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与青年教育研究

第五节 论当代青年思想的误区

　　客观存在和社会实际决定人们的思想。如果说改革开放的主流决定了青年在当代的突出的优势，那么教育失误的现实和亟待综合治理的社会状况也会成为青年思想出现误区的根源。

　　全面、正确地认识青年思想上的误区，是了解思想教育对象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也是开展有效思想工作的前提条件。

　　一、当代青年思想方法的三大偏颇

　　由于我们长期缺乏当代史教育、近现代史教育、思想方法论教育，在部分青年中造成了思想方法上的偏颇。这些偏颇是：善于横向分析问题，不善于纵向分析问题；善于微观分析问题，不善于宏观分析问题；善于局部分析问题，不善于全局性地分析问题。

　　1.偏重横向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

　　由于青年的阅历浅，其天然的弱点就是缺少历史的观念。加之当代信息流通量的激增，思维敏捷、善于接收新的信息的青年人，往往能掌握远比中老年人多的现代生活、现代科技、现代学术观点等信息。占有大量信息优势的青年人，在缺乏历史观念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出侧重横向分析问题的倾向。

　　当代青年人中，相当一部分人存在反历史的倾向，从而确立了横向分析问题而排斥纵向分析问题的思想方法。例如，关心眼前利益、眼前享乐，而忽视长远利益、长远发展的倾向；割断历史，只用今天人均产值的标准来判断东西方社会的优劣，而全然不顾各自发展的历史过程；对自己生活的处境，只愿以自己现在的处境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人的生活待遇相比，对自己处境的历史性进展不明了，而产生对现实处境的不满意；不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去理解父辈的思想和行为产生的社会历史环境，而以今天自己的处境下产生的思想和行为为准绳，否定父辈，使“代沟”的情绪有相当发展；更有甚者，有的青年知识分子，割断民族的历史发展，横向比较各民族的现实差距，产生了否定民族传统文化和现实新文化，向往全盘西化的幻梦。

　　历史文化应是青年人最基本的思想营养。历史文化包括历史知识部分和历史方法部分。从当代青年来看，这两个部分的教育都很不够。1993年5月在南方某省会举行的一项青年人的文化知识大赛中，参加决赛的8个候选人全都答不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见历史知识差这个现实在相当一部分青年中存在着。从历史的方法来看，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历史的方法似乎已成了过时的东西。但同时，又有相当多的青年并不懂得联系到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这种分析方法是历史的方法。大学生中，许多人不愿学习历史类课程；高中生中，许多人不愿报考大学历史专业；社会生活中，许多青年人视历史文化为无用。这种倾向，必然产生丢掉历史地分析问题，而侧重于横向分析问题的后果。而横向分析问题的方法是片面的。

　　针对青年思想方法的这一误区，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几年来一直注视和强调对青年进行历史教育。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还提出“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的号召。他在论证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而不能搞资本主义的问题时，讲起了从鸦片战争到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他最后总结说：“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这些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江泽民同志也十分重视对青年进行历史知识、历史方法的教育。江泽民同志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1992年10月12日在党的十四大的报告中，都提出在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江泽民同志还亲自写信致国家教委的领导同志，强调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的必要性。

　　2.偏重微观分析问题的方法

　　由青年期心理发展的基本特征所决定，青年人对自身发展、自身社会地位日益关心，因而对外界相关的各种信息、刺激、评价等极为敏感，体验深刻而强烈。加之青年人情绪上存在强度兴奋或强度衰泄的两极性，狭隘性和不稳定性，反映在思想方法上，较易滋生一种偏重微观体验，忽视宏观把握，缺少科学理智控制的局面。这种偏颇，也同样反映在青年对自身和社会的观察和分析上。

　　微观的观察只能强化人的体验，而宏观的把握才能为人们提供正确的判定事物性质的根据。偏重微观分析，加之青年对信息的强烈体验，就会生成一种片面的、情绪化的恶性循环，使人很难能对一个事物作出客观、真实的评价。

