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仙外史

第八十四回 吕师相奏正刑书 高少保请定赋役

　　却说两军师的奏疏，原因建文皇帝敕令新旧文武诸臣会议朝仪，行到各郡开府，广咨博访，吕师与高咸宁出镇在外，未便悬议。况且归于帝师裁正，更无可以赞助高深。倒因本朝刑书太繁，赋役太重，二者皆属治平要务，均宜厘正，以为一代制度。从来英雄之见，大略相同，先经移文会商定了，于建文二十一年春三月联名上奏。如今先说刑书怎样更正。其书略曰：臣闻礼者禁于未然之前，刑者施于已然之后。倘未然者不可禁，则已然者不可不治。故礼与刑，二者乃圣人驭世人之大权也。本朝创国之始，礼仪制度、刑律典章，亦既详且备矣。虽然，礼可过于繁，而刑不可或繁也。札之在下者，或可繁；而礼之在上者，亦不可太繁也。兹承皇帝陛下睿鉴及此，已奉敕旨廷议因革外，臣请得以刑书论之。古者五刑：墨、劓、剕、宫、辟；今之五刑：笞、杖、徒、流、斩。其重与轻，大相悬殊。岂古圣王不仁之甚，而必欲残刻人之肢体，以快于心哉？夫刑罚重，则民畏而犯者少；刑罚轻，则民狎而犯者多。夫断者不可复续，民未有不感激涕位，而日迁于善者，是刑一人而使千万人惧也。所以虞、夏、商、周，皆相传而不变刑措之风，于焉为甚。自汉至唐，递加损革，肉刑遂皆废尽，而后世之犯法罹罪者，百千倍于往昔，何也？笞、杖、徒、流，无损于身，不足以惩其奸也。在良民之误犯法者，犹知自省。若奸狠之徒，则多甘心而故犯，犯而受刑之后，反若加了一道敕书，为恶滋甚。天下之民恶者日多，而良者日少，不可谓非法之使然也。其弊至此，乌可不思所以更变之哉？

　　— 笞罪宜革也。圣王之世，法网宽大，些微过犯，何足加罪？《虞书》①，鞭作官刑，朴作教刑，原在五刑之外，但施之以鞭朴而不名为罪，以其所犯者轻也。是故定爰书者，方谓之罪，罪乃重矣。今之笞罪二十者，折责止数板；杖罪至一百者，折责不过四十板。而酷吏之鞭朴人者，动辄至四十、五十，即再越而上之，亦无界限。是有罪者刑之甚轻，而无罪者刑之反重。颠倒若此，亦何所用其笞刑也哉？

　　—军、流二罪，均宜革也。夫移于卫籍者，谓之军。生子若孙，无异于民。徙于远方者，谓之流。生子若孙，仍为土著。王者四海一家，军民一体，安在家于故土者，谓之良民，而徙于远方者，便谓之罪人乎？安在占于民籍者，谓之良民，而移于军籍者便谓之罪人乎？且为恶之人，岂有于此地能为恶，而移于彼地便能为善乎？岂有于民籍则为恶，而改于军籍竟能为善乎？是诚不可解也。夫宦游与流寓之人，多随处伪家，离其故上有二三千里，甚至四五千里者，曷尝不与流罪相若哉？

　　—六赃内“常人盗”一款，所当革也。夫监守盗者，原系有职之人，监守官物而反侵没入己，推其心为欺上，论其罪属故犯。非盗也，而名之曰盗，是深恶之词，所以计赃之多少，而定其罪之轻重。若常人之盗在官之物与盗民间之物，推其心，不过鼠窃狗偷，均之盗也。今常人盗之，律与枉法赃同科，八十两便绞；窃盗之律与不枉法赃同科，至一百二十两乃绞。所犯本无以异，而律则大有攸别，特为上者所重在货物，故并其罪而重之耳。昔汉文帝为三代以下之贤君，有人盗去太庙玉环，必欲诛之，而廷尉张释之论止罚金，且云：“若盗长陵一杯土，其罪又当何以加诸？”嗟乎！释之之论罚金虽过于从轻，然止以盗论，而不以盗官物为重于盗民间之物，则其义当矣。后之人君，若汉文帝之以怒动诛者，正恐不少，而欲求刑官如释之之犯颜直谏者，恐千载而不可得一二。则莫若并常人盗之名色而革之，元分官物与民物，总入于窃盗同科为善乎？

