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

“卷第八”

　　诸葛公“原文”诸葛孔明千载人，其用兵行师，皆本于仁义节制，自三代以降，未之有也。盖其操心制行，一出于诚，生于乱世，躬耕陇亩，使无徐庶之一言，玄德之三顾，则苟全性命，不求闻达必矣。其始见玄德，论曹操不可与争锋，孙氏可与为援而不可图，唯荆、益可以取，言如蓍龟，终身不易。二十余年之间，君信之，士大夫仰之，夷夏服之，敌人畏之。上有以取信于主，故玄德临终，至云"嗣子不才，君可自取"；后主虽庸懦无立，亦举国听之而不疑。下有以见信于人，故废廖立而立垂泣，废李严而严致死，后主左右奸辟侧佞，充塞于中，而无一人有心害疾者。魏尽据中州，乘操、丕积威之后，猛士如林，不敢西向发一矢以临蜀，而公六出征之，使魏畏蜀如虎。司马懿案行其营垒处所，叹为天下奇才。钟会伐蜀，使人至汉川祭其庙，禁军士不得近墓樵采，是岂智力策虑所能致哉？魏延每随公出，辄欲请兵万人，与公异道会于潼关，公制而不许，又欲请兵五千，循秦岭而东，直取长安，以为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史臣谓公以为危计不用，是不然。公真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方以数十万之众，据正道而临有罪，建旗鸣鼓，直指魏都，固将飞书告之，择日合战，岂复翳行窃步，事一旦之谲以规咸阳哉！司马懿年长于公四岁，懿存而公死，才五十四耳，天不祚汉，非人力也。"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诗尽之矣。

　　“译文”诸葛孔明乃千载伟人，他用兵行军，按仁义道德的要求行事，自夏、商、周以来，未曾有过他这样的人。这是因为他的思虑和行为，都出于一种忠诚之心。他生于乱世，亲自耕种于陇亩，假使没有徐庶的推荐之言，没有刘玄德的三顾茅庐，他必然是保全性命，不求闻达，老死于襄阳隆中了。他第一次与刘玄德相见，就提出曹操强盛，不可与他较量高低，孙权可以结为盟友但不可图谋他，只有荆州、益州可以夺取。他的话如同占卜一样准确，一生都不可改易。二十余年中，君主信任他，士大夫仰慕他，少数民族信服他，敌人畏惧他。对上，他取得君主的信任，故刘玄德临终之际，甚至说出了"我的儿子若不才，您可以自己作皇帝"的话。后主刘禅虽然平庸怯懦无立国之才，但后主把整个国家交给他掌管，并不加怀疑。对下，他的公正取得了部下的高度信赖。在生时他废除了长水校尉廖立和骠骑将军李严的官职，但他死后，廖立痛哭不已，李严忧愁死去。后主左右奸佞之臣充塞宫中，但没有一个人存有暗害诸葛孔明之心的。时曹魏尽占中州之地，并依靠曹操、曹丕的余威，猛将如林，但不敢向西方的蜀国射一支箭，相反，诸葛孔明六出祁山伐魏，使魏畏蜀如虎。后司马懿巡视诸葛孔明行营扎寨的地方，感叹他确实是天下奇才。钟会伐蜀，特别派人到汉川祭祀诸葛孔明庙，严禁军士到诸葛孔明坟墓旁边砍柴，这难道不是高超的智力和谋略所获得的尊敬吗？魏延每次跟随诸葛公出兵，都请求领兵万人，从暗道出奇兵，与诸葛公会师潼关，诸葛公制止他，不允许他这样做。魏延又请求领兵五千，沿着秦岭往东，直取长安，认为一举可以把咸阳以西之地平定，史家认为诸葛公视魏延之议乃危险之计而不采用。其实不然，诸葛公认为正义之师不能使用诈谋奇计，他要率领数十万大军，从正道去讨伐敌人。他举起大旗，高鸣战鼓，直指魏国的都城。他本来要送战书给魏，选择日期交战，怎么能隐秘行动，以谲诈之计谋图咸阳呢？司马懿年长诸葛公四岁，但懿在而公死，年仅五十四岁。上天不保佑汉室，这非人力所能挽回。"霸气西南歇，雄图历数屯。"杜甫诗已将这层意思概括尽了。

　　沐浴佩玉“原文”"石骀仲卒，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执亲之丧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此《檀弓》之文也。今之为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则兆，五人者如之，祁子独不可，曰：'孰有执亲之丧若此者乎？'"似亦足以尽其事，然古意衰矣。