　　情绪化的思想方法，本身就是一种不稳定的、极端化的思想方法。

　　持情绪化思想方法的青年人，由于其实质是采用微观分析为主的方法，所以其表现为极敏感而易变。例如，对自身的疾病或其他健康方面的问题，感受细腻，特别敏锐，而且易生急剧悲观；一旦问题过后，又会忘乎所以。对社会的观察也是如此。他们对社会上存在的负面或阴暗面的事例感受很深，情绪激荡，因而这种感受达到一定量的积累，就会对社会下一个否定性的结论。在这样的结论之外，全不顾社会宏观的现实状态。对待外来思潮影响也是这样。有的青年只要在细微的方面与某些思潮的代表人物有某些相似、相同之处，或某句话、某个推论与之相共鸣，就会将其奉之为自己信仰的对象。因而，他们会全盘接受这种思潮，而不注重把这一思潮放到更广大的社会背景中加以把握，也不注重这种思想在整体上是怎样一种情况。

　　青年一旦陷入这种情绪化的、微观感受膨胀的状态，其思想情绪、认识结论则很难自拔。只有经过长期的、有力度的其他感受和体验，才有可能摆脱这种偏颇的思想方法设下的泥潭。因此，引导青年人将微观分析问题与宏观分析问题结合起来，才能有利于青年的健康成长。应该以微观的分析方法发现问题，研究对策，进行调整；同时也应该注重以宏观的分析方法把握事物的全局，把握性质和方向。这才是正确地认识问题的方法。

　　3.偏重局部地分析问题的方法

　　局部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并得出总体性的评价和结论，这主要是一种实践中的狭隘性和局限性造成的偏颇。这种偏颇的思想方法，表现为以偏概全，以局部代替总体。这同样不能对事物有正确的认识。

　　持这种思想方法的人，往往以年轻人为多。他们在根据局部状况下结论时，缺少对总体状况的了解和体验。例如，某些人对“文革”时期的错误了解较多、较充分，就认为新中国建立以来都是这样，歪曲了新中国全部历史的面貌。某些人在改革遇到临时阻碍或曲折时，便滋生了改革无法搞好的悲观看法，缺少对改革产生的必然性和全局蓬勃发展现状的全面认识。总之，看到局部，就误以为是全局，匆忙下结论，这显然是一种思想上的误区。

　　偏重局部分析，忽视全局性的分析，其形成的误区，原因在于对事物的发展、事物的全面状态缺乏了解。缺乏对国情的了解，缺乏全面的调查研究，是其典型表现。毛泽东同志曾批评这种人：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只有井口那么大，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天并不是只有井口那么大。要纠正这种以局部根据为总体下结论的偏颇，也只有多做调查研究，打开自己的眼界，全面了解情况。同时，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看看是否有道理。这样，综合各种意见，认真加以理解，是作出正确结论的一条捷径。

　　西方人曾用瞎子摸象的寓言讽刺那些只注重局部问题而盲目地对全体下结论的人。时代已发展到全息照相技术出现的阶段，人们对全面认识问题的标准更高了。所以，偏重局部分析问题的方法，在今天已是亟待解决的一个思想方法的偏颇了。

　　在青年思想教育领域，与其将某些错误的看法上升到严重的地步看待，不如找出青年人在作出这些错误结论、错误看法时，在思想方法上错在何处。这样，也许更有实际教育的效果，或更加容易被青年人所接受。因此，注重对青年思想中某些误区的研究，是认识当代青年思想特点的一个重要侧面。

　　二、自我价值的倾斜

　　青年的人生价值观念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在国家处于国际对抗环境中时，全国强调集体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是无可非议的。随着东西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国家外来威胁的融释，国内政策相应进行了调整。我国在坚持强调国家、民族、集体利益的同时，开始注意纠正忽视个人利益、个人作用、个人价值的倾向，青年的自我价值观念的地位开始上升。这是与改革同步的一个新变化，其作用基本上是积极的。

　　但是，真理再向前走过一步可能就是谬误。在纠正忽视个人利益、个人作用、个人价值的过程中，部分青年在错误的社会舆论导向影响下，走向了一个错误的极端。在潜移默化之中，部分青年的自我价值过分膨胀起来，超过了社会价值和国家价值的位置，出现了许多不该出现的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忧虑和思考。

　　影响新时期青年价值观调整和定位的事件有三个。一是80年代初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二是西方萨特人本主义哲学的输入，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

　　80年初，以所谓“潘晓来信”展开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对于发散十年“文革”积压在部分青年心头的“伤痕”思绪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引导得不好，在广大青年中和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潘晓信中提出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个错误的口号不仅没有受到有效的纠正，反而在全国扩散了消极影响。讨论中大量发表的一些公开鼓动“自私”和社会消极情绪的大块文章，都被“客观地”摆在那里，生怕一批评就犯了“大批判”的错误。因此，这是青年价值观念向自我倾斜的开始。

