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其实，广州也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消读一读1919年11月连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篇长文，便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
兹照原文，摘录若干片断：
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1848年，至刊行资本论第1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
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
“图_中_不_figure_0168_0075_em”
“图说”陈公博“/图说”
此文署“匏庵”，乃杨匏安的笔名。
写此文之际，杨匏安二十三岁而已。他是广州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
耿直的他，看不惯校长贪污学款，予以揭发。然而，他却因此遭到校长忌恨，反而被诬入狱。出狱后，他极度愤懑，欲寻求真理。于是，他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日渐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国后，他在澳门教书。不久，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他是广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正因为这样，他写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可惜，斯托诺维奇没有发现杨匏安。杨匏安是1921年在广州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之后才加入的。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1925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1931年被捕，死于刑场，终年三十五岁。
广州着手成立共产党，是从北京大学的三员“大将”抵达这南国名城之后开始的。
这三员“大将”原本都是广东人，都考上北京大学，都在1920年暑假前毕业，从北京经上海到了广州。
三员“大将”之一，便是本书序章中提及的那位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的作者。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广西当过提督。受父亲的影响，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书，练就一支笔，所以他后来擅长写作；他也会武术，会骑马，身强力壮。此外，他从十五岁起学习英语，为他后来留学美国打下了基础。
他的父亲因参与反清，在1907年被捕入狱，陈家陷入困顿之中。陈公博靠着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
辛亥革命之后，陈致美跃为“省议会议员”、“提督府军事故问”，年仅二十岁的陈公博居然也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如他所言：“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
不过，他的父亲仍要他去求学。他在《寒风集》“注释◆◆◆32”中曾这样回忆：
我的家庭内，母亲很是严肃，而父亲倒很慈和，我自有记忆以来，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并且也不曾骂过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后，看我那样趾高气扬，便忍不住了。父亲对我虽然素来慈和，可是严厉起来，却秋霜满面，凛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对我说，你拿什么学识和资格去做参谋，去当县议会议长。你这样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算为人罢，自己没有学识，为人也为不了。自然父亲那时叫我什么都不要干，而去读书……
陈致美虽然在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毕竟还是听从了他的话，当了两年教员之后，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大，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在那里拜识了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尤其是五四运动，给了他难忘的印象。
后来，他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中，曾作如此描述：
对我来说，回忆这一时期的活动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我处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激进的运动，目睹了群众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抗的顽强性。此情此景在壮丽和忧伤方面与1898年—1899冬俄国大学生的总罢课多么相似！
不过，又如他在《寒风集》中《我和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北京时他“静如处子”，还没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动。他埋头于读书。后来，他才“动如脱兔”。
陈公博的同乡观念颇重。他的活动圈，大都限于同乡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是他的广东老乡谭平山。
谭平山年长陈公博四岁，号诚斋，别号聘三，广东高明县（今高鹤县）人。他和陈公博在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他是三员“大将”中的另一位。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这么写及谭平山：
平山的原名本叫评鸣谦，别号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庐的意思，后来他改名平三，也是由聘三谐音来的。那时我因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开玩笑的叫一声聘老。迩时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别号聘卿，就是世间所传的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一，声势煊赫，报纸常书聘老而不名。我也唤平山做聘老而不名，并且时常对他说笑，谓南北两聘老遥遥相对。而平山为了报复罢，唤我做猛野，广东人叫利（厉）害是猛，而野呢广东是家伙的意思，所谓猛野，就是利（厉）害的家伙。这样彼此称呼，差不多好几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汉口重遇平山，还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为人，年纪比我大几岁，世故也比我老练多，只是他具有一种名士风，充满浪漫气息，不大修边幅，在北京某一时期，也曾发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时机和兴趣一过，又依然浪漫不羁。后来在广州替共党工作，倒是一个努力不懈的人物。
三员“大将”中。还有一位便是谭植棠。也是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
