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当时朝廷既宣布中立,就颁行各省筹备防务,要守严正中立,免为日俄借口。一来防各省内乱,乘机泄发,二来又防两国交战,必有一败,也防败兵阑人中立之境。因此之故,直隶一省是个紧要的去处。因直隶与奉天本属毗连的地方,那一国败时,最易阑入的。恰袁世凯正任北洋直隶总督,这个严守中立的责任,正在他身上,比别省督抚更自不同。那袁世凯一面入京,与军机中人计议,又经召见过,由朝廷询问中立政策。袁世凯早把胸中算定的,奏对过了,然后回任办事。还幸当时已练成新军洋操队,足有四镇之多,计不下四万余人,都是参仿德国与日本的陆军制度练成的,又经聘任日本军官做顾问,训练了多年,尽堪保卫地方,不似从前军队的腐败习气。
故袁世凯当这个时候,自信“中立”两个字,可筹办得来;又因早上已忖知日俄交涉,必至决裂,就请朝廷先照会日俄两国公使,自称日俄若有战事,己国必守严正中立。但从那处地方驻守,总要划清那一处是交战地,那一处是中立地,才有把握。
因此次中国中立,与别国中立不同,在别国中立,只不要兴兵助战,又不要把军火暗中输给那交战国,便是完全中立。惟中国与日俄战争实有关系,那交战地既在东三省,本是中国的辖土。论起别国在己国交战,本是千古罕有的,且交战地与直隶相邻,稍一不慎,怕容易把中立破坏了。故划清战地,实是少不得的。自袁世凯发出这个议论,政府中人皆以为然,所以先分定辽河为界,辽河以东是交战地,辽河以西是中立地,早已分得清楚。
袁世凯便令提督马玉昆领本部人马,出镇沈阳,又令统制段祺瑞在本镇抽调十营,驻扎锦州,又令统制张怀芝在本镇抽调数营,同往锦州助守。一面又令马玉昆,分兵驻守热河。以上各路,都与战地相邻的,先发重兵驻守,以免败兵阑人。又令二三四各镇新军管带官,各在本镇抽调数营,帮守榆关、朝阳两处。计自沈阳、榆关、热河、朝阳各路防兵,都归马玉昆节制。因当时马玉昆系直隶本省提督,且称为淮军的宿将,自改练新军之后,他部下已尽改了洋操,在中国里头,算是能战的。故上年朝廷加恩赏他一件黄马褂,并加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官衔。有这个名位,自然由他节制各路。况他又在直隶多年,地势既熟,是以袁世凯用着他。又忖自甲午庚子之后,各军营都畏忌洋人的厉害,恐这会中立,稍有畏怯,即不能严正紧守。
是以马玉昆领兵启程时,袁世凯即嘱咐他道:“这一会出兵,虽不是与外国交战,但稍有参差,即贻外人口实。务须守着公法,倘有败兵过来,不必畏忌洋人,稍有饶让。你们只照此做去,日后有事,即由本部堂担任便是。”马玉昆得了袁世凯之令,领兵去了。余外发出关外驻守的,都陆续先行出发。袁世凯又令统制官王仕珍,将本镇人马,一半驻守保定,一半调出天津驻守。时提督姜桂题方驻军南苑,袁世凯更令他抽调数营,前来助守保定。若都统凤山,也令他助守天津。更令道员赵秉钧督令警兵在天津缜密巡逻,亦令段芝贵统率警兵,巡守保定。其余各镇协统管带官,或二三营,或四五营不等,都分头派差。如河间、宛平、栾州、西河及通州、开平等处,都分兵驻守。又恐日俄战后,两国水师不知谁胜谁负,或有战败的战船逃至,故又令北洋各水师将官,将北洋所有巡舰、炮舰、水雷,都次第召集,分头在烟台、大沽、秦皇岛等处防守。
自各处调派停妥,所有值差将官,都先后到袁世凯处领过军令,各自开差而去。果然将直隶那几镇新练的陆军分发清楚,各路搭配完全,自京中、南苑、通州,以至直隶全省,都把兵马布得铁桶相似。去后,袁世凯才把所有办理中立、派驻各路防守情形,详奏朝里。清廷见得袁世凯这会调度很有方法,也十分嘉许。一面降旨褒赞袁世凯,并着袁世凯随时留心督率各路,不在话下。
单说袁世凯自办理中立军,将各镇分驻妥当之后,京中皆以袁世凯有才,调动很有法度。惟是有些权贵,见外自榆关,内至南苑,皆是袁世凯兵权所及,且一旦有事,转手间即调动如意,无不得宜,因此也不免有些猜忌,自不消说。
果然经过日俄战争,陆路如锦州、沈阳一带,从不曾有败兵阑人。水路虽有俄国败走的炮舰水雷,逃入秦皇岛地方,倒被北洋水师留下。所以,附近辽西地方,俄国屡思破坏中立,倒无从入手。当时中外人士也赞颂中国中立十分严正。这都是袁世凯的功劳。所以事后论功,自然以袁世凯居首,就赏他一个太子少保的官衔。自此有些权贵更为不服,每欲分袁世凯的兵权。那袁世凯也听得这点风声,益发收罗物望。但当时自荣禄没后,早是庆王当国,所以文武大小各权限,都在庆王手上。
