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随笔

“卷第六”

　　建武中元“原文”成都有汉《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其末云："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按《范史》本纪，建武止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书为中元元年。观此所刻，乃是虽别为中元，犹冠以建武，如文、景帝中元、后元之类也。又《祭祀志》载封禅后赦天下诏，明言云："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东夷·倭国传》云："建武中元二年，来奉贡。"援据甚明。而宋莒公作《纪年通谱》乃云："纪、志所载不同，必传写脱误。"学者失于精审，以意删去，殆亦不深考耳。韩庄敏家一铜斗，铭云："新始建国，天凤上戊六年。"又绍兴中郭金州得一钲，铭曰："新建始国，地皇上戊二年。"按王莽始建国之后改天凤，又改地皇，兹二器各冠以始元者，自莽之制如此，亦犹其改易郡名不常，每下诏犹系其故名之类耳，不可用中元为比也。

　　“译文”成都存有汉代的《蜀郡太守何君造尊楗阁碑》，碑文结尾写道："建武中元二年六月。"据范晔《后汉书·光武本纪》，建武止有三十一年，次年改为中元，直接写作中元元年。而这碑文所刻的，虽年号已改为中元，但还是冠以建武，如同汉文帝、汉景帝的中元、后元一样。又《后汉书·祭祀志》记载的封禅后赐天下诏，很明确地说道："以建武三十二年为建武中元元年。"又《后汉书·东夷倭国传》说："建武中元二年，来朝奉贡物。"援用的根据已十分清楚。但是宋莒公作《纪年通谱》竟说："纪、志所记载的不同，必然是传写之脱误。"做学问的人不加深入研究，按自己的主观意志删削，这是不深加考证的结果。韩庄敏家有一铜斗，铜斗上的铭文是："新始建国，天风上戊六年。"又绍兴中，郭金州得一钲，铭文是"新站建国，地皇上成二年"。按王莽始建国号之后改元天凤，又改为地皇，这两种器物都把第一个年号写在前面，说明从王莽时期就有这种写法。这是由于当时郡名经常改换，所以每下诏时还是把旧郡名放在前面，不过这与建武中元的写法还是有区别的。

　　带职人转官“原文”绍兴中，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直秘阁，乞磨勘，吏部拟朝议大夫。时相以为既带职，则朝议、奉直为一等，遂超转中奉。其后曾慥踵之。绍兴末，向伯奋亦用此，继而续觱复然。后省有言，不应蓦三级，自是但得朝议。予按故事，官制未行时，前行郎中迁少卿，有出身，得太常；无出身，司农；继转光禄，即今奉直、朝议也。自少卿迁大卿、监，有出身，得光禄卿；无出身，历司农卿、少府监、卫尉卿，然后至光禄。若带职，则自少农以上径得光禄，不涉余级，至有超五资者。然则浚明等不为过，盖昔日职名不轻与人，故恩典亦异。又自承务郎至奉议词人，但三转，而带职者乃与余人同作六阶不小异，乃有司之失也。

　　“译文”宋高宗绍兴年间，王浚明以右奉直大夫的身份转直秘阁，请求考课升迁，吏部打算授他朝议大夫之职。宰相以为既然是带职升迁，则朝议大夫、奉直大夫属于同一级别，于是超转他为中奉大夫。之后，也按此种办法给曾慥转了官。绍兴末年，向伯奋也依此法转官，接着续觱是这么转的。后省认为，不应该突然升三级，自是以后，只能为朝议大夫。我考察过去的惯例，未进行官制改革时，前行郎中迁为少郎，有资历的，得太常，无资历的，为司农卿，继而转为光禄卿，即与今天的奉直大夫、朝议大夫同级。从少卿迁为大卿、监，有资历，得光禄卿，无资历，须经司农卿、少府监。卫尉卿，然后至光禄卿。假若是带着职务升迁，则自少农以上可以直接升为光禄卿，不必经过别的级别，以至有超越五级的。由此可知，王浚明的超迁并不为过分。因为过去职务名分不轻易给人，所得到的待遇自然有别。有人从承务郎至奉议词人，要经三次迁转，而带职的人与其余人一样对待，这是选官机关的失误。

　　上下四方“原文”上下四方不可穷竟。正谓庄、列、释氏之寓言，曼衍不能说也。《列子》："商汤问于夏革曰：'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曰：'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朕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朕是以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大集经》："'风住何处？'曰：'风住虚空。'又问：'虚空为何所住？'答言：'虚空住于至处。'又问：'至处复何所往？'答曰："至处何所住者，不可宣说。何以故？远离一切诸处所故，一切处所所不摄故，非数非称不可量故，是故至处无有住处。'"二家之说，如是而已。