谭植棠跟谭平山沾亲带故，算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七岁，也是广东高明县人。他曾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提及谭植棠：
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
只消读一读1919年11月连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篇长文，便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
兹照原文，摘录若干片断：
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
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1848年，至刊行资本论第1卷之1867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
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
“图_中_不_figure_0168_0075_em”
“图说”陈公博“/图说”
此文署“匏庵”，乃杨匏安的笔名。
写此文之际，杨匏安二十三岁而已。他是广州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
耿直的他，看不惯校长贪污学款，予以揭发。然而，他却因此遭到校长忌恨，反而被诬入狱。出狱后，他极度愤懑，欲寻求真理。于是，他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日渐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国后，他在澳门教书。不久，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他是广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正因为这样，他写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
可惜，斯托诺维奇没有发现杨匏安。杨匏安是1921年在广州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之后才加入的。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1925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1931年被捕，死于刑场，终年三十五岁。
广州着手成立共产党，是从北京大学的三员“大将”抵达这南国名城之后开始的。
这三员“大将”原本都是广东人，都考上北京大学，都在1920年暑假前毕业，从北京经上海到了广州。
三员“大将”之一，便是本书序章中提及的那位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的作者。
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广西当过提督。受父亲的影响，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书，练就一支笔，所以他后来擅长写作；他也会武术，会骑马，身强力壮。此外，他从十五岁起学习英语，为他后来留学美国打下了基础。
他的父亲因参与反清，在1907年被捕入狱，陈家陷入困顿之中。陈公博靠着当家庭英语教师糊口。
辛亥革命之后，陈致美跃为“省议会议员”、“提督府军事故问”，年仅二十岁的陈公博居然也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如他所言：“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
不过，他的父亲仍要他去求学。他在《寒风集》“注释◆◆◆32”中曾这样回忆：
我的家庭内，母亲很是严肃，而父亲倒很慈和，我自有记忆以来，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并且也不曾骂过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后，看我那样趾高气扬，便忍不住了。父亲对我虽然素来慈和，可是严厉起来，却秋霜满面，凛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对我说，你拿什么学识和资格去做参谋，去当县议会议长。你这样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算为人罢，自己没有学识，为人也为不了。自然父亲那时叫我什么都不要干，而去读书……
陈致美虽然在1912年9月去世，陈公博毕竟还是听从了他的话，当了两年教员之后，于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
北大，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在那里拜识了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尤其是五四运动，给了他难忘的印象。
后来，他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中，曾作如此描述：
对我来说，回忆这一时期的活动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我处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激进的运动，目睹了群众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抗的顽强性。此情此景在壮丽和忧伤方面与1898年—1899冬俄国大学生的总罢课多么相似！
不过，又如他在《寒风集》中《我和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北京时他“静如处子”，还没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动。他埋头于读书。后来，他才“动如脱兔”。
陈公博的同乡观念颇重。他的活动圈，大都限于同乡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是他的广东老乡谭平山。
谭平山年长陈公博四岁，号诚斋，别号聘三，广东高明县（今高鹤县）人。他和陈公博在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他是三员“大将”中的另一位。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这么写及谭平山：
平山的原名本叫评鸣谦，别号聘三，自然是三聘草庐的意思，后来他改名平三，也是由聘三谐音来的。那时我因为他留了一撇小胡子，免不了开玩笑的叫一声聘老。迩时北京有位王士珍先生，别号聘卿，就是世间所传的王龙、段虎、冯狗、三杰之一，声势煊赫，报纸常书聘老而不名。我也唤平山做聘老而不名，并且时常对他说笑，谓南北两聘老遥遥相对。而平山为了报复罢，唤我做猛野，广东人叫利（厉）害是猛，而野呢广东是家伙的意思，所谓猛野，就是利（厉）害的家伙。这样彼此称呼，差不多好几年，至民国二十七年我在汉口重遇平山，还是叫他做聘老。平山的为人，年纪比我大几岁，世故也比我老练多，只是他具有一种名士风，充满浪漫气息，不大修边幅，在北京某一时期，也曾发狠大做其新衣服，可是时机和兴趣一过，又依然浪漫不羁。后来在广州替共党工作，倒是一个努力不懈的人物。
三员“大将”中。还有一位便是谭植棠。也是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
谭植棠跟谭平山沾亲带故，算是谭平山的族侄——比谭平山小七岁，也是广东高明县人。他曾积极参加过五四运动。
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提及谭植棠：
至于植棠倒是朴实无华，忠于待人，信于所守，他是学史地的，因平山的关系，我才认识他。我对于植棠的印象和交谊都比别人为深，至今怀念斯人，犹恋恋不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