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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七”

  孟子书百里奚“原文”柳子厚《复杜温夫书》云:"生用助字,不当律令,所谓乎、欤、耶、哉、夫也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精思之则益也。"予读《孟子》百里奚一章曰:"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缪公之为汙也,可谓智乎?不可谏而不谏,可谓不智乎?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时举于秦,知缪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味其所用助字,开阖变化,使人之意飞动,此难以为温夫辈言也。

  “译文”柳宗元在《复杜温夫书》中说:"读书人使用助词,不受约束,所谓乎、欤、耶、哉、夫这类字,属于疑问词。矣、耳、焉之类,属于判断词。今读书人则看成是一类词,故应查考前代名人是如何使用的,与我所讲的若有区别,进行认真的思考分析是有益的"。

  我读《孟子》一书时,见到关于百里奚的一段说:百里奚竟然不知道把自己卖给秦国养牲畜的人,以求悦于秦穆公的赏识是一种污浊的行为,这可以说是明智吗?但他又能知道虞公不可谏止,就不去谏止,"可谓不智乎"?(难道可以说他是不明智的吗?)能预见到虞公将要破亡而提前离开,"不可谓不智也"。他在秦国被推举出来时,就知道秦穆公是一位值得辅佐、一定会有所作为的君主,于是就辅佐他,"可谓不智乎"?玩味所用助词,开合变化,使人思绪飞动,一般人是不可能把助词用得这样造神入化的。

  韩柳为文之旨“原文”韩退之自言:作为文章,上规姚、姒、《盘》、《诰》、《春秋》、《易》、《诗》、《左氏》、《庄》、《骚》、太史、子云、相如,闳其中而肆其外。柳子厚自言:每为文章,本之《书》、《诗》、《礼》、《春秋》、《易》,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韩、柳为文之旨,要学者宜思之。

  “译文”韩愈曾说过:写作文章,应当师法虞舜、夏禹、《尚书·盘度》、《尚书·浩》、《春秋》、《易》、《诗经》、《左传》、《庄子》、《离骚》以及太史公司马迁、扬雄、司马相如等著名人,宏大其中,显露于外。

  柳宗元则认为,写文章时首先要依据《尚书》、《诗经》、《周礼》、《春秋》、《易》等为本,其次参照《谷梁春秋》的写法,增加文章的气势。参照《孟子》、《荀子》,可使文章说理精当。参照《庄子》、《老子》,可使文章肆情驰骋。参照《国语》,可使文章情趣横生,耐人寻味。参照《离骚》,可使文章意境幽远,发人深省。参照《史记》,可使文章简洁优美。

  以上是韩愈、柳宗元写文章的要旨,读书人应当认真体会。

  李习之论文“原文”李习之《答朱载言书》论文最为明白周尽,云:"'六经'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如山有岱、华、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荣,不必均也。如渎有济、淮、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浅深,不必均也。天下之语文章有六说焉:其尚异者曰,文章词句,奇险而已;其好理者曰,文章叙意,苟通而已;溺于时者曰,文章必当对;病于时者曰,文章不当对;爱难者曰,宜深,不当易;爱易者曰,宜通,不当难。此皆情有所偏滞,未识文章之所主也。义不深不至于理,而辞句怪丽者有之矣,《剧秦美新》、王褒《僮约》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者有之矣,王氏《中说》、俗传《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极于工而已,不知其辞之对与否、易与难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非对也;'遘闵既多,受侮不少',非不对也;'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非易也;'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非难也。'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老聃、列、庄至于刘向、扬雄,皆自成一家之文,学者之所师归也。故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传也。"其论于文者如此,后学宜志之。

  “译文”李习之写的《答朱载言书》,论述写文章最为明白详尽。他说;"《六经》立意用辞,不相与仿效引用,故读《春秋》时,则不知道有《诗经》;读《诗经》,则不知道有《易经》;读《易经》,则不知道有《尚书》;读屈原、庄周之书,则不知道有《六经》。譬如有泰山、华山、嵩山、衡山,其共同点是高,至于说山上草木的茂盛程度如何,则是不完全相同的。又如河川有济河、淮河、黄河、长江,其共同点是从发源地流向大海,至于各条河的曲直深浅是不会相同的。天下谈论文章写法的有六种:崇尚奇特的人说,文章词句,要奇特惊险;喜好辩论的人说,文章叙事论理,要通顺流畅;拘泥于时尚的人说,文章必须讲究对仗;厌恶时尚的人说,文章不应当对仗;爱难的人说,文章应当深奥,不应当浅显;爱容易的人说,文章应当通俗,不应当艰深。以上都是一些带感情的偏见,并没认识写文章的主旨。文章义理浮浅不透彻,而辞句华丽离奇,如《剧秦美新》,王褒的《僮约》就是这种作品。说理虽然较清楚,而用辞粗疏的文章也有的是,如王通的《中说》,俗传《太公家教》便是这样的文章。古代人能把文章写得十分精巧,但不知道用辞是否对仗,文章是否深奥浅显。'忧心悄悄,愠于群小'似乎不对仗;'遘闵既多,受侮不少',似乎又是对仗;'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并不浅显;'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并非深奥。《六经》之后,百家之言兴起,老子、列子、庄子至于刘向、扬雄,在文坛上都自成一家,读书人都以他们为师。由此可见,文章的析理虽然透彻,但用辞不精巧就不成为文章,亦不会传之于世。"李习之关于文章的论述,大致如此,以后的读书人,应当学习和研究他的这些论述。

  魏郑公谏语“原文”魏郑公谏止唐太宗封禅,中间数语,引喻剀切,曰:"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切有疑。"太宗不能夺。此语见于公《谏录》及《旧唐书》,而《新史》不载,《资治通鉴》记其谏事,亦删此一节,可惜也!