　　— 窃盗以赃定罪之律，亦所当革也。

　　《春秋》之法，首重诛心，彼为盗者得赃虽有多寡之殊而原其为盗之心则一。若必以赃数定罪，则轻者不过笞杖，重者乃至于绞。何以同一盗心，而罪之悬绝若是？夫不幸而得赃，少者犹幸，而罪甚轻，其盗心固不容已；即不幸而罹重罪者，①《虞书》——《尚书》组成部分之一，相传是记述唐尧、虞舜、夏禹等事之书。

　　犹幸而得赃多，其盗心亦断不肯止。是则生之、杀之，皆不足以劝惩其后。要知偷儿之入人家，必尽其所取而后己，乌得有诡避夫绞罪，而兢兢焉以一百二十两之内为准则乎？故计赃定罪，但可施之于枉法；不枉法以事取人之财者，断不可加之于为盗者也。

　　—坐赃致罪，尤所当革也。夫所谓坐赃者，不过寮寮①馈送之礼与上下交接之仪，其间吉凶庆吊、币帛往来，虽圣贤亦不能免。孟氏云：“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

　　即“坐”之一字，顾名思义，原属非赃而坐之，又乌足以服人之心？圣王之世，法网宽大，岂宜有此？将欲举天下之臣民皆为于陵仲子，如蚯蚓而后，可哉？若其结交请托，暮夜投金，自有枉法与不枉法，二者律文森然具在，原不可以此藉口而幸免也者。

　　— 七杀内“故杀”之条，宜革也。夫杀人者偿命，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今以斗殴杀为可赦，而以故杀者为十恶不赦，岂死于故杀及死于斗殴杀者，其死有以异乎？若曰临时有意曰故，为其心必欲杀之，与斗殴之不期死而死者有异，是则舛已。夫为盗之心显而易见，即谋杀之心亦可推求而得。若至拳棒交加，纷纭争斗之际，而必曰“此固无欲杀之心，彼固有欲杀之心”也，即鬼神亦有所难明者。若谓故杀之条，亦诛心之律，则当罪有轻重之别。今同一死耳，又何必分故与不故乎？且令之杀人者，千百案之中而律以故杀者，曾未闻有一二；至律以斗殴杀者，则千百案之中，如出一口。迨秋审之期，多入于“可矜”“可疑”或“缓决”之内，其抵命者，亦曾未闻有一二，宁不滋长凶人之焰欤？若曰在上者好生之心，慎重决囚，则此命可活，彼命可独死乎？生者可受矜全，死者可受沉冤也乎？王者之生杀，如天道之有春秋，相须而行，岂可以煦煦为仁，而有害于乾道至刚之用？夫锄稂莠，所以养禾苗；诛奸凶，所以劝良善。孟氏云：“杀之而不怨，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则是，杀人者杀无赦，不必另立故杀之条，以滋其出入之端也耳。

　　— 过失杀之律，赎绞以金，可革也。所谓过失者，乃转瞬所不及，措手所不逮。匪特细人也，即仁从君子，容亦有罹此厄者。不可加之以罪，故虚名曰绞，而实取罚金十二两四钱有奇，以为营葬之资。岂人之一命，止值此数乎？绞之一罪，亦止值此数乎？夫徒罪收赎，尚有十八两之多。颠倒若此，殆难为作律者解矣。而且“杀”之一字，尤不可以混入。自我杀之之谓杀，此不特非我杀之，亦并非因我而死，焉得标之曰“过失杀”乎？过失既不可名曰杀，绞罪亦不容以金赎，如之何其不去诸？凡有当此案者，察其人之富贵贫贱，而罚金之多寡，以惜死者之家口，于义当矣。

　　昔子产制刑书，萧何造律法，原本今均无传焉。今之所谓律者，类皆后代所改作，而又添出如许条例，纷红错杂，令人莫所适从。夫曹参代何为相，赞其政令画一，守而勿失。则知萧之律，断断乎其画一者。律之所载，纷绢错杂之例，断断乎亦宜尽行革之，而后得成为画一之典章已尔。臣等不猜僭妄，酌古斟今，因时制宜，更定五刑并四赃六杀大纲于左。