　　“译文”上下四方没有止境，虽《庄子》、《列子》、佛经中的寓言，也是模糊没有阐释清楚。《列子》记载："商汤问夏革说：'上下八方有止境吗？'夏革说：'不知道。'商汤坚持要问，夏革说："无是无止境的，有是有止境的，我怎么知道它有没有止境？不过无止境之外，还是无止境，无终极之中，还是无终极，无止境之外无止境，无终极之中还是无终极，我是知道它是无穷无尽的，而不知道它有穷有尽。怎么能知道在天地的外面，有没有比天地更大的东西存在呢？"

　　《大集经》（佛教经典之一）认为："'风住在什么地方？'回答说：'风住在虚无缥缈的天空。'又问：'虚空又在哪里？'回答说：'虚空存在于至处。'又问："至处又在哪里？'回答说：'至处所存在的地方，不能够用语言表述，为什么？因为至处远离一切地方的地方，一切地方都不能反映的地方，是一个不可以数、不可以量的地方，也是一个无法找到的地方。"二家之说，就是如此。

　　魏相萧望之“原文”赵广汉之死由魏相，韩延寿之死由萧望之。魏、萧贤公卿也，忍以其私陷二材臣于死地乎？杨恽坐语言怨望，而廷尉当以为大逆不道。以其时考之，乃于定国也。史称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岂其然乎？宣帝治尚严，而三人者，又从而辅翼之，为可恨也！

　　“译文”西汉大臣赵广汉的被杀起因于魏相，曾任颍川、东郡太守的韩延寿的被杀则起因于萧望之。魏相、萧望之是贤明的公卿，怎么忍心以其私怨陷害二位有才能的人于死地呢？

　　杨恽（被免职后）因发了几句牢骚，当时的廷尉认为他大逆不道，被判处死刑。考证当时担任廷尉的人，原来是于定国。历史称赞于定国为廷尉，老百姓自是没有冤狱，难道真是这样吗？宣布用严法治国，而上面三人，辅佐宣帝助其法治，实在令人感到遗憾啊！

　　姓氏不可考“原文”姓氏所出，后世茫不可考，不过证以史传，然要为难晓。自姚、虞、唐、杜、姜、田、范、刘之外，余盖纷然杂出。且以《左传》言之，申氏出于四岳，周有申伯，然郑又有申侯，楚有申舟，又有申公巫臣，鲁有申繻、申枨，晋有申书，齐有申鲜虞。贾氏姬姓之国，以国氏，然晋有贾华，又狐射姑亦曰贾季，齐有贾举。黄氏嬴姓之国，然金天氏之后，又有沈、姒、蓐、黄之黄，晋有黄渊。孔氏出于商，孔子其后也。然卫有孔达，宋有孔父，郑有孔叔，陈有孔宁，齐有孔虺，而郑子孔之孙又为孔张。高氏出于齐，然子尾之后又为高强，郑有高克，宋有高哀。国氏亦出于齐，然邢有国子，郑子国之孙又为国参。晋有庆郑，齐有庆克，陈有庆虎。卫有石碏，齐有石之纷如，郑有石，周有石尚，宋有石驅。晋有阳处父，楚有阳丐，鲁有阳虎。孙氏出于卫，而楚有叔敖，齐有孙书，吴有孙武。郭氏出于虢，而晋有郭偃，齐有郭最，又有所谓郭公者，千载之下，遥遥世祚，将安所质究乎？

　　“译文”姓氏怎么产生的，后世茫然无从稽考。就是考证于史书传记，也难以弄清楚。除了姚、虞、唐、杜、姜、田、范、刘等姓氏之外，其余姓氏如何产生，都很复杂混乱。就以《左传》来说，申氏出于四岳，为尧舜时四方部落的后代，但以后周朝有申伯，郑国有申侯，楚国有申舟，有申公巫臣，鲁国有申繻、申枨，晋国有申书，齐国有申鲜虞。贾姓为黄帝之后，与周王同姓氏，然而晋国有贾华，且狐射姑亦叫贾季，齐国有贾举。黄氏来自于嬴姓之国，但金天氏的后代中有沈、姒、蓐、黄，其中有黄姓，晋国还有黄渊。孔姓出于商朝，孔子就是商的后代。然卫国有孔达，宋国有孔父，郑国有孔叔，陈国有孔宁，齐国有孔虺，而且郑国子孔的孙子又叫孔张。高娃出于齐国，可是子尾的后代也叫高强，郑国有高克，宋国有高哀。国姓也出于齐国，然邢国有国子，郑国子国之孙又叫国参。晋国有庆郑，齐国有庆克，陈国有庆虎。卫国有石碏，齐国有石之纷如，郑国有石碏，周有石尚，宋国有石驅。晋国有阳处父，楚有阳丐，鲁国有阳虎。孙姓出于卫国，而楚国有孙叔敖，齐国有孙书，吴国有孙武。郭姓出于虢国，而晋国有郭偃，齐国有郭最，还有所谓郭公者。几千年以来，各姓氏源远流长，变化繁杂，如何能够查实清楚呢？