  “译文”魏郑公(征)劝阻唐太宗去泰山封禅,中间有几句话,比喻切实,他说:"现在有一个人患病已十年,经医治基本痊愈,但他也仅剩下皮包骨了,(对于这样一个瘦弱不堪的人)竟要他背米一石,日行百里,这是必不可能做到的。隋朝之乱,超过十年,你太宗皇帝虽然是个良医,国家的病痛虽然已被解除,但国家并不充实。(而现在)去敬告天地,我作为大臣感到疑惑不解。"唐太宗无法驳斥魏征。这几句话见于魏征的《谏录》以及《旧唐书》,而《新唐书》没有记载;《资治通鉴》记载了魏征劝阻的事,但删去了这一国话,太可惜了!

  虞世南“原文”虞世南卒后,太宗夜梦见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世南奄随物化,倏移岁序。昨因夜梦,忽睹其人,追怀遗美,良增悲叹!宜资冥助,申朕思旧之情,可于其家为设五百僧斋,并为造天尊像一躯。"夫太宗之梦世南,盖君臣相与之诚所致,宜恤其子孙,厚其恩典可也。斋僧、造像,岂所应作?形之制书,著在国史,惜哉,太宗而有此也!

  “译文”虞世南死后,唐太宗晚上梦见了他,梦中情景如同平生一样。第二天,太宗下诏书说:"虞世南突然去世,一眨眼就是一年。昨天夜里忽然梦见他,回忆他的平生美德,增加了我的悲痛与感叹!应当资给他在阴间的花费,以表示我的思念之情。可在虞世南家设五百僧斋,并为他造天尊像一躯。"

  唐太宗之所以梦见虞世南,是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相互融洽的缘故,只要对他的子孙多加抚恤、恩典就可以了。至于斋僧、造像难道是应该做的吗?太宗竟然通过诏书的形式,并将此记载于国史,实在令人遗憾!

  七发“原文”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词,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其后继之者,如傅毅《七激》、张衡《七辩》、崔骃《七依》、马融《七广》、曹植《七启》、王粲《七释》、张协《七命》之类,规仿太切,了无新意。傅玄又集之以为《七林》,使人读未终篇,往往弃诸几格。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激越清壮,汉、晋之间,诸文士之弊,于是一洗矣。东方朔《答客难》,自是文中杰出,扬雄拟之为《解嘲》,尚有驰骋自得之妙。至于崔骃《达旨》、班固《宾戏》、张衡《应间》,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写,其病与《七林》同,及韩退之《进学解》出,于是一洗矣。《毛颖传》初成,世人多笑其怪,虽裴晋公亦不以为可,惟柳子独爱之。韩子以文为戏,本一篇耳,妄人既附以《革华传》,至于近时,罗文、江瑶、叶嘉、陆吉诸传,纷纭杂沓,皆托以为东坡,大可笑也。

  “译文”枚乘所著《七发》,立意新颖,语辞优美,略逊于《离骚》,作为文章典范,令人高兴。继《七发》后,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崔骃的《七依》,马融的《七广》,曹植的《七启》,王粲的《七释》,张协的《七命》之类,摹仿太多,没有多少新意。傅玄又把上述文章集为《七林》,人们还没读完,往往就将其书弃之于书架之上。柳宗元的《晋问》,用的也是这种体裁,但他能摆脱以往的约束,大胆创新,文章高昂激烈,清秀雄伟,汉晋之间文坛上那种华而不实的风格,为之一扫而光。东方朔的《答客难》,自然是文中杰作,扬雄依其风格,写成《解嘲》,该文纵横驰骋,有自得之妙。至于崔骃的《达旨》,班固的《宾戏》,张衡的《应间》,都是叠床架屋,机械摹拟章节和句子,其弊端与《七林》相同。到韩愈的《进学解》文章一出,于是《七林》以来的文风为之一扫。他的《毛颖传》刚问世,人们都讽刺嘲笑,认为写得太怪,即使裴度亦不以为然,惟有柳宗元喜欢这篇文章。韩愈把写文章当作游戏的情况,就只有这一篇,无知妄为的人将该文附于《革华传》。到了近代,《罗文传》、《江瑶传》、《叶嘉传》、《陆言传》诸传,纷纭杂乱,并都假托为苏东坡所著,真是天大的笑话。

  将军官称“原文”《前汉书·百官表》:"将军皆周末官,秦因之。"予按《国语》:"郑文以以詹伯为将军。"又:"吴夫差十旌一将军。"《左传》:"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檀弓》:"卫将军"。《文子》:"鲁使慎子为将军"。然则其名久矣。彭宠为奴所缚,呼其妻曰:"趣为诸将军办装。"《东汉书》注云:"呼奴为将军,欲其赦己也。"今吴人语犹谓小苍头为将军,盖本诸此。