　　五刑（减去今之笞、军、流，增入古之剕，宫二罪）

　　— 杖罪，断自杖六十起至一百止，为五等。一切的决不收赎。妇女犯者，除不孝、奸情本身受刑，余皆责其夫男，无夫男者赦之。七十岁以上，十二岁以下，并废疾之人，有犯者亦赦之。其律内所载，应得笞罪，尽行削去。犯者量责，《虞书》所谓朴作教刑，不以罪名也。

　　— 徒罪，断自一年起，至五年止。向以三年为五等，兹以五年为五等。徒一年者，发五百里；徒二年者，发一千里；徒三年者，发一千五百里；徒四年者，发二千里；徒五年者，发三千里。凡犯监守、枉法二罪，应充徒者，皆双颊刺字：监守刺“侵盗”二字，枉法刺“坏法”二字，左右颊各刺一字。犯此监守、枉法二罪，如老与废疾之人坐其子弟，妇女罪及夫男不赦外，其以他事犯徒者，老幼、废疾、妇女悉以宽宥。此寓流于徒，徒为贱役，流属安置。是故，流三等均行削去，其充军诸律，边远者徒五年，附近者徒四年，可也。

　　一 剕罪，刖足也，唯窃盗及抢夺用之。无论官物与民间之物，罪皆一体。初犯者，颊上①寮（láo，音嘹）宷（cài，音菜）——官舍，引申为官的代称。各刺“窃盗”“抢夺”二字；再犯者，各刖足；三犯者，窃盗斩，抢夺绞。但得赃，即按律行，不计数之多少。妇女初犯量责，再犯刺字，三犯刖足而止。外有强盗而未得财者，亦刖足，仍刺其面。— 宫罪，阉割也，唯奸情干名犯义者用之。如翁奸子妇，本律皆斩。翁固可斩也，而使为人子者以其妻之故，而坐视父之惨受极刑，苟有些微孝心者，我知其决不忍也。易以宫刑，庶几其无伤于天性乎？又如婿奸妻母，其服制不过三月，而律之以绞，亦觉太甚。夫为其妻者本无罪也，而使之顿失所天，又岂仁者之用心？亦当以宫刑代之。推此，而凡异性之亲，因奸而得死罪者，宜悉易以宫刑者也。至其奸妇之死生去留，一听本夫。苦系孤孀，照奸律杖责外，同姓之亲因犯奸而罪应斩、绞，悉从本律。— 大辟，绞、斩、剐，皆是也。除奸情内应易宫罪之外，如伪造历日、茶盐引、私钱与弃毁各衙门印信、邀取中途公文、称颂大臣德政，凡属法重情轻，应斩者均宜易以绞罪。又如师巫假降邪神、空纸盗用印信、诈传亲王令旨，应绞者亦属法重情轻，均宜易以徒罪。再监守、枉法与不枉法应服大辟，在下文赃款之内。四赃本律内六赃，常人盗赃与坐赃皆已削去，其窃盗不计赃而定罪，与常人之盗官物亦然，共去三款，添入挪移一条，共定为四赃— 监守盗赃。五百两，徒一年；一千两，徒二年；一千五百两，徒三年；二千两，徒四年；二千五百两，徒五年；三千两以上，斩。追赃不完者勘产，除妻孥外，其妾僮婢仆皆入官。若犯赃止五百两以下，均满杖，与五等徒罪皆刺字。第杖罪之赃，产尽者赦之，人亡亦赦之，余皆不赦。至律内有准监守盗论，如虚出通关、转贷官物之类，原非侵匿入己，但应追帑完公，罪止于革职。所谓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法当寓严于宽尔。— 挪移。挪移者，或以彼而挪于此，或以后而挪于前。推其心，则属因公；论其事，则为济急。究竟此项仍可以还彼项，前款仍可以还后款，不过仓卒擅动，绝无一毫私意于其间者不议。外其有费去虽属因公，而事原非济急，库帑已亏，无款可补，藉口以为开销之地，而实有侥幸之心，方名曰挪移。其赃比监守多一倍者，罪亦如之，至死者绞。三月以内完者，减等发落，不完者罪及本身，勘产而上。幸而遇赦，亦得减等。— 枉法。赃至一百两者杖，每徒一等，递加五十。计满三百五十两者，徒五年，五百两者斩。追赃不完者勘产，妻孥、妾婢、童仆尽行入官。虽赃止一百两以下，犯五等杖罪者，亦不赦，与徒五等皆刺字。其有准枉法论者，赃数相等，罪亦如之，唯至死者绞。追赃不完者勘产而止，妻孥不问。若犯杖罪者，但免刺字，统不援赦。— 不枉法赃。其数倍于枉法者，其罪同，至死者绞。限一年以内完赃者，减等发落，不完者但刑本人，不勘产。若遇赦，仍得减等。外有准不枉法论者，罪止满徒、追赃，力不能完者赦之。六杀（分出斗、殴、戏杀，减去故杀、过失杀，增入威逼杀）— 谋杀，悉从本律。— 误杀，悉从本律。— 斗杀，不论人之多寡，但执持兵器，争斗致死者，曰斗杀。是皆有意于杀人者，斩。若于拳脚相殴之际，遽抢兵刃，因而杀人者，亦斩。若系木器，仍从殴杀论。其有老幼及妇女犯者并如律。— 殴杀，彼此不拘人众，但以拳脚互殴而死者，曰殴杀。是尚无意于杀人者，悉从本律绞，若老人及妇女犯者，皆如律。其有彼此幼童相殴致死者，亦如律。斗杀、殴杀，二者皆勘实立决。倘有仓卒救父兄之难，出于迫切之衷；或骤见妻妾为人调戏，情难容忍，实有所不甘者，监候，遇赦减等。其外即系疯病之人，亦并如律，不容少贷。— 戏杀，并从本律。但律文所载过失杀，条款内有驰马街衢、放枪林野之类，为耳目所不及，智虑所不周者。若其事出于奉公差遣，似可以过失论。否则，属于游戏为乐，当归之戏杀项下也。余有类者仿此。