　　“译文”"石骀仲（春秋时卫国大夫）死，有庶子六人，通过占卜来决定哪个儿子继承父亲的爵禄，卜者说：'沐浴佩带玉器则吉祥。'结果五人沐浴时都佩带玉器。只有石祁子（石骀仲子）说'哪里有在父亲丧事之际而沈浴佩玉的呢？'他沐浴偏不佩玉。"这是《礼记·檀弓》的记载，今天写文章的人就不同，必然这样写：沐浴佩带玉器则吉祥，五个人都是这样，五祁子独不同，说："哪有在父亲丧事时这样做的？"这样的文字似乎也可以概述这件事，但古文中的意思就减弱多了。

　　谈丛失实“原文”后山陈无己著《谈丛》六卷，高简有笔力，然所载国朝事，失于不考究，多爽其实，温析数端于此。

　　其一云："吕许公恶韩、富、范三公，欲废之而不能，及西军罢，尽用三公及宋莒公、夏英公于二府，皆其仇也。吕既老，大事犹问，遂请出大臣行三边，既建议，乃数出道者院宿，范公奉使陕西，宿此院，相见云云。"按吕公罢相，诏有同议大事之旨，公辞，乃庆历三年三月，至九月致仕矣。四年七月，富、范始奉使，又三公入二府时，莒公自在外，英公拜枢密使而中辍，后二年莒方复入，安有五人同时之事。

　　其二云："杜正献、丁文简为河东宣抚，任布之子上书历诋执政，至云至于臣父，亦出遭逢，谓其非德选也。杜戏丁曰：'贤郎亦要牢笼'丁深衔之。其后二公同在政府，苏子美进奏事作，杜避嫌不预，丁论以深文，子美坐废为民，杜亦罢去。一言之谑，贻祸如此。"按杜公以执政使河东时，丁以学士为副。庆历四年十一月进奏狱起，杜在相位，五年正月罢，至五月，丁公方从翰林参加政事，安有深文论子美之说？且杜公重厚，当无以人父子为谑之理，丁公长者也，肯追仇一言陷贤士大夫哉？

　　其三云："张乖崖自成都召为参知政事，既至而脑疽作，求补外，乃知杭州而疾愈。上使中人往伺之，言且将召也，丁晋公以白金赂使者，还言如故，乃不召。"按张两知成都，其初还朝为户部使、中丞，始知杭州。是时，丁方在侍从；其后自蜀知昇州，丁为三司使，岂有如前所书之事？

　　其四云："乖崖在陈，闻晋公逐莱公，知祸必及己，乃延三大户与之博，出彩骰子胜其一坐，乃买田宅为归计以自污，晋公闻之，亦不害也。"按张公以祥符六年知陈州，八年卒，后五年当天禧四年，寇公方罢相，旋坐贬，岂有所谓乖崖自污之事？

　　兹四者所系不细，乃诞漫如此。盖前辈不家藏国史，好事者肆意饰说为美听，疑若可信，故误人纪述。后山之书，必传于后世，惧诒千戴之惑，予是以辩之。

　　“译文”后山居士陈无己（师道）著有《谈丛》六卷，文字高妙简洁有力，但所记合的国朝（指宋朝）史事，缺乏考证核实，大多不合事实。现随便摘出几条如下：

　　其一说；"许国公吕夷简厌恶韩琦、富弼、范仲淹三人，要罢免他们，又没有这种能力。到与西夏战争结束，朝廷信用三人以及莒国公宋庠、英国公夏竦为枢密院与中书门下（时称西、东二府）的长官，这些人都是吕夷简的政敌。吕夷简年纪已老，但朝廷大事还是征求他的意见，于是他请求派两府大臣兼任河北、河东、陕西等边界的宣抚使。建设既被批准，乃使赴边大臣在枢密院宿夜。范仲淹奉旨去陕西，夜宿枢密院等等。"据查，吕夷简被罢免宰相后，皇帝下诏要他与在位大臣同议军国大事，他却推辞了，那是庆历三年三月，到九月他就退休了。庆历四年七月，富弼、范仲淹才奉派为宣抚使。另外，韩、富、范三公入二府时，莒公在外地任职，英公虽拜授枢密使，但中间又予以改变。两年后，莒公才复入西府，哪里有五个人同时入二府之事呢？

　　其二说："杜正献（衍）、丁文简（度）任河东宣抚时，任布的儿子上书诋毁各执政大臣，甚至说到他的父亲，其任官也纯粹是机遇，并非靠德才选拔上来的。杜衍对丁度开玩笑说：'你对你的儿子也要笼络笼络'（意思是免得他儿子上书说他无德无才），丁度对杜衍的话深怀怨恨。后来二人同在朝廷执政，杜衍女婿苏子美遭人诬陷被审问，杜衍因避嫌不参与此案的审理，丁度严格按法律条文处罪，结果苏子美被废为民，杜衍也受牵连免职。这是一句玩笑话，却招致了如此大的祸害。"我查杜公以执政大臣出使河东时，丁度以学士身份为副使。庆历四年十一月苏子美之案件发生，杜衍是宰相，庆历五年正月被罢免。至五月，丁度才从翰林学士提拔为参知政事，岂有法律处置苏子美的说法？而且杜公是个稳重敦厚的人，应当不会有拿人家父子开玩笑的道理，丁公也是敦厚长者，难道会因记仇一句玩笑话而陷害朝廷中的贤士大夫吗？

