队的党代表，有七人是大学生。毛泽东曾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