　　— 威逼杀，威者，势焰也。小民慑其势焰，既不能与之抗衡，又不敢与之争辩，而甘心于一死者，其气之郁塞而无可申，其情之冤抑而无可诉，为何如耶？孟氏云：“以刃与政，有以异乎？”夫在上者，以虐政杀人，尚与加刃无异，今以齐民，而其威焰竟足以杀人，虽不手操兵刃，而实有甚于操刃者，此其人必大憝元恶，诛之唯恐不速。本律止于杖罪，有是理乎？

　　今应改威逼杀者，斩不赦，庶刑罚之中于义哉！苦死者非其本身，是伊衰迈残疾之父母，减罪三等。若系妻妾子女，并从本律。若亦有废疾者，减罪五等。

　　臣窃思之，古者五刑，从无减等之制，亦无赎金之法，所犯不同，其罪各别，大辟之不可减而为宫，犹剕之不可减而为劓、为墨也。至后世之五刑，则绞、斩而可以减流，流与徒均可以减至于杖与笞，是亦省刑之意。兹者古今参用，凡死罪减而至于流者，应改为徒五年，徒则递减，杖亦如之。虽减而罪犹存，尚可行也，若赎金一到，则罪尽豁免，是朝廷以刑法而卖金矣。《虞书》金作赎刑，原不在五刑之内，谓因公有犯者罚金以赎之。此盖论其事，则为有过，原其心则属无罪。或势有所不能、力有不逮之际，以至于犯，故不可加之以罪，而但罚之以金也。降至后世，虽罪不可宥者，而亦得以金赎，是使富贵之人皆幸脱于法网之外。圣王之宽大，夫岂苦是？故凡律载以私犯罪而赎者，宜尽革除。若因公而犯者，既罚以金，又当并其罪名而泯之，但谓之赎刑可也。如有禄乏人，则罚俸、降俸、降职、降级，足以尽之。无禄之人，则输金罚粟或力役，足以尽之矣。或曰五刑赎锾创自《周书·吕刑篇》，岂可擅论？而不知周之穆王亦为叔世，岂大舜之法，反不可法？则与至鞭作官刑、朴作教刑，此以私犯罪而细微者，故以朴责教之，若师之朴责其子弟然。今亦定为限制，断不容朴责至二十以外，而入于杖罪之数也。夫如是，则公私有别，轻重有权，而于古人制刑之意，不相悖矣。臣等谨以本朝律书综核厘正，并奏睿览，伏候帝师裁夺。

　　月君批示曰：

　　子产刑书①，酂候律法②，不遗于后，未知何若也。吕律以古今五刑参酌互用，皆折衷以圣贤之旨，允宜为当代之宪章。惜乎天下未一，不能通行宣布。俟奏闻行在，编之国史，以为百王取法。