　　其三说："张乖崖（泳）自成都被召回任参知政事，到京后脑疮发作，要求去外地任官，于是任他为杭州知州，病也好了。皇帝派宦官去探访他，对他说皇帝将重新召他为参知政事。丁度用白金贿赂使者，说张泳病情如故，皇帝没有召他。"查张泳两次在成都作官，第一次还京为户部使、御史中丞，然后为杭州知州。这个时候。丁度担任侍从。第二次，张泳自四川调任升州知州（今南京市），丁度为三司使，哪里会有前面所述之事？

　　其四说："张乖崖在陈州（今河南淮阳），听说晋国公丁谓把莱国公寇准排挤出朝廷，知道灾祸将波及自己，于是将当地三个富户招来赌博，用彩骰子胜了在座的三位富户，于是买田宅准备归老山林，实际上自污，（以减轻皇帝对他猜疑。）丁谓听说后，也不加害于张乖崖了。"据查，张泳是祥符六年为陈州知州，祥符八年就死了，五年后即天禧四年，寇准方被罢相，不久又被贬逐，哪里会有张泳自污之事？

　　上述四条关系的事情不小，而这样荒唐随意。这是因为前辈们家中很少藏有国家修的正史，好事之人便任意加油添醋编出故事，人们以为是可信的真人真事，因而给写书记事的人造成误会。后山陈无己的书，必然会传于后世，恐怕这些错误的记载将会流传千载以下，我因此进行了辨别。

　　石砮“原文”东坡作《石砮记》云："《禹贡》荆州贡砺、砥、砮、丹及箘、羁、楛，梁州贡砮、磬。至春秋时，隼集于陈廷，楛矢贯之，石砮长尺有咫，问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荆、梁，而远取之肃慎，则荆、梁之不贡此久矣。颜师古曰：'楛木堪为（上竹下可），今豳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为矢，至唐犹然，而用石为砮，则自春秋以来莫识矣。"按《晋书·挹娄传》：有石砮、楛矢，国有山出石，其利入铁；周武王时，献其矢、砮；魏景元末亦来贡；晋元帝中兴，又贡石砮；后通贡于石虎，虎以夸李寿者也。《唐书·黑水靺鞨传》：其矢，石镞长二寸。盖楛砮遗法，然则东坡所谓春秋以来莫识，恐不考耳。予家有一砮，正长二寸，岂黑水物乎？

　　“译文”苏东坡作《石砮记》说："《禹贡》记载，荆州贡纳砺、砥（砺，磨刀石，砥，较细的磨刀石）、砮（石制的箭镞）、丹（砂）、及箘、羁（两种善竹）、楛（可做箭杆的木），梁州贡纳砮、磬。到春秋时期，鹰隼飞集陈国的宫廷，用楛矢射穿。石砮长一尺八寸，有人问孔子（关于石砮的知识），孔子不就近取荆州、梁州为例，而取远处的肃慎（古族名，居长白山、黑龙江中下游一带）为例，这说明当时荆、梁二州早已不贡该物了。颜师古说；'楛木可做箭杆，现在豳（陕西栒邑县西）以北还使用它。'由此可见，用楛作矢，至唐朝还是这样，但用石为砮，则自春秋以来就很少有人知道了。"我查《晋书·挹娄传》，上面记载有石砮、楛矢，其国中有座山出产的石头锋利无比，可以刺入铁中。周武王时，挹娄贡献矢、砮；曹魏元帝景元末年，亦来贡纳矢、砮；东晋元帝中兴时，又贡石砮；后又与石虎往来，并贡石砮给后赵，石虎曾就此物向成汉王李寿夸耀过呢。《新唐书·黑水靺鞨传》载：其矢，石镞长达二寸。大约是古代制作楛砮方法的遗传。然而苏东坡说春秋以来很少有人知道楛砮，恐怕不可信。我家亦有一砮，正好长二寸，是不是就是黑水靺鞨的产物呢？