　　畏无难“原文”圣人不畏多难而畏无难，故曰："惟有道之主能持胜。"使秦不并六国，二世未亡；隋不一天下服四夷，炀帝不亡；苻坚不平凉取蜀，灭燕翦代，则无肥水之役；唐庄宗不灭梁下蜀，则无嗣源之祸；李景不取闽并楚，则无淮南之失。

　　“译文”真正贤明盛德的人不畏惧困难而是担心没有困难。所以说："只有贤明盛德的君主才能保持住胜利。"假使秦始皇不吞并六国，秦二世也不会如此快地灭亡；假使隋文帝不统一天下，征服四边的少数民族，炀帝也不会灭亡；符坚不去平定凉国，攻取蜀地，灭掉前燕，剪灭拓跋魏的代国，就不可能有淝水之战（当然也不会有苻坚的灭亡）；后唐庄宗不灭掉梁国，攻取前蜀，就不会有李嗣源的兵变；南唐李璟如果不去攻取闽国与楚国，就不会有淮南的大败。

　　绿竹青青“原文”毛公解《卫诗·淇奥》，分绿竹为二物，曰："绿，王刍也。竹，萹竹也。"《韩诗》："竹字作，音徒沃反，亦以为萹筑。"郭璞云："王刍，今呼白脚莎，即菉蓐豆也。萹竹似小藜，赤茎节，好生道旁，可食。"又云："有草似竹，高五六尺，淇水侧人谓之菉竹。"按此诸说，皆北人不见竹之语耳。《汉书》："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寇恂为河内太守，伐淇园竹为矢百余万。《卫诗》又有"（上竹下翟）竹竿，以钓于淇"之句，所谓绿竹，岂不明甚？若白脚莎、菉豆，安得云猗猗青青哉？

　　“译文”毛公（西汉人，名亨）解释《诗经·卫风·淇奥》时，把绿竹分为二物，说："绿，就是王刍（草名）。竹，为萹竹（草名）。"汉时韩婴所著《韩诗》解释说：竹字作薄，音徒沃反，也认为是萹筑。东晋人郭璞说："王刍，现今叫'白脚莎'，就是菉蓐豆。萹竹样子象小藜，红茎有节，喜欢生长于路旁，可以食用。"他又说："有一种草，形状象竹，高五六尺，生长于淇水旁，人们叫它绿竹。"考查上述几种解释，都是北方人没有看见过竹的臆断。《汉书》记载说："砍下淇园之竹作楗（堵塞河堤决口所用的材料）用。"东汉寇恂担任河内太守（今河南武陟）时，砍伐淇园的竹作箭，达百余万支。《诗经·卫风》又有"？？竹竿，以钓于淇"的诗句。意思是"细长的竹竿，用作鱼竿钓于淇水之上"。由此可见，所谓绿竹，难道不是说得很明确了吗？如果说绿竹是象白脚莎、绿豆之类的草，怎么能说是长得美丽而且茂盛呢？

　　孔子欲讨齐“原文”陈成子弑齐简公，孔子告于鲁哀公，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左传》曰："孔子请伐齐，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常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伐也。'"说者以为孔子岂较力之强弱，但明其义而已。能顺人心而行天讨。何患不克？使鲁君从之，孔子其使于周，请命乎天子，正名其罪。至其所以胜齐者，孔子之余事也。予以为鲁之不能伐齐，三子之不欲伐齐，周之不能讨齐，通国知之矣。孔子为此举，岂真欲以鲁之半，力敌之哉？盖是时三子无君与陈氏等，孔子上欲悟哀公，下欲警三子。使哀公悟其意，必察三臣之擅国，思有以制之，起孔子而付以政，其正君君、臣臣之分不难也。使三子者警，必将曰：鲁小于齐，齐臣弑君而欲致讨，吾三臣或如是，彼齐、晋大国，岂置而不问乎？惜其君臣皆不识圣人之深旨。自是二年，孔子亡。又十一年，哀公竟逼于三子而孙于越，比之简公，仅全其身尔。