  “译文”《前汉书百官公卿表》说:"将军之名源于西周末年,秦朝沿用了这个称号。"我考查《国语》,其中有"郑文公以詹伯为将军"的记载。还有"吴王夫差十旌一将军",《左传》有"岂将军食之而有不足,《檀弓》有"卫将军"记载,《文子》亦有"鲁使慎子为将军"。这说明将军这个名称已很久远了。东汉彭宠被他的家奴所缚,他呼叫其妻说:"快去为各位将军置办行装。"《后汉书》注释说:"呼奴为将军,是希望他们释放自己。"现在吴(今江苏苏州)人仍然称小苍头(奴隶)为将军,实源于此。

  北道主人“原文”秦、晋围郑,郑人谓秦盍舍郑以为东道主。盖郑在秦之东,故云。今世称主人为东道者,此也。《东汉》载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太守邓晨会光武于巨鹿,请从击邯郸,光武曰:'伟卿以一身从我,不如以一郡为我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蓟,将欲南归,耿弇以为不可,官属腹心皆不肯,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宠将反,光武问朱浮,浮曰:'大王倚宠为北道主人,今既不然,所以失望。'"后人罕引用之。

  “译文”秦国、晋国联合围攻郑国,郑国人问秦国为什么要舍弃郑国,不让他们作东道主。这是因为郑国在秦国的东边,所以这样说。今天人们称主人为东道主,本源于此。《后汉书》记载北道主人,共有三处:

  《后汉书·邓晨传》载:常山太守邓晨与光武帝相会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请求跟从光武进击邯郸,光武说:"伟卿(邓晨字)一人跟随我出战,不如以一郡之地为我的北道主人。"

  《后汉书·耿弇传》载:光武至蓟(今北京市),准备南归,耿弇认为不可,其他官吏心腹也不肯南归,光武指着耿弇说:"你是我的北道主人。"

  《后汉书·彭宠传》载;彭宠准备造反,光武问朱浮,(彭宠为什么反?)朱浮说;"以前大王依靠他为北道主人,现在不是这样,所以他感到失望。"

  后世很少有人用北道主人一词。

  洛中盱江八贤“原文”司马温公《序赙礼》,书闾阎之善者五人,吕南公作《不欺述》,书三人,皆以卑微不见于史氏。予顷修国史,将以缀于孝行传而不果成,聊纪之于此。温公所书皆陕州夏县人。曰医刘太,居亲丧,不饮酒食肉终三年,以为今世士大夫所难能。其弟永一,尤孝友廉谨。夏县有水灾,民溺死者以百数,永一执竿立门首,他人物流入门者,辄擿出之。有僧寓钱数万于其室而死,永一诣县自陈,请以钱归其子弟。乡人负债不偿者,毁其券。曰周文粲,其兄嗜酒,仰弟为生,兄或时酗殴粲,邻人不平而唁之,粲怒曰:"兄未尝殴我,汝何离间吾兄弟也!"曰苏庆文者,事继母以孝闻,常语其妇曰:"汝事吾母小不谨,必逐汝!"继母少寡而无子,由是安其室终身。曰台亨者,善画,朝廷修景灵宫,调天下画工诣京师,事毕,诏选试其优者,留翰林授官禄,亨名第一。以父老固辞,归养于田里。南公所书皆建昌南城人。曰陈策,尝买骡,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养于野庐,俟其自毙。其子与猾驵计,因经过官人丧马,即磨破骡背,以衒贾之。既售矣,策闻,自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爱也,秘之。策请试以鞍,亢亢终日不得被,始谢还焉。有人从策买银器若罗绮者,策不与罗绮。其人曰:"向见君帑有之,今何靳?"策曰:"然,有质钱而没者,岁月已久,丝力糜脆不任用,闻公欲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取所当与银器投炽炭中,曰:"吾恐受质人或得银之非真者,故为公验之。"曰危整者,买鲍鱼,其驵舞秤权阴厚整。鱼人去,身留整傍,请曰:"公买止五斤,已为公密倍入之,愿畀我酒。"整大惊,追鱼人数里返之,酬以直。又饮驵醇酒,曰:"汝所欲酒而已,何欺寒人为?"曰曾叔卿者,买陶器欲转易于北方,而不果行。有人从之并售者,叔卿与之,已纳价,犹问曰:"今以是何之?"其人对:"欲效公前谋耳。"叔卿曰:"不可,吾缘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以行,今岂宜不告以误君乎?"遂不复售。而叔卿家苦贫,妻子饥寒不恤也。呜呼,此八人者贤乎哉!