　　陶渊明“原文”陶渊明高简闲靖，为晋、宋第一辈人。语其饥则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其寒则短褐穿结，絺绤冬陈；其居则环堵萧然，风日不蔽。，穷困之状，可谓至矣。读其《与子俨等疏》云："恨室无莱妇，抱兹苦心。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管仲、鲍叔，分财无猜，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然则犹有庶子也。《责子》诗云："雍、端年十三"。此两人必异母尔。渊明在彭泽，悉令公田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苗种粳。其自叙亦云："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犹望一稔而逝，然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即自免去职。所谓秫粳，盖未尝得颗粒到口也，悲夫！

　　“译文”陶渊明高洁、闲静、谈远，是晋宋时期的第一流人物。形容他的饥饿时，他用"箪瓢屡空，瓶无储粟"；形容他的寒冷时，用"短褐穿结，絺绤冬陈"（絺，细葛布；绤，粗葛布，意思是冬天还穿着夏天的葛布衣裳，无棉衣过冬）；他住的地方是环堵萧然（四壁皆空），风日不蔽（冬不挡寒风，夏不遮烈日）。穷困之状，可以说到了极点。但读他的《与子俨等疏》，其中写道："恨室中没有楚国老菜子之妻那样的贤妇，我只有一片苦心。你们虽不是一母所生，但应思四海皆兄弟这句话的含意，历史上的管仲、鲍叔二人是朋友，分财时互不猜疑，外人尚可以这样，何况你们还是同父之兄弟呢！"这说明，陶渊明娶了妾并生有庶子呢。他的《责子》诗说："雍、端年十三。"此两人必然是异母兄弟。陶渊明在彭泽作县令时，下令公田全部种高粱酿酒，并说："我只要经常醉在酒乡就足够了。"他的妻子坚持要求种粳稻，他只好让其中的二顷五十亩种高粱，五十亩种粳稻。他在自叙中说："公田的收成，足够喝酒，所以就要求作了彭泽的县令。"他本打算等庄稼收获了就辞职，但从仲秋到冬天，在官仅八十余天，就自动免职。所谓高粱、粳稻，他一粒也没到嘴，令人悲叹！

　　东晋将相“原文”西晋南渡，国势至弱，元帝为中兴主，已有雄武不足之讥，余皆童幼相承，无足称算。然其享国百年，五胡云扰，竟不能窥江，汉，苻坚以百万之众，至于送死淝水，后以强臣擅政、鼎命乃移，其于江左之势，固自若也，是果何术哉？尝考之矣，以国事付一相，而不贰其任，以外寄付方伯，而不轻其权，文武二柄，既得其道，余皆可概见矣。百年之间，会稽王昱、道子、元显以宗室，王敦、二桓以逆取，姑置勿言，卞壶、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坦之不任事，其真托国者，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而已。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都督七八州事，力雄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讫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八人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将士服习于下，敌人畏敬于外，非忽去忽来，兵不适将，将不适兵之比也。顷尝为主上论此，蒙欣然领纳，特时有不同，不能行尔。

　　“译文”晋室南渡，国势十分衰弱，晋元帝作为中兴之主，已有"雄武不足"的议论。其他皇帝，大多是儿童以至幼儿承王位，不值一提。然而东晋朝享国百余年之久，当"五胡"在北方风云际会，骚扰半个中国时，他们不敢窥视江汉地区。苻坚率领军队百万，竟在淝水被打得大败而逃。东晋后来由于强臣专权，皇位才被转移至他人（指桓玄、刘裕代晋）。江左政权长期安然自若，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的考察是：把国象的大政交给一个宰相，而不使他人分宰相之权。把外面的军事大权托付给镇守一方的大将，不使他有名无实（即给以实权）。这样文武两方面的权柄，都能得到妥善的处置，其他方面的问题就可想而知了。东晋百年之中，会稽王司马昱、司马道子、司马元现以宗室执政乱国，王敦、桓温、桓玄以悖逆掌权，姑且置之不论，卞壶、陆玩、郗鉴、陆晔、王彪之、王坦之为官不作事，其真正可以托付国政的是王导、庾亮、何充、庾冰、蔡谟、殷浩、谢安、刘裕八人而已。地方牧守的委任，没有比荆州、徐州更重要的了。荆州是国家的西边门户，荆州的刺史经常都督七八个州的军事。实力雄厚强大，占去了国家的一半势力。自晋元帝渡江到晋武帝太元年间，八十余年，在荆州担任统兵将帅的是王敦、陶侃、庾亮、庾翼、桓温、桓豁、桓冲、桓石民八人而已，统兵将帅除非死于军中，则不轻易改授。统帅下面的将士熟悉服从他，外面的敌人敬重惧怕他，那种忽去忽来、士兵不适应将军、将军不适应士兵的情况是不能与之相比的。最近我曾经对皇帝谈论这个问题，虽然皇帝很感兴趣，但由于时代不同，不能实行了。

　　赏鱼袋“原文”衡山有唐代开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真君碑》，衡州司马赵颐贞撰，荆府兵曹萧诚书。末云，"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之名不可晓，他处未之见也。

