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莫斯科“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刊物《革命的东方》，在1928年第4、5期合刊中，发表的1921年6月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部的一份报告中，有这么一段：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1921年的春天到达了伊尔库茨克，为了与远东书记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
在《革命的东方》杂志披露的这份报告中，提及了一个名叫“杨和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译音）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这两个中国人（引者注：其中之一指张太雷）和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圆部。……
张大雷和杨和德于1921年6月离开伊尔库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位“杨和德”，又被译为“杨厚德”。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回忆张太雷》一书193页中，特地加了一条注释：
“按俄文音译，应为杨厚德，旧译杨和德，系从英文转译。”
不论怎么译，这位“杨和德”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且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
不过，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屈指可数。就连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有名册可查。查来查去，没有“杨和德”、“杨厚德”其人。
其实，“杨和德”、“杨厚德”都只是音译罢了。他的准确的中文名字应为杨好德。
杨好德又是谁呢？
杨明斋的本名叫杨好德！
杨明斋本来作为俄共（布）党员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如今，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完全合乎情理。确实，他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伊尔库茨克的最恰当的人选。
杨明斋是在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之后，来到那里的。
在1921年3月29日，另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松。他的英语也不错。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到苏俄出席少共国际的“二大”。
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交错在莫斯科举行：
共产国际“三大”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安德烈大厅里举行；
少共国际“二大”于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
代表也是互相交错的：张太雷既是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少共国际“二大”。
俞秀松呢，既是少共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同时也列席共产国际“三大”。
此外，杨明斋的一批学生，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过的学员，正好在这时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也轮流列席共产国际“三大”。内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箫劲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岳、卜士奇、彭述之、谢文锦、华林、曹靖华等。
抵达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为记者，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他，异乡遇故知——张太雷。他向张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也答应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共产国际“三大”是一次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会议，因为苏俄已经击败了入侵者，结束了四年内战，踏上了胜利的阶梯。诚如共产国际的名誉主席列宁所说：“我们现在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真正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它在各个最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础，真实的基础。”“注释◆◆◆4”也就是说，苏俄已经牢牢站稳了脚跟，从四年的围困之中解脱出来。
出席共产国际的有五十二个国家，一百零三个组织的六百零五位代表，出席开幕式的达五千多人。
记者瞿秋白当时是这么写的“注释◆◆◆5”：
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大会开幕式。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入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
大会由季诺维也夫主持。在他宣布开会之后，大厅里响起了嘹亮的《国际歌》歌声。歌声使人们记起1871年5月28日的巴黎公社最后一个堡垒——拉雪兹神甫公墓被凡尔赛军队攻破时，那血流成河的壮烈场景。受诗人鲍狄埃所写的歌词的深深感染，瞿秋白首次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后来在1923年，又经萧三转译，陈乔年配歌。那“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四处传唱。
列宁出现了，大厅里掌声雷动。瞿秋白是这么描述的“注释◆◆◆6”：
安德烈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开灯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瞿秋白还写道“注释◆◆◆7”：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在7月12日的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式上，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作大会发言。由于发言者多，限定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为五分钟。
张太雷说“注释◆◆◆8”：
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极需活动的时机。
张太雷最后说“注释◆◆◆9”：
在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他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虽然在共产国际“一大”时，有刘绍周、张永奎参加；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刘绍周、安恩学列席。出席“一大”，刘绍周、张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华工联合会”；出席“二大”，刘绍周、安恩学代表的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在如此庄重、宏大的会议上，却不见那位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的马林。
马林哪里去了呢？