　　西方哲学思潮的渗入，同时又没有及时帮助青年人分析辨别，也产生了进一步的消极影响。萨特人本主义的自我价值观，以及尼采的哲学观点，使部分青年的价值观更加向自我倾斜。《中国青年》杂志1983年第12期曾刊载《一个幸运儿的不幸》一文，反映了一个大学生陷入萨特存在主义而不能自拔的故事。直到90年代还有极个别的大学生青年因为信奉西方哲学而出现一些极端行为。可见在高文化层次的部分青年中，西方哲学的影响不可忽视。

　　1992年春季以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搞市场经济以后，人们的某些观念又一次面临适应新情况的变革，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这是必要的，积极的。但是，也有人从这里走向一个极端，更远地离开了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有的价值观念，捡起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走向了极端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看来，越是搞市场经济，越是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否则，就会产生价值观的失范状态，发生思想混乱。

　　由于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加之舆论导向长时间没有旗帜鲜明地宣传和教育全社会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发生了较大的思想教育失误。因此，在部分青年中自我价值的倾斜已是事实。其表现有两个方面。

　　第一，不能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

　　价值观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怎样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个人至上，把个人价值摆在他人和社会价值之上，这是一切剥削阶级中没落价值观的共性。甚至连新兴的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也不接受这种没落的价值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曾明确指出：“无论是在繁荣的黄金时代或混乱的时代，亚洲社会从未把个人价值放在社会价值之上。社会始终都比个人重要。我想，这就是把亚洲从极大苦难中挽救出来的价值观。”

　　社会主义国家主导价值观决不能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上发生混乱。特别是在改革时期，更不能以任何理由改换社会主义主导价值观。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在我们目前经济生活还面临一系列困难，还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整顿和改组的时候，特别要着重宣传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的道理。”邓小平同志还旗帜鲜明地主张：“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但是这绝不是提倡个人抛开国家、集体和别人，专门为自己的物质利益奋斗，绝不是提倡个人都向‘钱’看。要是那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有什么区别？我们从来主张，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邓小平同志上述论证，摆明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指明了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这一主张实际上批评了借我们调整经济分配政策而企图抛弃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倾向。

　　但是，由于改革十多年中的教育失误，由于思想战线较为复杂的现实，由于新闻舆论导向出现的偏差，加之社会不正之风的冲击，偏离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倾向在部分青年中扩散开来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如下：

　　（1）部分青年在社会消极现象影响下，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及其价值观。

　　在所谓“潘晓来信”讨论之后，“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自我是绝对的”这些错误观念反而流行开来。“有些人大肆鼓吹西方的所谓‘现代派’思潮，公开宣扬文学艺术的最高目的就是‘表现自我’，或者宣传抽象的人性论、人道主义……”这在一部分青年中的影响不容忽视。

　　（2）部分青年滋长了只顾自己私利、不顾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风气，造成一定程度的道德滑坡现象。

　　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批评的“雷锋叔叔不见了”的现象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公共汽车上不为老弱病幼让座的现象司空见惯。有些大学生连买饭排队的起码公德意识都难以建立起来。许多企业单位的负责人痛感某些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缺少合作精神。在一些地方发生过见人落水，围观者云集，却大都见死不救；眼见不法之徒光天化日之下侮辱妇女，却有众多人袖手旁观；被歹徒追赶的受害者请求暂避，见者却闭门不纳；1千人聚会的礼堂起火，许多青年甚至青年干部却溜之乎也，置千百名儿童和学生于不顾。这些都说明由于没有摆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道德滑坡现象确实在部分青年身上成为现实。

　　（3）少数青年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贬损高尚的奉献精神。

　　有个别青年从承认个人实际出发，走向了另一极端，认为在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出现“锱铢必较”的关系是一种“进步”，一种“新观念”，以此掩盖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还有个别青年公开宣称：“你们说要为祖国作贡献，我自己流血汗赚的钱就应该我自己享受，为什么要给别人？”极个别青年甚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有了“隔世之感”，有人甚至认为雷锋精神最大的“错误”就是提出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认为这个口号“压抑了自我的价值”。美与丑、高尚与卑鄙的界限在某些人心目中已被颠倒过来了。