  “译文”司马光著的《序赙礼》中,写民间有善行的五人,吕南公著的《不欺述》,写了三人,都是卑微人物,因而史家没有将其载入史籍。近来我在撰写国史时,想把他们续在孝行传后。但没有成功。现将五人事迹记载于此。

  司马光所写的五人都是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一是刘太。他是个医生,为父母守丧,三年不饮酒食肉,司马光认为当今的土大夫是做不到的。刘太弟弟刘永一,尤以孝顺、友爱、洁身谨慎著称。夏县遭遇水灾,老百姓溺死者数以百计,刘永拿一根竹竿站在门口,他人财物漂流到门前的,就用竹竿推出去。有一僧人寄钱数万在他家中,而僧人又不幸死在他家,刘永一跑到县里陈说,清县里允许将僧人的钱归还给僧人的弟子。乡里人借了他的钱,贫穷而偿还不起的,他就把债券烧了。

  二是周文粲。他哥哥嗜饮酒,依靠他生活。哥哥醉酒时,往往对弟弟进行毒打,邻里乡亲深感不平,安慰文粲,文粲很恼火,说;"我兄没有打过我,你们为何要离间我们兄弟?"

  三是苏庆文。服侍继母,以孝顺闻名,经常对他老婆说:"你如果奉侍母亲小有不慎,我一定会把你赶走!"继母年少守寡无亲子,但一直没有再改嫁,与苏庆文住一处,直到终老。

  四是台亨。善画画,时朝廷修建景灵宫,征调天下画工集中京师(为景灵宫作画),事完后,下诏选拔画画最好的留在翰林院做事,并享受官禄。台亨画名第一,但以父亲年老,无人奉养而固辞这一美职,回到家乡,侍养双亲。

  吕南公所写的都是建昌南城(今江西南城)人。一是陈策,他曾经买了一匹骡子,但无法上鞍(估计是骡子脾气暴,上鞍就跳),自然不可骑人,亦不能驮运货物。陈策不忍心再卖给别人,就叫人在村外小屋进行喂养,让它老死。陈策儿子与马匹经纪人合谋,趁从这里经过的公差丧马,他们将骡子的脊背磨破,大肆夸耀骡子,并将骡子出卖给公差。陈策知道后,赶忙追上买骡人,告知实情。公差怀疑陈策爱骡,不愿意出卖,于是把骡藏起来。陈策要他试试上鞍,折腾了一整天,也未能上鞍,这才致谢他,并退还骡子。有人要向陈策购买银器或者罗绮(丝织品),陈策不给罗绮。来人说;"我刚见你有罗绮,为什么舍不得?"陈策解释说:"是的,我确实有罗绮,但它是作为抵押品过来的,而且时间已久,丝力老化,恐怕容易脆断,听说您买这些东西是为女儿作嫁妆,我怎么能用这些劣质罗绮来害你呢?"陈策取卖给来人的银器投入火炭中,说;"我耽心受抵押人的欺骗,银器有假,因而为您检验一下"。

  二是危整。他去买鲍鱼,经纪人舞弄着称锤,待卖鱼人走后,经纪人不走,对危整说:"你只买五斤鱼,我暗地里给你称了十斤,你应当请我喝酒。"危整大吃一惊,忙去追赶卖鱼人,追了数里才赶上;并将多称鱼的钱给了卖鱼人。他又请经纪人喝酒,说:"你的欲望,不过是喝酒而已,你何必欺负卖鱼的贫苦人呢?"

  三是曾叔卿。他去南方买回陶器,打算再转卖到北方,但没有成行。原跟从他一齐做陶器生意的一个人,希望将他的陶器买下,已议定并交纳贷款,叔卿问道:"你准备将陶器运到哪里去卖?"其人说:"打算按你原来的想法去做。"叔卿说:"不行,我是因为北方最近遭了灾,所以没有去,(意即无人买陶器。)我怎么能不将实情告诉你,让你吃亏呢?"于是没将陶器卖给他。而叔卿家中贫穷,妻子和儿子不免饥寒。哎呀,这八个人可真是贤人啊!

  王导小名“原文”颜鲁公书远祖《西平靖侯颜含碑》,晋李阐之文也。云:"含为光禄大夫,冯怀欲为王导降礼,君不从,曰:'王公虽重,故是吾家阿龙。'君是王亲丈人,故呼王小字。"《晋书》亦载此事,而不书小字。《世说》:"王丞相拜司空,桓廷尉叹曰:'人言阿龙超,阿龙故自超。'"呼三公小字,晋人浮虚之习如此。

  “译文”颜真卿书写了晋朝人李阐为其远祖颜含所作的《西平靖侯颜含碑》。碑文写道:"含为光禄大夫,太常冯怀希望百官对王导(时为宰相太傅)施礼,颜含坚辞不从,并说:'王导地位虽贵重,但他终究是我们家的阿龙。'颜含是王导的岳丈,所以叫王导的小名。"《晋书》记载了这件事,但没有提及王导的小名。《世说新语》载:"王导由丞相拜授司空,时任廷尉的桓温感叹说:'人们都说阿龙升官快,阿龙是靠自己的本事升官的。'直呼三公的小名,这是晋人的浮虚习俗造成的。

  汉书用字“原文”太史公《陈涉世家》:"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又曰:"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叠用七死字,《汉书》因之。汉《沟洫志》载贾让《治河策》云:"河从河内北至黎阳为石堤,激使东抵东郡平刚;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黎阳、观下;又为石堤,使东北抵东郡津北;又为石堤,使西北抵魏郡昭阳;又为石堤,激使东北。百余里间,河再西三东。"凡五用石堤字而不为冗复,非后人笔墨畦径所能到也。