　　“译文”陈成子杀齐简公（陈为齐国大臣），孔子求告于鲁哀公，请他派军队讨伐陈成子。鲁哀公说："要告诉三子（执掌鲁国大权的三大贵族，即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于是孔子去告知"三子"，回答是不可能派兵。《左传》记载此事说："孔子请求讨伐齐国，鲁哀公说：'鲁国比齐国弱已是很久的事了，你想讨伐齐国，结果将会如何呢？'孔子说：'陈常（即陈成子）杀了他的国君，老百姓就有一半人不会拥护地，以鲁国的力量，加上齐国一半的力量，是可以讨伐的。'"评论者认为孔子怎么会从势力强弱的角度去考虑呢？他只会从大义方面考虑。顺应人心，代表上天讨伐，还会担心不能战胜吗？假使鲁哀公听从孔子的意见，派孔子前往周朝，请示周天子，公开宣告陈成子的罪行，问题就解决了。至于鲁国的势力能否胜过齐国，孔子是不会过分考虑的。我认为鲁国之所以不能讨伐齐国，三贵族之所以不想讨伐齐国，周王之所以不能讨伐齐国，这是全国无人不知的道理。孔子的这一举动，难道是真想以鲁国不到齐国一半的势力去同齐国拚命吗？实际上，当时鲁国的三大贵族无视鲁哀公的存在与陈成子并无区别，孔子对上想使鲁哀公醒悟，对下要警告三贵族，不得妄行乱。假使鲁哀公领悟孔子之意，必能察觉三贵族的擅权弄国，并想办法予以制裁，起用孔子，托之以国政，使君臣的名分、上下有节的关系得以重新恢复。如果三贵族能有所警觉，必然会考虑："鲁国比齐国小，齐臣杀君全国要予以讨伐，我三臣若如此，而齐、晋等大国难道会置之不理吗"可惜的是鲁国的君臣都没有认识到孔夫子的深刻含意。二年后，孔子逝世，再过了十一年，鲁哀公被三贵族所逼而外逃于越国，比起齐简公来，只是自己的身躯没有受到损伤罢了。

　　韩退之“原文”《旧唐史·韩退之传》，初言："愈常以为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不复振起。故所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而又云："时有恃才肆意，亦戾孔、孟之旨。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辩》，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撰《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叙事拙于取舍，颇为当代所非。"裴晋公有《寄李翱书》曰："昌黎韩愈，仆知之旧矣，其人信美材也。近或闻诸侪类云：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今之不及之者，当大为防焉尔。"《旧史》谓愈为纰缪，固不足责，晋公亦有是言，何哉？考公作此书时，名位犹未达，其末云："昨弟来，欲度及时干进，度昔岁取名，不敢自高。今孤茕若此，游宦谓何？是不能复从故人之所勉耳！但置力田园，苟过朝夕而已。"然则，公出征淮西，请愈为行军司马，又令作碑，盖在此累年之后，相知已深，非复前比也。

　　“译文”《旧唐书·韩愈传》开头说："韩愈认为魏、晋以来，写文章的人多讲究骈偶对句，而忽视文章中的经诰文意。所以他写文章抒发自己的思想，为天下人说话，自成一家，以致后学者都以他的文章与文风为楷模。当时学韩愈文体文风的人不少，但无人超过他，所以社会上称韩愈的文章为'韩文'"。而传的后面又说："他经常恃才放肆，不遵循周王、孔子之道。如南方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韩愈就撰写碑文，使之流于后世。李贺父名晋，李贺为避父讳，不应该考进士科，而韩愈就为李贺写《讳辩》，劝其考进士。又写作《毛颖传》，文中讥讽戏虐到不近人情的地步。以上是文章的错误或不妥之处。他撰写的《顺宗实录》，繁简不当，对材料的取舍很不妥当，当时人对他的《顺宗实录》非议很多。"裴晋公（度）的《寄李翱书》说"昌黎人韩愈，我很早就认识他，该人确实是个很有才华的人，近来听与他同辈的人说他是仗恃自己的才华，不受约束，写文章没有文法规则，而以文章为儿戏，可以这样吗？今天才能不及他的人，应当引以为戒。"

　　《旧唐书》说韩愈有错误，是可以理解的，晋公裴度也这样说，这是为什么呢？考查裴度写这封信时，并无多大的官位名气，信的结尾写到："昨日弟来，希望我裴度及时在功名上取得成就。我裴度当时取这个名字，不敢自视甚高。现在孤零潦倒到这种境地，怎么能去求官求功名呢？因此，我无法听从老朋友的勉励，只能致力于耕种田园，苟且偷生而已。"然而后来裴度出征淮西时，邀请韩愈为行军司马，又让他写平淮西碑文。这是发生在写信多年之后的事，二人相互的了解已深，与未成名前是不能相比的。

　　诞节受贺“原文”唐穆宗即位之初年，诏曰："七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朕于门内与百寮相见。"明日，又敕受贺仪宜停。先是，左丞韦绶奏行之，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然次年复行贺礼。诞节之制，始于明皇，令天下宴集休假三日，肃宗亦然。代、德、顺三宗皆不置节名，及文宗以后。始置宴如初。则受贺一事，盖自长庆年至今用之也。后穆宗即位之初，下诏说。"七月六日，是我的诞辰日。那天，百官和诰命贵妇都应到光顺门进名参贺，我将于门内与百首相见。"第二天，又下令说，诞辰日受百官命妇朝贺的仪式停办。原来最初秦办诞辰日受朝贺的是尚书在丞韦绶，得到皇帝批准，而宰相们以古代无诞辰受贺礼仪的理由，秦请罢除。但第二年又恢复诞辰行贺礼的仪式。

