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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莫斯科车站，两个中国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俩急于回国，照理说是应当乘东去的列车，但他俩一反往日的路线，取道德国回去。
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亦即瞿秋白和周恩来。他们心急如焚，要赶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于这份决议是在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
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
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8月19日先回到上海。8月26日，瞿秋白也来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
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
现存的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真的有点“庐山”气派。
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关于这一点，列席会议的聂荣臻（他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回忆道：“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
“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
“之夫”作了大会结论。“之夫”，亦即瞿秋白，取义于“杨之华之夫”，杨之华是他的妻子。
“柏山”承认了“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柏山”，亦即李立三。
会议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保持原有的阵势，只是补选关向应代替已去世的苏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
政治局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众多的文献上均这样记载，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称三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驾马车”中的李立三，换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复出了，有了错误的教训，又有了两年的冷静反思，瞿秋白比过去显得成熟。不过，大抵由于瞿秋白有过类似于李立三的“左”倾经历，他对李立三的批评是温和的，只是说他“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而不是说他犯了路线错误。对李立三的处理也是温和的，只是撤销他的常委职务，仍保持政治局委员职务。
大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肯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柏山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显明的正确地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它的来源及其对于这些错误的责任”。信中还斥责了“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党内的右倾分子”，称他们“总是竭力的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这些错误，来进攻党的整个路线，把党的路线拿来和国际的路线对立”。
可是，风云变幻莫测。1930年10月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等于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
“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
这封题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经过秘密交通线传递，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全身发凉！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封信将会带来一场政治风暴，因为在收到等之前，他巳风闻，有人在说瞿秋白“庇护”李立三，六届三中全会是搞“调和”。
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批判……
按照那时的“惯例”：犯了错误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要前往莫斯科检查。陈独秀是如此，只不过他坚决拒绝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轮到了李立三。
在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中，就已经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检讨。瞿秋白以“工作需要”为理由，请共产国际准许李立三“暂不去国际”。
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到，李立三再也无法拖延了。那时，他的妻子正临产。他深知共产国际不会轻饶他，此行不知何日方归，妻叉从事地下工作，将来很难照料孩子。他写下条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预嘱交给一个老工人。就这样，1930年12月5日，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
李立三这一去，在苏联竟检查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军事法庭，投入监狱……
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马上把回国不久的瞿秋白牵涉进去。
风暴来得那么的迅猛：就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的翌日——11月17日，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便送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两人联名写的。那是两个小伙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领导了中共党内推倒瞿秋白的运动。此后，他俩竟夺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中共新领袖。
这两名年轻人，一个名唤陈韶玉，另一个叫秦邦宪。后来，他们以他们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载人中国共产党党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过怎样的矛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他们，怎么能够一下子攫取中共领导权？这得从头说起……
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亦即瞿秋白和周恩来。他们心急如焚，要赶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
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于这份决议是在1930年7月23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
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
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8月19日先回到上海。8月26日，瞿秋白也来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
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9月24日至28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七月决议”。
现存的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真的有点“庐山”气派。
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关于这一点，列席会议的聂荣臻（他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回忆道：“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做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
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
“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
“之夫”作了大会结论。“之夫”，亦即瞿秋白，取义于“杨之华之夫”，杨之华是他的妻子。
“柏山”承认了“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柏山”，亦即李立三。
会议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保持原有的阵势，只是补选关向应代替已去世的苏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
政治局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众多的文献上均这样记载，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称三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驾马车”中的李立三，换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复出了，有了错误的教训，又有了两年的冷静反思，瞿秋白比过去显得成熟。不过，大抵由于瞿秋白有过类似于李立三的“左”倾经历，他对李立三的批评是温和的，只是说他“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而不是说他犯了路线错误。对李立三的处理也是温和的，只是撤销他的常委职务，仍保持政治局委员职务。
大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肯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柏山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显明的正确地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它的来源及其对于这些错误的责任”。信中还斥责了“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党内的右倾分子”，称他们“总是竭力的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这些错误，来进攻党的整个路线，把党的路线拿来和国际的路线对立”。
可是，风云变幻莫测。1930年10月共产国际从莫斯科发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等于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
“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
“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
“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是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
这封题为《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经过秘密交通线传递，中共中央于11月16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全身发凉！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封信将会带来一场政治风暴，因为在收到等之前，他巳风闻，有人在说瞿秋白“庇护”李立三，六届三中全会是搞“调和”。
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意味着他将面临新的批判……
按照那时的“惯例”：犯了错误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要前往莫斯科检查。陈独秀是如此，只不过他坚决拒绝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轮到了李立三。
在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中，就已经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检讨。瞿秋白以“工作需要”为理由，请共产国际准许李立三“暂不去国际”。
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到，李立三再也无法拖延了。那时，他的妻子正临产。他深知共产国际不会轻饶他，此行不知何日方归，妻叉从事地下工作，将来很难照料孩子。他写下条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预嘱交给一个老工人。就这样，1930年12月5日，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
李立三这一去，在苏联竟检查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军事法庭，投入监狱……
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马上把回国不久的瞿秋白牵涉进去。
风暴来得那么的迅猛：就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的翌日——11月17日，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便送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两人联名写的。那是两个小伙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领导了中共党内推倒瞿秋白的运动。此后，他俩竟夺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中共新领袖。
这两名年轻人，一个名唤陈韶玉，另一个叫秦邦宪。后来，他们以他们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载人中国共产党党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过怎样的矛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他们，怎么能够一下子攫取中共领导权？这得从头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