　　“译文”南岳衡山有唐玄宗开元二十年所建造的《南岳真君碑》，为衡州司马赵颐贞所撰的词，荆府兵曹萧诚书写。碑文最后写道："别驾赏鱼袋，上柱国光大晊。"赏鱼袋其名不可理解，在其他地方也没有见到过。

　　浯溪留题“原文”永州浯溪，唐人留题颇多，其一云："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太中二年过此。余大和中以中书舍人谪宦康州，逮今十六年。去冬罢楚州刺史，今年二月有桂林之命，才经数月，又蒙除替，行次灵川，闻改此官，分司优闲，诚为忝幸。"按《新唐书》："瓘仕累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善，李宗闵恶之，德裕罢相，贬为明州长史，终桂管观察使。"以题名证之，乃自中书谪康州，又不终于桂，史之误如此。瓘所称十六年前，正当大和七年，是时，德裕方在相位，八年十一月始罢，然则瓘之去国，果不知坐何事也。

　　“译文”永州（今湖南永州）的浯溪，唐代人留下的题名石刻很多。其一说："太仆卿分司东都韦瓘，宣宗太中二年路过此处。我（指韦瓘自己）于文宗太和年间以中书舍人身份贬谪到康州（今西藏昌都地区），至今已十六年。去年冬天罢免我的楚州刺史之职，今年二月又接到赴桂林为官的诏命，才过了几个月，又有新的调任。我走至灵川（今属广西），才知道改授为东都（洛阳）分司之职。分司此职待遇优厚，事务闲悠，令我内心十分高兴。"据考证，《新唐书》记载："瓘仕宦不断提升至中书舍人，与李德裕友善，李宗闵憎恶他（李宗闵与李德裕是仇敌），李德裕罢相后，瓘亦贬为明州刺史（今浙江鄞县），死于桂林观察使任上。"以韦瓘的题名进行辨证，他是以中书舍人身份贬谪康州，又不是死在桂林，史书记载的错误竟到了这种地步。韦瓘所说的十六年前，正是太和七年，这时，李德裕还在相位，到太和八年十一月才被罢免。然而韦瓘从中书舍人遭贬谪离开国都，真不知是什么原因？

　　皇甫湜诗“原文”皇甫湜、李翱，虽为韩门弟子，而皆不能诗，浯溪石间有湜一诗，为元结而作，其词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味此诗乃论唐人文章耳，风格殊无可采也。

　　“译文”皇甫湜、李翱，虽然都是韩愈门下的弟子，但都不会写诗。浯溪石间刻有皇甫湜的一首诗，是为元结而写的，诗写道："次山（元结字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然长于指叙，约洁多余态。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中行虽富剧，粹美君可盖。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退之（韩愈字）全而神，上与千年对。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文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石屏立衙衙（浯溪两岸的石屏耸立成行），溪口扬素濑（溪口扬起白色的急流）。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品味此诗，不过是评论唐人的诗文而已，在风格上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人物以义为名“原文”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襕、义领，合中小合子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鸟、义鹰、义鹘。

　　“译文”人与物以义为名称者特别多。依仗正道叫义，如义师、义战。大众所尊敬拥戴的人也叫义，如义帝。大家共同享有的东西也叫义，如义仓、义社、义田、义役、义井之类。超过常人的行为也叫义，如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外来而不是正统的也叫义，如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衣裳器物也是如此，在头上的叫义髻，在衣服上的叫义襕、义领，盒子中有小盒子叫义子之类。把多类物品相混合，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中有灵气的则叫义犬、义鸟、义鹰、义鹘。

　　人君寿考“原文”三代以前，人君寿考有过百年者。自汉、晋、唐、三国、南北下及五季，凡百三十六君，唯汉武帝、吴大帝、唐高祖至七十一，玄宗七十八，梁武帝八十三，自余至五六十者亦鲜。即此五君而论之。梁武召侯景之祸，幽辱告终，旋以亡国；玄宗身致大乱，播迁失意，饮恨而没。享祚久长，翻以为害，固已不足言。汉武末年，巫蛊事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皆不得其死，悲伤愁沮，群臣上寿，拒不举觞，以天下付之八岁儿。吴大帝废太子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然则五君者虽有崇高之位，享耆耋之寿，竟何益哉！若光尧太上皇帝之福，真可于天人中求之。