　　将皇带诞辰日作为节日，起源于唐明皇。唐明星命令皇帝诞辰日设宴庆贺，休假三天。唐肃宗也是如此。唐代宗、德宗、顺宗没有这一节日名目。文宗以后，又开始设宴如唐明皇之时，但不行贺礼。皇帝诞辰日受贺之事，大致从唐穆宗长庆年间一直沿用至今。

　　“译文”唐穆宗即位之初，下诏说："七月六日，是我的诞辰日。那天，百官和诰命贵妇都应到光顺门进名参贺，我将于门内与百官相见。"第二天，又下令说，诞辰日受百官命妇朝贺的仪式停办。原来最初奏办诞辰日受朝贺的是尚书左丞韦绶，得到皇帝批准，而宰相们以古代无诞辰受贺礼仪的理由，奏请罢除。但第二年又恢复诞辰行贺礼的仪式。

　　将皇帝诞辰日作为节日，起源于唐明皇。唐明皇命令皇帝诞辰日设宴庆贺，休假三天。唐肃宗也是如此。唐代宗、德宗、顺宗没有这一节日名目。文宗以后，又开始设宴如唐明皇之时，但不行贺礼。皇帝诞辰日受贺之事，大致从唐穆宗长庆年间一直沿用至今。

　　左氏书事“原文”《左传》书晋惠公背秦穆公事曰："晋侯之入也，秦穆姬属贾君焉，且曰，尽纳群公子。晋侯烝于贾君，又不纳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晋侯许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南及华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与；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故秦伯伐晋。"观此一节，正如狱吏治囚，蔽罪议法，而皋陶听之，何所伏窜，不待韩原之战，其曲直胜负之形见矣。晋厉公绝秦，数其五罪，书词铿訇，极文章鼓吹之妙，然其实皆诬秦。故《传》又书云："秦桓公既与晋厉公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与楚，欲道以伐晋。"杜元凯注云："据此三事，以正秦罪。"左氏于文反复低昂，无所不究其至。观秦、晋争战二事，可窥一斑矣。

　　“译文”《左传》写晋惠公背弃秦穆公的事说：晋惠公将回晋国时，穆公夫人将此事托付于贾君，并且要贾君转告惠公。他回晋国得王位后，对晋献公的所有儿子必须容纳和安置。但晋惠公得位后，竟与母辈的贾君通奸，又不容纳晋献公的其他儿子，因而秦穆公夫人（晋献公女）很怨恨他。晋惠公曾许诺晋中大夫里克，即位后将汾阳一带给他为封地，后来也背弃了诺言。回国前他答应一旦秦穆公帮助他继承王位，就把黄河以南的五个城割让给秦国，这五城东边包括虢国（今河南灵宝、山西平陆一带），南边到了华山，内及解梁城。但即位后又不认帐。晋国发生饥荒，秦国给晋国送去粮食，但当秦国发生饥荒时，晋则将边界封锁，不卖给秦国一粒粮食。由于这些原因，所以秦穆公讨伐晋国。'看了这段记载，好比法官审判犯人，列罪议法，就是贤明的执法官皋陶听了，也找不出可以开释的地方。不必等到后来发生的秦晋之间的韩原之战（一说为今陕西韩城西南，一说为今山西芮城），其间的是非曲直就一目了然了。晋厉公与秦国绝交，罗列秦的五条罪状。言辞铿锵有力，极尽文章的夸张手法，但实际上都是编造的不实之辞。所以《左传》又写道："秦桓公既然与晋厉公订立'令狐之盟'，而又与北方的狄人、南方的楚国商议讨伐晋国。"杜元凯注释说："根据上面三件事，可以辨明秦之罪责。"左丘明写文章起伏很大，而且要把事情说得很透彻。看秦晋之间的战争，就可见一班了。

　　狐突言词有味“原文”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以十二月出师，衣之偏衣，佩之金玦。《左氏》载狐突听叹八十余言，而词义五转。其一曰："时，事之征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其二曰："敬其事，则命以始。服其身，则衣之纯。用其衷，则佩之度。"其三曰："今命以时卒，閟其事也。衣之尨服，远其躬也。佩以金玦，弃其衷也。"其四曰："服以远之，时以閟之。"其五曰："尨凉，冬杀，金寒，玦离。"其宛转有味，皆可咀嚼。《国语》亦多此体，有至六七转，然大抵缓而不切。