  “译文”太史公司马迁《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涉之语说:"今逃亡是死,举大计造反也是死,与其等死,何不为国家而死?"又说:"戍边死的达十分之六七,并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就要死得壮烈,闻名天下!"连用七个死字。《汉书》亦沿袭这种用法,《汉书·沟洫志》载贾让的《治河策》说:"黄河从河内(今河南武陟)北至黎阳(今河南浚县)为筑石堤;阻遏水势使之往东流向东郡平刚(今河南濮阳境),又筑石堤;再使它流向东北抵东郡津北,又筑石堤;再使之往西北抵黎阳观下,又筑石堤;再使之往东北抵东郡津北,又筑石提;再使它折向西北至魏郡(今河北临漳南)的昭阳,又筑石堤;再阻遏河水使之流向东北,百余里内,黄河向西拐两次,向东拐三次。"五次使用石堤字,而且不让人感到多余重复,不是一般人依照常规写文章所能达到的。

  姜嫄简狄“原文”毛公注《生民》诗,姜嫄生后稷"履帝武敏歆"之句,曰:"从于高辛帝而见于天也。"《玄鸟》诗,"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句,曰:"春分玄鸟降,简狄配高辛帝,帝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其说本自明白。至《郑氏笺》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禖时,有大人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己者,遂有身,后则生子。"又谓:"鳦遗卵,简狄吞之而生契。"其说本于《史记》,谓:"姜嫄出野,见巨人迹,忻然践之,因生稷。""简狄行浴,见燕堕卵,取吞之,因生契。"此二端之怪妄,先贤辞而辟之多矣。欧阳公谓稷、契非高辛之子,毛公于《史记》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讹缪之世次。按《汉书》毛公赵人,为河间献王博士,然则在司马子长之前数十年,谓为取《史记》世次,亦不然。盖世次之说,皆出于《世本》,故荒唐特甚,其书今亡。夫适野而见巨迹,人将走避之不暇,岂复故欲践履,以求不可知之禨祥;飞鸟堕卵,知为何物,而遽取吞之。以古揆今,人情一也。今之愚人未必尔,而谓古圣人之后妃为之,不待辩而明矣。

  “译文”西汉毛公注释《生民》诗,关于姜嫄生后稷事,对"履帝武敏歆"一句注释说:"嫁给高辛氏帝喾,夫妻双双祷告于天。"《诗·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一句,毛公注释说:"春分之际燕子降临,简狄配嫁帝喾,两人于郊野祈祷求子而生后契,所以契是上天所命,当燕子到来时而生。"这种说法本来是很明白的。但东汉郑玄在《郑氏笺》中则说:"帝,是上帝,敏,拇指,祭祀于郊野求子时,有巨人的足迹,姜嫄踩着足迹,但她的脚塞不满足迹,于是踩在拇指之迹处,身体忻忻然似乎有人道附身,于是有身孕,后来生了儿子。"又说:"燕子掉了一个蛋,简狄吞蛋而生契"。这一说法来自于《史记》。《史记》载:"姜嫄到野地去,看见巨人之足迹,高兴踩上去,因而生了稷。"又说:"简狄去洗澡,看见燕子掉卵,取来吞下,因而生了契。"这二说荒诞无稽,过去的大师多置之不加引用。欧阳修认为稷、契都不是高辛氏帝喾之子,毛公不取《史记》履迹生子的怪诞之说,而采用了更为讹误荒谬的吞玄鸟蛋而生契的世次之说。根据《汉书》记载,毛公是赵地人,为河间献王的博士,生活于司马迁之前数十年,说他取《史记》的世次之说,是不可能的。世次之说,实际上出于《世本》一书,该书内容特别荒唐,其书已亡佚。人在野外看见巨人足迹,避之而恐不及,哪里会去踩它,以求不可预知的所谓吉祥?飞鸟掉卵,知道是什么东西,而赶快取来吞下。以古人揣测今人,心理情感都差不多,今天的愚笨之人也未必这样做,而认为古代圣人的后妃这样做了,这是不用争辩而明摆着的事实(不会做这样的事)羌庆同音“原文”王观国彦宾、吴棫材老,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二书皆云:《诗》、《易》、《太玄》凡用庆字,皆与阳字韵叶,盖羌字也。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曰:"《汉书》亦有作羌者,班固《幽通赋》'庆未得其云已',《文选》作羌,而他未有明证。"予按《扬雄传》所载《反离骚》:"庆夭顦而丧荣"。注云:"庆,辞也,读与羌同。"最为切据。

  “译文”宋人王观国、吴棫材有《学林》及《叶韵补注》、《毛诗音》等著作,二书(疑为三书)都说,《诗经》、《易经》、《太玄》凡用庆字之处,都与阳字同为叶韵,大概都是羌字。他们引萧该《汉书音义》,庆音羌,又说;"《汉书》中亦有把庆写作羌的。班固的《幽通赋》写道'庆未得其云已',《昭明文选》也把庆字写作羌,其他无明证。"我查《汉书·扬雄传》所载《反离骚》中有庆夭顦而丧荣"一句。注释说;"庆,辞也,读与羌同。"这是最为切实的证据。