　　“译文”夏、商、周三代以前，君主的寿命有超过百年的。自汉、晋、唐、三国、南北朝下至五代，凡有一百三十六个君主，唯汉武帝、吴大帝（孙权）、唐高祖年至七十一岁，唐玄宗七十八岁，梁武帝八十三岁，其余至五六十岁的都少。就这五位君主而言：梁武帝招至侯景之祸，被囚禁受辱而死，不久亡国；玄宗也是亲自招来安史大乱，流亡四川，失去帝位，饮恨而没。享受的年祚越长久，反而是祸害，此不必多说。汉武帝末年，巫蛊之祸起，自皇太子、公主、皇孙多死于非命。汉武帝悲伤、忧愁、沮丧已极，群臣为他祝寿，他拒不举杯，最后只得把天下交给八岁的孩童（昭帝）。吴大帝孙权废掉太子孙和，杀爱子鲁王霸。唐高祖以秦王李世民的缘故，两个儿子（指李建成、李元吉）十个孙子在同一天丧命，自己不得已而禅位给二子李世民，他的内心如何？这五位君主虽然有崇高的地位，又享有七八十岁的高寿，究竟有什么益处呢？象光尧太上皇帝（宋高宗退位后所上的尊号）那样的福气，只有在天上神仙中寻求了。

　　韩文公佚事“原文”韩文公自御史贬阳山，新旧二唐史，皆以为坐论宫市事。按公《赴江陵途中诗》，自叙此事甚详，云："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作公神道碑云："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恩，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专政者恶之，遂贬。"然则不因论宫市明甚。碑又书三事云："公为河南令，魏、郓、幽、镇各为留邸，贮潜卒以橐罪亡，公将擿其禁，断民署吏，俟旦发，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是后郓邸果谋反，将屠东都，以应淮、蔡。及从讨元济，请于裴度，须精兵千人，间道以入，必擒贼。未及行，李愬自文城夜入，得元济。三军之士，为公恨。复谓度曰：今借声势，王承宗可以辞取，不烦兵矣。得柏耆，口授其词，使耆执笔书之，持之以入镇州，承宗遂割德、棣二州以献。"李翱作公行状，所载略同。而《唐书》并逸其事，且以镇州之功，专归柏耆，岂非未尝见湜文集乎？《资治通鉴》亦仅言耆以策干愈，愈为白度，为书遣之耳。

　　“译文”韩文公（愈）自御史贬到阳山（今属广东），新旧《唐书》都以为是韩愈谏止宫市的事情受惩罚。而根据他自己所作《赴江陵途中诗》，对此事的叙说极为详细，他说："是年京师旱，田亩少所收。有司恤经费，未免烦诛求。传闻闾里间，赤子弃渠沟。我时出衢路，饿者何其稠！适会除御史，诚当得言秋。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上陈人疾苦，无令绝其喉。下言畿甸内，根本理宜优。积雪验丰熟，幸宽待蚕麰。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皇甫湜为他作的神道碑写道："关中遭遇大旱，人民饥饿，死者遍地，官吏刻剥百姓以求皇帝恩宠。先生上疏说关中为天下根本，百姓遭灾如此严重，请求放宽徭役，免除田租。当政者憎恨他，便将他贬谪出朝廷。"从这里可知，韩愈被贬并不是由于宫市的原因。神道碑还写了几件事说："韩公为河南令时，魏州（今河北大名）、郓州（今山东郓城县）、幽州（今北京市）、镇州（今河北正定）四个藩镇各在洛阳设留守藩邸，贮藏暗中招募的兵卒并窝藏逃犯。韩公准备揭发他们的违法行为，布置人员，封锁其邸，一旦天明就公布他们的罪行。四镇留守官员十分害怕，马上停止了所有违法活动。这件事后郓城果然谋反，还妄图血洗东都，以响应淮西（今河南汝南信阳一带）的蔡州（今河南汝南）叛乱。韩公跟从裴度讨伐吴元济，他请于裴度，派精兵千人，从小路进入蔡州，必然擒贼。未及实行，李愬已自文城（今河南唐河）提兵雪夜进入蔡州城，活捉了吴元济。三军人士，都为韩公感到遗憾。韩公又对裴度说：'凭着平定淮西的声势，镇州的王承宗可以通过利害说服，不必动用军队。'于是找到了善言辞的柏耆，亲自口授了对王承宗的信，并要柏耆用笔记下，拿着信进入镇州。王承宗遂割德、棣二州献给唐中央。"李翱所作韩公的行状，与此记载大致相同。而新旧《唐书》均未载其事，并且把镇州献地之功全记在柏耆的身上，是不是没看皇甫湜的文集呢？《资治通鉴》也仅仅说柏耆以计策见韩愈，韩愈为他告之裴度，并写了封信给柏耆带到镇州去罢了。