　　“译文”晋献公让太子申生讨伐东山的皋落氏，命令他十二月（晋献公十七年即公元前660年）出兵，穿着不同颜色的衣服，佩带镶金的玉佩。《左传》记载狐突八十余字的一段话，分为五个层次。其一说"时间是事情的征兆；衣服是身体的花纹，佩饰是内心的旗帜。"其二说："一开始就要重视讨伐大事；穿着纯色的衣服，身体才会感到适应；佩带有度，才会得到他的忠诚。"其三说"现在让他仓卒出兵，是要终尽他的事业；使他穿上杂色的衣服，让他疲劳远征；让他佩带镶金的玉佩，是要舍弃他内心的坚贞。"其四说："使他穿杂色之衣，是要让他远离国都，使他在年底出师，是要让他就此完结。"其五说；"杂色意味着凄凉；冬天意味着肃杀；金属意味着寒气；玦佩意味着别离。"以上文字宛转曲折，可以反复体会玩味。《国语》也有很多这样宛转曲折的文字，有的甚至转折达到六七层意思，但大多数是松弛而不贴切。

　　宣发“原文”《考工记》："车人之事，半矩谓之宣。"注："头发颢落曰宣。《易》：'巽为宣发'。宣字本或作寡。"《周易》："巽为寡发。"《释文》云："本又作宣，黑白杂为宣发。"宣发二字甚奇。

　　“译文”《考工记》记载说：车匠把半个矩称为'宣'。"注释说："头发花白脱落叫'宣'。"《易经》说：《巽》卦为'宣发'。'宣'字也有人当作'寡'。《释文》说"寡本作宣，黑白颜色相杂的头发为宣发。"宣发二字太奇怪了。

　　邾文公楚昭王“原文”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未几而卒。君子曰："知命。"楚昭王之季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周太史曰："其当王身乎？若(祭祀)之，可移于令尹、司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置诸股肱，何益？不谷不有大过，天其夭诸？有罪受罚，又焉移之？"遂弗(祭祀)。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按宋景公出人君之言三，荧惑为之退舍；邾文、楚昭之言，亦是物也，而终不蒙福，天道远而不可知如此。

　　“译文”春秋时邾文公要把都城从邾（今山东曲阜东南南陬村）迁到绎（今山东邹县东南纪王城），让史官占卜吉凶。史官说：迁都利于老百姓而不利于国君。"邾文公回答说"国君的使命是养育百姓，国君本人寿命的短长，是命中所注定的。只要对老百姓有利，迁都就是最大的吉祥。"于是迁都于绎，但不久，邾文公就死了。道德之士说："邾文公是知道天命的人。"

　　楚昭王末年，有一块云彩像一群红色的鸟一样，绕着太阳盘桓三日。周朝的大夫说"红云遮住太阳对大工身体不利，应当举行祭典，祷告上天，就可以把灾难降到令尹和司马的身上。"楚昭王说："把腹部和胸腔的疾病移植到四肢上有什么益处呢？假如我没有大的过失，上天会让我短命吗？如果我确实有罪当受天惩罚，又怎么能移植给他人呢？"所以不去举行祭祀。对于这件事，孔子评价说："楚昭王懂得君子之道，他是不应该失去国家的。"

　　按宋景公当年连续发表过几次贤明君主应当发表的言辞，那些企图去迷惑他的小人都不得不退避三舍。邾文公、楚昭王的话性质相同，可竟然没有蒙受上天的赐福，天道之不可了解竟到了这种地步。

　　杜悰“原文”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以杜悰为相。一日，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悰受宣，三相起避。公庆出书授悰，发之，乃宣宗大渐时，宦官请郓王监国奏也。且曰："当时宰相无名者，当以反法处之。"悰反复读，复封以授公庆曰："主上欲罪宰相，当于延英面示圣旨。"公庆去，悰谓两枢密曰："内外之臣，事犹一体。今主上新践阼，固当以仁爱为先，岂得遽赞成杀宰相事！若习以性成，则中尉、枢密岂得不自忧乎！"两枢密相顾默然，徐曰："当具以公言白至尊，非公重德，无人及此。"三相复来见悰，微请宣意，悰无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悰曰："勿为他虑。"既而寂然。及延英开，上色甚悦。此《资治通鉴》所载也。《新唐史》云："宣宗世，夔王处大明宫，而郓王居十六宅。帝大渐，遗诏立夔王，而中尉王宗贯迎郓王立之，是为懿宗。久之，遣枢密使杨庆诣中书独揖悰。他宰相毕鞬、杜审权、蒋伸不敢进，乃授悰中人请帝监国奏，因谕悰劾大臣名不在者。悰语如前所云，庆色沮去，帝怒亦释。"予以史考之，懿宗即位之日，宰相四人，曰令狐绹、曰萧邺、曰夏侯孜、曰蒋伸，至是时唯有伸在。三人者罢去矣。诚及审权乃懿宗自用者，无由有斯事。盖野史之妄，而二书误采之。温公以唐事属之范祖禹，其审取可谓详尽，尚如此。信乎，修史之难哉！