  佐命元臣“原文”盛王创业,必有同德之英辅,成垂世久长之计,不如是,不足以为一代宗臣。伊尹、周公之事见于《诗》、《书》,可考也,汉萧何佐高祖,其始入关,即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以周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所疾苦。高祖失职为汉王,欲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皆劝之,何独曰:"今众弗如,百战百败,愿王王汉中,收用巴蜀,然后还定三秦。"王用其言。此刘氏兴亡至计也。进韩信为大将,使当一面,定魏、赵、燕、齐,高祖得颛心与楚角,无北顾忧;且死,引曹参代己,而画一之法成;约三章以蠲秦暴,抚百姓以申汉德。四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唐房玄龄佐太宗,初在秦府,已独收人物致幕下,与诸将密相申结,引杜如晦与参筹帷。及为宰相,粲然兴起治功,以州县成天下之治,以租庸调天下之财,以八百府、十六卫本天下之兵,以谏争付王、魏,以兵事付靖、勣,御夷狄有道,用贤材有术。三百年基业,此焉肇之。其后制节度使而州县之治坏,更二税法而租庸之理坏,变府兵为(弓广)骑、诸卫为神策而军政坏,虽有名臣良辅,不能救也。赵韩王佐艺祖,监方镇之势,削支郡以损其强,置转运、通判使掌钱谷以夺其富,参命京官知州事以分其党,禄诸大功臣于环卫而不付以兵,收天下骁锐于殿岩而不使外重。建法立制,审官用人,一切施为,至于今是赖。此三君子之后,代天理物,硕大光明者,世有其人,所谓一时之相尔。萧之孙有罪及无子,凡六绝国,汉辄绍封之。国朝褒录韩王苗裔,未尝或忘。唯房公之亡未十年,以其子故,夺袭爵、停配享,讫唐之世不复续,唐家亦少恩哉!

  “译文”英睿的帝王创基立业,必须有同心同德和杰出才能的人辅佐,才能建立垂世长久的王朝,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代名臣。伊尹、周公的事迹见之于《诗经》、《尚书》,可以考证。汉初,萧何辅佐高祖,刚入关中,萧何就把秦朝丞相府、御史府的律令图书收藏好,仔细研究,因此知道全国的地理要塞、户口多少、强弱贫富、百姓疾苦等情况。汉高祖被封为汉王,认为分封不匀,想进攻项羽,周勃、灌婴、樊哙等都支持高祖,萧何独有自己的见解,他说:"现在军队不如(项羽),已经是百战百败,希望大王先称王关中,夺取巴蜀之地,然后收复三秦(即关中)"。汉王采纳了他的话,这可是关系到刘邦兴亡的大计。萧何又推荐韩信为大将,使韩信独当一面。平定了魏、赵、燕、齐等国的故地。这样汉高祖得以专心对付项羽,无北顾之忧。萧何临死之际,推举曹参代他为相,使汉初制定的政策能稳固地执行下去。萧何与刘邦入关时,与百姓约法三章,免除秦朝的暴政,收揽百姓之心,申明汉王大德。汉朝四百年基业,就由此而开辟。

  唐代房玄龄辅佐唐太宗,(与萧何辅佐汉高祖有异曲同工之妙。)在太宗为秦王时,房玄龄就开始为太宗收揽各种人物,使当时的秦王府人才济济。房玄龄还与各路将军密申情款,引荐杜如晦参与军国谋议。到他担任宰相,又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把州县的治理作为达到天下大治的关键;以租、庸制度调剂天下财物;以八百府、十六卫的府兵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军制;他把谏诤的任务交给王珪与魏征;把带兵打仗的任务交给李靖、李勣。他统御少数民族很有手段,任用贤才很有办法。唐王朝三百年基业,实由房玄龄而开辟。

  后来设立节度使制度,破坏了州县的治理,实行两税法使租庸之制废败,改府兵为?骑(募兵制),诸卫为神策军,致使军政遭到破坏,其时虽有名臣良辅,亦难以挽救日益衰败的命运。

  宋代韩王赵普辅佐宋太祖(也是如此)。为了控制方镇,削减方镇的地盘以减弱其势力,设置转运使、通判使掌管地方钱谷(地方财政)以剥夺其财富,又任命京官为地方的知州、知县,使地方官不能结党营私。对于立有大功的将军给以厚禄,但不让其掌握实际兵权,把精锐之师集中于京城,不使地拥方佣兵自重。其他如建立法制,量官用人,一切措施直到今天仍在发生作用。

  上述三位名臣以后,以天下为己任、正大光明的人代代都有,这就是所谓一时之良相。萧何的孙子有罪,无子,传六代后封国灭绝,但后来汉王朝又恢复了萧何后代的封爵。我宋朝崇奖登录韩王赵普的后代,不曾忘却。唯房玄龄死后不到十年,以其儿子的缘故,封爵被剥夺,停止配享宗庙,直至唐朝灭亡均没续封,唐王朝是不是太缺少恩惠了!

  名世英宰“原文”曹参为相国,日夜饮醇酒不事事,而画一之歌兴。王导辅佐三世,无日用之益,而岁计有余,末年略不复省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我愦愦。"谢安石不存小察,经远无竞。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赵韩王得士大夫所投利害文字,皆置二大瓮,满则焚之。李文靖以中外所陈一切报罢,云:"以此报国。"此六七君子,盖非扬己取名,瞭然使户晓者,真名世英宰也!岂曰不事事哉?