　　而今再说更定赋役的制度。疏曰：

　　臣窃闻之，邦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财者食之原也。故治国之要，必先养民；养民之要，必先薄赋。古语云：“衣食足，而后礼义兴；礼义兴，而后教化行，天下乃王。”苟为人主者使民失其所天，则饥寒迫于肌肤，欲民之无奸伪不可得也，奚暇治夫礼义哉！夫兴王之世，民未尝不足；而衰敝之时，民又未尝不困。君民原属一体，未有民足而君不足，未有民不足而君自足者。兹幸逢皇帝陛下敕议朝廷之礼，臣请得言其行礼之木。夫礼，不独在朝廷也。上而行之，下而效之。登斯世于熙之域者，莫若为礼。而欲使民安于礼让，而莫知所以使之者，唯足食为务。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则有三年之蓄。故猝遇水旱，而民若不知。今之民则终身耕而无一日之蓄，举家耕而无半年之需者，虽常遇丰亨亦若不聊其生，何也？在上之人取之者众且多也。考之井田之制，无赋税亦无徭役，不可复矣。自七国争而井田日废，赋敛日重。汉有夏税秋粮之制，唐有租庸调三者之法，至宋而盐铁酒茶，及今而齿革毛羽，凡有利孔，莫不与民争较锱株，甚非王者之大度矣。臣等不揣固陋，揆衡今古，拟定赋税、徭投并关榷、钱法、盐政诸条于下。

　　一 曰赋。盖出自田上所贡者。古者井田，无敛于下，但寓兵于农，而以田赋出兵。所谓赋者，兵也。后世兵农分，而夏税秋粮，总谓之赋。又有按其户口而征之者，谓之曰丁银。大①子产刑书——春秋时政治家、郑贵族子国之子，名侨，字子产。郑简公十二年（公元前554年）为卿，二十三年（公元前543年）执政，实行改革，后又创立“丘”征“赋”制度，把“刑书”（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布，不毁乡校，以听取国人意见。②酂（zàn，音赞）侯律法——周代酂侯制定的律法。约对于鲁庄公之科人，而以其所征者为养兵之用也。其丁有人丁、门丁、匠丁、灶丁之别，其额有上、中、下之等第，小民孜孜汲汲，日不暇给。而纳一丁之上者几至一两，下者亦有数钱。岁遇灾荒，田有捐税之时，而丁则无缓征之日。迄今，额在而丁亡，丁亡而征输如故，累及闾里。臣议将以丁额统归于田赋之内，俾丁随田转。有田之家，方纳人丁。譬如以百亩之田，而入之二丁，重则每亩亦止多二分之数，岁丰则完，岁凶则赦，庶几田之所产，可以不劳余力乎？虽然，夏税折色也，秋粮本色也，而又加以丁银，则一田而三赋，其为定额，断不可出于十二之外。

　　二曰税。盖取之于市者。古者贸易，有市官治之耳，无所征也。后乃有征其市地之廛者，即今地租房税之类，而尚未税其货也。今则既征其房地，而并税其货物。如牙行有税，市集又有税，麻、缕、丝、枲、粟、米、豆、麦，牛、羊、驴、马等畜，莫不有税。小氓，抱其些微之物入市，即从而税之，近于攘之矣。尤奇者，神庙香火，稠盛之处则有香税，是说庙宇乎？抑税鬼神乎？诚莫可解已。臣议将一切诸税尽行除草。其应留者止三项：如“普天之下，奠非王土”，则房、地宜有租税；典商为富厚之民，本大利广，是亦不妨有税。至于田产交易，令其请官印而税之，所以杜日后争端，亦便民之事。夫如是，则上之诛求稍减，而下之民生亦得以渐厚矣。

　　三曰徭役。民之力也。自古有之，第从无不役富贵，而但役贫贱者。先王用刑，自贵近始；而行赏，则先于疏远。岂以徭役而不加富贵乎？论者谓卿大夫位列朝廷，宜敦真体，不可任之力役。夫卿大夫固宜敦其体，岂卿大夫之奴仆亦并宜敦其体耶？曷不便之供役于上者？且甚而至于胥支亦多优免，是则胥吏亦在敦体之例耶？或以为胥吏役身于官，一人不能兼二役。夫其役身于官者，乃彼之生计，非上人之役之也。彼小民者，孰无生计，而可独任国家之力役，并可任缙绅胥吏之力役哉？臣愚以为，优免徭役，宜加于士之贫者，不宜加于大夫之富贵者；宜加于茕民之贱者，不宜加于胥吏之贱者。庶几王者至公无私之意乎？否则，荆公雇役之法亦可。司马温公废新法，而东坡先生不以人废言，独以雇役为决不可废。卓哉！见之远矣。