　　论韩公文“原文”刘梦得、李习之、皇甫持正、李汉，皆称诵韩公之文，各极其挚。刘之语云："高山无穷，太华削成。人文无穷，夫子挺生。鸾凤一鸣，蜩螗革音。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习之云："建武以还，文卑质丧，气萎体败，剽剥不让。拨去其华，得其本根，包刘越嬴，并武同殷。六经之风，绝而复新，学者有归，大变于文。"又云："公每以为自扬雄之后，作者不出，其所为文，未尝效前人之言而固与之并，后进之士有志于古文者。莫不视以为法。"皇甫云："先生之作，无圆无方，主是归工，抉经之心，执圣之权，尚友作者，跂邪觝异，以扶孔子，存皇之极。茹古涵今，无有端涯。鲸铿春丽，惊耀天下，栗密窈眇，章妥句适，精能之至，鬼入神出，姬氏以来，一人而已。"又云："属文意语天出，业孔子、孟轲而侈其文，焯焯烈烈，为唐之章。"又云："如长江秋注，千里一道，然施于灌激，或爽于用。"此论似为不知公者。汉之语云："诡然而蛟龙翔，蔚然而虎凤跃，锵然而韶钧鸣，日光玉洁，周情孔思，千态万貌，卒泽于道德仁义，炳如也。"是四人者，所以推高韩公，可谓尽矣。及东坡之碑一出，而后众说尽废，其略云："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历唐贞观开元而不能救，独公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岂非参天地而独存者乎？"骑龙白云之诗，蹈厉发越，直到雅、颂，所谓若捕龙蛇、搏虎豹者，大哉言乎！

　　“译文”刘梦得（禹锡）、李习之（翱）、皇甫持正（湜）、李汉都是极其诚挚地称颂韩公（愈）的文章。刘梦得的称颂语是："高山难于穷尽，华山因险峭而出名。文章没有止境，韩夫子挺然而立，文如鸾凤而鸣，使纷扰不宁的文坛变音。手持文柄，俯视寰海，评论文章的高下，了解我辈的不足。三十余年之间，韩夫子的声名充塞天地。"李习之的评论是："建武（东汉光武帝年号）以来，文风卑弱，文气萎靡，体质衰败，彼此攻击，互不相让。（韩公）剔去文坛的浮华，复得文章的本质。文章风格包容刘汉，超越秦朝，与周武王时并驾，与殷商齐驱。《六经》朴实的文风，得以继承而革新。使天下的学者有所遵循，文章风格为之大变。"他又说："韩公常常认为自西汉扬雄之后，没有大家出现。他写文章，从不仿效前人写法却又与之相同。后来的士人想学古文的，无不以他的文章为规范。"皇甫评论说："先生的文章，浑然一体，主题高妙，抉取《六经》的思想，体会圣人评论事物的方法。崇尚朋友的作品，区别邪僻，抑制异说，扶持孔子，保存大道。包含古今，没有终极。笔力雄健，辞采妍丽，惊耀天下。（内容）充实缜密，章句妥帖，精妙之至。出神入化，自周代以来，仅此一人而已。"又说："写作文章，如同天出，继承孔子、孟子的文风并加以发扬，鲜明气概，是唐代文章的楷模。"又说："（先生的文章）如长江秋涛，一泻千里，若用于灌溉，则失之于用。"这说法似乎有点不理解韩公。李汉的评论是："（韩公文章）奇异诡怪如蛟龙飞翔，文采华美如虎腾凤跃，语辞铿锵如韶乐鸣唱，如太阳之耀眼，如白玉之光洁，怀周人之情感，得孔子之思想，千态万貌，其对道德仁义的润泽，十分明显。"上面四个人，推崇韩公，颂扬的话说尽了。但苏东坡的《韩文公庙碑》一出，所有的评论赞美都显得苍白无力。苏东坡碑文大意是："一个普通平民却成为百代宗师，说出的一句话可以成为天下人的准则，这是因为他的言行可以与天地化育万物并论，关系到国家的盛衰命运。自东汉以来，道德沦丧，文风败坏，历唐代贞观、开元两个时期也未能挽救，惟独只有韩公在谈笑之间挥斥邪说，天下之人倾倒跟随，由是文风复归于正。他的文章重振自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八代以来的衰落颓废，把天下人从沉溺中拯救出来，这难道不是与天地孕育万物相同吗？"苏氏在碑文后面写的骑龙遨游白云乡的诗，慷慨激越，与《诗经》中的《雅》《颂》风格相媲美，正是所谓捕龙蛇、搜虎豹一般，多么宠大气烈的用语啊！

　　治生从宦“原文”韩诗曰："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治生从宦，自是两途，未尝有兼得者。张释之以赀为郎，十年不得调，曰："久宦减兄仲之产，不遂。"欲免归。司马相如亦以赀为郎，因病免，家贫无以自业，至从故人于临邛，及归成都，家徒四壁立而已。