　　（4）“非理性主义”的“无价值判断”倾向在部分青年中颇有市场。

　　少数青年公开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要再用道德标准束缚人们”的口号，这是典型的“非理性主义”的思想反映。某些青年中流行的文学作品，以及某些青年作者的电视剧，流行歌曲，在散布着“好人不好，坏人不坏，一切都无所谓”的观念。在宣传媒界中公开出现了“不要问为什么，不要问做什么，我要追求，我要奋斗”这样热昏的胡话；还出现了“何不游戏人间”这样玩世不恭的挑逗。这真令社会主义国家绝大多数公民为之咂舌。这些现象名曰“无价值判断”，实则是抛弃社会主义价值的判断标准的呼号。这反映了价值观问题上的严重混乱。

　　第二，用金钱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陷入拜金主义的泥坑。

　　在商品经济存在的社会里，在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金钱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改革中的一个进步。但是，在极端主义的思想方法驱动下，也有一些青年人在思想上走向了极端，产生了一切“向钱看”的倾向，个别青年甚至陷入拜金主义的泥坑。

　　邓小平同志针对这种错误倾向，多次提出了批评。他主张，“批判和反对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他还批评说：“现在有些青年，有些干部子女，甚至有些干部本人，为了出国，为了搞钱，违法乱纪，走私受贿，投机倒把，不惜丧失人格，丧失民族自尊心，这是非常可耻的。”

　　金钱不能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即使在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基本消灭之后，也不能把金钱作为人生价值的衡量标准。相反，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只能是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如果一个人以正确、合法的途径获得金钱，并且能正确对待金钱，不把金钱当成人生价值的标准，那么，他的金钱越多，他可能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如果一个人不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获得金钱，并且不能正确对待金钱，把金钱看得高于一切，甚至高于自己的父母兄弟、自身人格，那么，他手中的金钱越多，也越可能使他的道德越败坏。

　　部分青年不能正确把握金钱的作用，陷入不同程度的拜金主义思潮的浊流。其主要表现是：

　　（1）为了自己的私利，无限夸大金钱的作用。

　　部分青年中传播着“一切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错误口号，甚至“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旧社会的腐朽说教也有几分借尸还魂的趋势。部分青年人赤裸裸地追逐名利，为了个人获得好处，竟对国家损失几百万、几千万元而无动于衷。有些地方出现了“干部拿钱引，群众为钱干，一切向钱看，没钱玩不转”的丑恶现象。

　　（2）为了捞钱，不择手段，甚至丧失人格。

　　有些青年为了捞取金钱，挣脱了道德、人格的约束。为了赚钱，编写低级下流的书刊，毒害社会群众；为了赚钱，坑蒙拐骗、不讲信义，甚至无耻地占有他人劳动果实；为了捞钱，弄虚作假、贪污受贿，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为了捞钱，部分女青年不惜充当“三陪女郎”，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为了捞钱，甚至不认父母、兄弟朋友，打出“厚黑学”的旗号；为了捞钱，个别青年甚至铤而走险，走上杀人放火、违法犯罪的绝路。“千岛湖事件”中犯罪的青年人便是明证。

　　这种丑恶的东西也浸染到校园内。大学生宿舍的盗窃现象明显增加，受到查处的学生明显增加。与金钱有关的错误，在青年中增加了。

　　“‘一切向钱看’的歪风，在文艺界也传播开来了，从基层到中央一级的表演团体，都有些演员到处乱跑乱演，不少人竟用一些庸俗低级的内容和形式去捞钱。很可惜，有些名演员也被卷到里面去。……这种‘一切向钱看’把精神产品商品化的倾向，在精神生产的其他方面也有表现。有些混迹于艺术界、出版界、文物界的人士简直成了唯利是图的商人。”

　　（3）把占有金钱当作人生价值标准，显富斗富，挥霍无度。

　　某些在房地产、证券业暴富的人，已赤裸裸地显示出拜金主义的面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3年揭露：杭州两巨富在众人面前斗富，比赛烧让人民币，15分钟烧了4000元人民币。长春市一家歌厅，一巨富花钱买下了当晚点歌的垄断权，另一巨富一气之下花钱买下了全市当晚营业的花店的所有鲜花，以斗富斗气。北京一巨富用2万元的盛宴招待广东一巨富；广东巨富竟用6万元的宴席回请，以显富；而北京巨富当场甩出35万元人民币现钞，要改变这桌宴席的档次。这些“大款”、“大腕”、“大亨”斗富的丑恶现象，引发了不同程度的拜金主义思潮。