　　四曰关榷。讥而不征，不可说矣。第有货，而后有榷；有商，而后有税。未闻无商无货，从而榷之者也。如今宦游之人或客游之子，行李之中偶带些微，为需用计耳，原非货卖者比，虽一冠一履亦必榷而税之，何也？然此尚有一物之可税。乃虚舟而行者，并其船而税之，使天下之 人举足动步，必先有输于朝廷，诚不知其好利之心，一至于此！愚意以为，商贾可税，使非商贾，非货卖者，均不可税；舟之载货者可税，若空舟往来者，亦何可税之而贻怨于小民，贻讥于后世乎？是则所谓上船科之关，均可革也。

　　五曰钱法。古者谓钱为泉，言如泉水之可以通达四海也。今之钱则不然，有行于此邑而不能行于被邑者，有铸于彼郡而不可以通于此郡者。俗语云：钱使地道。其故安在耶？在于上之人先以此取利。夫王者铸钱，以通天下之贸易，奈之何司农钱局之中，岁必计其获息多少耶？于是外省之设炉者，尤而效之，必以获息之多，逢迎其上。而其息则又三分之，一入于国，一进于官，一没于吏胥。其钱至于瘦削而不可问，然后奸民私铸之钱，得以参杂于官钱之内。即一邑之市镇，彼此之钱尚有不能相通者，又岂能通达于四海而谓之泉也哉？臣以为京局铸钱，先定其规式，次定其轻重，再定其厚薄大小。每岁所铸而发于民者，仅取其本值，更不浮取厘毫之息。凡各省藩司之铸钱者，照依京局，一体遵行。庶几鹅眼之钱，不复见于今矣。

　　六曰盐政。古者鱼盐不禁，无所谓盐官也。自管子煮海为盐而通商贾，始擅其利，汉则取其税而无官。迨后，则有官而复有税矣。今者盐池盐场，既有大使，又设转运诸司、巡察御史，一处之供役，动以数十万，反浮于国课，朝廷亦何乐乎有些官也？臣愚以为，商人之赴场掣盐者，止大使已足司其出入，照其捆载之数，给与官票，遇关则征税，至发卖地方则征课。一胥吏事耳，曷用多官，悠游无事，朋分此数百万金乎？夫此数百万金者，将谓出自商之本乎？抑亦出于商之利乎？若出于商之利，则所取者仍属小民之资。故商之所费者简则盐贱，而民日有所省。譬如漏瓮，日减一滴，终年而竭；不漏，则常盈矣。夫如是，则商富而民足，国亦省费，不亦善乎？

　　抑臣更有请者：我朝太祖高皇帝，愤张士诚据吴不服，乃籍富豪家租册为税额，由是苏郡之赋为最重，而松郡略次之。考二郡之赋，竟居天下十之有二。至建文二年，特颁恩诏，悉减旧则，每亩米不过一斗，银不过一钱。未几，而燕藩僭位，仍复洪武之制。在元时，苏郡赋止三十六万，今已加至二百八十余万，小民终岁勤动，而供于上者十之七八，即大丰之年，亦必称贷以输将，权其子母，尽归乌有。若遇歉岁，臣不知其如何也。夫吴门密迩皇畿，素称文物之邦，使民兴于礼让，当自此始。臣知皇帝复辟之先，发政施仁，首所念及。不揣固陋，谨具奏帝师云云。月君览毕，赞道：“两军师皆具济世之才，可惜未遇主耳。”公孙大娘道：“已遇帝师，何为不遇？”月君道：“噫！遇孤家犹不遇也。”聂隐娘道：“这是何说？”月君道：“世人多以成败论也。”遂援笔批云：

　　吕律、高咸宁敷陈赋役，言言皆中綮窾，循而行之，实膏盲之卢扁也。第孤家益嗟世风日降，王道竟不可复耳！俟奏请行在，与刑书同入国史。以上二疏，并附议复典礼一疏，择日遣使奏达建文行在。正是：方袍圣主，徒怀王道之兴；韦带儒生，略显霸才之用。下文又演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