　　“译文”唐懿宗咸通二年二月，任命杜悰为宰相。一天，两位枢密使来到中书省，宣徽使杨公庆也来了，他单独向杜悰宣旨，另外三位宰相回避。公庆拿出一封信交给杜悰，打开一看，里面是宣宗病重之际，宦官请郓王监国的奏章。杨公庆对杜悰说："宰相没有签名的，以反对皇帝论处。"意在暗示杜悰弹劾没有签名的宰相。杜棕反复阅读奏章，然后重新封好后交给杨公庆说："皇帝欲加罪宰相，应当于延英殿当面发布圣旨。"杨公庆走后，杜悰对两位枢密使说；"内臣（指宦官）外臣（指朝官），目标应当一致。今新皇帝即位不久，完全应当以仁爱为先，怎么能赞成杀宰相这类事！假若这类事习以为常，则中尉、枢密就会经常担心自己的性命！"两位枢密使相互看看，沉默一会后说："我们将把杜公的话告诉皇帝，不是杜公这样有高尚道德的人，是不会这样考虑问题的。"三位宰相复来见杜悰，想了解宣徽使的目的，杜悰不答，三位宰相十分害怕，乞望保存家族。杜悰说"不要过分忧虑。"就不再说话了。及延英殿召见群臣，新皇帝和颜悦色，充满喜悦之情。这事载于《资治通鉴》。

　　《新唐书》的记载是，宣宗时，夔王住在大明宫，而郓王住在十六宅。宣宗病重之际，遗诏立夔王为帝，而中尉（宦官充任）王宗贯迎立郓王为皇帝，就是唐懿宗。一段时间后，派遣枢密使杨庆往中书省单独与杜悰相见，其他宰相如毕鞬、杜审权、蒋伸不敢进门。杨庆将宦官的上奏交给杜悰，且告诉杜悰弹劾不在奏章上签名的大臣、杜悰就讲了前面这些话，杨庆沮丧而退，皇帝的愤怒也随之消失。

　　我考证历史，懿宗即位之日，原有宰相四人，是令狐绹、萧邺、夏侯孜、蒋伸，这时除蒋伸还在职外，其他三人都已免职。而毕鞬、杜审权是唐懿宗自己选用的人，不可能有上面的事。这是野史胡乱记载，而《通鉴》、《新唐书》错误采用了这些材料。司马温公将唐史交范相禹撰写，而作为著名唐史专家的范祖禹必然对所写的材料进行了详细审核，即使如此，也会发生这类错误，可见写历史实在是太难了。

　　唐书世系表“原文”《新唐·宰相世系表》皆承用逐家谱牒，故多有谬误，内沈氏者最可笑。其略云："沈氏出自姬姓。周文王子聃叔季，字子揖，食采于沈，今汝南平舆沈亭是也。鲁成公八年，为晋所灭。沈子生逞，字修之，奔楚，遂为沈氏。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戊，戊生诸梁，诸梁子尹射，字修文。其后入汉，有为齐王太傅敷德侯者，有为骠骑将军者，有为彭城侯者。"《宋书》沈约《自叙》云："金天氏之后。沈国在汝南平舆。定公四年，为蔡所灭。秦末有逞者，征丞相不就。"其后颇与《唐表》同。按聃季所封自是一国，与沈了不相涉。《春秋》成公八年，晋侵沈，获沈子揖。昭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之师于鸡父，沈子逞灭。定四年，蔡灭沈，杀沈子嘉。今《表》云："聃季字子揖，成八年为晋所灭，是文王之子寿五百余岁矣。逞为吴所杀，而《表》云奔楚，《宋书》云秦召为丞相。沈尹戊为楚将，战死于柏举，正与嘉之死同时，而以为嘉之子。尹射书于《左传》，三十四年始书诸梁，乃以为其子。又春秋时人立字皆从子及伯仲，岂有修之、惟良、修文之比？《汉列侯表》岂有所谓敷德、彭城侯？《百官表》岂有所谓骠骑将军沈达者？沈约称一时文宗，妄谱其上世名氏官爵，因可嗤诮，又不分别两沈国。其金天氏之裔，沈、姒、蓐、黄之沈，封于汾川，晋灭之；春秋之沈，封于汝南，蔡灭之。顾合而为一，岂不读《左氏》乎？欧阳公略不笔削，为可恨也！

　　“译文”《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取自名家家谱的材料，故谬误甚多，尤具是关于沈氏的记载最可笑。《世系表》的记载是："沈氏来自于姬姓（姬姓为周王之姓）。周文王儿子聃叔季，字子揖，封地在沈，即令汝南平舆沈亭这个地方。鲁成公八年，被晋国所灭。子揖的儿子叫逞，字修之，逃奔楚国，遂为沈姓。逞生嘉，字惟良，嘉生尹戊，戊生诸梁，诸梁的儿子叫尹射，字修文。进入汉朝后，沈氏中有的是作了齐王太傅的敷德侯，有的作了骠骑将军，有的作了彭城侯。"《宋书》作者沈约的《自叙》说："沈国为金天氏的后代，在汝南平舆一带，鲁定公四年为蔡国所灭。秦末有个叫沈逞的人，皇帝请他去做宰相，被他拒绝。"后面的记载与《新唐书·世系表》相同。