　　在拜金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了挥霍无度、极大浪费的享乐主义倾向。有的青年为了买狗花费几千元甚至几万元。某些高档饭店的歌厅舞厅，一次消费几百元，人群依然络绎不绝。某歌厅里，某“大款”青年拿出5万元，硬逼一位不愿出场的歌星登台演出。西安一位17岁的代培生，嫌学校宿舍不安静，竟以500元的房租在西安宾馆包了单间，住上半月。

　　（4）一事当前，先看金钱的有无和多少，抛弃了社会责任和社会道德

　　80年代出现的一桩怪事路人皆知，一青年面对落水儿童生命垂危之际，竟冷冷地坚持拿到300元现金报答，才肯下水救人。否则，拒不救人。某些青年艺术界歌星们，面对金钱若醉若痴，出场费要价高达2000元、3000元、8000元，甚至高达1万至2万元才肯出场。

　　在拜金主义思潮冲击下，某些青年工人不愿坚守收入不多的国营企业工作岗位。1993年，上海680名收入不高的公共交通汽车司机拂袖而去，为寻找更多的金钱使市内交通处于艰难境地。

　　在一段时间里，某些新闻报刊，收到“好处费”才肯登载某单位一条新闻，否则便将该新闻弃之一旁。这种变相的花钱买新闻的行为因其危害巨大而被国家立法禁止，但其潜流仍不可忽视。

　　拜金主义的表现尽管很多，但其共性是把金钱当成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这样，人的社会性受到金钱的压迫，人的高尚道德思想受到金钱的侵害，人的价值观念被颠倒了。

　　在青年价值观问题上，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课题。但是，最大的价值观方面的误区，在当前以上述两方面为突出。

　　三、逆反心理的障碍

　　当代青年思想战线上，不可回避的一个突出现象是青年的逆反心理问题。

　　青年逆反心理实质上是一个特殊的思维定式或思维方式问题。它是人们的思维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日趋简单、直接的直线平面思维方式，在遇到新的现实环境时的一种反向的简单运动。严格地讲，它是对变更和提高思维能力要求的一种不适应现象。这种思维方式的不适或紊乱现象，成为思想教育工作的一大障碍。对于这一思想误区的认识和超越，是思想教育工作收到实效的一个前提条件。

　　1.逆反心理的表现形式

　　当代青年中的逆反心理，不同于发散性思维中的反向思维。反向思维是以唯物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规律为基础，从事物的反面、从相反的方向考虑问题的思维活动和过程。它体现了对矛盾双方面的辩证认识，是一种积极的否定型思维。而逆反心理的思维方式则是单一直线型思维路线的简单反射，在思维过程中是没有目的、没有成果的一种简单否定和抵制活动。逆反心理所反对的思维方式，恰恰是逆反心理依赖的思维方式。因此，可以说逆反心理的思维方式是消极社会现象下的消极思维方式。它是一种病态思维方式。

　　按照当代青年逆反心理的运行方式和特点，逆反心理的表现有以下诸端。

　　（1）对传统的教育方法逆反。

　　由于社会环境的变革，当代青年的思想的复杂化，运用几十年一贯的传统教育方式，会激起青年的逆反心理。过去行之有效的思想教育方法与过去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当时人们的思想状况有关。客观环境变了，传统的教育方法就不一定奏效了。比如在解放战争期间和五六十年代，开诉苦大会、忆苦大会，忆苦思甜，领导报告会，正面说理、黑板报批评与表扬，对个别同志的小组帮助会、读报、学社论……都会收到积极的效果。但是，在80年代后的新时期，要解决现代青年的思想问题，使用上述传统教育方式则会引起逆反心理。实际生活中，随着这些方法的失效，青年对它们的逆反心理也越强烈。如果教育者采用这类传统方法，部分青年的逆反心理反应会掀起议论和嘲笑，使这种方法失效。

　　（2）对职业思想教育工作者逆反。

　　近十几年来，职业思想教育工作者受到当代青年逆反心理的严峻考验。青年思想教育专家与青年相面对时，部分青年就会涌起对他们“灌输式教育”、“师道尊严”的主观印象，继之产生逆反心理，以自己强调的“代际差别”、“民主意识”来对抗他们的权威性。在有的青年作家的笔下，一位“全国著名的青年思想教育家”，被写成一个满口革命大道理、满腹金钱观念和男盗女娼式思想的形象。由此足见逆反心理的运行特点。在某些大、中学校，专门从事学生教育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往往不如某专门学者更容易被青年学生所接受。这反映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3）对社会舆论导向逆反。