袁世凯细想自己官高权重,处着这个地位,实不得不小心。
故一面寻个机会,要交欢庆王。恰有一位姓杨的唤做仕骧,向在庆王之府里,十分信任,那时正放了直隶道员。那袁世凯一来见杨仕骧办事有点才干,就奏保他升任了臬司。即由他介绍,结交了庆王,投拜在他门下。那庆王虽居大位,惟是以懿亲见用,并无才干,只如木偶。因见袁世凯有点才干,又反喜欢得袁世凯在自己门下,凡事有个倚赖,因此也与袁世凯十分相得。
袁氏更借庆王的势力,行自己的权势,任是京中权贵怎样猜疑,也奈何袁世凯不得。
光阴荏苒,又过年余。自袁世凯有了权势,那时一般国民,凡有点思想的,都望袁世凯有什么改革举动,因他自巴结上庆王之后,一力收揽人才,又攘夺权势。最近如开平矿,也令张翼与英人构讼,争回自己手上管理,其余电报局,亦收回在自己手上。至于官商合办的招商局,那总局本在上海地方的,他亦要争回,作自己权限所及。此外无论什么事,凡有一点有用的,也要归北洋管辖。
这些举动,官场中自然侧目。惟在国民眼中看来,反疑他一味揽权,定有个用意。及见他依附了庆王,并无替国民营求幸福的思想。他除了自己争权固位之外,也无他事,倒不免把一片希望袁世凯的,也心灰意冷。那些党人,自不免要谋个反动起来,要对付袁世凯那人。那时先有一人,姓张名惠的,也与一友唤做郖重光,却同在北洋一间学堂肄业,数年来都是同心同志。那张惠向来亦只是一个愚直的人,自看了几家报纸,又被中外风潮刺激了,就把脑筋移转来,天天说政府里头于政治是不能改良的,就立意要谋起事,恰与郖重光又同一样志气。
故在学堂里,不过三两年间,就辞了出来,天天只与秘密党来往。
那一日,张惠却寻郖重光说道:“当初只道那袁总督将有一番举动,今他只知道自己争权争势,只替朝廷练好几镇兵,好保全家产,至若是国民权利,同胞幸福,也总不计了。我们不对付了他,只留多几个民贼罢了。不知足下尊意若何?”郖重光道:“足下说的很是。但单是对付了那袁氏一人,究竟没什么好处;若对付了他,能乘机干一件大事出来还好。”张惠道:“不差,现在东洋那里也有几人,回来是要谋此事的,我们益发与他同谋罢。”榻重光道:“这怕还要三思。因北洋是陆军精华所聚的,怕这边起事后,不多时也大兵云集了。这时却不能不解散,还恐一身难保,似属无益。”张惠道:“然则足下直是一个畏死的人了!”郖重光道:“足下不是这样说,弟并非畏死,只是死也要死得值。若明知干不来,必从这里做去,小弟却不放心。在小弟之意,不过筹个长策,并不是要阻挠足下。足下休要误会才好。”张惠道:“老兄是谨慎一点,推据你又有什么高见,不妨直说。”郖重光道:“现在军队里头,还有几个是小弟相识的,日来已向他运动运动,欲行宋太祖黄袍加身的故事,逼起袁总督来干这件事。你道好不好呢?”张惠道:“这个计算,若能做得来,自是上上的好计,因袁督有偌大兵权,他的部下,又最服他的,一旦号令起来,没有不从的,只怕不容易干得。依弟愚见,做事总要缜密些,因运动军界里头,只怕中途反侮,要倒转了枪头,要将我们拿捕,实不可不防。”郖重光道:“这个何消说得,待弟慢慢见过几个同志,商量商量,看可行不可行,然后打算。”张惠答声:“是。”自此两人也分头秘密运动。
恰那时东洋有十数学生回来,亦谋干此事的。故天津一带,也天天有党人密议。因此,风声传出实不好听,都道有党人在直隶、北京,要谋起事。这点风声传到袁世凯耳朵里,也不大以为然,倒当属下各员打草惊蛇,不免捕风捉影。但见人言啧啧,先后到辕禀报的已有数人,也不能置之不理。便扎下天津警局及各武弁一体严防。那时北京里头,亦有点风声不好,也纷纷派员访察。因此,自北京以至津沽,都四派侦探,凡往来轮船及客寓,都不时查搜,更防有军火运人。便是起货物时,也认真检验。故弄得天津一带,倒人心惶惶。
那时党人见风声已泄,已知道事有不妙。惟幸并无军火运到,以为无什么凭据,故仍自安心。惟是那些侦探员却管不得许多,凡是形迹可疑的,倒要拘去。至于并无事业,只三群五队不时在旅邸出进的,也要拘拿,以为纵使错拿了人,也没什么罪过,正要多拿些人,好博得成谳,便是大大的功劳。所以在天津地方,见张惠等一干人,倒穿着学堂装束,早已疑他是个党人,故一举一动,也觑着他。更有从前与他同学的,那时已在政界里头,早知道张惠的志气,因更见他不时秘密聚会,就思疑起来,竟把张惠等二十余人一并拘去了。正是:莫道血红能染顶,不分皂白也拘人。