　　“译文”韩愈诗说："居闲食不足，从仕力难任。两事皆害性，一生常苦心。"然而谋生与做官，自是两种途径，还从来没有能兼而有之的。汉代张释之纳钱财买了个郎官，十年之中没有升迁，他说："久为郎官，用去兄仲的不少财产，但很不遂心。"欲打算免职回家。司马相如也是纳钱财买郎官，后因病免职，家中贫穷，无任何可以谋生的职业，不得已跟随故人（相识的人）到了临邛，后再回到成都时，家里徒有四面墙壁而已。

　　真宗末年“原文”钱奏云："王钦若近出，除太子太保。"上曰："近上是甚？"云："太子太傅。"上曰："与太子太傅。"又云："更与一优礼。"钱奏但请封国公而已。时枢密有五员，而中书只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召学士杨大年，宣云："冯拯与吏书，李迪与吏侍。"更无他言。杨奏："若只转官，合中书命词，唯枢密使、平章事，却学士院降制。"上云："与枢密使、平章事。"杨亦忧虑，而不复审，退而草制，以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拯为枢密相。又四日，召知制诰晏殊，殊退，乃召钱。上问："冯拯如何商量？"钱奏："外论甚美，只为密院却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中书依旧一员，以此外人疑讶。"上云："如何安排？"钱奏："若却令拯入中书，即是彰昨来错误，但于曹利用、丁谓中选一人过中书，即并不妨事。"上曰："谁得？"钱奏："丁谓是文官，合入中书。"上云："入中书。"遂奏授同平章事。又奏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乞加曹利用平章事。上云："与平章事。"

　　按此际大除拜，本真宗启其端，至于移改曲折，则其柄乃系词臣，可以舞文容奸，不之觉也。寇公免相四十日，周怀政之事方作，温公《纪闻》，苏子由《龙川志》、范蜀公《东斋纪事》，皆误以为因怀政而罢，非也。予尝以《钱录》示李焘，焘采取之。又误以召晏公为寇罢之夕，亦非也。

　　“译文”宋真宗晚年有病，每次上朝不多讲话，所下诏令间或不能详细审阅（皇帝的诏令多由别人起草），前辈人的笔记杂录多认为是权臣假传圣旨，其实不对。钱文僖（惟寅）在翰林院任学士时，有天禧四年（宋真宗年号）《笔录》一部，按时间顺序逐日记载包括琐碎家事以及上奏等大小事情，以及其他闻见之事，现略载如下：

　　寇莱公（准）罢相之前夕，正是钱公（惟寅）值班，皇帝问钱公："给寇准什么官合适？"钱公回答说："王钦若最近离任，可授（寇准）太子太保。"皇帝说："再高点是什么官？"钱答："太子太傅。"皇帝说："就授他太子太傅。"又说："再给予他一些优待。"钱请示封寇准为国公而已。当时枢密院有五个官员，而中书省只有参政李迪一人。后月余，真宗召翰林学士杨大年，告诉他说："授冯拯为吏部尚书，李迪为吏部侍郎。"更无他言。杨大年回奏说："假若只是转授官职，应当是中书省起草任命状，只有枢密使、平章事的任命，才由翰林院起草制书。"皇帝说："给他们枢密使、平章事。"杨大年感到忧虑，皇帝又不再加考虑，只好回去起草制书，以李迪为吏部侍郎、集贤相，冯拯为枢密相。又过了四天，皇帝召见知制诰晏殊，殊退去后，又召见钱惟寅，皇帝问钱："冯拯的官职是怎么办理的？"钱答："外面评论很好，只是枢密院现有三员正使，三员副使，而中书省依旧只有一员，因此外面的人有点疑惑不解。"皇帝说："那怎么安排？"钱答："若改令叫冯拯入中书省，那就明显表示原来错了。但只在曹利用、丁谓两人中选一人去中书，却不妨事。"皇帝说："哪个合适？"钱答："丁谓是文官，应派他去中书省。"皇帝说："就让丁谓入中书省。"于是授丁谓同平章事，又奏让他兼玉清宫使，又奏兼昭文国史。又请求加曹利用平章事。皇上说："与曹利用平章事。"

　　按这种高官的随意除授，本来是宋真宗开的头。至于更改变动的曲折过程，其权柄在权臣手里，他们可以舞文弄奸，皇帝和一般人是不会觉察的。寇公免相四十天，周怀政事件就发生了（周为宦官，谋杀丁谓，立仁宗，让真宗为太上皇，为人告发，处死）。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苏辙的《龙川志》，范镇的《东斋记事》都误以为寇准是因周怀政而罢相，这是错误的。我曾经把《钱录》给李焘看，李焘采用了这些材料。但他又把真宗召见晏殊误为罢免寇准的前夕日，也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