　　社会舆论导向，反映了社会某一时期的主导思想和主导意志。然而，部分青年的逆反心理也针对舆论导向而发。以社会传媒为载体的舆论导向，如果批评了一部书或一个作者，某些青年倒产生了对这部书和作者的兴趣，对舆论批评有逆反心理。这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描述的，“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受到同情和保护”。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局面。抵抗批评的气势很盛，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效果不够明显。

　　与以上现象相反，如果舆论导向赞扬了某个人或某作品，部分青年逆反心理又转过来贬低或抵触这个人或作品。在舆论导向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时，电视台搞了配合主导教育内容的“百部爱国主义影片展播”活动。结果，部分青年则产生逆反心理，对这些影片和播放百部影片的做法，大不以为然，颇有微词。这都是对舆论导向有逆反心理的表现。

　　（4）对领导者逆反。

　　各级党政领导者，有时也是当代某些青年逆反心理作用的对象。领导者是权力的行使者，是社会政策及其产生后果的责任者。所以青年对现实中的某些不满意情绪，很容易转化为对领导者的逆反心理。一位领导人在位时，某些青年们往往挑剔他的政绩不佳、风度欠佳、决策失误，从而加以抨击或嘲讽；一旦这位领导人退位，同样一批青年则不再对其有微词，甚至原谅其过错，念起他的好处。一反一正，恰恰暴露了某些青年对领导人身份的逆反心理。

　　当然，逆反心理的表现很多，很难以几个方面来全面概括。况且，情况尚在发展中，新趋向也很难预料。但是，仅从上述几方面表现，也可以看出青年逆反心理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2.逆反心理产生的根源

　　当代青年中部分人的逆反心理，是社会现实中某些因素引发的。分析产生逆反心理的根源，有助于加深对逆反心理的现象的认识，从而优化环境，消除其病灶；也有利于从方法上超越逆反心理的障碍。

　　追根溯源，逆反心理产生根源有以下几方面。

　　（1）主导理论与社会现实的落差。

　　理论、理想与社会现实之间永远有一个差别，这本身就使青年人巧有经过一个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才会明白其中的道理。然而，由于社会不正之风和少数领导干部的腐败现象，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局面，使部分社会现实、社会现象与我国的主导理论发生对立。这就加大了青年心目中主导理论与社会现实的落差，激发部分青年的逆反心理。

　　我国的主导理论使青年人懂得党政干部是人民公仆，其宗旨是为人民服务，而现实中青年人却见到部分干部贪污受贿，以权谋私；主导理论教育青年大公无私，先人后己，而现实中却有损公肥私、坑蒙拐骗的现象；主导理论教育青年要艰苦奋斗、艰苦创业，而现实中却出现追求高消费的享乐主义和文化生活中的贵族化倾向；主导理论宣告我们国家基本方针是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而现实中却有部分领导干部对群众麻木不仁，自视为凌驾于群众头上的人。这些主导理论与现实的对立现象，使得青年陷入困惑，在得不到解脱的情况下，容易产生对主导理论宣传的逆反心理。

　　（2）理论工作滞后，精神支柱倾斜。

　　改革开放以来的新时期，经济发展是好的。但是，理论工作却滞后于改革实践的发展，使青年中没有解决好确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精神支柱的问题。这就给青年人随意接受各种西方思潮打开了一个缺口。

　　早在1986年12月，邓小平同志就针对当时的有关问题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翌年初，邓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年的发展经验，又指出，“几年来我们制定的方针政策是成功的，但是在发展中也带来一些消极因素。……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理论、思想、文化领域”。可见，邓小平同志对思想理论界的滞后状态早有察觉，并看到了其对青年的影响。

　　改革开放每时每刻都使社会面貌发生变化，人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理论界的这种滞后发展的局面，虽然多次引起报刊大呼“改革呼唤理论”，结果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改革的理解，对开放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对苏联东欧剧变的说明，都没有做到及时、有效地解决问题。这就在青年面前堆积了过多的思想困惑，精神失去寄托。在这种情况下，简单推行的思想教育工作，很容易激发青年的逆反心理。