  “译文”汉曹参担任宰相,日夜饮醇酒,无所事事,而国家治理有序。东晋王导辅佐三个皇帝,虽然不见明显的治绩,但国家岁计有余。他末年不大关心国事,自己感叹说:"人们都说我糊涂,后人当会思念我的这种糊涂。"谢安不注意小事,但深谋远虑无人敢比。唐代的房玄龄、杜如晦,在他们的传里并未记载什么大功劳(实际上两人对唐朝建立的功绩最大)。宋韩王赵普凡是收到士大夫议论是非利害的文书,将其投入两个大瓮中,放满了就烧掉。李文靖把中外上奏陈述的事情批示结束后说:"以此报答国家。"上面六七位名臣,并非宣扬自己,获取名声,然而他们被家喻户晓,因为他们是当世的英名宰相!难道他们真是无所事事吗?

  檀弓误字“原文”《檀弓》载吴侵陈事曰:"陈太宰嚭使于师,夫差谓行人仪曰:'是夫也多言,盍尝问焉,师必有名,人之称斯师也者,则谓之何?'太宰嚭曰:'其不谓之杀厉之师与!'按嚭乃吴夫差之宰,陈遣使者正用行人,则仪乃陈臣也。记礼者简策差互,故更错其名,当云"陈行人仪使于师,夫差使太宰嚭问之",乃善。忠宣公作《春秋诗》引斯事,亦尝辩正云。

  “译文”《礼记·檀弓》记载吴国侵犯陈国这件事时说:"陈国太宰嚭作为使者来到吴国军中,吴国王夫差时行人(古官名,掌朝觐聘问)仪说:'这个人(指嚭)喜欢说话,何不去问问他,师出必有名,别人对我们的出师有何评论?太宰嚭说:'人们不是都说为杀掠而出师的吗?'"实际上,嚭是吴王夫差的太宰,陈国派遣的使者用的就是行人,行人仪是陈国的大臣。这是《礼记》的作者把简策搞混乱了,因而把人名也弄错了。应当是"陈国的行人仪作为使者到了吴军中,夫差派太宰嚭去问陈行人仪"才对。本朝忠宣公(洪皓)作《春秋诗》时引用此事,也曾给予辨正。

  薛能诗“原文”薛能者,晚唐诗人,格调不能高,而妄自尊大。其《海棠诗序》云:"蜀海棠有闻,而诗无闻,杜子美于斯,兴象不出,没而有怀。天之厚余,谨不敢让,风雅尽在蜀矣,吾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青苔浮落处,暮柳闲开时,带醉游人插,连阴彼叟移。晨前清露湿,宴后恶风吹。香少传可许,妍多画半遗"而已。又有《荔枝诗序》曰:"杜工部老居西蜀,不赋是诗,岂有意而不及欤?白尚书曾有是作,兴旨卑泥,与无诗同。予遂为之题,不愧不负,将来作者,以其荔枝首唱,愚其庶几。"然其语不过曰:"颗如松子色如樱,未误蹉跎欲半生。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久闻名"而已。又有《折杨柳》十首,叙曰:"此曲盛传,为词者甚众,文人才子,各炫其能,莫不条似舞腰,叶如眉翠,出口皆然,颇为陈熟。能专于诗律,不爱随人,搜难抉新,誓脱常态,虽欲勿伐,知音者其舍诸?"然其词不过曰:"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中。""洛桥晴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塞烟。闲想习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而已。别有《柳枝词》五首,最后一章曰:"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自注云:"刘、白二尚书,继为苏州刺史,皆赋《杨柳枝词》,世多传唱,虽有才语,但文字太僻,宫商不高耳。"能之大言如此,但稍推杜陵,视刘、白以下蔑如也。今读其诗,正堪一笑。刘之词曰:"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白之词云:"红板江桥清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其风流气概,岂能所可仿佛哉?

  “译文”薛能是晚唐诗人,他的诗格调不高,但狂妄自大。他在所作的《海棠诗序》中说:"四川的海棠闻名,而海棠诗无名,杜甫在四川,没有写出海棠诗来,到他死的时候还感到遗憾。上天厚待我,(要我写出海棠诗)我不敢推让。四川聚集了最优秀的诗人,我大概也算是其中之一。"然而他写的诗也不过是"青苔浮落处,暮柳闲开时。带醉游人插,连阴彼叟移。晨前清露湿,晏后恶风吹。香少传何许,妍多画半遗"而已。他又在《荔枝诗序》中说:"杜工部(甫)年老时居住于西蜀,但没有写过有关荔枝的诗,是不是想写而写不出来呢?白尚书(居易)曾写过这方面的诗,但不脱俗套,如同无诗一般、于是我作了这首荔枝诗。我自觉不会愧对和辜负我的读者,将来的作者也许会把我的这首诗当作吟咏荔枝的首唱之作。"然而,他写的也不过是"颗如松子色如樱,未识蹉跎欲半生。岁杪监州曾见树,时新入座久闻名"而已。他又有《折杨柳》诗十首,自叙说:"该曲广为流传,为之写词的人不少,文人才子,各显其能,但无不是把杨柳枝条比作舞女的细腰,把杨柳之叶比作女人的眉翠,千篇一律,陈词烂调。我对诗律颇有研究,不喜欢随波逐流,喜欢标新立异,发誓要摆脱俗套。虽然我不想标榜自己,但那些了解我的人能够舍弃我吗?"然而他的词也不过是:"华清高树出离宫,南陌柔条带暖风。谁见轻阴是良夜,瀑泉声畔月明中。""洛桥暗影覆江船,羌笛秋声湿塞烟。闲想习池公宴罢,水蒲风絮夕阳天"而已。他别有《柳枝词》五首,最后一章说:"刘白苏台总近时,当初章句是谁推。纤腰舞尽春杨柳,未有侬家一首诗"。他自注说:刘禹锡、白居易二位尚书,相继担任苏州刺史,都写了《杨柳枝词》,世人多传唱,其中虽然有妙句,但文字太生僻,音律也不甚规范。"