如同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里转往中国，执行列宁交给他的任务——帮助中国正式建立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张太雷于1921年的春天到达了伊尔库茨克，为了与远东书记处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书记处指示他准备一个报告，并在即将于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提交出来。……
在《革命的东方》杂志披露的这份报告中，提及了一个名叫“杨和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
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代表杨和德（译音）也来到了伊尔库茨克。这两个中国人（引者注：其中之一指张太雷）和远东书记处的代表举行了多次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决定建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中圆部。……
张大雷和杨和德于1921年6月离开伊尔库茨克，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这位“杨和德”，又被译为“杨厚德”。在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回忆张太雷》一书193页中，特地加了一条注释：
“按俄文音译，应为杨厚德，旧译杨和德，系从英文转译。”
不论怎么译，这位“杨和德”能够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而且又出席共产国际“三大”，当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
不过，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屈指可数。就连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也有名册可查。查来查去，没有“杨和德”、“杨厚德”其人。
其实，“杨和德”、“杨厚德”都只是音译罢了。他的准确的中文名字应为杨好德。
杨好德又是谁呢？
杨明斋的本名叫杨好德！
杨明斋本来作为俄共（布）党员派往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在上海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如今，又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派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这完全合乎情理。确实，他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派往伊尔库茨克的最恰当的人选。
杨明斋是在张太雷抵达伊尔库茨克之后，来到那里的。
在1921年3月29日，另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从上海出发，单身一人前往莫斯科。他便是俞秀松。他的英语也不错。他是受少共国际的邀请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委托，到苏俄出席少共国际的“二大”。
共产国际“三大”和少共国际“二大”交错在莫斯科举行：
共产国际“三大”于1921年6月22日至7月12日在克里姆林宫的安德烈大厅里举行；
少共国际“二大”于1921年7月9日至7月23日在莫斯科齐明歌剧院举行。
代表也是互相交错的：张太雷既是出席共产国际“三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又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出席少共国际“二大”。
俞秀松呢，既是少共国际“二大”的中国代表，同时也列席共产国际“三大”。
此外，杨明斋的一批学生，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过的学员，正好在这时来到莫斯科，在东方大学学习，也轮流列席共产国际“三大”。内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箫劲光、任作民、廖平化、胡士廉、任岳、卜士奇、彭述之、谢文锦、华林、曹靖华等。
抵达莫斯科不久的瞿秋白，作为记者，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他，异乡遇故知——张太雷。他向张太雷表示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太雷也答应作为他的入党介绍人。
共产国际“三大”是一次气势磅礴、规模宏大的会议，因为苏俄已经击败了入侵者，结束了四年内战，踏上了胜利的阶梯。诚如共产国际的名誉主席列宁所说：“我们现在是第一次在这样的条件下开会：现在共产国际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真正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它在各个最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础，真实的基础。”“注释◆◆◆4”也就是说，苏俄已经牢牢站稳了脚跟，从四年的围困之中解脱出来。
出席共产国际的有五十二个国家，一百零三个组织的六百零五位代表，出席开幕式的达五千多人。
记者瞿秋白当时是这么写的“注释◆◆◆5”：
共产国际举行第三次大会开幕式。大剧院五千余座位都占得满满的，在台上四望，真是入海，万头攒动。欣喜的气象，革命的热度已到百分。
大会由季诺维也夫主持。在他宣布开会之后，大厅里响起了嘹亮的《国际歌》歌声。歌声使人们记起1871年5月28日的巴黎公社最后一个堡垒——拉雪兹神甫公墓被凡尔赛军队攻破时，那血流成河的壮烈场景。受诗人鲍狄埃所写的歌词的深深感染，瞿秋白首次把《国际歌》译成中文，后来在1923年，又经萧三转译，陈乔年配歌。那“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歌声，从此在中国四处传唱。
列宁出现了，大厅里掌声雷动。瞿秋白是这么描述的“注释◆◆◆6”：
安德烈厅每逢列宁演说，台前拥挤不堪，椅上、桌上都站堆着人山。电气照相开灯时，列宁伟大的头影投射在共产国际“各地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等标语题词上，又衬着红绫奇画，——另成一新奇的感想，特异的象征。……列宁的演说，篇末数字往往为霹雳的鼓掌声所吞没。……
瞿秋白还写道“注释◆◆◆7”：
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
在7月12日的共产国际“三大”闭幕式上，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作大会发言。由于发言者多，限定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为五分钟。
张太雷说“注释◆◆◆8”：
共产国际和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今后有必要对远东的运动更多地加以注视，不惜一切给予支援。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就是世界三个资本主义支柱之一的倒塌。……目前，中国正面临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极需活动的时机。
张太雷最后说“注释◆◆◆9”：
在必然到来的世界革命中，中国丰富的资源和伟大的力量是被资本家用来同无产阶级作斗争呢，还是被无产阶级用来同资本家作斗争，那就要看中国共产党、主要是看共产国际的支持如何而定了。
他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第一回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发言——虽然在共产国际“一大”时，有刘绍周、张永奎参加；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有刘绍周、安恩学列席。出席“一大”，刘绍周、张永奎所代表的是“旅俄华工联合会”；出席“二大”，刘绍周、安恩学代表的是“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在如此庄重、宏大的会议上，却不见那位在共产国际“二大”上被选为执行委员的马林。
马林哪里去了呢？
如同本书第一章所描述的，他成了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他在那里转往中国，执行列宁交给他的任务——帮助中国正式建立共产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