　　（3）理论导向变化幅度大，削弱了青年接受教育的积极性。

　　十几年的教育失误，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理论宣传教育的导向反复变化，摆动幅度过大，造成了理论教育的多次震荡。这种不够稳定的状况，不利于树立青年对我们宣传教育内容的足够尊重。同时，这种变幻不定的过程，也降低了思想教育工作者的信誉。这样，很容易激起部分青年对某阶段宣传教育内容和某些思想教育工作者的逆反心理。

　　（4）十年动乱的历史后遗症。

　　这一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种情形：“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捣乱，思想战线上长期间充满了胡言乱语，以至人们对于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的许多干部和教师失掉了信任。这不是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过错。现在这些同志十分苦恼，许多家长、老工人、老战士也都十分苦恼。”历史给思想政治工作者开了一个大玩笑，使他们处境一时很尴尬。由于拨乱反正、纠正了过去的错误，部分青年人把账记到思想政治工作者身上，这就很容易对思想教育工作者这种身份产生逆反心理。

　　掌握了部分青年逆反心理产生的根源，就可以促进思想政治工作者更新方法，制定有效的对策，战胜逆反心理，收到思想教育的积极效果。

　　四、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歧途

　　当代青年思想领域中，还有一种不容忽视的思潮，即西方实用主义或西方功利主义思潮。近十多年来，由于社会环境的变革，西方实用主义思潮又死灰复燃，在青年思想界起了很大的消极作用。这也是当代部分青年思想上的一大误区。

　　1.实用主义思潮的表现

　　实用主义思潮浸染青年思想，有各种表现，其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1）讲究功利，淡化理想信念。

　　西方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潮，自19世纪至今，始终把社会生活的道德作用归结为现实利益，用资产阶级商人的实用主义眼光看待人生价值和社会道德的作用。最后演化为对自己有用便是“真理”，眼下有用便是“真理”。实际上用功利和私利取代了真理。

　　这种思潮浸染了青年思想界。据1994年的调查结果，发现“一些中性的、模糊的价值取向正在上升”，“青年的事业献身精神和对国家集体的奉献精神有减弱之势”。不少青年在现实生活中持这样一种非理性主义态度：“中国不论搞什么主义，把经济搞上去就是好主义。”还有少数青年公开提出：“我看中国最需要实用主义。”且不说在中国除了社会主义根本就不曾出现过把经济搞上去的什么好主义，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多次努力均告失败，更何况，把经济搞上去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唯一目的。大呼需要实用主义的人，其实连实用主义为何物也没搞清楚，这样在一种混沌状态下，淡化着理想，滑向实用主义泥沼。

　　在实用主义思潮影响下，部分青年丢掉了“遥远的”目标，只注重眼前世俗化的物欲和低级趣味的自我满足，政治冷淡，玩世不恭。在一些青年人眼中为人民服务已是过时的观念；奉献不是对社会而是对自己的家庭、妻子、儿女；挣点、花点、玩点成了“最现实的”。这样，用“利益”和“有用”衡量真理，“四有新人”的有理想一条，从何谈起？

　　（2）讲究个体眼前利益，排斥爱国主义。

　　实用主义重眼前、重个体利益的特点，很难容纳下爱国主义精神。因此，实用主义的蔓延，排斥并冲淡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效果。这是因为，实用主义重眼前利益，而爱国主义首先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情绪积淀；实用主义强调的是个体的单独利益，而爱国主义本身则体现一种集体的和全民族的整体利益，这完全是对立的。在我们发展中国家，经济处于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水平的现实状况下，在实用主义影响下，过分强调个体利益和眼前利益，爱国主义无从建立，相反，民族虚无主义却开始泛滥起来。

　　有些青少年，以个人生活水准比较中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到了崇洋媚外、丧失民族气节的危险边缘。还有的青年，只以物质条件、科技发展水平评判历史，再次走到了胡适当年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必须“全盘西化”才有出路的民族虚无主义。极少数青年向外国人投靠、卖淫，这更是典型地反映了从眼前实用、个人享受出发，就会走到丧失国格、丧失人格的地步。有的青少年接受了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竟然怀疑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成的《可爱的中国》是“编造的材料”。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又穷又破，被外国人摧残掠夺，老百姓不可能从这样一个国家身上得到任何个人好处，因此，不会有任何人去热爱这样一个国家。这一典型事例值得中国同胞警醒。