  薛能这样大言不惭,在他眼里,杜甫还稍许可以,至于刘禹锡、白居易以下,他似乎不屑一顾。而现在读他的诗,只能令人发笑。刘禹锡的词是:"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白居易的词是:"红板江桥清酒旗,馆娃宫暖日斜时。可怜雨歇东风定,万树千条各自垂"。其风流气概,薛能的诗能够与之相比吗?

  汉晋太常“原文”汉自武帝以后,丞相无爵者乃封侯,其次虽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为间。唯太常一卿,必以见侯居之,而职典宗庙园陵,动辄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废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阴欲损侯国,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表中所载:酂侯萧寿成,坐牺牲瘦;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桥坏;郸侯周仲居,坐不收赤侧钱;绳侯周平,坐不缮园屋;睢陵侯张昌,坐乏祠;阳平侯杜相,坐擅役郑舞人;广阿侯任越人,坐庙酒酸;江邹侯靳石,坐离宫道桥苦恶;戚侯李信成,坐纵丞相侵神道;俞侯栾贲,坐雍牺牲不如令;山阳侯张当居,坐择博士弟子不以实;成安侯韩延年,坐留外国文书;新畤侯赵弟,坐鞫狱不实;牧丘侯石德,坐庙牲瘦;当涂侯魏不害,坐孝文庙风发瓦;轑阳侯江德,坐庙郎夜饮失火;蒲侯苏昌,坐泄官书;弋阳侯任宫,坐人盗茂陵园物;建平侯杜缓,坐盗贼多。自酂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夺国,武帝时也。自当涂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时也。下及晋世,此风犹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风,庙阙屋瓦有数枚倾落,免太常荀寓。五年,大风,兰台主者求索阿栋之间,得瓦小邪十五处,遂禁止太常,复兴刑狱。陵上荆一枝围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盖循习汉事云。

  “译文”西汉自武帝以后,丞相无封爵的可以受封侯爵,此外,虽然是御史大夫,也不给予封爵。唯独太常卿一职,必须是现有侯爵的人担任。太常职掌宗庙和先帝陵园,稍有过失就受到惩罚。武帝元狩年间以来,因罪而被废斥的太常有二十人。大约是汉武帝内心要削弱侯国的势力,所以故意让他们担任此职,以便更容易抓住他们的过错并予以废斥。根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酂侯萧寿成,因祭祀用的牲畜太瘦而被废;蓼侯孔臧,因没有保护好衣冠道桥而致罪;郸侯周仲居,因为没有收以赤铜作外边的钱而被治罪;绳侯周平,犯了没有修缮好陵园之屋的过失而致罪;睢陵侯张昌,犯了没有按规定进行祭祀的错误而被废;阳平侯杜相,犯了擅自役使郑舞人而致罪;广阿候任越人。因宗庙之酒变酸而致罪;江邹侯靳石,因往离宫的道路桥梁大难走而致罪;戚侯李信成,因为纵容丞相侵占墓道而致罪;俞侯栾贲,因为雍地所贡牺牲不符合要求而致罪;山阳候张当居,因为选拔的博士弟子没有真才实学而致罪;成安候韩延年,因为留藏外国的文书而致罪;新畦侯赵弟,因为审问犯人没查实清楚而致罪;牧丘候石德,因为宗庙祭祀之牲太瘦而致罪;当涂侯魏不害,因为孝文帝庙被风吹落了瓦而致罪;轑阳侯江德,因为守庙人夜里饮酒失火致罪;蒲侯苏昌,因为漏泄了政府的公文致罪;弋阳侯任宫,因为有人盗窃了茂陵(汉武帝的陵园)园物而致罪;建平侯杜缓,因为盗贼多而致罪。自酂侯至牧丘十四侯,都被剥夺了封国,这是汉武帝时期被剥夺的。自当涂至建平五侯,只被免了官,没有夺爵,这是昭帝、宣帝时期进行的。到了晋代,这种作法仍然存在。晋惠帝元康四年,刮大风,宗庙的瓦被吹落数枚,太常荀寓免官。五年,又刮大风,御史检查各栋房屋,发现了十五处的瓦被吹坏,停止了太常职务。兴狱处罚。皇帝陵园上一支荆条约有七寸二分被人砍走,司徒、太常急得团团转,太常免官禁锢,这大约是因袭汉代的旧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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