　　据考察，聃叔季所封的是一个国家，与沈姓毫不相干。根据《春秋》记载，鲁成公八年，晋国侵犯沈国，擒获了沈子揖。昭公二十三年，吴国在鸡父（今河南固始县南）打败了顿、胡、沈、蔡的军队，沈子逞（沈子揖子）被消灭。定公四年，蔡国灭掉沈国，杀了沈子嘉。而《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说聃叔季字子揖，成公八年为晋国所灭。如果是这样，作为文王儿子的聃叔季就活到五百多岁了。沈逞被吴国所杀、而《世系表》说是逃奔楚国，而《宋书》则说是秦国请他作宰相。沈尹戊为楚国的将军，战死在柏举（今湖北麻城县境），与沈嘉之死同时，《世系表》则认为是沈嘉之子。尹射先记载于《左传》，三十四年后才写沈诸梁，而竟把尹射说成是诸梁之子。又春秋时人们都从子及按伯仲起名宇，怎么会有修之、惟良、修文的叫法呢？另外《汉书·列侯表》哪里有敷德侯、彭城侯呢？《汉书·百官公卿表》哪里又有骠骑将军沈达此人？沈约称得上是一个时代的文坛宗师，而胡乱谱写其祖上人的姓名、官爵，已经足以令人嗤笑了，又不分别两个沈国。所谓金天氏的后裔，为沈、姒、蓐、黄之沈，封地在汾川（汾河流域），为晋国所灭。春秋时代的沈姓，封地在汝南，为蔡国所灭。沈约合二沈国为一，难道他没有读过《左传》吗？欧阳修又不加以考证删削，令人遗憾啊！

　　鲁昭公“原文”春秋之世，列国之君失守社稷，其国皆即日改立君，无虚位以俟者。惟鲁昭公为季孙意如所逐而孙于齐，又适晋。凡八年乃没。意如在国摄事主祭，岁具从者之衣履而归之于乾侯。公薨之明年，丧还故国，然后其弟公子宋始即位。他国无此比也。岂非鲁秉周礼，虽不幸逐君，犹存厥位，而不敢绝之乎？其后哀公孙于越，《左传》终于是年，不知悼公以何时立也。

　　“译文”春秋时代，各国的君主一旦失去王位，该国就马上另立新君，从无把王位空着等人的情况。只有鲁昭公是例外，他被季孙意如驱逐后，先逃到齐国，又到了晋国，流亡八年才死去。季孙意如在鲁国总揽大权，主持祭祀，每年把参加祭祀人所送的衣物等送归乾侯。昭公逝世的第二年，灵柩回到鲁国，然后昭公弟弟公子宋才即位，而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事。是不是鲁国秉从了周礼，虽然国君被不幸驱逐，还是将其王位空着，无人敢于绝断吗？后来鲁哀公逃往越国，《左传》记事也到这年为止，以后鲁悼公何时立为王，也不得而知了。

　　州县失故名“原文”今之州县，以累代移徙改割之故，往往或失其故名，或州异而县不同者。如：建昌军在江西，而建昌县乃隶南康；南康军在江东，而南康县乃隶南安；南安军在江西，而南安县乃隶泉州；韶州为始兴郡，而始兴县外属赣州为南康郡，而南康县外属郁林为州，而郁林县隶贵州；桂阳为军，而桂阳县隶郴州。此类不可悉数。

　　“译文”现今的州县，由于历代州县政府的迁移，以及区域划分的改动，往往失去了原来的州县名称，或者州县不一致。如建昌军在江西，而建昌县则隶属南康军；南康军在江东，而南康县则隶属南安；南安军在江西，而南安县乃隶属泉州；韶州属于始兴郡，而始兴县却远离始兴郡而隶属赣州为南康郡，而南康县远离南康郡属郁林州，而郁林县则隶属贵州；桂阳为军，而桂阳县隶属郴州。这类例子数不胜数。

　　严州当为庄“原文”严州本名睦州，宣和中以方寇之故改焉。虽以威严为义，然实取严陵滩之意也。殊不考子陵乃庄氏，东汉避显宗讳，以"庄"为"严"，故史家追书以为严光，后世当从实可也。

　　“译文”严州（州治在今浙江建德县东北梅城镇）本名睦州，北宋徽宗宣和年间，由于方腊起事的缘故而改名。虽然有表示威严的意思，实际上是取东汉严光隐居地严陵滩之意。其实，完全没有考证严子陵本姓庄，东汉避显宗（汉明帝）讳，以"庄"为"严"，历史学家写历史时成了严光，后世应当实事求是，恢复严子陵之本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