　　只讲个人实用、实惠，有用就是真理，有利就是真理，在当今世界上，面对西方强国还有谁愿去为祖国的振兴忍辱负重？还有谁会在祖国危难时挺身而出？长此以往，放弃爱国主义教育，中华民族的子孙将不再是一个整体。

　　（3）崇尚物欲，贬斥人的社会地位。

　　西方实用主义思潮有一种崇尚狭隘的、片面的个人眼前物欲的特点。受其影响，社会现实中，部分青少年出现了贬损人的社会地位，打起“人为物制”这面资产阶级统治下的旗帜，导引了社会丑恶现象的发生。

　　少数青年人身上出现道德滑坡现象。还有的青年只讲物欲和金钱不要人格，为了金钱和物欲，竟愿把自己降低到别人玩物和工具的地位。这些人，物质享受升到了现代最高的水平，而精神状态在实用主义影响下却落到动物本能的水平。

　　（4）强调个人索取，削弱对改革的承受能力。

　　实用主义由于强调个人私欲和物质利益，直接导致眼光短浅的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在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则容易产生情绪躁动、冲破秩序的束缚。这种特点，一面易导引高消费的潮流，一面导致对改革现实的否定和抵触情绪，即：个人索取得多，便以高消费来自我满足；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则出现不安定的情绪。这种情况，在社会现实中已不罕见。

　　改革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使人民生活达到普遍富裕。但是，改革的进程中决不会出现社会全体成员在同一个时间都能索取同样的好处，都达到满意的地步。总有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所得偏少或偏低。而且，改革进程中，常常还需要社会一部分人为改革进展、企业调整而付出一定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实用主义的思维方式会直接引出不满情绪，削弱人们对改革的承受能力。

　　由此可见，实用主义在我国现实中没有起到推进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相反，它起到了涣散民族凝聚力，冲击人们的理想信念，导致社会不良风气，削弱人们对改革承受能力的消极作用。在发达国家作为“国家哲学”的实用主义，起到了维持统治阶级社会秩序、缓解阶级矛盾的作用，来到发展中国家则全然是两回事了。因此，看待一种哲学思潮的社会作用，不能离开国情的视野，不能离开历史发展的视野，不能离开第三世界国家的视野。

　　2.实用主义思潮出现的社会原因

　　实用主义思潮曾在20世纪初期在中国得到一定的传播，并出现了许多代表人物，但随着新中国的产生，这种思潮便失去了立足的基础而消失了。近十多年来，它的重新活跃，是有其特殊的原因的。

　　（1）在启动物质激励机制的过程中陷于盲目，是部分青年人接受实用主义的最初原因。

　　改革过程中，我国启动了物质激励机制，这就使得人们经济生活中产生明确的档次。人们的物质利益的差别直接地、形象地呈现于社会。这种现实的刺激既有激励人奋争、向上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在思想上追求物质利益、崇拜物欲的消极一面。在对待现实物质利益方面走向极端，陷入盲目状态，把功利、实惠、效益当成唯一的或主要的评价标准，就容易走向实用主义。

　　（2）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一手偏弱，是部分青年接受实用主义的过程原因。

　　在把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曾长期处于偏弱的地位，出现了严重的教育失误。总有少数人把经济看做硬任务、把精神文明和思想政治工作看成是可有可无的。这就造成了许多弊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安定团结，也使得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旋律不突出。社会现实中出现了“越是无知，越是大胆”的奇怪现象。在这种氛围中，社会上直接或变相地抛弃马克思主义、冷落马克思主义的风气，必然导致许多人在思想上倒向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

　　（3）市场经济活动中的负面作用影响，是部分青年接受实用主义的近期原因。

　　近年来，我国明确确立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我们要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我们把市场经济分为姓社和姓资的，这只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简称。”“它具有市场经济的共性，同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在运行规则上是相通或相似的，两者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历史上的实用主义产生和传播与当时所在国家的市场经济的环境相关。今天，我国既然也出现了与当时西方市场经济“大体上差不多”、“相通或相似的”市场经济，那么，作为其负面的作用，也就存在着实用主义滋生和传播的土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必须对其负面作用进行约制，否则，实用主义等消极影响将日益扩散。

　　在我国，又要搞市场经济，又要防止和克服其负面影响，保持社会主义方向，这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现实，与现实相结合，有效地教育好青年。这样，实用主义才不会危害我们的事业。

　　（原作发表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论文集》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