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学期末考开考后不久,我发现准考证忘带了,这是平生第一次。前几科考试时,监考老师也没有仔细查,我就没有当回事,内心深处觉得它可有可无,忘在宿舍的抽屉里,也不足为奇。我权衡了一下当时的环境:我本来就想抄点东西,如果在抄的时候让监考老师发现我少了一件必不可少的东西,我全身都是嘴都讲不清。于是我主动站了出来,坦言相告,我没有带准考证。听我诉说的那人紧锁眉头,然后他让我先坐下来,再从长计议。他惊慌失措,跟其他几个老师扎成一堆,讨论了一会,然后他们将讨论得出的举措付诸实施,以排除我是在替人代考的嫌疑。
一个老师过来了,他问我,你们班上辅导员是谁?我告诉了他。可能我们的辅导员,尽管在我们面前耀武扬威,但在学校里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角色,他们闻所未闻,于是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他们想了想,就指着判断问,你说说他叫什么?这就像是小学生认人玩,还有点看图识字的味道。他还担心我的视力过于良好,意欲抢在我说出判断的名字之前拿走他的考试证,不让我看到证上的名字,以保证检验的有效。但是做时迟,说时快,他们没有来得及动手,我就脱口而出了,我只是想一下子就说出来,以此来验明正身。对于推理的认证,他们的动作比我快。于是我们双方达成了满意的一致。
忘带准考证这一件事,还跟考前我们集体的关注点息息相关。当时我们一而再再而三讨价还价、模拟操作的事情,是如何先占据有利地形,确定有良好应试技巧的人的分布,如何使用手机传递答案。至于数学知识,不是当务之急,一时半会儿,还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一切的一切,必须要有地利这一前提条件。所以尽管两点半开考,一点钟我们就集体去抢位了。教学楼的铁门还封闭得像是共产党员的嘴巴,门外却已经是里三层外三层人山人海,好像那栋楼是诺亚方舟,三教九流的物种,都想借它活命。每一科开考前,都不会出现这种人如潮涌的盛况,只有数学,想必大家都有着同样的心理,想共渡难关。两点钟的时候,堡垒从内部攻破了(管理员从里面开门了),我们拼命冲了进去。判断比我英勇多了,他在进门时,几乎把一个女生挤飞,向二楼爬的时候,一个女生挡住了他的去路,他一把把别人拉了下来,然后自己像只前脚长后脚短的野兔一样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蹿了上去。最后,一马当先冲进三楼考场里的是另一个寝室的男生,第二个是判断,我是季军。我们三个人就基本上把考场上的座位分配完毕。不过不幸的是,在考前五分钟,我们那一竖排被集体调换了。原来的攻守同盟,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大家分飞各天涯。我和判断一不小心,飞到老师的眼皮底下。他们一群近视眼,恨不得贴到我们的脸上来观察我们。那些密密匝匝的眼光啊,有如一张疏而不漏的网,我们俩就像两只被不幸黏住的苍蝇。
那几个监考老师除了解决完我的问题、警告推理和捕获别班一个小女生之外,就是挤在一起,开动物碰头会,讨论关于抓作弊的经验问题。
判断手下做题目的功夫虽然不值一提,但是他的耳朵却挺能使。考完后,他愤愤地宣扬那四个来自B校区的势利小人的言论。他们说,我们A校区的老师在B校区监考时抓了四十多个学生,他们的老师在A校区这边还无所作为,搞得“光荣榜”上的同学的出处都是一样的。他们纷纷表态,要搞一票人玩玩。整体看来,像是黑社会的报复和反报复。
考完之后,我提议,大家一起到后门吃一顿好的,我们一二三四五六,都没有做到六十分的题,如此普天同庆的事儿,不去好好庆祝一下,餐馆老板还做不做生意了。尽管面对那一成不变的菜谱,我们缺乏想像力,但我们还是坐了下来,彼此将就,再一次点下了点了又点的菜式,而且胃口似乎还不坏。不过奇怪的是,我明明过不了,反倒不紧张,当初明知道自己不会挂,开成绩单时却诚惶诚恐,手脚发颤,不敢卒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